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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研究的主要内容是对文字史料加以解读。由于解读对象和解读主体本身的种种局限（语境、文本质量、研究者的学养、道德、理念等），误读现象是经常发生的，甚至是不可避免的。在西方史学史上，长达近两千年之久的对希罗多德《历史》一书的误读可以说是集体误读的典型案例，[1] 为今天的史学工作者如何解读文本、尽量减少失误提供了具有参考价值的样本，也对现今方兴未艾的史学批评提供了值得借鉴的反面经验。 一 古代史家专注于记载和评说他们认为值得记忆的大事和人物，很少考虑史学本身的问题。虽然包括史家在内的古希腊罗马知识分子有时喜欢品评他人著作，但多属即兴发挥，往往在几句归优归劣的评价话语之后，便转移话题，缺少深入剖析和论证。但希罗多德的作品却在古典史学批评中是个例外。 多半因为《历史》是首部完整遗存下来的早期历史著作，辑录了许多已经失传的前人或同代人的作品，收集了大量同代人的口头传说，而内容结构又失之松散，许多生动的故事缺乏有机联系，因而与后来以修昔底德为代表的谨严风格存在相当大的差别，因此人们对它的关注明显多于其他著述，且否定评判要多于肯定意见。甚至还有人撰写了长篇书评，对《历史》及希罗多德本人大加讨伐，可谓西方史学评论中骂杀的典型，长期影响到欧洲学界对历史之父的基本评价，这一现象本身就值得研究。 第一个批评希罗多德的人是较希罗多德晚后一点的史家修昔底德。他在名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前言中至少有两处不指名地谈到希罗多德等散文记事家（logographers，罗埃伯古典丛书本译作“编年史家”）的缺陷。[2]在他看来，古希腊早期的舞文弄墨者，无论是诗人还是散文记事家，都没有把求真求实当作自己的追求。诗人为了修饰和夸大诗歌的主题，并不在乎事情本身是否真实。而散文记事家关心的则是如何取悦听众而非说明事实，他们笔下的故事因此根本经不起检验，其中大部分随着时间推移成了不足凭信的虚构。有鉴于此，修昔底德明确表示：他的著作要与诗人和记事家们的作品划清界限，虽然“我的叙述由于缺乏虚构很可能不会那么引人入胜，但是那些希望清晰地了解业已发生的事件以及希望知道将在某一天以同样或相似的方式再次发生类似事件的人，如果认为我的历史是有益的话，那对我来说就足够了。的确，它不是一部为一时的听众所写的获奖作品，而是为了垂诸久远才编纂的。”[3] 修昔底德的批评体现了贯穿其全书的理性精神。这是史学思维已经比较成熟的史家对尚处于非常规性史学阶段的前辈史家的批评，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以赫卡泰乌斯和希罗多德为代表的散文记事家虽然以散文记事形式和初步的史料批判方法开创了古典史学，奠定了整个西方史学最初的基础，但他们赖以成书的多数史料从后人眼里看却并不可靠，主要是史家个人走南闯北、实地收集的口头传说。以希罗多德的《历史》为例，前5卷基本上是街头巷尾的传说汇编，辅之一些实地考察材料。后4卷内容虽部分出自希波战争当事人或目击者之口，具有一手史料性质，但占多数的还是经过反复转手的传闻，因此在具有高度史料批判精神的修昔底德眼里，书中的描述自然属于虚构之列了。 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属于同代人记同代事，用作者的话说，“他是在战争刚刚爆发时开始写作的，因为他相信这场战争将是伟大的战争，比先前发生的任何一次战争都值得撰述。”[4] 因此他的作品带有实录的意义，也就具有目击者和当事人的证词的意义。自修昔底德以后，我们看到一种有趣的现象，就是无论是希腊史家还是罗马史家，像希罗多德那样写本族人和异族人古代史的并不多，古典史家的注意力多集中于现当代史，而且多是自己笔下重大事件的参与者或目击者，如色诺芬写《希腊史》、波里比乌斯写《通史》、剀撒写《高卢战记》和《内战记》、塔西陀写《历史》和《编年史》等等。在杰出的史家当中，只有李维是个例外。可能修昔底德对口碑史料的批评及其作品所具有的“眼见为实”的特点对古典史家的选题产生了影响。 不过，修昔底德对散文记事家的批评仅限于就事论事，说明他个人作品与诗歌及散文记事作品的区别为止，并没有进一步涉及散文记事家虚构故事的好坏善恶之类价值评判问题。换句话说，修昔底德至少容忍了散文记事家以取悦听众为目的的虚构，理由是他们的著作本来就不是为了说明事实。这种批评在笔者看来虽然也不尽准确，但比起后来的评论家却宽容多了，应属于摆事实、讲道理的批评。 罗马政治家和思想家西塞罗的批评就比修昔底德的严厉多了。在他的对话体著作《论法律》中，西塞罗和他的弟弟昆图斯谈到历史和诗歌之间的本质区别问题，昆图斯道：“那么，我亲爱的兄弟，依我的理解，你认为历史和诗歌应当遵循不同的原则了？” 西塞罗答曰：“没错儿，昆图斯。对于历史来说，判断一切的标准就是真实；而诗歌则通常以给人愉悦为准则。然而，人们在历史之父希罗多德的著作以及泰奥庞浦斯的著作中却发现了难以数计的编造。”[5] 西塞罗赋予希罗多德“历史之父“的美名当然不符合事实，因为希罗多德以前的记事家已写过不少冠以“历史”之名的叙述体著作，只是未能流传到西塞罗的时代罢了。但西塞罗正确指出了评判认识意义上的历史的基本标准，就是求真求实的原则，这反映出他的准确概括能力，不愧为罗马最出色的思想家之一。当他用“真实”的尺子来衡量希罗多德和公元前4世纪的著名史家特奥庞浦斯（《希腊史》和《腓力皮卡》的作者）时，结论是根本否定的。希罗多德的《历史》充斥着“难以数计的编造”（innumerabiles fabulae），实际上徒具历史之名而无历史之实。这就言重了。 在《论神圣》一文中，西塞罗再次谈到希罗多德，认为希罗多德在《历史》卷1章53中所述吕底亚国王克洛伊索斯向阿波罗求要的神托是希罗多德的伪造，如同恩尼乌斯编造了一套关于皮洛士得到阿波罗神托的故事一样。他尖锐地提问：“为什么我要相信这个神托是给克洛伊索斯的呢？或者为什么我该认为希罗多德就比恩尼乌斯更诚实呢？”[6] 言外之意，希罗多德是一位有意制假者。 西塞罗指斥希罗多德造伪，但毕竟给了希罗多德一顶“历史之父”的桂冠，直到今天依然被人津津乐道。而晚后的传记家普鲁塔克则一棍子将希罗多德打死，将他斥为阴损缺德的大邪大恶之人。 收入普鲁塔克《道德集》中的长篇专论（《论希罗多德的险恶》）的题目本身便具有极强的攻击性。实际上，普鲁塔克所用的Κακοηθεια（英文译作Malice）一词在中文和英文中没有对应词，其所含贬义不是简单的险恶或邪恶便可充分表达出来。该词涵盖一些具体恶行，如欺骗、刻薄、剽窃、肆意歪曲事实和诽谤他人等等，与美德（ευηθεια）一词所代表的诚实、正直、宽宏大度等相对。普鲁塔克是道德家，他的代表作《名人传》的全部立意在于扬善惩恶，让好人在历史记忆中得到补偿，让坏人得到清算。他的《道德集》同样服膺于道德评判的目的，《论希罗多德的险恶》一文在于说明历史领域的恶德表现，对“历史之父”加以全面的声讨。 普鲁塔克首先表白自己是第一个将希罗多德视为骗子的人。他说：“迄今为止尚无人揭露他（希罗多德）为骗子”，其原因是人们希罗多德风格所惑，因为《历史》一书引人入胜 ，加之作者表面上的诚恳幽默，结果是迷人的风格掩盖了希罗多德的邪恶本质 。[7] 随后普鲁塔克列出判断史家道德优劣的4条标准，作为对希罗多德定性的依据。头一条是若一位史家本可用一些较温和的词语来叙述一些事件，而实际上却用了最严厉的话语，那这个人肯定缺乏善心。第二条是若一个史家把本来不可信但却与他叙述的问题有关的事硬塞到他的记述当中，以说明某人愚蠢，那这个史家肯定不怀好意。第三条与第二条相对，即一个史家省却那些可信的好事，而这些事物本来又在所叙述的事情上具有适当的位置，这个史家当然用心险恶。最后一条是一个史家明知对同一事件有两个以上的说法，却偏爱那些不太可信的解释，这人定然居心不良。[8] 这4条标准涉及史学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问题，即史学认识当中始终包含着主观的成分，写什么和怎样写的选择权实际操在史家的手中，稍不注意，哪怕遣词用句不大留意，都可能偏离客观中立的立场，从而歪曲历史真相，更别说心术不正、有意歪曲史实的人了。所以，普鲁塔克的标准很有些可取之处。但问题是史家不是天使而是凡人，是凡人就要有有主观局限，就难以不折不扣地落实这4项标准，如何避免史料取舍和价值评判的主观性仍是一个实践的难题。 在普鲁塔克眼里，希罗多德是严重违背这4项标准的人，所以该文的绝大部分内容都意在说明这一点。但任何一个认真读过希罗多德《历史》的人都可以发现，普鲁塔克的指责带有明显有意贬损、意气行事的特点。比如他说希罗多德伪造关于伊奥的故事，并把希腊人最伟大的功业特洛亚战争说成是愚蠢行为，[9]这就有罗织罪名、强加于人的意思。在希罗多德的《历史》中，这段记载非常简明直白，绝无“迷人的”虚饰。作者先是客观介绍了自己听到的有关希波战争为女人伊奥而打的传说，列举了希腊人、波斯人或腓尼基人说法的不同版本，然后提出自己关于战争起因的说明，认为希波战争的初因在于吕底亚国王克洛伊索斯冒险主义。[10] 这里显示的是希罗多德独立的思考精神，根本谈不上什么伪造的问题，因为作者并不同意为女人而打的说法。 再如，普鲁塔克指责希罗多德亲蛮族，为埃及人、波斯人说话，把希腊七贤之一泰勒斯的祖先归结于腓尼基人等等。[11] 其实，这不仅不能证明希罗多德的恶意，反而证明普鲁塔克自己的民族偏见。我们知道，希腊人产生强烈的优越感并提出蛮族低劣理论的时间是公元前4世纪后半叶，即伊索克拉特和亚里斯多德时期。到了普鲁塔克生活的公元1－2世纪，希腊、罗马人的民族优越感已经牢固确立，希罗多德在《历史》中所表达的对蛮族人的友好之意、甚至敬意自然被普鲁塔克所不容。 纵观《论希罗多德的险恶》全文，基本是这样一些要么无中生有、要么捕风捉影、要么攻其一点不计其余、无限上纲的东西，其偏激的程度连普鲁塔克的爱戴者都感到困惑：为何在其他作品中一向温文尔雅的普鲁塔克会变得如此刻薄？以致他们认为这篇文章并非出自普鲁塔克之手，而是某个彼奥提亚修辞学家的冒名顶替之作。然而古文献学家的考据却证明这篇文章的风格和语言毫无疑问属于普鲁塔克。[12]这就提出了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为什么普鲁塔克对希罗多德如此反感，甚至于可以说是仇视？ 我们在普鲁塔克的文章中可以找到答案。普鲁塔克是彼奥提亚人，而希罗多德的《历史》却对他的祖先有十分不利的记载，这一点最令普鲁塔克耿耿于怀。《论希罗多德的险恶》开篇便提到作者之所以痛斥希罗多德为“骗子”，原因是“因为他（指希罗多德――作者注）的主要牺牲品是彼奥提亚人和科林斯人。”[13] 在希罗多德的笔下，以底比斯为代表的彼奥提亚人是希腊抗战事业的背叛者，在历次希波战争中都有不光彩的行为，这就将底比斯牢牢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直到公元前335年，当亚历山大血洗底比斯，夷平城市并将幸存者尽数卖为奴隶时，希腊人还认为这不过是底比斯在偿还陈年老账而已，是为他“一再背叛全希腊的神圣事业”而得到的报应。[14] 普鲁塔克那4条标准，很大程度上也是因此而发的。批判希罗多德，为自己的祖先辩护，这是普鲁塔克撰写此文的基本出发点。他作品中的缺陷已经不是误读的问题，而是感情用事、刻意歪曲的问题。这样的认识缺陷在今天比较容易被识别出来，因此将不在我们的重点讨论之列。值得探讨的是修昔底德和西塞罗的批评：为什么希罗多德书中的史料以传说为主？历史之父是否在蓄意虚构以取悦读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