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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不同时代和不同阶级的哲人、学者依据不同的视野、理路，对欧洲文艺复兴的历史地位作出了各自的诠释与界定，为我们对这一运动的认识留下了诸多可供参照的观点。在今天，依据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需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南，对文艺复兴运动的历史地位进行深入、辩证的思考，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早在19世纪后期，西方史学界就对文艺复兴展开了颇有深度的学术探讨。瑞士著名的史学家雅各布·布克哈特通过研究认为，文艺复兴虽然披上了“复古”的外衣，但并非是要复活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化，而是要创造出新的思想文化。文艺复兴所萌发的“个人意识”，表明了近代西方的觉醒，是近代思想文化启蒙运动。以布克哈特为代表的西方资产阶级学者在阐释文艺复兴上所构建的所谓“布克哈特传统”，在此后一直影响着西方史坛。“二战”以后，随着史学理念与方法的更新，西方史学界开始向“布克哈特传统”发起挑战。在这一过程中，不少西方学者纷纷寻找文艺复兴与中世纪社会的内在联系，认定基督教神学文化传统是文艺复兴的一大思想源头。这样的学术态势无疑促进了文艺复兴研究的全面拓展，有助于深化人们对这一“过渡时期”的思想文化运动所特有的复杂性与矛盾性的认识。然而，以著名美国史学家哈斯金斯为代表的一些西方学者，却沿着这样的学术理路，进而怀疑文艺复兴运动的性质与地位。他们认为，文艺复兴并非是一场具有近代启蒙性质的思想文化运动，而只是中世纪晚期的知识复苏运动。这样的“复兴”，在中世纪的西欧并不止一次，如在此之前就有以城市文化兴起和罗马法复苏为特征的“12世纪的文艺复兴”，在8世纪末9世纪初的加洛林帝国，在查理曼大帝的扶持下，还出现了以兴办教会学校、宫廷学校、同步推行拉丁语与法兰克民族语言、校订《圣经》为主要内容的“加洛林文艺复兴”。这些“文艺复兴之前的文艺复兴”足以说明，14至16世纪的文艺复兴在西方文明史上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历史地位。这样的认识无疑是错误的，因为它忽略了从中世纪向近代过渡时期的社会转型及其所赋予文艺复兴的新的思想取向与内涵，否定了文艺复兴在推动这一社会转型上的重大历史作用。 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视野中，文艺复兴运动无疑是一个具有近代早期启蒙性质的思想文化运动，它有力地推动了西欧从中世纪封建制度向近代资本主义的转型，在西方文明的发展、演进与更新的历程中具有极其凸显的历史地位。在许多论著中，马克思、恩格斯从不同的角度和场合对文艺复兴运动中的新的社会背景与阶级基础，新的文学艺术、哲学理念、政治学说、宗教信仰、科学革命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在《自然辩证法》的“导言”中，恩格斯更是明确地指出，“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给现代资产阶级统治打下基础的人物，绝不受资产阶级的局限”。在恩格斯看来，具有近代启蒙性质的文艺复兴运动，不仅为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诞生奠定了思想基础，而且为西方乃至整个人类的文明发展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另一方面，在唯物史观看来，文艺复兴时期的哲学是和“中小市民阶级发展为大资产阶级的过程相适应的思想的哲学表现”。作为近代早期新兴资产阶级的新文化运动，文艺复兴运动也有着其自身的历史局限性。作为该运动之精神动力的“个体本位”的人文主义思潮，其反映的正是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社会中那种“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 。这就使得人文主义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从一开始就必然带有马克思所指的那种近代西方文明所具有的“物”（商品）对人的“物化”或“异化”的醒目特征。也正因为如此，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在反对旨在维护人身依附关系的“群体本位”的封建神学文化，大力倡导个人的自由、平等权利时，带有赤裸裸的纵欲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的思想烙印。而且，他们倡导的民主、自由、平等，实际上只是为早期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鸣锣开道，而非为广大下层的人民群众争取现实的经济与政治权利。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唯物史观对文艺复兴运动之价值与局限的辩证认识，对于我们根据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批判地借鉴包括文艺复兴在内的西方文明，无疑是一个十分深刻的思想启示。在历史上，由于牢固的封建自然经济与高度集中而又异常严密的宗法——政治体制的长期延续，使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带有旨在维护人身依附关系的“群体本位”的思想底蕴，由此，诸如专制等级的观念，人治的观念与尊经崇圣、安贫乐道的意识长期流播于世，至今仍未绝迹，有悖于个人自主权利与进取精神的培植，有悖于科学理念的扬播，有悖于现代市场经济与民主法制的建设，在某种程度上还影响着当今中国的发展。因此，我们有必要批判地吸取文艺复兴中的自由平等、民主法治、追求真理、积极进取的思想主张，来促进当今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发展。与此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我们今天从事的现代化建设，绝非是“西方道路”或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的简单重复，而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阶级基础、发展宗旨和实现目标上都有别于“西方模式”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也就是说，我们要用社会主义的道路，建设一个在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都同步发展并在发展层次上超越于“西方模式”的现代文明社会。这样的宏伟社会蓝图，决定了我们在认知与借鉴西方文明时，应当依据唯物史观的指导采取全面审视与审慎选择的理性态度，真正地做到“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就文艺复兴而言，我们在批判地借鉴人文主义思潮中的那些积极的思想营养时，也需要弄清其精神实质与历史局限，尤其是要摈弃其中那些反映了人的“物化”或“异化”的纵欲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的负面因素，推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快速、健康发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