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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http://www.cawhi.com/show.aspx?id=5570&cid=16利益第一，民主第二 在前几章中，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本书所用“民主”、“民主制”或“民主政体”等词虽指一种民众参政程度很高的希腊政治样式，但在对外关系上，这些词并不带价值判断，或者说使用“民主”一词并不意味着道义上的褒贬。尽管在共同体内部的社会政治生活中，民主制使公民享有极大的政治权力，有利于个人精神水平和生存状态的提升和个人潜能的开掘，但在对外关系上，民主城邦却可以肆无忌惮地作恶。雅典将军克里昂论证屠杀密提林人的必要性时，对雅典人说：“你们的帝国是一种对不愿臣服的臣民（按：指加入提洛同盟的其他城邦的人民）的专制。他们不喜欢它，总是阴谋反对你们的……他们不会爱你们的，但他们会被压服。” 这是现代帝国主义分子怎么都得尽量避免的一种赤裸裸的宣示。考虑到国家本身之“不道德”， 现代人对希腊城邦在对外关系上作恶多端，不应大惊小怪。 事实上，民主希腊人在对外关系方面无一例外是极自利自私、自我中心主义的。民主希腊人甚至表现出了极强的掠夺性、野蛮性和残忍性。实行激进民主的雅典人对同样实行激进民主的麦加拉进行的断其生计的一次比一次残酷的三次封锁（此为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直接肇因之一）， 对弥罗斯人的种族灭绝以及对密提林人的大屠杀，科西拉激进民主派对反对派的大屠杀，[链接1] 以及斯巴达人对希洛人的定期剪除，对已投降的普拉提亚人的大肆杀戮，都是西方古典学界尽人皆知的例子。“希腊人遇到希腊人，其争必烈”（When Greeks meet Greeks, then comes the tug of war）这句英谚决非空穴来风，而适用于所有希腊人，无论他们古往今来被称作“民主派”、“寡头派”，还是“贵族派”，都是如此。 在冷战期间，西方国家一直以“民主”之名，行霸权之实。这是事实，尽人皆知、无需论证。冷战结束以来，西方国家的表现仍然如故。在1950至1980年代，当西方民主的旗手美国一方面与左翼“极权主义”政权进行冷战加热战（朝鲜、越南战争），另一方面却公开扶持东亚、中东和南美公认的右翼独裁政权，它这么做时，考虑过如此使用双重标准，是否太自相矛盾？[链接2]然而，采用双重标准的做法古已有之。古代希腊民主 的旗手雅典对外作恶时，虽然常常打着民主的旗号，至少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它的做法就常常是支持外邦的民主派，打击外邦的寡头派， 然而一旦事关自己的切身利益，一个外邦是民主派抑或是寡头派当权就根本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它是否跟雅典站在一起。 当民主雅典人投票决定屠杀所有的密提林人时，他们何尝不知道他们当中的骨干分子跟自己一样，也是民主派？当民主雅典人投票决定对弥罗斯岛居民进行灭族性大屠杀（把所有成年男子杀死，把妇女儿童卖为奴）时，他们给出的理由也并不是该岛哪派掌权，而是这个蕞尔小邦竟然不自量力，妄图保持中立，妄图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既不跟斯巴达结盟，也不跟雅典结盟！这不是蔑视雅典权威，挑战其霸主地位，是什么？ 是可忍，孰不可忍！ 在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我们找不到有关弥罗斯人究竟是民主派还是寡头派的任何信息。这恐怕并不是修昔底德的过错，而是我们自己的过错，因为现代人过分在乎古代城邦中哪个是“民主派”掌权，哪个是“寡头派”掌权。可是在修昔底德或在他笔下的雅典人看来，或者说在古代一般人看来，弥罗斯人是民主派还是寡头派一类的问题根本没有意义。重要的是，他们是否明白并服从雅典霸权的硬道理：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雅典屠杀密提林人 现代学者一方面过分热情地关注希腊人的政体样式，一方面又不愿点破希腊民主的野蛮氏族形态之本质。我们总是跟在亚里士多德后面鹦鹉学舌，作古正经地把城邦甲视为“民主制”，把城邦乙视为“寡头制”。这就导致我们对希腊人身上明摆着的原始性和野蛮性视而不见，硬是将氏族民主理想化、神圣化。诸如“与斯巴达不同，雅典抱负的无限性（按：所谓“抱负”应指远征叙拉古，然后征服整个西西里和南意大利，最后征服全希腊的帝国梦）使其在对外事务中能够超越单纯利益的计较，并愿意为实现最伟大的目标而不怕牺牲，这恰恰证明了伯里克利所谓雅典不单纯计较私利的崇高优越性”之类的溢美之词，便是证明。 此段引文的作者所给的雅典“能够超越单纯利益的计较”的论据，应该是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亚西比得为了煽动雅典人进行灾难性西西里远征而讲的漂亮话： “这就是我们取得我们的帝国的方法，这就是所有的帝国取得的方法----勇敢地援助一切请求援助的人，不管他们是希腊人也好，非希腊人也好。如果人人不肯行动起来，或者援助的时候有种族的区别，那么，我们就很少能够扩张我们的帝国，更可能将有完全失掉我们的帝国的危险。” 扩张帝国，掠夺远方土地和财产的功利考虑明明白白地摆在这里，可这并不妨碍引文作者一厢情愿地将贪婪而又愚蠢的雅典视为实施国际主义援助的“崇高”楷模。引文作者为何不引用该段引文的上一句话？即：“我们把他们（按：西西里岛上雅典的对手叙拉古的敌对城邦）作为同盟者的原因，不是因为我们在此地需要他们派遣援兵，而是想要他们扰乱我们在西西里的敌人（指叙拉古），因而阻止他们在那里进攻我们” 这难道“超越”了“单纯利益计较”？这是“崇高优越”？这分明就是用赤裸裸的语言表达出来冷酷算计。 同样是赤裸裸的利益算计，使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的雅典人始而召开人民大会，采纳克里昂的动议，投票决定对“叛邦”密提林进行灭族性大屠杀，继而头脑冷静一点后又投票撤销先前的决议，通过一项新决议缩减大屠杀计划，只杀对叛变负有直接责任的成年男子。说服雅典人缩减屠杀规模因而受到史家称赞的狄奥多图斯在公民大会上是这样推理的： “如果我们是有理智的话，我们所要考虑的，不是密提林人是不是有罪的问题，而是我们的决议对于我们自己是不是正确的问题。我可以证明他们是世界上最有罪的人。但是我不会因此主张把他们处死，除非那样做对于我们是有利的；我可以力争他们应当受到赦免，但是如果我认为那样做，对于国家不是最有利的话，我是不会主张赦免他们的……如果有一个城邦已经叛变，后来知道它不能成功了，当它还能够给付赔款和以后继续缴纳贡款的时候，它就会投降。但是如果采纳克里昂的办法，每个城邦不但在叛变时将作更充分的准备，而且在被围攻的时候，将抵抗到底，因为迟早投降是一样的……无疑地，这对于我们是不利的----我们要花费很多金钱去围城，因为它不会投降；如果我们攻陷了那个地方，我们也只取得一个被破坏了的城市，因而丧失了将来从这个城市可以取得的收入，而这种收入正是我们战时的力量所依靠的。” 从这段引文可以清楚地看出，无论狄奥多图斯的意见客观上产生了何种人道主义效果，他的论点建立在一种极冷酷的利益算计---大量屠杀密提林人会提高雅典人今后镇压叛邦的代价，加大维系帝国的成本---的基础上，是没有疑问的。更有西方论者指出，“假如狄奥多图斯的逻辑全部付诸实施”，雅典人便不能在自由的盟邦叛变时“谴责”他们，而只能在叛变之前“严格地监视”他们，如此这般，“盟邦得到的自由和尊重都将难比往昔。” 可是这种极冷酷的算计竟被视为“宽容大度”，赢得了热烈赞许：“在镇压密提林人的反叛之后，雅典人在愤怒情绪下想要（按：并不是‘想要’，而是已经通过了实施大屠杀的决议，而且在改变前一个决议时，派去屠城的舰队已在一天前驶离了庇莱乌斯港）处死全部男性居民……但他们在情绪冷静下来后，把这个问题拿到公民大会上重新讨论。最终，雅典人表现出宽容大度的品格，一国人民如此，这在战争期间是绝无仅有的事例。” （按：此前雅典习惯上“并不把叛离同盟当作叛逆罪因而将成年男子处死刑，妇孺为奴隶的”， 故而“绝无仅有”云云言过其实）。就好像一群绑匪本打算将一群人质悉数杀死，后来意识到如果留下其中一些人，让其交保护费，自己便能过上养猪吃肉式的稳当日子，于是只杀其中一部分人，顿时大家对其大恩大德感激涕零。很奇怪，今人思维能力竟不如两千五百年前。 雅典灭族弥罗斯人 如果雅典人的力量大大超过某个外邦，他们连冷酷的利益算计也会撇在一边，径直痛痛快快玩起强权政治来。前416年，在对企图中立的多利亚人城邦弥罗斯进行种族灭绝前，雅典人对他们又是恐吓，又是威逼，又是嘲弄，过了一把猫玩老鼠的瘾后，硬是将弥罗斯男子斩尽杀绝。这时雅典人根本没有想到，只不过两年之后，他们派往西西里的远征军被叙拉古人全歼，绝大多数人被俘后被处死或虐待致死，自己的遭遇比弥罗斯人还惨。 现在我们来看看雅典人如何论证其野蛮行径是合理的。在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 史》中，面对前来“谈判”的雅典代表，弥罗斯议事会成员自知凶多吉少，对他们说：“我们知道，你们到此地来，已经准备自己做这次辩论的裁判者：如果我们认为正义在我们这一边，因而不肯投降的话，结果就是战争；如果我们听你们的话，结果就是奴役。”对此，雅典人回答说：“如果你们准备列举你们对将来的猜疑以消磨时日的话，如果你们这次开会另有原因，而不是为着正视事实（按：‘事实’指雅典军力占绝对优势），不是在事实的基础上设法保全你们的城邦，使之免于毁灭的话，我们继续谈判就没有意义了……我们现在所要做的就是告诉你们，今天我们到这里来是为着我们帝国的利益；为着要保全你们的城邦，我们才说出我们想要说的话来。使你们加入我们这个帝国，不是想要自找麻烦，而是为着你们的利益，同时也为着我们自己的利益，想保全你们。”然而弥罗斯人偏偏不信邪。他们宁死不屈，反驳雅典人说：“我们做奴隶，你们做主人，怎么有同等的利益呢？” 接下来的对话是： “雅典人：‘屈服了，你们就可以保全自己而免于灾祸；不毁灭你们，我们就可以从你们中间取得利益。’ 弥罗斯人：‘那么，你们不赞成我们守中立，做朋友，不做敌人，但是不做任何一边的盟邦吗？’ 雅典人：‘不，因为你们对我们的敌视对我们的损害少，而我们对你们的友好对我们的损害多；因为和你们的友好，在我们的属民眼光中，会被认为是我们软弱的象征，而你们的仇恨是我们力量的表现……征服了你们，我们不仅扩充了幅员，也增加了我们帝国的安全。我们是统驭海上者，你们是岛民，而且是比别的岛民更为弱小的岛民，所以尤其重要的是不要让你们逃脱……谈到你们关于斯巴达的看法，你们以为它为着保持荣誉的关系，会来援救你们，我们祝贺你们头脑的简单，我们不妒忌你们的愚笨……’” 这里，雅典人哪里超越了“单纯的利益计较”？分明是赤裸裸的利益算计、蛮横的强权宣示和暴虐的欲望渲泻。弥罗斯人不投降，后果很严重。谈判不果，雅典派兵围城，后来因城内有人叛变，弥罗斯只得无条件投降。最后“凡适合兵役年龄的而被俘虏的男子都被雅典人杀了；妇女及孩童则出卖为奴隶（按：幼里披底悲剧《特洛伊的妇女》实际上写的是弥罗斯陷落时的情况）。雅典人把弥罗斯作为自己的领土，后来派了五百移民移居到那里。” 列奥•施特劳斯顺着修昔底德对这一事件的记述说：“允许弥罗斯人保持独立不符合雅典人自己的利益；一般说来，雅典人认识到，人们之间的共同利益，或者毋宁说利益的一致性，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始终存在，此外它还断定，在没有利益一致的情况下，而且一旦了解了这一情况，我们就会被迫追求与他人不同的自身利益；因为真正的正义不能与我们希冀利益的自然力量相悖，甚至代表正义的反论最终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现在雅典人认为取得并扩张他们的帝国对自己是有利的。” 事实上搞种族灭绝的雅典人的公理、正义与现代人的理解有很大的出入。在他们看来，强权就是公理，利益就是正义，这是天经地义的。他们对此如此深信不疑，以至于从来没有质问过自己：雅典帝国的存在和扩张有何根本的正当性？ 他们丝毫没想到，在两年后的西西里远征中，自己的下场比弥罗斯人还惨。 晚清以来甚至自毛泽东挖苦知识分子“言必称希腊”以来，中国的希腊迷、雅典迷可谓前赴后继。在他们心目中，雅典人不是“崇高优越”，就是“宽容大度”，却只字不提其灭族弥罗斯人和其他野蛮行径。为何如此迷希腊、迷雅典，却不迷修昔底德式的客观思维？ 希腊人以邻为壑 民主雅典的野蛮性不只表现在对弥罗斯人和密提林人的屠杀上。雅典人对土地和财富的贪欲使他们早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之前的460-454年期间，便借口埃及发生内乱而发动了大规模的埃及远征，结果在尼罗河三角洲被统治埃及的波斯人打败。 同样的，在对土地和财富的贪欲驱使下，雅典人在尚未从大瘟疫中恢复过来的情况下，在阿提卡平原仍处在斯巴达重重包围下，伯罗奔尼撒战争前途未卜的情况下，竟然发动了另一场规模空前的西西里远征。大多数雅典人对这次行动投了赞成票。他们根本不知道这场战争的规模与进行中的伯罗奔尼撒战争相当， 更不知道几万雅典军队加上后续援兵将是有去无回，雅典人在战争中将遭受前所未有的重创，统帅德摩斯蒂尼和尼基亚斯被俘后被叙拉古人处死，几万士兵要么在战斗中被杀，要么被俘后被虐待致死，雅典从此走上一条不可逆转的败落之路。 民主希腊人在国际关系上的表现有时虽算不上野蛮，却表现出了一种以邻为壑的非道德性。这在希波战争后雅典、斯巴达和波斯的三角关系上表现得淋漓尽致。雅典虽像斯巴达那样在490年和480年的希波战争中发挥了领导作用，率领其他城邦将入侵的波斯人逐出希腊世界，希腊人因而得以免遭奴役，但是一旦波斯人被赶走，这个最民主的希腊城邦，这个“全希腊的解放者”，自己却在旨在抵抗波斯人的提洛同盟里玩起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来。雅典无情地压迫剥削弱小城邦，成为一座“暴君的城市”。其结果是，被雅典欺负的中小城邦很快便团结在斯巴达周围，与提洛同盟对抗，最终导致伯罗奔尼撒战争。这就不仅是雅典而且是整个希腊世界的灾难了。在这种情况下，波斯人卷土重来，坐收渔利，时而支持雅典，时而支持斯巴达，略施小计即不战而屈人之兵，成为希腊世界事实上的霸主。 在希波战争中本来被希腊人打败、驱逐的波斯人为什么竟有如此后福？这完全应该到民主却胸无大志的希腊城邦本身去找原因。在古代世界，在争相出卖同胞利益以讨取波斯的经济和军事援助上，谁比得上雅典和斯巴达？如果说斯巴达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能够最后胜出，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斯巴达人在出卖希腊同胞的利益方面比雅典人更坚决，在争取波斯人支持方面比雅典更成功。但希腊世界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即把小亚细亚的爱奥尼亚希腊人城邦拱手让与波斯人，而先前本土希腊人浴血奋战所要保卫的，很大程度上就是在波斯人压迫下向其求援的爱奥尼亚城邦。当年雅典和斯巴达联手从波斯国王薛西斯手中夺取的土地，又很快因希腊人的窝里斗而拱手奉还给另一个波斯国王阿尔塔薛西斯。 伯罗奔尼撒战争以后，在新的国际格局中，影响力与当年雅典相当的斯巴达同样不得人心，同样压制弱小城邦，很快成为众矢之的。反斯巴达统一战线很快浮出水面，矛盾迅速演化成科林斯战争（395-387年）。与斯巴达处于交战状态已有数年的波斯趁机卷入，出钱资助反斯巴达同盟。斯巴达渐感不支，向波斯求和。结果自然又是波斯人坐收渔利，甚至用波斯皇帝的口吻宣布和平，将本来在479年希波战争结束时摆脱波斯统治的小亚希腊诸邦和塞浦路斯重新并入波斯版图，使希腊人一百年前浴血奋战取得的战果丧失殆尽。 无需证明的是，无论是波斯战争以后雅典的帝国主义政策，还是伯罗奔尼撒战争以后斯巴达的霸权主义行径，都意味着民主城邦在处理邦际关系上是不民主的。当然，雅典、斯巴达在处理邦际问题上虽不民主，这并非意味着希腊人绝对不能团结起来。当波斯人大举入侵希腊本土时，各城邦虽一拖再拖，但在最后关头终究实现了某种程度的联合。然而小国寡民的城邦毕竟缺乏大国气象，因此联合是短暂的，权宜性的。刚刚驱逐了波斯人后的前478年，希腊人又立即分裂成势不两立的两大集团：先前即已存在的斯巴达的伯罗奔尼撒同盟和新成立的雅典的提洛同盟。十九年后即459年，当雅典仍处在与波斯交战的状态下，它便向斯巴达的西西里和意大利盟邦开战。 446年雅典与斯巴达签订了三十年和平协议，但十五年后的431年便爆发了伯罗奔尼撒战争，民主雅典与几乎同样民主的斯巴达为争夺希腊霸权最终大打出手（按：这场战争是希腊民主乃至希腊文明走向衰落的分水岭）。当然还有雅典的西西里远征，即415至413年雅典与叙拉古和伯罗奔尼撒同盟之间的大规模战争。 综观整个古典时代的历史，希腊文明终究未能开出堪与现代理念相比的国际正义观。伊索克拉底和德摩斯蒂尼 一类的雄辩家和政治人将城邦“自由” 提到一个空前高度，以此号召雅典乃至所有希腊城邦联合起来，共同反抗马其顿对希腊人的统治和奴役。看上去雅典人要跟其他城邦玩平等了。殊不知，这很可能只是马其顿兵临城下时强权雅典的一种权宜之计。何以见得？在此前并不存在这种压倒性威胁的大约一个半世纪（5世纪初叶至4世纪中叶）里，即便有斯巴达这一强大制衡因素，或者说即便存在着联合其他希腊城邦以抗衡斯巴达这一政治需要，雅典人何曾给弱小城邦以“自由”了？其实即便有斯巴达人的威胁，弥罗斯之类弱小城邦是否应享有与自己同等的自由这样的问题，也不大可能属于雅典人的考虑范围。也就是说，现代意义上国家不分大小、强弱一律平等的理念（尽管国际政治的现实是另一回事）对希腊人来说完全是不可想象的。开不出现代意义上的国际正义观，希腊乃至整个地中海世界便只好而求其次，接受马其顿霸权或罗马帝国所强加的勉强和平了。 但没有必要太难为西元前4世纪的希腊人。既然国际正义或公理（而非强权即公理）的观念根本就不在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视野里，既然他们的认识水平一点不比伊索克拉底和德摩斯蒂尼高，要一般希腊人有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的理念，公平吗？ 雅典对盟邦的掠夺 民主希腊人在对外关系上不仅不民主，而且表现出了非常强的掠夺性。在这方面，雅典当之无愧又是第一，而它充当主人的提洛同盟是说明这种掠夺性的最佳例子。所谓“提洛同盟”（Delian League）是现代人给的名字。479年波斯人被逐出希腊后的第二年478年，希腊人为了抗击波斯人的侵略，成立了一个盟会地点设在提洛岛（Delos）上的同盟。加盟城邦主要有雅典、小亚西岸和赫勒斯滂海峡的希腊人城邦，以及爱琴海上大多数岛屿城邦。 大约在460至450年某个时候，一个叫卡利阿斯（Callias）的雅典富人与波斯国王谈成了一项和平条约，名曰“卡利阿斯条约”。自此一直到前413年，雅典人与波斯人之间没有发生过战争。 按理说，既有和平条约，提洛同盟便失去了存在的理由，而应解散。但雅典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又仗着超级大国的军事优势，硬是不解散同盟。那克索斯和塔索斯（Thasos）这两个岛邦本来想要退盟，但因受到武力威逼而被迫呆在盟内。萨莫斯440年甚至发生了旨在退盟的反叛，但很快便被雅典武装镇压下去。 424年发生的对企图退盟的密提林人的大屠杀（尽管后来缩小了屠杀规模），就是更有名的例子了。所以，提洛同盟名为同盟，实为帝国。如果雅典以武力将宗主权强加于所有入盟城邦，这还是“同盟”吗？ 埃及远征失败之后，雅典从安全考虑把同盟总部从提洛岛迁到雅典。自此大多数先前以战舰形式入盟的城邦开始向雅典缴纳贡金。贡金数额巨大。431年贡金为600塔伦特，而当年雅典内部财政总收入不过400塔伦特左右。 帝国内“盟邦”的贡金竟然高出雅典年收入50%！至425年，盟邦的年贡金升至1400塔伦特。 盟邦不得不交这些钱，并不是因为“战争拖长或战局变化赞成开支上的靡费，而是由他们（指伯里克之类的政治人）带头引导人民进行奢侈的宴饮，浪费公款，以及兴建神像、神殿所造成的。” 至431年，盟邦累计贡金额已达6000塔伦特，雅典历年来从盟邦身上榨取的贡金竟高达9700塔伦特！ 还必须把另一笔钱算进来，即，退盟未遂的城邦---如密提林---所缴纳的数额不菲的“赔偿费”。这些钱雅典人都用来做了什么？当然不是用来抗击波斯侵略者。既然和平条约已经使雅典同盟与波斯之间无仗可打，巨额贡金便被用来修建和装饰帕特农神庙和阿提卡地区其他公共建筑，使雅典变得无比富丽堂皇，在古代世界无出其右者。当然，这些钱也被用来供养雅典民主。中下阶层参政因得到国家财政支持，积极性自然高涨，富裕阶层的税负也因之大大减轻。雅典社会政治秩序遂得以顺利地运转。 此外，雅典人让盟邦采用其度量衡，还将其铸币强加给它们。这意味着雅典只需要花铸造钱币的微小成本，便能从盟邦那里榨取大量的人力物力资源。雅典甚至要求盟邦将重要案件移到雅典审理，这不啻是部分剥夺了它们的主权。 雅典还将大量雅典人移居到盟邦，并派官员进驻当地，将盟邦的土地划为份地让移民耕种，名曰保卫其安全，实则占用其土地以减轻“人民的困难”；伯里克利“派一千名移民去克索涅索斯，五百名前往那克索斯，二百五十名前往安德洛斯，一千名前往色雷斯以与比萨尔泰人杂居……又往意大利送去一批人”。 这又说明，雅典的辉煌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对盟邦的掠夺上。如果不能用这种掠夺性方法减轻雅典的人口压力，遍及整个阿提卡的宏伟的建筑工程是不可能的，甚至民主本身也会成为问题。对盟邦的如此掠夺意味着，雅典激进民主作为氏族民主的极致，除了拥有为整个古典世界所接受的异族奴隶，现在又打破陈规，增加了大量变相奴隶。这些国家奴隶与雅典人同文同种，其人数远远超过了在雅典城区里占据统治地位的少数全权公民（尽管比之同时代其他希腊城邦，雅典公民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相当大）。 尽管不能说5世纪中下叶的雅典激进民主完全依赖于对盟邦的经济掠夺，但激进民主的维系和发展与雅典对其盟邦日益加强的剥削是分不开的。对盟邦的剥削给雅典带来额外的财政收入，这使激进民主的高昂成本对于富裕阶层的人们来说变得可以接受。假如没有从盟邦那里掠夺得来的大量财富，雅典富人的财政负担肯定会大大增加，或者说对参与公民大会和民众法庭活动的穷人派发津贴的制度实行起来难度会大得多---富裕阶层对这种措施的抵制会激烈得多，因为没有从外部掠夺得来的大量资源，富人的税负必然会沉重得多，雅典政局将因此而动荡不息， 民主的面貌也将大为不同。即使404年雅典帝国崩溃以后，民主参与的规模不是缩小而是扩大了，而且也正是此后，普通公民参加公民大会和充当民众法庭陪审员的活动受国家补贴的做法才得以制度化， 激进民主的许多制度的确是在帝国时期得以形成和巩固的，即，雅典藉着此前大半个世纪对外掠夺的大量资源夯实了民主的基础。 如果暂且不谈民主制度本身，雅典人很大程度上是藉着从盟邦掠夺的财富才得以在阿提卡地区大兴土木，才得以把帕特农神庙装修得金碧辉煌，才得以享有大量闲暇在到剧场观剧或在市场上辩论，才有了卓越的文化创造，而雅典城邦和雅典民主之所以受到后世那么多注意，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这些文化成就。在这此意义上，说5世纪雅典的激进民主是一种吸血的民主，是一种猎食者民主，是一种靠掠夺同胞而成就的民主，也并非过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