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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次大陆，即广大的南亚大陆地区，是世界上最古的、影响最大的文明地区之一。这个次大陆(为便于叙述历史，通常简称为“印度”)不仅包括今印度共和国地区，也包括1947年独立的巴基斯坦和1971年独立的孟加拉国。 印度早期(西元前1750年以前)的历史只能从考古材料中去了解。印度早期历史可分为两个时期∶史前时期(西元前2300年以前)和印度河文明时期(2300～1750BC)。印度河文明是印度河盆地的早期城市文化，又因这一时期最重要的遗址之一哈拉帕(Harappa)而被称为哈拉帕文化或哈拉帕文明。 自古以来印度次大陆就似乎为人类提供了一个美好的居住环境∶南有浩淼的海洋为其屏障(在古代，海洋往往使次大陆在文化上与世隔绝)；北有巍峨绵亘的喜马拉雅山脉使其不受寒风和中亚气流的侵袭；只有西北和东北有较易通行的陆路，早期与外界的接触大部分即通过这两处进行。印度次大陆三面环山∶西为印度-伊朗边境山地，东为印度-缅甸边境山地，北为喜马拉雅山脉。它可大致分为两大区域。即北部的印度河盆地和恒河盆地，南部的印度半岛古岩石区。大盆地的广大冲积平原成为两大城市文明(西元前第3千纪末的印度河流域文明和西元前第1千纪的恒河流域文明)的发祥地和中心。这一地区以南有一条大体上自西向东延伸的、至今仍大部分由部落民居住的丘陵和森林地带，把这一地区和半岛分隔开来。这一地带在整个印度历史上起着基本上是消极的作用，但它有多条通道连接它以北和以南的那些具有较优越条件的地区。讷尔默达(Narmada,讷尔巴达〔Narbada〕)河经此地带西流，长期以来被视为北印度和南印度之间的象征性分界线。 印度北部自西而东有一系列存在悬殊差别的地区，它们各有其独特的文化史，也各有其独特的现代居民。西为俾路支高地的低雨量山谷区，这里主要生产小麦和大麦，至今人口密度甚低，居民多为部落民，他们在许多方面与邻国的伊朗人十分相近。与这一地区相毗邻的是印度河平原，这里的雨量也极其稀少，但古代每年有河水泛滥，现代则利用河水灌溉，所以农业生产率已有所提高，人口密度也相应地大于俾路支。印度河流域可分为3部分∶北部为旁遮普五支流平原，中部有印度河和其支流合流，经信德冲积平原后在南部注入印度河三角洲。南部以东为塔尔沙漠(又称印度大沙漠)。沙漠以东为阿拉瓦利(Aravalli)岭，该山位于半岛地区的最北端。越过此山即为拉贾斯坦丘陵和马尔瓦(Malwa)高原。这以南是卡提阿瓦半岛，该半岛在地理上和文化上都是拉贾斯坦的延伸部分。所有这些地区都比上述地区有较为稠密的人口，但由于地形的限制而多少处于隔绝状态——至少在有史时期是如此。 旁遮普、拉贾斯坦以东的北印度地区形成若干东西走向的、与北面喜马拉雅山麓丘陵相平行的地带。南部地带为森林密布的丘陵地，被半岛边缘的无数悬崖断壁所隔断，包括潘代尔(Bhander)、雷瓦(Rewa)和盖穆尔(Kaimur)等高原在内的温迪亚山脉即位于此地带之内。介于中部印度丘陵与喜马拉雅山脉之间的是恒河流域，这里人口稠密，雨量适中，农业生产率很高。考古证明，自西元前第1千纪起，稻米就是这里居民的重要食物。恒河平原分为3部分∶西部是亚穆纳河和恒河形成的两河流域；两河汇流处以东为恒河中游，在这里，人口易于繁衍，稻米种植最为普遍；东南是恒河和布拉马普得拉河共同形成的广大三角洲。布拉马普得拉河源出西藏境内的喜马拉雅山，从东北流入阿萨姆谷地，谷地东面以帕特凯山和那加丘陵为界，南面则以米吉尔(Mikir)、卡西-贾因蒂亚(Khasi-Jaintia)和加罗(Garo)等丘陵为界。有充分证据表明，印度在古代曾受来自东北方面的影响，尽管这种影响现已不如西北面影响那么显著。 撰写西元前3世纪以前的印度历史可用的现有材料几乎全部是考古成果。经许多世纪口传下来的和文字记载的史料始于西元前第2千纪末。就印度河流域文明的兴起而言，就次大陆其他地区当时发生的历史事件而言，考古证据至今仍是我们获得知识的依据。在此情况下，明智的做法是，既要客观地评价考古资料，也要客观地评价对考古资料所作的综合分析。 石器时代晚期至印度河文明衰落(1750BC)时期的印度 史前时期早期 石器时代晚期的狩猎者 迄今在印度-巴基斯坦发现的最早的人类活动痕迹属于石器时代晚期。在次大陆的许多地区(西起俾路支东至孟加拉，北起西北边省南至斯里兰卡)都发现了大批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其中有成堆的细石器。喀拉拉邦东部山麓马赖尤尔(Maraiyur)地方的遗址、古吉拉特邦兰格纳杰(Langhnaj)地方的遗址、拉贾斯坦邦乌代布尔(Udaipur)附近伯戈尔(Bagor)地方的遗址，以及中央邦莫尚加巴德(Moshangabad)附近阿丹加尔(Adamgarh)地方的遗址最为著名。在马赖尤尔的一堵孤立的、高12公尺(39尺)宽9.5公尺(31尺)的石壁的内侧发现了绘画、素描和雕刻。据估测，这些艺术品的制作年代当在西元前第8至前第2千纪。在伯戈尔发现了沙丘长期存在的证据，其放射性碳测年代为西元前第6至前第3千纪，而阿丹加尔的测定年代为西元前第6千纪。从伯戈尔和兰格纳杰的较晚的遗址中发现了铜器和陶器，并从最晚的遗址地层中发现了铁器。 俾路支的第一批居民点 印度-伊朗边境是伊朗高原向东延伸的部分，在许多方面都与中东肥沃月弯(从底格里斯-幼发拉底河到尼罗河盆地的一个弧形农业地带)的环境相同。自古以来就有跨越这高原的交通路线，可以设想，从事农业和饲养家畜的定居生活一旦出现本会立即扩大到各处的，但东部的情况却始终不如西部，俾路支的居民点最早的放射性碳测定年代并不比西元前3500年早多少。 印度河流域出现城市生活以前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就目前所知，属第一阶段的有阿富汗东南部(蒙迪加克〔Mundigak〕)、奎达(Quetta)河谷、格拉德(Kalat)和俾路支北部。这一阶段似乎是半游牧的，仅从事有限种植活动的放牧生活。所有这类遗址都在俾路支谷地较高处和阿富汗南部赫尔曼德(Helmand)河谷较开阔处。定居生活的第一阶段可能在西元前3500年左右结束。 此后即进入第二发展阶段，即种植业和畜牧业都得到发展的阶段。在这一阶段，各居民点的范围和房舍的面积都有所扩大，而这可能意味着人口密度在日益增大。铜器已更普遍，而且使俾路支闻名于世的彩绘细陶传统也受到重视。与此同时，陶器花纹的绘制也表现出地区性多样化风格。这一阶段延续到西元前2500年左右，这时定居生活转入到第三发展阶段，即十分发达的、定居的乡村生活，其特点是地区化和日益频繁的地区间联系。这个第三发展阶段与印度河流域或蒙迪加克向城市化过渡在时间上是相同的。 俾路支谷地的气候和地理条件不允许进行大规模种植。因此，随着人口密度的增大，人们被迫向邻近地区迁徙，在西元前第4千纪末左右似乎发生了这种性质的向印度河流域的人口东迁。这一时期的一些遗址似乎曾有高大的防御性围墙，有些可能是用以防御洪水的，有些则显然是抵御敌人或野兽侵袭的。两个碳测年代和其他一些迹象表明，哈拉帕文明以前的阿姆里(Amri,位于喀拉蚩以北)居民点存在于西元前3000年左右至前2300年左右。 印度河流域的早期居民点 印度河平原具有巨大的农业生产潜力，这里因河泥连年淤积而土地肥沃，使人们有可能以最起码的技术、劳力和工具从事粮食生产。西元前2600年左右，在阿姆里以北的果德迪吉(Kot Diji)建立了一个居民点(在印度河以东一条水道附近)。印度河西岸约48公里(30哩)处的摩亨约-达罗(Mohenjo-daro)也是一个类似的居民点。现已知道，距东北约480公里(300哩)旁遮普境内较晚时期的哈拉帕城之下还有一个居民点。此外，从西元前2450年左右起，在哈拉帕东南160多公里(100多哩)处拉贾斯坦北部古瑟勒斯沃蒂(Saraswati)河(今克格尔〔Ghaggar〕河)两岸的卡利班甘(Kalibangan)建立起一个属哈拉帕文明时期以前的居民点。 如果把在德拉伊斯梅尔汗(Dera Ismail Khan)和塔克西拉(Taxila,萨赖科拉〔Sarai Khola〕)附近发现的遗址也计算在内，我们就可以对哈拉帕时期以前居民点的分布范围有个大致的概念。这些新发现表明，几乎从印度河口到喜马拉雅山麓、从印度河以西到远远超出现代印度边界的地方都曾有居民点存在。诚然，这时居民点分布的范围已开始接近哈拉帕文明本身所包括的范围。 印度河流域以东的首批居民点 目前还不知道务农者或畜牧者最早是什么时候出现于印度河流域以东的，但现有资料说明这发生在哈拉帕文明即城市文明以前。我们也不知道那时的人口是从西方取道伊朗高原东来，或是从东边中国南方或东南亚地区移入，或者主要是当地自然的发展。很可能这三种情况都兼而有之。如上所述，石器时代晚期的狩猎者群曾遍布今印度-巴基斯坦地区，且有证据表明他们曾对印度半岛的文化作出重大贡献。 四个地区因发现大量石斧而引人瞩目。第一个是斯利那加(Srinagar)附近布尔札霍姆(Burzahom)的喀什米尔谷。这处居民点在西元前2375年左右即已存在并继续存在到铁器时代(即西元前第1千纪初)。发现石斧的第二个主要地区在卡纳塔克邦和安得拉邦。最早的居民点约西元前2400年。磨制石器的第三个集中地点发现于阿萨姆丘陵地区。在迄今已进行的少数几次发掘中发现过一些工具。石斧遍布的第四个地区是印度中部的丘陵和森林地带。这里的石斧主要是地面上发现的，在此，早期遗址尚未发掘。我们还需要做许多工作，才有可能了解这些新石器时代文化的起源、相互关系和以后的历史。 印度河文明 起源 印度河文明主要遗址 印度河文明的起源难以得到详细的解释。关于文明的概念，即要有一大批有文化的人居住在城镇这样一种概念，在西元前第4千纪结束以前就已在美索不达米亚发展成熟，照理说，印度河文明创造者的思想中是有这种美索不达米亚模式的。然而，这两种文明之间的差异足以表明印度河流域不可能有美索不达米亚的直接移民。印-巴地区的农业生产者最早的居民点是建在俾路支峡谷高地。有迹象表明，到西元前第3千纪初时，居民点相当迅速地发展到印度河泛滥平原，因为这里有发展农业的绝好条件。西元前第3千纪中叶左右发展到卡利班甘。 最近发现，尽管有迹象表明某种外来影响也曾有助于印度河流域城市的兴起，但印度河文明的前身却是一种广泛存在的本土文化。一言以蔽之，约在西元前2300年或在这以后，多种原因造成了一场深刻的变化，这些变化标志着已知各遗址都已结束其哈拉帕文化以前的发展阶段，而进入成熟的哈拉帕文化阶段即城市文化阶段。在果德迪吉和阿姆里两处遗址都显示出可能发生过急剧变化的迹象，有深厚的灰烬层，这表明发生过大火。在其他遗址，特别是在卡利班甘，这种迹象不甚明显，那里的变化很可能是平静的。但这不一定意味着哈拉帕文化未受惠于与美索不达米亚的贸易，也不一定意味着引发城市化过程的那些特殊事件与某种外族入侵无关，但平静的变化更可能意味着印度河流域内已经具备其文明所赖以产生的条件——潜在的经济力量和日益成长的人口。 性质和意义 印度河文明标志着一个迅速发展时期的顶点。从这个观点看，印度河文明似乎是原住民对环境压力作出的反应。与美索不达米亚的直接接触一定有力地促进它的发展过程，但我们必须把这个过程本身看作是本土的产物。对家庭浴室的重视、排水系统及摩亨约-达罗大浴池等都可与以后印度文明中出现的事物相比拟。带篷的牛车(称作“伊卡”〔ikka〕)、小船等至今很少变化。不用缝针、爱好镯环、爱好复杂的鼻饰等都是印度的特点。印度河流域的宗教也充分显示出印度后世的宗教特点。具有象征意义的公牛、虎和象；混合形兽类；印章上坐式瑜伽女神；树木精灵；类似后世的湿婆林伽(linga,湿婆神的象征物，形如男根)的东西——这一切都令人想到后世印度文明中那些经久不变的形式。 普遍的多种商品交易，明显一致的度量衡制度，共同的字体，同样的(近乎普遍流行的)印章，都表明存在某种程度的政治和经济控制，并表明摩亨约-达罗和哈拉帕这两大城市为活动中心。这些城市的城堡护堤上所建的粮仓以及“城堡”本身都表明(部分地根据美索不达米亚城市情况推断)，这里曾有祭司兼国王，或至少有一个祭司寡头集团，他们控制着经济和民事机构。在其他许多问题上还需要进行更多的研究，然后才能揭示出印度河文明的全貌。 年代问题 英国考古学家惠勒(Mortimer Wheeler)爵士提出以公认的西元前2500～前1700年为印度河文明时期。放射性碳测定的年代一般能证实他的观点的正确性。从主要采自卡利班甘的标本看，该处和果德迪吉的城市文化阶段(即成熟的哈拉帕文化阶段)晚至西元前2150～前2100年才开始。虽然这个阶段比摩亨约-达罗文明(这里可视为整个印度河文明的中心)的开始可能早一些，发生重大变化的时间不可能早过于西元前2300年。印度河文明结束的时间更不清楚，但情况可能是这样的∶成熟的哈拉帕文化约在西元前1750年结束，继承它的是哈拉帕、昌胡-达罗(Chanhu-daro)和其他地方的哈拉帕晚期文化。因此，现有的迹象表明，成熟的哈拉帕文明时期不超过500年。 范围 现有的迹象表明，如果把离中心最远的遗址用线连接起来，这线圈范围内的地域仅略少于1,295,000平方公里(500,000平方哩，比今天的巴基斯坦大得多)。据一般推测，这种文化上的一致与政治上和行政上的统一是密不可分的，果如此，则此帝国就确属泱泱大国了。在此范围内，已明确鉴定的遗址已超过70处，其中绝大多数在印度河及其支流流经的平原上。印度河流域以外的莫克兰(Makran)海岸上还有几个遗址，其中最西处是位于距今伊朗边界不远的萨特卡根多尔(Sutkagen Dor)。 印度河三角洲以东的其他沿海遗址位于卡奇沼泽地的彼侧和卡提阿瓦半岛(索拉施特拉〔Saurastra〕)内地。迄今发现的最重要的是位于坎贝(Cambay)湾口的洛塔尔(Lothal)贸易站。印度河以西的一些重要遗址位于卡奇冲积平原朝向锡比(Sibi)和奎达的一侧。这个地区可能是俾路支文化影响扩大到印度河流域的通道之一。印度河以东，朝北直到喜马拉雅山麓边缘，也有一些遗址，在德里东面的阿兰吉布尔(Alamgirpur)就发现并部分地挖掘出哈拉帕文明时期(或更正确地说哈拉帕文明晚期)最东的一个居民点。如果把这些遗址所包括的地区和哈拉帕文化前的居民点所包括的地区作一比较，就会发现前者已向几个方向扩展，即沿海岸向东、西两个方向并朝东通过旁遮普向恒河-亚穆纳河河间地扩展。 设计与建筑 哈拉帕时期遗址包括大城市和小村庄或边区村落。最大的是摩亨约-达罗和哈拉帕，每处原占地约达2.6平方公里(1平方哩)。各处遗址的布局都相同，其特点是∶大抵为南北走向，西有一大“城堡”护堤，东有一更宽广的“市区”。其他大遗址是∶俾路支北部洛拉莱(Loralai)谷地的达巴尔果德(Dabar Kot)； 信德的阿姆里、昌胡-达罗和朱代卓-达罗(Judeirjo-daro)； 巴哈瓦尔布尔(Bahawalpur)的桑达纳瓦拉(Sandhanawala)； 旁遮普的鲁伯尔(Rupar)。较小遗址中特别令人感兴趣的是洛塔尔，在这里进行发掘时曾发现一些独特而又难以解释的问题。在所有上述遗址中，发掘范围最广的是哈拉帕、摩亨约-达罗、卡利班甘和洛塔尔。 这些城市的布局实令人叹服。在三大遗址中，城堡都建在南北轴线上，其长度是宽度的两倍。市区街道纵横交错。三大遗址的城堡都有一巨大的砖砌护墙。三处城市都紧靠河边，但这些河流现都已改道。所有遗址最常用的建筑材料是砖，但烧制砖与土坯砖的比例各处不同。砌砖时采用露头和顺砌交替使用法。石砌建筑极为罕见。木材偶尔用作砖结构的镶边或框架，尤其是用于大规模工程，如摩亨约-达罗的防御工事或粮仓。普通砖用模子做成，特殊用途砖用锯锯成。木材用于建普通平形屋顶，有时发现有凹槽，这种凹槽表明它可承接长达4.3公尺(14尺)的横梁。 房屋一律由侧巷进入，朝向大街的一面是一堵砖墙，仅有排水槽通过的缺口。除住宅外还发现有各种店铺和手工业作坊。公共礼拜场所的痕迹极少，但在摩亨约-达罗市区发现过一些可能是神庙的地方。房屋大小相差甚远，最小者为简陋的单间屋，屋内以墙壁分隔出做饭和洗澡的地方；最大者为宽阔的院落，中央为大庭院，有时则若干庭院相互交错，并各有若干房间相毗连。所有较大房屋几乎都有自己的水井。几乎每所房屋都至少有一个浴室，也有迹象表明公共浴室或公厕的存在。浴室的脏水通过排水系统流入埋设在墙壁深处的泄水槽，然后流入街道的下水道。此外还发现了一些陶器排水管。若干较小的结构则很可能是厕所。普通房间的地面或为夯平的泥地，或为砖地。供特殊用途的地面则用锯砖砌成。 居民 最近就哈拉帕文化遗址出土的人类遗骸的体型作了迄今最详尽的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哈拉帕文化地区的居民比迄今所想像的要单一得多。摩亨约-达罗和哈拉帕的居民似乎身材高，头部长，头顶隆起，鼻梁宽阔。洛塔尔的居民似乎更明显地属短头(宽颅骨)型。因此，认为这里有多种种族的假想似乎是错误的。 农业和畜牧业 可以断言的是，在印度河文明出现以前，在今印度-巴基斯坦地区从来没有出现过大量集中的人口，也不可能出现石器时代晚期的那种渔猎和采集经济，俾路支干旱谷地和印度河以东各居民点的小规模农业也不可能养活众多的人口。印度河冲积平原的开发和耕犁的使用(卡利班甘的考古发现证明在哈拉帕文明以前已存在这种情况)显然极其重要。 在属哈拉帕文化的城市遗址中发现了一些家畜，最常见者为印度瘤牛，但是否也有像印章上所见的那种无瘤牛则尚难断言。水牛较为少见，可能是野生的。此外还发现山羊、绵羊、印度猪、骆驼和驴。 交通 印度河大小城镇之间一定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可能是从水陆两方面进行的，正如对外贸易必然是通过陆路和海路进行的那样。最主要的陆路交通工具很可能就是牛、骆驼或驴等驮畜。所有这些家畜至今或直到不久前仍在印度-巴基斯坦较边远的地区被用作驮负工具。在平坦的冲积平原上，牛车很可能是主要的交通工具。这种牛车的赤陶模型常有发现，与现代印度牛车显然毫无二致。从小型青铜模型可以看到一种较小的供人乘坐的牛车，这种车的车身高于轮轴，有支撑起来的车篷，与现代的“伊卡”十分相似。此外还发现好几种船的模型，无樯无帆，构造简单，似较适于河运而不适于海运。在洛塔尔所发现的另一种船则有桅杆座孔和张帆用眼孔，这种船似较适于航海。洛塔尔的船坞能够停泊相当于今日仍行驶在印度与波斯湾之间的当地民船那么大小的船只。 工艺和技术 印度河文明展现了一系列工艺和技术。可以说，这些技艺虽然归根结蒂是根据那些与埃及人和苏美人的发现完全相同的事物发展起来的，但当其应用于印度时却往往具有独特的特点。 在整个印度河文明时期，黄铜和青铜都是制造各类工具的主要金属。制造的工具包括长方形扁平斧、凿、小刀、矛、箭镞(此类箭镞显然曾出口到邻近的狩猎部落)、小锯和剃刀。这类物品只需经过简单的浇铸、切凿和敲击即可制成。在所有各遗址，青铜都不如黄铜普遍。以金属薄片为原料敲击而成的黄铜和青铜器皿是哈拉帕人最精美的产品之一。他们已懂得黄铜和青铜的浇铸法，人物和动物小雕像就是用脱蜡法制造的，其技术可谓杰出，虽然人们认为总的制铜水准不如美索不达米亚。 除黄铜和青铜外，石器也很可能在哈拉帕人生活中起重大作用。燧石在摩亨约-达罗东北约80公里(50哩)印度河岸的苏库尔(Sukkur)矿场进行加工，岩心用来制作成合乎形状和大小规格的石刀。几乎在所有各哈拉帕文化遗址中这种石刀都有发现。 有种种迹象表明，印度河流域各城市的陶器是大批生产的。大部分陶器在转轮上端旋制。大多数陶器都不着色、无花纹，造型、烧制俱佳，但缺乏艺术性。许多陶器有红色泥釉，并绘有黑色花饰。较大陶罐可能是在转盘上制做的。传统的植物图案是常见图案之一，而俾路支彩陶上的复杂几何图案已为较简单的基本图案如交叠圆圈或鱼鳞纹所取代。鸟、动物、鱼以及更引人入胜的图案则比较罕见。 虽然实物留下极少，在摩亨约-达罗发现的棉纺织品片断却引起人们的极大兴趣，因为这些遗物提供了印度种棉并有棉纺织业的最早证据，而印度在这方面是久负盛名的。 贸易和对外联系 上文中曾指出，印度河文明地区有显然相同的物质文明。这种一致性表明这里存在着一个组织严密的、完整的行政机构，并存在着国内贸易。出口产品的证据始终难以发现，但用苏库尔特产的燧石制造的石刀广为流传，在苏库尔遗址又发现规模巨大的燧石加工厂，充分表明这种贸易是存在的。其他产品似乎也表明贸易关系的存在，譬如，在昌胡-达罗和哈拉帕都发现有几乎完全相同的青铜车，这种车必出自同一产地。哈拉帕国度有种类繁多的手工制造行业并使用各种原料，这也必然促使它与其境外的民族建立经济关系。 与美索不达米亚的贸易不仅有考古证据也有文字证据。哈拉帕式印章显然是用以盖在商品包上的检验章，其反面带有捆绳或包装袋痕迹的黏土印记可资证明。在美索不达米亚的乌尔(Ur)和其他城市发现的一些印度河印章，以及在洛塔尔也发现一种“波斯湾”型印章，令人信服地证实了海上贸易，而洛塔尔船坞也使人想到海上贸易。木材及珍贵木料、象牙、天青石、黄金以及光玉髓串珠、珍珠、贝壳和骨镶嵌物等奢侈品(包括具有印度特色的肾形镶嵌物)都是输往美索不达米亚去换取银、锡、羊毛织品、谷物及其他食物的商品。铜锭似乎是从马甘(Magan,可能是阿曼、马赫伦〔Mahran〕地区或伊朗东南部)输入到洛塔尔的。 美索不达米亚的贸易文书、货物清单和提及麦鲁哈(Meluhha,古阿卡德语〔Akkadian〕对印度河地区的叫法)的官方铭文都补充了哈拉帕式印章和考古发现所提供的证据。提及麦鲁哈贸易的文字材料可追溯到阿卡德、乌尔第三以及伊辛(Isin)和拉尔萨(Larsa)等时期(2350?～1770?BC)，但文献和考古资料表明，美索不达米亚与印度河地区的贸易很可能开始于美索不达米亚的早期王朝时期(2600?BC)。阿卡德王朝时，麦鲁哈的船只直接航行到美索不达米亚的港口，但到伊辛和拉尔萨王朝时期，迪尔穆恩(Dilmun,今巴林)已是麦鲁哈和美索不达米亚商人的货物集散地。到后来的古巴比伦时期，这两大文明地区之间的贸易显然已完全停止了。 语言文字和度量衡制度 哈拉帕国土广阔，文化统一，贸易往来频繁，这表明它维持着各种广泛的关系，因而要求有发达的交流工具。哈拉帕文字长期无法解读，因此其语言始终无人知晓。最近对其铭文上字符的排列进行了分析，不少学者认为，其语言既不属印欧语系，也不与苏美语、胡里语(Hurrian)或埃兰语(Elamite)相近，也不可能与现代印度的蒙达语(Munda)结构有关。如果说与任何现代语言有关的话，这现代语言似乎就是整个印度半岛南部使用的达罗毗荼语。由迄今发现的2,000多简短的铭文得知，其文字自右向左书写，铭文从一个单字到大约20个单字不等。字符有500多个，其中许多似乎是其他两三个字符组成的复合字符，但现在还不清楚这些字符是表意的，还是表词的，或是表示其他东西的。几十年来许多人试图译读这种文字，最近的有克诺罗佐夫(Y. Knorozov)领导的一个俄罗斯小组和帕尔波拉(A. Parpola)领导的一个斯堪的那维亚小组。斯堪的那维亚小组自称已译读出许多铭文，认为铭文使用的是与古坦米尔语相近似的达罗毗荼语，但学术界极少人准备承认其研究结果。 哈拉帕人还采用正规的度量衡制度。对相当多的合乎标准的燧石砝码所作的分析表明，他们对小单位采用二进制，对大单位采用十进制，即采用如下级数∶1,2,4,8,16,32,64以及160;200;320;640;1,600;3,200;6,400;8,000;12,800.在考古发掘中曾发现几种量尺∶一种为3.35公分(1.32寸)十进位尺，总长度很可能达33.5公分(13.2寸)，显然相当于在西亚普遍采用的“尺”；另一种是长矩为0.932公分(0.367寸)的青铜标尺，其总长度显然为西亚和埃及普遍采用的“腕尺”(52.58公分〔20.7寸〕)长度之半。对某些建筑物所作测量表明，这些单位在实际运用中都准确无误。 艺术 从印度河流域城市遗址中发现了许多关于艺术活动的证据。这些发现物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能使我们了解其创造者的思想、生活和宗教信仰。石雕极其罕见，许多石雕都十分粗糙。全部石雕作品都无法与美索不达米亚同时代的作品相比拟。人物雕像显然是作为崇拜的偶像而创作的。青铜器所显示的高超技艺表明艺术极为发达，但这类艺术品的数量尚小。 哈拉帕人的通俗艺术品为赤陶小塑像，其中大多数是佩戴大量珠宝饰物的立式女像，但也有立式男像(其中有些蓄有胡须并长有头角)。一般认为，这些人物塑像主要是神像(或许是大母神和大神)，但一些携儿带女的或从事家务活动的妇女则很可能是玩具。有各种赤陶动物、车和玩具(如穿有小孔可串连起来爬绳的猴子，能够点头的牛)。彩陶是表明有绘画传统的唯一证据。许多彩绘都粗犷有力而又表现出细腻感情，块滑石印章是印度河文明中数量最多的一种艺术品。其中绝大多数为背无隆肉的“独角兽”或公牛的侧身，其余为印度瘤牛、象、野牛、犀牛或虎。印章散布确较其他手工制品为广，技艺水平也高得多，很可能是一种护身符，也可能是更实用的鉴定商品的手段。 宗教和丧葬习俗 尽管铭文尚未被译读，大量证据足使我们就哈拉帕人的宗教信仰进行推测。首先，有被认为是神庙或具有举行宗教仪式功能的建筑物，如大浴池。其次，有在很大程度上与这些建筑物有关的石雕。再次，有赤陶塑像。最后，有表现神话或宗教内容的印章和护身符。对这种种资料的解释必然含有较大的主观因素，但多数评论者都认为，这些资料表明的是一种已经具有印度特色的宗教体系。 现已发现多处墓葬，这些墓葬清楚地表明人们是相信有来世的。在哈拉帕、洛塔尔和卡利班甘发掘出的墓地均与居住区截然分隔。从这些墓地可以看出，最流行的丧葬习俗是实行平伸仰卧式埋葬，死者头部一般朝北。墓中放置大量陶器，有时死者佩戴饰物。有些坟墓为砖砌墓穴，死者被放置其中。在洛塔尔曾发现同一墓中有几对骸骨，人们认为这表明存在某种形式的殉夫习俗，而后世的印度教即有夫死妻殉之俗。 印度河文明的结束 约在西元前1750年左右，这一广大地区统一的文化发生分裂，但其后果各地显然不同。印度河文明结束的原因尚难断定。摩亨约-达罗的最新遗址层表明曾出现公民道德水准显著下降的情况，这一时期出现一小批一小批枕藉的尸骨，这表明曾有某种暴力或紊乱情况发生，或许是经历了一次袭击。哈拉帕城堡的最上层也有类似的衰落情况，一种新风格的陶器与哈拉帕式陶器是同时出现的。这种新陶器也出现在H墓地的两个时期的墓葬(即早期的平卧式土葬和晚期的骨灰罐装式墓葬)中。在昌胡-达罗和阿姆里没有发现其地有人类居住的状况发生严重中断的证据，但似乎产生了一种截然不同的陶器和物质文明(所谓朱卡尔〔Jhukar〕文化)。同样，在晚期的洛塔尔也有一种多少与此相似的物质文明直接承袭了哈拉帕文明。 如何解释这一迹象?比较合理的看法是，印度河发生了一次周期性大改道，使得经济上至关重要的农田得不到河水灌溉，其结果若不是摩亨约-达罗周围地区干燥化，就是难民从其他处涌入这座城市。另一种大致相似而同样合理的解释是，人口的成长导致了对农田的过度利用，因而居民或牲畜所必需的食物供应枯竭，林木被毁。不论摩亨约-达罗毁灭的原因何在，总是由于某种原因，其内部产生了日益严重的困难，因而使其成为易受侵袭的对象。可能有不止一批操印度-伊朗语的民族涌入印度-巴基斯坦地区，考古证据也说明西元前1750～前1000年期间曾有多次这样的人口移动。但是，这类证据仍极难得到正确解释，所反映的也可能是哈拉帕文明崩溃以后很久的某一时期的情况。但考古研究已逐渐使人们对这段历史有了更多的了解，研究结果证明，在哈拉帕文明没落期间及其以后，印度-巴基斯坦地区出现了一系列区域性文化，有些直接承袭了古老的新石器时期文化，有些则为新发展起来的文化。这些文化是从哈拉帕文化发展而来的，或与之有某种共同点，并成为印度和雅利安文化结合的基础而有助于恒河流域文明的兴起。多数学者的结论是，后世的印度文明所受哈拉帕人的恩惠是无法估量的，后世的印度传统和思想中尚难确切解释的一部分内容必然是从哈拉帕留传下来的。因此，根据对具体实物，如车或饰物的分析推测，可得一合理的论断∶印度生活和典章制度中那些不甚具体的东西(如种姓制度或某种思想模式)也是渊源于哈拉帕文明。 印度文明的发展(1500?BC～AD1200?) 印度人民对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是同样重视的，但人们常认为印度历史总的来说是停滞不前的，并且只关心精神方面的事情。19世纪通过行政管理与印度社会机构的直接接触，加上使用新解读的铭文、货币、地方档案所提供的新的信息，历史研究有了新鲜眼光。20世纪初印度的民族主义历史学家倾向于夸大过去的辉煌，但他们在历史的研究中引进了争论，因而导致对印度历史上的社会机构进行更为精确的研究。 印度历史研究方向的一个重大改变就是对用“东方专制主义”的陈旧概念来解释印度历史提出质疑。这个专制主义形象起源于欧洲对亚洲的传统看法。它在19世纪变得十分巨大，并在理论上证明了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存在的合理性。这个观念的宿命论的假设使得早期印度的政治形式、经济模式和社会结构之间的相互关联晦暗不明，难以精确理解。 在研究这个时期的政治形式时，可以注意到社会机构发生的一个重大变化。出现在孔雀王朝的中央集权帝国主义逐渐让位给分散的行政管理，以及后笈多时期的一种所谓封建主义。王权神化的观念是有的，但很少起作用；享有王族种姓地位变得更为重要。由于遵守社会的规范比忠于国家更为重要，代表制的观念并不怎么表现在政治体制里，而是表现在种姓和村庄的大会上。政治的钟摆从大王国移到小王国。前者企图建立帝国。唯一的、完全成功的帝国只有孔雀帝国。真正中央集权的情况是很少的，因为地方势力往往是历史事件的决定因素。虽然帝国和近帝国时期为形成统一文化做出的尝试很明显，小王国时期(早期历史学家经常指为“黑暗时代”)在地方上更有创造性，社会和宗教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也正是这些小国建造了最精美最宏伟的纪念性建筑物。 主要的经济模式是与土地和商业相关的。从部落社会向农民社会的转变是一个持续的过程，伴随着荒地逐渐被开垦和以犁耕农业为基础的村庄经济扩展。正是在帝国体系出现的西元前4世纪，人们认识到地税的重要性。虽然此后不久帝国结构就破灭了，地税却成为国家行政和收入的中心。人们曾很重视国家对灌溉系统的控制，然而对印度灌溉体系的系统研究却说明它们一般是由私人控制的，只能为小面积土地服务。国家修造灌渠主要是在有冬季和夏季季风雨地区，那里农村会议在地税和一般行政管理中起主导作用，例如南印度的朱罗(Cola)王国。 城市经济在印度河流域文明(2300?～1750?BC)的兴起中起了关键作用。以后，在西元前第1千纪，恒河河谷和南印度沿海地区出现了一个城市文明。城镇的出现是基于贸易的需求。在西元第1千纪，当商业发展到与西亚、地中海东部、中亚和东南亚贸易的时候，贸易税构成了参与国经济的重要部分，而印度的宗教和文化也在中亚和东南亚的文化演进中起了重大作用。贵霜王朝首先发行金币，而笈多王朝则大量发行。这两个王国都积极进行对外贸易，黄金从中亚和罗马、后来可能从东非进口，因为印度黄金资源有限。贸易的发展激励新路线的开辟，加上村庄经济的扩展，后孔雀王朝时期人们对次大陆的地理知识猛增。随着贸易的增长，行会在城市里变得更有势力。行会成员参加行政管理，参预政治，而且通过派遣商人使节到远如罗马和中国等地去控制贸易的发展。 印度社会结构以其种姓制而独特，种姓制也说明了这个社会结构得以延续至今的原因。种姓社会的稳定特色是存在内婚制的亲属集团(查特)，它们以污染和纯净的概念为基础，按礼仪性的层次排列成等级体系，并以彼此服务相维系。虽然礼仪性的等级体系是不变的，但是在这个框架内看起来仍有相当大的活动性。社会结构的核心是家庭。亲属关系的模式因地区而不同。家庭与村庄相联，村庄与地区相联。城市的结构更为复杂，行会有时起了“查特”的作用。新的社会集团和职业集团也不断出现。 早期印度历史上的宗教并非一个整体的力量，甚至在帝王试图支持某种宗教时都没有国家宗教的概念。总体上说，宗教表现有三个层次。最普遍的是礼拜一个与主要神祇似有关联的当地神灵，例如繁育神崇拜、母神崇拜、所谓“性力女神”崇拜和密教崇拜。较不普遍但也常见(特别是在城市地区)的有佛教和耆那教的清教派别和印度教的守贞专奉传统。第三个层次包括经典印度教和较为抽象的佛教和耆那教，前者强调主要的神祇，后两者强调创教人的教训。在这个层次上，由于富有信徒的资助，形成宗教体制化的基础。但是这三个层次并不是互相孤立的。第三层的影子落在前两层上，前两层的家庭礼仪信徒经常钻进第三层。这在印度教里特别突出，其灵活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它能延续至今。各种形式的佛教，从强调不断改进教义的，到把巫术式的繁育神祇也吸收进来的，都在这个期间的末期消失。 梵语文学和印度教、佛教神庙的建设都在这个时期发展到了最高点。以后虽然继续创作梵语文学，继续建造神庙，成就却再也没有这样令人振奋。 约西元前1500至约前600年 西元前1500年前后，印度次大陆的北半部发生重大变化。印度河谷的哈拉帕文化约在西元前1750年衰落，为在恒河流域兴起的第二次也是更为持久的一次城市文明准备好舞台。哈拉帕衰落的结果是城市文明崩溃，标志着印度河地区不再是文明的中心。新的居民区与哈拉帕地区相邻，但很少重叠。在旁遮普和古吉拉特有的居民区还是原来的。很可能是地质和生态的原因，如河流改道、沙漠侵袭、屡发的洪水等，使这个地区的物理环境变得不宜居住，最终导致城市的衰落。 恒河流域的城市化 向城市化发展的新势头来自从旁遮普向恒河流域的移民。 (1)恒河文化早期。有一系列新石器文化与哈拉帕文化接壤同存，其核心在喀什米尔、印度东部和德干。紧接哈拉帕文化之后，恒河流域庇护的两个文化，学者们至今还未能找出它们之间的联系。在恒河-亚穆纳河河间地分布着一些小居民点，使用一种粗糙的赭色陶器，其来源尚不肯定。河间地以东的恒河平原有一些孤立的铜器堆积——鱼叉、矛镞、凿斧、剑和拟人雕像，这些堆积往往是在田野里发现的，而不是发掘出来的。赭陶文化和铜器堆文化的人民都生活在西元前1800～前1200年左右。 印度最早的文献记载是吠陀文学。在早期，吠陀是口传的文化传统，由四个主要部分组成——《梨俱吠陀》、《娑摩吠陀》、《夜柔吠陀》和《阿闼婆吠陀》。其中《梨俱吠陀》被认为是最早的。这些文献的语言是吠陀梵文，内容与印度操雅利安语者进行崇拜活动使用的赞歌、咒文、咒语有关。(这里“雅利安”仅指语言，用于操印度-雅利安语的人，与人种无关。) 印度雅利安人源起的理论与所谓的印欧人发源地的问题相关。西元17和18世纪，最初研究梵文的欧洲学者惊奇地发现梵文与希腊文和拉丁文在句型和词汇方面的相似性。于是形成这些语言和其他相关语言同源的理论，并称之为“印欧语系”。此一理论必然形成印欧语人民拥有同一家园的概念，他们从这里移民到亚洲和欧洲各地。这个理论引起对印欧语系发源地和何时散布各地的无限推测，延续至今。印度早期历史仍然被“雅利安问题”困扰，妨碍人们实事求是地找到研究这一时期应具的历史眼光。 西亚的考古和铭文证据已表明，从西元前第2千纪起印欧语人民开始可能是一波接着一波的移民。有资料证实，大约在西元前1760年，喀西特人(Kassite)来到美索不达米亚，带来马和战车，使用明显的印欧语名字，如苏里亚斯、英达斯、马鲁塔斯(Surias,Indas,Maruttas,梵语作Surya,Indra,Marutah)。早在西元前第2千纪就来到安纳托利亚的西台人，在西元前1400年前后与米塔尼人(Mittanni)达成一项协议，在协议中呼唤了4个神灵——英达拉、乌鲁伏那、米蒂拉以及纳沙提亚斯(Indara,Uruvna,Mitira,Nasatyas)，在《梨俱吠陀》中为因陀罗、伐楼拿、密多罗、阿施文(Indra,Varuna,Mitra,Asvins)。大约同时期在安纳托利亚的博阿兹柯伊(Bogazkoy)的一项铭文记载了有关驯马的印欧语技术词汇。西元前1400年前后在阿马纳(Tell el-Amarna)用阿卡德楔形文字写成的泥板文书中提到印欧语的王公名字，如比利达什瓦(Biridashva)和阿尔塔马尼亚(Artamanya)。马的使用说明他们的发祥地是中亚或南俄罗斯草原。 较为靠近印度的伊朗高原也有类似的移民。把伊朗雅利安人文献《阿维斯陀》和《吠陀》文献相比较，可以看出两者之间曾经有密切的关系。大概是伊朗雅利安人的一支移居到北印度，定居在“七河地区”(Sapta Sindhu)，这个地区北至喀布尔河，南到娑罗室伐底河和河间地(Doab)上游。娑罗室伐底河是当时的圣河，流过拉贾斯坦北部，但很快就消失在沙漠里。《梨俱吠陀》的大部分赞美诗是在七河地区创作的。 《梨俱吠陀》分为10卷，其中第10卷据信晚于其他各卷。每卷有一定数量的赞美诗，作者几乎都归为某个祭司家族，如甘华(Kanva)、乔答摩(Gautama)、毗湿瓦密陀罗(Visvamitra)、瓦梅德瓦(Vamedeva)、阿陀利(Atri)、婆罗多瓦耆(Bharadvaja)、瓦西斯塔(Vasistha)。第9卷汇集了所有献给“苏摩”(soma)的赞美诗。苏摩是一种在礼仪场合饮用的神圣的有兴奋作用的饮料。这些赞美诗包括对神的祈祷、礼仪时的赞美诗、战斗时的赞美诗、叙述性对话以及讽刺性的评论。从中可以看出有关地理位置、社会和政治组织、部落名称以及有关事件的信息，更多的则是吠陀宗教发展的情况。 赞美诗中提到的有政治意义的事情极少。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大概是《十王之歌》中有关十王之战的描述∶旁遮普南部显赫的婆罗多(Bharata)部落之王苏陀斯(Sudas)解雇了他的首席祭司毗湿瓦密陀罗，替之以瓦西斯塔，毗湿瓦密陀罗组织了10个部落的联盟，包括5个著名的部落——普鲁(Puru)、雅都(Yadu)、土尔瓦沙斯(Turvasas)、阿努(Anu)、德鲁休(Druhyu)——与苏陀斯开战。婆罗多部落幸存下来，继续在历史传说中扮演重要角色。在这些部落中没有什么雅利安人和非雅利安人的区别，但是这些赞美诗提到一个称为“达塞”(Dasa)的当地民族，据说使用一种外语，面容黧黑，崇拜一些奇特的神灵。有些达塞拥有大群牛马，居住在设防的地方，因陀罗大神经常进攻他们。此外，还有富有的帕尼人(Pani)，他们很不友好，偷走牛马。 这是一个从游牧社会向定居农村公社转化的时期，经济上农牧兼有。某些词语的使用说明牛群仍然是重要的概念。例如“戈特拉”(gotra,意为牛圈)指内婚制亲属集团，“加维什提”(gavisti,意为寻找牛)指战争。家庭结构是父系制大家庭，而这种集团又由家庭扩展构成，这可以从流行转房婚看出，它允许寡妇嫁给丈夫的兄弟。数个家庭组成一个村庄，部落称为“维什”(vis)，早期阶段经常召开部落大会，既有世俗又有宗教内容。 (2)吠陀时期后期(1000?～500?BC)。这个时期的史料有考古发掘也有文献记载。恒河流域的绘图灰陶文化仍然是主要的考古资料，主要的文献是《娑摩吠陀》、《夜柔吠陀》和《阿闼婆吠陀》。它们基本上是宗教文献，包括《梵书》、《奥义书》和《森林书》——论述哲学和形而上学的文集。与这些吠陀文献相联的是“经文”。它们多是对这些文献的注释说明，是有关祭祀、礼仪、日常生活规则、社会和法律关系的手册。这类文献不断修改，不能把它们的年代定得很早。这个时期的《法经》文献是以后几世纪有关社会法律的《法论》文献的核心。 有些历史学家把《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两部史诗定为这个时期的作品，虽然每部的年代都是很有争论的。两者都是历史和传说的混合，两者都被重写和修改，迟至西元初还经常有插入的章节。因而，尽管它们对文学和宗教传统很重要(两部史诗后来都被当作神圣作品，主角都被神化)，但很难把它们当作历史资料。《摩诃婆罗多》的中心故事是两组堂兄弟——俱卢兄弟(Kauravas)和般度兄弟(Pandavas)——之间的战争。据传这场战争发生在西元前3102年，但多数历史学家认为发生在西元前1400到前900年之间。有些人尝试把考古证据和史诗对应，结果更可能是发生在西元前800年前后。《罗摩衍那》的事件与阿约提亚(Ayodhya)、恒河中游及中印度相关，后来加入的章节把场面向南扩展至锡兰岛。 《往世书》也被当作这个时期的史料，虽然它们成书很晚。《往世书》主要有王族世系的章节，最初是靠传说保留下来。据说追述了“太阳族”和“月亮族”两大王族的世系，以及从西元前第4千纪的洪水时期到西元第1千纪中叶的各朝各代。很多材料似乎都是神话，但它所列的历史时期(600?BC～AD500)的朝代名确与已知的朝代相符。 吠陀时期后期的地理核心从七河地区转移到恒河-亚穆纳河河间地及周边地区。恒河此时是一条圣河。在此之外就是不洁净的蛮族，他们不懂得“雅利安”，即高贵者的语言和习惯。温迪亚山以南的土地，即“南路”，在文献中含混地带过。 文献中充满了占据这些地区的部落名称。最强大、最有威望的部落是俱卢-潘查拉(Kuru-Pancala,包容了俱卢族和普鲁族两大家族，以及以前的婆罗多族)，其中潘查拉族是一些不甚知名的小部落组成的联盟。这个部落占领了河间地上游，即“俱卢之野”。在北方甘蒲耆(Kamboja)、犍陀罗(Gandhara)和摩陀罗(Madra)部落占上风。在恒河中部平原与俱卢-潘查拉毗邻的是迦尸(Kasi)、科萨拉(Kosala)和毗达呵(Videha)，它们之间密切合作，是俱卢-潘查拉的对手。在恒河下游平原和三角洲的摩揭陀(Magadha)、鸯伽(Anga)、翁加(Vanga)是在雅利安文化之外，被视为蛮人。居住在摩揭陀(在比哈尔邦的巴特那〔Patna〕和伽耶〔Gaya〕一带)的人也被当作雅利安和蛮人之间一种地位不清的低等人。文献中其他经常出现的部落有昌巴尔河谷的沙特瓦人(Satvant)、温迪亚和德干北部的安得拉人，维达巴人(Vidarbha)、尼沙达人(Nisadha)、蒲林达人(Pulinda)和沙巴拉人(Sabara)，这些都是蛮族，都没有雅利安化。由于人们认为有“蛮人”和“蛮地”，自然同样认为有雅利安人的净土，即所谓“雅利安人之地”。这实际上是指恒河-亚穆纳河河间地及周边地区。这些部落的居住地有相当的历史意义，因为他们的名称后来成了地理名词。到这个时期末，部落概念已逐渐变成地域概念，它们占据的地区已被当作国家，每国有自己的政治体系。 后期吠陀文献已明显地提到冶铁技术，而向恒河平原的移民形成稳定的农业，建立永久性质的居民点。一些沿河的居民点发展为城镇，多为手工业和商业的中心。到了西元前第1千纪中叶，第二次城市化开始了，这回是在恒河平原。 在印度文化中最具长远影响的因素，也是文献中经常提到的因素，就是被称为“种姓制”的社会结构。在《梨俱吠陀》的后部，有著名的《原人歌》，描述了一个原始的祭祀，提到从“生主神”的身体产生四种人，婆罗门生自他的口，刹帝利生自他的臂，吠舍生自他的股，首陀罗生自他的足。这显然是企图用神话来解释4个“瓦尔纳”的起源。这4个瓦尔纳成了印度社会4个主要种姓。“婆罗摩”意为有法力的和神圣的知识，是“婆罗门”的字根，婆罗门即有这知识的人；“刹特拉”意为有权力或主权者，成为“刹帝利”；“吠舍”一词来自“吠什”，意为居民点，“吠舍”就是住在一个地方的人或一个部落的成员；“首陀罗”一词的来源不详，这说明它可能不是雅利安词。文献不断重复说首陀罗的职责是为3个较高种姓服务。文献中除了提到“瓦尔纳”，还有“查特”(出生)，这个词逐渐更接近“种姓”之意，大约是指内婚的亲属集团。随着时间的推移，婆罗门成为出众的祭司集团，祭祀场合人神交往的中介，因祭司职责而接受大量财物的人；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得到各种特权，例如免税和免受刑罚。 出身纯净为上的观念更加强他们的威望，只是偶尔有人持异议提出学识为婆罗门最主要标准。刹帝利看来是土地占有家族，担任军事领袖的角色并因为与王室的关联成为天生贵族。在这些文献的前部，“王族”有时和“刹帝利”一词互换使用。吠舍的地位较为卑屈，虽然不像首陀罗那样低下，似乎是经济的骨干。有关首陀罗的传统看法是，他们是非雅利安人耕作者，处于雅利安人的统治之下，多已沦为奴隶，因此必须伺候上面三个种姓。但并非所有关于首陀罗的记述都说他们是奴隶。有时曾提及富裕的首陀罗，在后来的几世纪里有些首陀罗甚至当上国王。 进入历史时期(600?～150?BC) 印度历史的这个阶段有各种史料可用。佛教经典有关佛的时期(西元前6世纪)和以后时期的记载是印证婆罗门教史料极珍贵的资料。耆那教史料虽较为有限却也珍贵。在西元前4世纪有了关于政治经济的世俗著作，以及外国旅客的记述。最重要的资料是西元前3世纪的铭文。 前孔雀王朝国家 印度东部的佛教文献对西元前6世纪和前5世纪政治方面的记述提到16个主要国家，它们主宰了次大陆的北部。其中几个如犍陀罗、甘蒲耆、俱卢-潘查拉、马兹雅(Matsya)、迦尸、科萨拉是从前一时期传下来的，在吠陀文献中就有记载。其余的是新国家。有的是衰落的旧部落重新崛起，也有的是新地区崭露头角，例如阿槃提(Avanti)、阿尸瓦伽(Asvaka)、苏拉塞纳(Surasena)、瓦兹雅(Vatsa)、车底(Cedi)、马拉(Malla)、瓦吉(Vrjji)、摩揭陀和鸯伽。提及恒河平原东部如此之多的国家一方面是因为资料着重于东部，另一方面预示着东部地区日渐重要。 (1)地理位置。犍陀罗跨印度河两岸，包括白夏瓦和斯瓦特(Swat)河下游、喀布尔河下游地区。有一个时期它被括入波斯帝国的阿契美尼德王朝，成为22个行省之一，失去了独立(519?BC)。它仍然是与伊朗和中亚交流的通道和羊毛贸易的中心。甘蒲耆与犍陀罗相邻。最初被当作说雅利安语的人的家乡。甘蒲耆很快失去它的重要地位，显然因为那里的人民不再遵循神圣的婆罗门教仪规，这种情况在北方很普遍，因为新的人群和文化在入侵、移民和贸易的过程中进入这个地区。甘蒲耆以马著名，马来自中亚，卖给印度其他地区。 克伽亚人(Kekaya)定居在犍陀罗和贝阿斯(Beas)河之间的地区。他们与摩陀罗人、乌斯纳罗人(Usinara)共称为阿努部落的后代。马兹雅在德里的西南。仍主宰河间地的俱卢-潘查拉把领地伸展到南方和东方。俱卢的都城据说从哈斯汀普罗(Hastinapura)迁到憍赏弥(Kausambi)，因为前者遭大水淹没。哈斯汀普罗的发掘证实这一点，时间约在西元前9世纪。马拉人住在北方邦的东部。阿槃提在乌贾因-讷尔默达(Ujjain-Narmada)地区兴起，都城在摩希斯马提(Mahismati)，在国王普罗德约塔(Pradyota)治下，与憍赏弥的王族联姻。苏拉塞纳的都城在马图拉(Mathura)，这个部落自称是雅都族的后代。后来的希腊文献中提到索拉塞诺(Sourasenoi)和梅土拉(Methora)，一般被认为是苏拉塞纳和马图拉。瓦兹雅国在憍赏弥建国。车底国(在本德尔汗德〔Bundelkhand〕)位于通往德干西北的路线上。温迪亚山以南、哥达瓦里河上，阿尸瓦伽仍然繁荣。 迦尸和科萨拉主宰恒河平原。迦尸与东部邻国保持密切关系，它的都城后来成为著名的圣城瓦拉纳西(Varanasi,贝拿勒斯〔Benares〕)。迦尸和科萨拉为争夺对恒河的控制不断发生战争；在争战中科萨拉把边境向南、北推移，最终形成南科萨拉和北科萨拉两部分。新国家摩揭陀(巴特那和伽耶地区)和鸯伽(三角洲北部)对控制恒河亦兴致勃勃，很快就加入冲突。瓦吉国(贝萨尔〔Besar〕和穆札法尔布尔〔Muzaffarpur〕地区)也加入战争。有一段时间维德哈(Videha,今蒂鲁德〔Tirhut〕专区)建都米提拉(Mithila)，也很强大。有关德干北部国家的信息好像是重复前个时期的记载，说明对那个地区的情况没有更多的了解。 (2)政治制度。这些国家的政治制度或是君主制，或是代议制，有称共和制，也有称寡头制。有时一国的政治制度由一种制度渐变为另一种制度，例如在瓦吉国的核心吠舍离(Vaisali)。除了一些主要国家外，还有一些小的共和国，如哥利亚(Koliya)、摩利亚(Moriya)、若陀利迦(Jnatrka)、释迦以及梨车(Licchavi)。若陀利迦和释迦后来特别有名因为那里诞生了大雄和佛陀；梨车最终变得极其强大。 共和国由一个部落或几个部落的联盟组成。选举出来的首领在长老议事会的协助下工作，长老可能是从刹帝利家族中选出来的。最主要的机构是部落大会，称“帕里沙德”(parisad)，用击鼓召集成员开会。有预定的座次排列、程序、发言次序和讨论，最后做出决议。 (3)经济。西元前5世纪弯曲银条币和银质、铜质的带孔钱币开始使用。不知这些货币是政府部门发行还是货币商制造的法币。同一时期一种典型的奢侈用具北方黑精陶逐渐传播开，意味贸易的扩大。主要的商路沿恒河，跨过恒河-印度河分水线和旁遮普，到达塔克西拉及更远的地方，或者从恒河平原经乌贾因和讷尔默达河谷到西海岸或向南到德干西北部。前往恒河三角洲的道路变得更为繁忙，因为从那里可以经海路到达印度东海岸的港口。贸易的发展和随之而来的城镇的扩大使得手工业者和商人的数目大增；他们组成行会，每个行会往往聚居在城镇中的一方。行会制度促进了劳动分工和职业继承原则的建立，成为种姓职能的特点。有些行会逐渐取得种姓资格。高利贷有利于金融业者的活动，其中一些人也组成行会，发现投资贸易逐渐有利可图。 (4)宗教。社会和经济特色的变化与宗教和文化生活的变化相关。在《奥义书》和《森林书》中记录了一些大师对某些吠陀文献章节中保存的正统思想的质疑，其他文献也记录了一些质疑者的思索和哲学。西元前6世纪有相当多的非正统派，思索范围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小派别中生活派和顺世派曾风行一时，还有与佛陀同时代的唯物主义者阿耆多．翅舍钦婆罗派(Ajita Kesakambalin)。虽然这些派别没有形成独立的宗教传统，它们教义的潜流在以后的宗教潮流中往往露出头角。 这些派别中只有两个宗教即耆那教和佛教取得主要的地位。前者一直在印度次大陆流行；后者传播到中亚、中国、日本和东南亚。二者都在西元前6世纪建立，大雄把耆那教先师的思想组织起来成为耆那教(意为征服者之教)，而佛(觉者)宣讲一个新的教理。 这两个宗教有很多类似之处。宗教礼仪基本上是会众式的。寺院组织的建立是民主方式的，最初接受来自各阶层的人。某些寺院发展成教育中心。不过佛教僧人在社会中的作用更大些。托钵僧人边布道边化缘，使这两个宗教带上一种传教团体的风格。接受女尼说明对妇女的地位特别关注。两派都对婆罗门教的正统观和吠陀的权威提出质疑，都反对祭祀杀牲，都提倡不用暴力。都从富有的刹帝利土地拥有者和商人集团中争取支持；由于商业贸易不杀生，进行这类活动不悖于“无害”原则。耆那教徒普遍参与金融交易，作为中介人，在以后的世纪里成为印度西部最大的金融业者。两者都不赞成种姓歧视，虽然没有直接攻击种姓社会的概念，但一般把自己当作非种姓运动者，因而取得低级种姓集团的支持。由于佛教藉用了民间地方神灵崇拜的礼仪和实践，王族妇女成为它的支持者。 (5)摩揭陀兴起。西元前6世纪政治的焦点在对恒河的控制。迦尸、科萨拉、摩揭陀和瓦吉为此争战一个世纪直至摩揭陀取得胜利。摩揭陀的成功部分要归功于它的国王频毗娑罗(Bimbisara)的政治抱负，他于西元前543年前后登基。有些史料说他出身于赛宋纳伽(Saisunaga)王朝，也有的资料说赛宋纳伽王朝是后来的事。无论如何，频毗娑罗征服了鸯伽，取得通往恒河三角洲的道路，这是一笔可观的财富，因为海上贸易正在兴起。频毗娑罗之子阿阇世(Ajatasatru)在西元前491年前后登基，在约30年的时间里完全实现了他父亲的愿望。阿阇世王加强了摩揭陀都城王舍城(Rajagrha)的防御，在恒河边的波吒厘子村(Pataligrama)建造一个小城堡，后来变成著名的都城华氏城(Pataliputra,巴特那)。然后他进攻并兼并了迦尸和科萨拉。他还必须征服瓦吉联盟，战事持续16年。最终，阿阇世挑拨盟员的关系削弱瓦吉，把它推翻。联盟中最重要的成员是梨车，它在历史上沉寂了数个世纪后于西元4世纪又走上前台。 摩揭陀的成功不全归功于频毗娑罗和阿阇世的政治抱负。摩揭陀占有优越的地理位置，控制恒河下游，从肥沃的平原和河上贸易中都取得税收。三角洲的通路也带来东部沿海贸易的丰厚利润。附近的森林提供建筑木材和军队用的象匹，最重要的是摩揭陀有丰富的铁矿，使其在技术上领先他国。 阿阇世死于西元前459年前后。继位的是一串无能的统治者，然后苏宋纳伽(Sisunaga)建立了一个新王朝，历时约半个世纪，被摩诃坡德摩．难陀(Mahapadma Nanda)推翻。普遍认为难陀族出身低贱，可能属首陀罗种姓。尽管王朝不断更迭，摩揭陀依然强大。难陀王朝继续扩张政策。难陀王朝号称钜富，可能是他们懂得按期征收地赋的重要性。 (6)亚历山大大帝的入侵。印度西北部经历了马其顿的亚历山大的入侵战役。亚历山大于西元前327年在征服大流士的阿契美尼德帝国的东端领土时，进入了犍陀罗。他成功地打下旁遮普来到贝阿斯河，那里他的部下拒绝继续战斗。希腊文献提到难陀王朝的庞大军队，有些历史学家提出亚历山大的希腊军队因恐惧这支军队而哗变。亚历山大的战役对印度的历史和政治没有造成任何影响，印度方面的史料从未提及这件事。这场战役最重要的后果是他的一些希腊随从记录了对印度的印象，如欧内希克里图斯(Onesicritus)、阿里斯托布鲁斯(Aristobulus)，以及他的大将奈阿尔科斯(Nearchus)。斯特拉博(Strabo)、阿利安(Arrian)，以及普林尼(Pliny)和普卢塔克(Plutarch)都把这些记录大量收入自己的著作中。但这类记录有些是奇特的，与其说是历史不如说是小说。亚历山大建立了几个希腊人驻扎地，促进了与西亚的贸易与交通的发展。对历史学家来说最宝贵的是亚历山大遇见了名为山德鲁柯托斯(Sandrocottos)的年轻王子，18世纪时这个名字被鉴定为旃陀罗笈多(Candra Gupta)，因而为印度古代史提供了一个纪年标准。 孔雀帝国 旃陀罗笈多的登基(325?～321?BC)在印度历史上很重要，它标志印度第一个帝国的开端。孔雀王朝将整个次大陆——除去现卡纳塔克邦以南的地区和现属阿富汗的部分——置于一个中央集权的帝国体系里。 (1)旃陀罗笈多．莫里亚。旃陀罗笈多推翻了摩揭陀的难陀政权，然后在印度中部和北部进行征战。希腊文献说他于西元前305年在印度河以外地区与塞琉古一世发生冲突。后者是亚历山大的一个将军，亚历山大死后在伊朗建立了塞琉西王朝。这场战役的结局是双方达成和约，塞琉古把印度河以外省分让给孔雀王朝，后者送给他500头大象。提到双方联姻，但没有细节记录。 这个和约开启孔雀王朝和塞琉西王朝之间友好关系的时代，整个西元前3世纪双方互换使者和礼品。塞琉古的最重要使者是麦加斯梯尼(Megasthenes)，他留下一本书记录他的观感，书名《印度》。虽然原书已佚，但后来的希腊作家斯特拉博、狄奥多罗斯(Diodorus)、阿利安在著作中引用该书，因而有大段的章节保留下来。梵文的重要著作是考底利耶(Kautilya, 或称查纳基亚〔Canakya〕)的《政事论》(Artha-sastra)。考底利耶是旃陀罗笈多的宰相，这本政治经济学的著作就是献给旃陀罗笈多的。 据耆那教文献称，旃陀罗笈多在统治末期变成耆那教徒。他让位给儿子瓶头王(Bindusara)去当苦行僧，与一群耆那僧人旅行到南印度，那里他死于正统耆那教方式，即自行绝食慢慢饿死。 (2)瓶头王。孔雀王朝第二代皇帝，约在西元前297年登基。希腊文献称他为阿米特罗查特斯(Amitrochates,是梵文阿米陀罗伽陀〔amitraghata〕的音译，意为“无敌者”)，可能是德干之役胜利的反映。旃陀罗笈多已经征服北印度，瓶头王的战役止于迈索尔(Mysore,卡纳塔克)，可能是因为南端的王国如朱罗、潘地亚(Pandya)、彻拉(Cera)与孔雀王朝的关系都不错。 (3)阿育王和他的继承者。瓶头王由其子阿育王继承，或是在西元前272年直接继位，或是有4年的过渡，在西元前268年继位(有些历史学家说是西元前265年前后)。阿育王的统治时期记录较多，特别是铭文记录。他发布很多圣旨，用普拉克里特语、希腊语、阿拉米语刻在帝国各地，因当地通行的语言而定。希腊语和阿拉米语的铭文限于阿富汗和印度河以外地区。 阿育王治下的第一件大事是西元前260年对羯陵伽(Kalinga)的战役，这件事记在他的一道圣旨里。战争造成的苦难使他重新估价暴力征服的概念，他逐渐被佛教吸引。大约在他继位12年之后，他开始按期发布圣旨。在一道圣旨中他提到5位与他同时代的希腊国王，他们是叙利亚的安条克二世(Antiochus II Theos)，即塞琉古一世之孙，埃及的托勒密二世(Ptolemy II Philadelphus)，马其顿的安提哥那二世(Antigonus II Gonatas)，昔兰尼(Cyrene)的马加斯(Magas)，和亚历山大(或是伊庇鲁斯〔Epirus〕, 或是科林斯〔Corinth〕)。他在这些国家都派有使节。和田和尼泊尔据传与阿育王有接触。与锡兰(斯里兰卡)国王提撒(Tissa)的密切关系因阿育王之子摩哂陀(Mihinda,有的资料说是他的弟弟)是该岛首位佛教传道士而益形坚固。 阿育王统治了37年。死后政治开始衰落，半个世纪之后这个帝国只剩下恒河平原的一部分。据传其子鸠那罗(Kunala)统治犍陀罗。铭文资料说明他的孙子十车王(Dasaratha)在摩揭陀称王。有些历史学家认为他的帝国一分为二。西元前185年，孔雀王朝末代君主布里哈陀罗陀(Brhadratha)为其婆罗门出身的总指挥普士亚密多罗(Pusyamitra)所弑，后者建立巽伽(Sunga)王朝。 (4)帝国的财政基础。孔雀王朝的成就是它能够把次大陆的分散部分凝聚成一个政治实体，维持了近百年的帝国体系。而帝国体系的财政基础是田赋的收入，其次是贸易。农业经济的逐渐扩展和征税行政机构的改进使得田赋的收入增加。 田赋的性质是个有争议的话题，问题是如何看待其土地，君主所有和国家所有的界限并不总能画清。换言之，由于国王作为国家的象征，他和国家之间的界限在政治理论上并不清楚，国王代表国家向土地征税。地税有两种，一种根据耕地的数量，另一种根据土地的出产。 另一个越来越重要的收入来源是来自国内外贸易的税收。统一行政管理的做法有利于打破各地区孤立的经济状况。为加速与地方行政的沟通而修建的道路自然而然地成为贸易通道。 (5)孔雀王朝的社会。孔雀王朝的社会分为7个种姓∶哲学家、农夫、士兵、牧人、工匠、管理人和谘询者。哲学家包括各种祭司、僧人、宗教大师；他们构成人数最少的种姓，但是最受尊敬，免交赋税。农夫的人数最多。士兵的薪饷丰厚。把牧人当作一个社会经济集团说明虽然农业经济在扩展而且成为国家的主要收入，牧业在经济中仍起很大作用。工匠可能代表城市人口的主要部分。把管理者和谘询者列入种姓说明行政管理人员相当多，他们的存在是公认的。 (6)孔雀王朝的政府。孔雀王朝的政府是以君主为主的中央集权官僚制。阿育王自认以家长身分统治国家∶“大家都是我的子女”。他殷盼公众舆论，足迹遍及帝国各角落，并特派官员去了解民意。他的圣旨说明他经常征询大臣们的意见，他的行政会议大体上是个谘询机构。负责管理账目的财务大臣和负责赋税记录的税务大臣是地税管理的中枢。每个行政部门配备长官和下层官员，在地方行政和中央政府之间起联系作用。 帝国分为4省，每个省一般有位皇子坐镇。地方官员可能是从当地人中提拔。每5年派官员出巡一次，对省行政机构做额外的检查和监督。农村地区的某类官员兼管司法和定税。罚款是最常见的惩罚形式，虽然死刑也用在最极端的案例。省画为县，县再分为更小的行政单位。村庄是基层行政单位，此后几个世纪里都是如此。村长一直是重要的官员，会计和收税人也如此。 (7)阿育王的圣旨。这是以帝国行政管理为背景，变化的社会经济为框架，阿育王发出圣旨以表示对“达摩”的思想和实践的关心。“达摩”是梵文“达尔摩”的普拉克里特语形式，其义不可译。依其用法，有很多不同意义，例如宇宙之法、社会秩序、虔诚或正直；佛教徒经常用来指佛的教诲。部分地因为这个原因，影响对阿育王使用这个词的早期解释，以为他是在弘扬佛教。在1837年阿育王铭文被解读之前，除斯里兰卡的佛教纪年《大王统纪》(Mahavamsa)、《岛王统史》(Dipavamsa)、《大王统纪评注》(Vamsattapakasini)和北印度流传的佛教著作《诸天传喻》(Divyavadana)、《阿育王传》(Asokavadana)外，阿育王鲜为人知。这些著作把他歌颂为佛教的圣王，唯一的志向就是弘扬佛法。这些传说都保存在印度以外∶斯里兰卡、中亚和中国。甚至在他的圣旨解读之后，人们仍相信其内容与从佛教史料得出的理论相印证，因为阿育王在一些圣旨中发誓支持佛教。不过从近年的一些分析看，虽然他向佛教僧团发布圣旨证实他是佛教徒，但是大部分说明“达摩”意义的圣旨并不仅是为了弘扬佛教。这些向人民宣告的圣旨刻在巨石上，或者刻在用抛光砂石制成的石柱上，放在人群聚集的地方。 动物柱头是孔雀帝国艺术的优秀代表，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在城市遗址发现的大量小型的灰色土陶动物，显然是民间艺术的代表(1947年以来印度的国徽就是位于瓦拉纳西附近萨尔纳特〔Sarnath〕的四狮柱头)。 阿育王在他的铭文里把“达摩”的主要原则定为非暴力，容忍一切派别和观点，服从父母，尊敬婆罗门和其他宗教的大师和教士，对朋友慷慨，对仆人宽厚，对所有人大方。它提出一个普通的行为伦理，没有一个宗教和社会集团可以反对它。它也是人们忠实的焦点，以此把构成帝国的分散成分凝聚起来。有意思的是，这些圣旨的希腊文版把“达摩”译成“虔诚”，别处也没提到佛的教诲，如果阿育王是在弘扬佛法，应该是有这类内容的。在“达摩”指导下他的修政包括注意臣民的福利，修建道路和憩息场所，种植药用植物，建立照顾病人的场所，禁止杀牲祭祀，限制食用杀牲。也还组织一组官僚，称为“达摩大臣”，他们一方面宣扬达摩，一方面使他了解民意。有些达摩大臣被派遣到邻近的王国。 (8)孔雀帝国衰落。有些历史学家认为孔雀帝国的解体是阿育王的政策和行为所造成的。他的护佛政策引起婆罗门造反，然而他的圣旨并不能证实这个说法。有人认为他坚持非暴力使军队丧失斗志，结果无力抵御来自西北的入侵者的威胁。不过，尽管阿育王倡导非暴力，没有任何史料说明他有意忽视他的行政机构的军事部门。 其他一些对帝国衰落的解释较为有理。其中一个说法是帝国受到经济压力。有人认为由于经济压力，孔雀王朝的银币的成色降低。军队和官僚体系的开支必然占用一大部分收入。同样可能的情况是，农业经济的扩展赶不上帝国的扩展，由于帝国内有很多非农业区，从农业经济收取的税可能不足以维持整个帝国。 西元前150至西元300年 孔雀帝国崩溃后出现了许多小国，这些小国的地区模式在以后几个世纪的历史上经常重现。旁遮普和喀什米尔被吸收到中亚的政治圈里。印度河下游河谷变成了从北到西行动的通道。恒河平原除受来自西北的战争威胁外，大致扮演被动的角色。德干北部兴起了一个王国，它是在沟通北方和南方中起关键作用的众多重要王国的第一个。羯陵伽再次独立。在南端，彻拉、朱罗、潘地亚王国的威望和势力尚未减退。这个时期尽管政治分裂，但经济繁荣，部分原因是有了一个新的财源——外贸。印度在中亚、中国、东地中海和东南亚谋得商业利益。 北方小国的兴起 塞琉西王朝卷入东地中海的政治，放松了对伊朗东北部的控制，大夏和安息趁机脱离，大夏的希腊总督狄奥多托斯(Diodotus)起兵反抗塞琉西国王安条克，宣布独立，约西元前250年安条克承认大夏独立。 (1)印度-希腊统治者。大夏后期君主德米特里(Demetrius,约西元前190～约前167年在位)率军进入旁遮普，最后沿印度河谷而下控制了印度西北部，于是开始了称为“印度-希腊政权”的时代。印度-希腊统治者的年表多以货币为据。他们的钱币最初是模仿希腊钱币，到了西元前2世纪已有了自己的风格，特别以出色的肖像而著称。碑铭多以希腊字母、婆罗米字母和佉卢字母刻写。 最著名的印度-希腊君主是米南德(Menander)，印度文献称之为弥兰陀(Milinda)，他在佛教著作《弥兰陀王问经》中是个主角，描述这位君主和佛教哲学家龙军(Nagasena)的对话，结局是国王皈依佛教。米南德据知西元前155～前130年在位。他控制了犍陀罗和旁遮普，虽然他的货币在更南边也有发现。据测，他可能进攻了亚穆纳河地区的巽伽国，企图把领土伸展到恒河。但即使如此，他也没能真正占领。在波怛阇利(Patanjali)的语法著作《大疏》(Mahabhasya)中附带提到中央邦地区的耶槃那人(Yavana,约西元前2世纪)。同时，在大夏本土，从大夏世系分支出来的欧克拉提德斯(Eucratides)的后裔开始有意于犍陀罗，最终占领喀布尔和塔克西拉王国。在贝斯纳加尔(Besnager,皮尔萨〔Bhilsa〕县)的一幅重要的普拉克里特语铭文，是西元前2世纪后期应一位希腊人赫利奥多罗斯(Heliodorus)之请而刻的，记录他对毗湿奴-婆苏提婆派(Vaisnava Vasudeva)的信仰，他自称是塔克西拉国王安提奥西达斯(Antialcidas)的使者。 (2)亚洲人统治者。大夏对塔克西拉的控制受到西徐亚人的入侵冲击，印度史料称西徐亚人为“塞人”(Saka)。他们进攻了大夏王国，然后移向印度。中国汉朝决心把中亚的游牧部落(匈奴、乌孙、月氏)拒于国门之外，迫使这些游牧部落向南方和西方迁徙以寻找新的水草；月氏的一支大月氏向西最远到咸海，惊动了居住在此的塞人，他们涌入大夏和安息。安息国王米特拉达梯二世(Mithradates II)企图抵御他们，但他死后(西元前88年)塞人横扫安息，进入印度河谷；早期塞人国王中有毛斯(Maues)，或称摩伽(Moga,西元前1世纪)，统治犍陀罗。在帕赫拉瓦人(Pahlava)的压力下，塞人向南推进，前者在西元前1世纪末曾短暂控制印度西北。在马图拉著名的塞人统治者有罗珠瓦拉(Rajuvala)和娑达萨(Sodasa)。塞人最后定居在印度西部和摩腊婆(Malava)，开始与德干北部和恒河平原的王国发生冲突，特别是西元后前200年内纳哈巴纳(Nahapana)、查士塔纳(Castana)、鲁德罗达曼(Rudradaman)统治时期。鲁德罗达曼的声名记录在朱纳格特(Junagadh)发现的一长篇梵语铭文中，年代是西元150年。 月氏首领丘就却(Kujula Kadphises)于西元1世纪征服北印度，其子阎膏珍(Vima)继位，然后是贵霜君主中最为强大的迦腻色迦(Kaniska)。迦腻色迦的年代有争议，从78年到248年不定。一般接受的是78年，主要根据的是印度方面的文献和铭文证据，以及前苏联中亚地区的考古材料和碳14对出土文物的测定。不过新近发现的货币资料(特别是罗马和贵霜货币的类似性)以及中国和伊朗方面的资料证据又把年代推迟到西元2世纪。以78年起始的纪年是现今印度政府颁行的与格列高利历法同时使用的纪年，据称由塞人首先使用，人们有时用迦腻色迦登基来解释此纪年法的由来；该纪年法曾在摩腊婆、乌贾因、尼泊尔和中亚地区广泛通行。贵霜王国着力于北方，都城在弗楼沙(Purusapura,现今白夏瓦附近)，虽然它的疆域向南伸至桑吉(Sanci)，向恒河平原伸至瓦拉纳西，马图拉是王国南部最重要的城市。迦腻色迦的雄心包括控制中亚，那里即使不是贵霜统治下也在它的势力范围之内。迦腻色迦的继承者没能保住贵霜的势力。南部地区首先分裂出去，到了3世纪中，贵霜实际上只剩犍陀罗和喀什米尔。到了世纪末，他们已降为波斯萨珊王的藩属。 (3)巽伽王国。摩揭陀是巽伽王国的核心地带，它继承了孔雀王朝。巽伽王国向西伸延包括乌贾因和毗底沙(Vidisha)，开始与维达巴人及耶槃那人冲突，后者可能是指企图进入恒河平原的大夏希腊人(耶槃那一词说明第一批与波斯人、印度人交往的希腊人可能是爱奥尼亚人，可能是在阿契美尼德王朝时期。在以后的世纪里，耶槃那是指所有从地中海和西亚来的人，因此包括罗马人、波斯人和阿拉伯人)。巽伽王朝历时约一个世纪，后被婆罗门大臣婆苏提婆推翻，他建立了甘华王朝，历时45年，被安得拉人即德干的统治政权推翻。 (4)羯陵伽。西元前1世纪羯陵伽在其国王伽罗维拉(Kharavela)统领下崛起。伽罗维拉的年代有争议，过去把他定为西元前3世纪的说法与当时羯陵伽是孔雀帝国的一部分的情况不符。伽罗维拉是一个虔诚的耆那教徒，他夸张地自称在德干西部战功赫赫，并成功地击败了耶槃那人和摩揭陀，战胜了南印度的潘地亚。 (5)安得拉及其继承者。安得拉人在孔雀帝国被列为部落人民，可能升为地方官吏，后帝国解体，便逐渐变成德干西北部独立的统治者。不能确定是他们在安得拉地区(即克里希纳河-哥达瓦里河三角洲)兴起然后迁徙到德干西北部，还是他们在三角洲地区的定居使得那个地区有安得拉的名称。 印度王朝 南印度文明 传说圣人阿伽斯提亚(Agastya)早在西元前第1千纪就旅行到南方，把梵文和雅利安文化传播到那里。他的徒弟写出第一部坦米尔文《语法》(Tolkappiyam)。北方与坦米尔地区有历史证据的重要接触可合理地追溯到孔雀王朝时期。西元前250年左右召开的佛教第三次大会决定在这些地区布道。贸易的发展带来南方王国的市场。伽罗维拉王的一个铭文提到坦米尔地区的强大联盟，而南方早期历史的最重要史料是当地的铭文、坦米尔文的桑格姆(cankam)文学以及考古证据。 用婆罗米体(近来读作坦米尔婆罗米体)写的铭文出现在西元前2世纪到西元4世纪。大多数铭文记录王室、商人和工匠向佛教和耆那教僧人的捐助。它们可以用来与桑格姆文学中的信息对照。桑格姆文学是大量古典坦米尔诗集，传说是诗人们在马杜赖(Madurai)举行的三次大会上朗诵的。收进桑格姆文学的有8本诗集，10首叙事诗。据说《语法》也成于这个时代。虽然有些学者把《脚镯记》(Silappadikaram)和《摩尼梅伽拉依》(Manimekhalai)画为这个时期，多数仍认为二书成书于几世纪后。桑格姆文学可能和铭文同时代，但也有人认为文学要早得多。桑格姆文学中某些段落的历史可靠性最近已得到考古证实。 桑格姆文学所谈到的“坦米尔之乡”是从根尼亚古马里(Kanniyakumari)到蒂鲁伯蒂(Tirupati)山，从东海岸到西海岸的地区。蒂鲁伯蒂山以北语言相异。“坦米尔之乡”分为13个区，其中马杜赖最重要，是操坦米尔语者的核心地区。坦米尔之乡的主要三个王国是潘地亚(马杜赖)、彻拉(马拉巴海岸及内地)、朱罗(坦贾武尔〔Thanjavur〕与高韦里河谷)。西元前2世纪的潘地亚人铭文记录王室的颁赐和当地人民的捐赠。国王耐栋耆利衍(Nedunjeliyan,西元3世纪初)被桑格姆诗人歌颂为击败彻拉和朱罗的胜利者。西元2世纪的彻拉铭文提到在格鲁尔(Karur,蒂鲁奇奇拉帕利〔Tiruchchirappalli〕县)附近创建的伊龙伯赖(Irrumporai)王朝，正是托勒密提到的彻拉王国内地都城柯鲁拉(Korura)。 桑格姆文学反映的是当地文化传统和掺入的北方雅利安传统的成分，现在后者已与这些地区有接触，这里许多部落酋长国已过渡到王国。主导的经济形态还是牧业兼农业的经济，只是农业日益重要。在提及各种种姓的一首诗里，“古迪”(kudi,原意为“群”)一词被用来指种姓。每个村庄有自己的会议，决定当地的事务，处理村里的问题。 南印度诸国的主要经济力量是与耶槃那人和与次大陆北部的贸易所提供的。以半岛的地形和这个时期的农业技术而论，要建立北印度那种以农业为基础的大王国是不可能的。贸易不可避免地扮演重要角色，海上贸易成为一种主要的经济活动。罗马贸易刚衰落，东南亚贸易接踵而起，在此后的数百年间成为海上贸易的焦点。 与西方的接触 在有关西元前第1千纪的史料中经常提到西亚与印度西海岸的贸易。希伯来语文献提到俄斐(Ophir)港，即印度西海岸孟买附近的索帕拉(Sopara)，或称苏尔帕拉加(Surparaka)港，这里被描绘成一个买卖黄金、香料、宝石、象牙、猿类、孔雀的市场。西元前7世纪和前6世纪，巴比伦的建筑使用印度的柚木和杉木。佛教的《佛本生故事》(Jataka)提到与巴毗鲁(Baveru)的贸易，这是巴比伦的印度名字。巴比伦衰落之后，阿拉伯南部的阿拉伯商人显然地继续从事贸易，可能向埃及和地中海东部供应货物。然后希腊人接手这项贸易，罗马商人更扩大规模地进行。有规律的贸易风的发现使得船只能直穿越阿拉伯海，大大缩短从西亚到印度的航程。西元初地中海和西亚世界在罗马帝国下统一，使罗马贸易与印度密切接触——陆路与北印度，海路与南印度。西元前25～前21年，奥古斯都皇帝接见的两批印度使团，几乎可以肯定是贸易使团。 西元1世纪写的《红海航行志》(Periplus Maris Erythraei)列举了印度海岸的一系列港口，其中有穆兹里斯(Muziris,格朗格努尔〔Cranganore〕)、科尔奇(Colchi,科尔开〔Korkai〕)、波杜卡(Poduca)、索帕塔马(Sopatma)。考古学和货币学的资料更让人惊奇。在阿里卡梅杜(Arikamedu,靠近本地治里〔Pondicherry〕)的发掘揭示出一西元1～2世纪的罗马贸易栈，这里据信就是《红海航行志》中的和托勒密所说的波杜卡；大量的罗马陶器、串珠、阴刻、灯具、玻璃和货币说明此地长期有人居住。因应罗马的特殊要求而准备的纺织品似乎由此居民点出口。陶器和婆罗米体的涂画提供当地证据。 大堆收藏的罗马货币主要出土于哥印拜陀(Coimbatore,坦米尔纳德)附近，说明船只最初沿西海岸停泊、货物经陆运至东海岸。货币多属奥古斯都(西元前27～西元14年在位)、提比略(14～37年在位)、尼禄(54～68年在位)诸帝。它们的频繁出现说明罗马人用金币支付贸易，而许多金币被打上横道说明印度人把它们当作块金使用；确实，普林尼抱怨说印度的奢侈品贸易弄空了罗马的国库。货币出土的地点往往是贸易中心或是次等宝石资源附近，特别是石英和绿柱石。桑格姆文学证实在卡瓦里帕蒂纳姆(Kaveripattinam,在高韦里河三角洲)经商的耶槃那商人十分富有。《红海航行志》列举印度的主要出口物有胡椒、珍珠、象牙、丝绸、甘松香油、宝石、马拉巴月桂叶油、玳瑁和纺织品。为换取这些东西罗马人带来玻璃、铜、锡、铅、雄黄、雌黄、锑和葡萄酒，要不然就得支付金币。贸易的收支看来有利于印度。 传说圣托马斯于52年从西亚来到马拉巴。据信他建立了一些叙利亚教会，这可能说明为什么在15世纪葡萄牙人到来之前叙利亚教会是基督教的主要形式。基督教社团在印度的历史证据只能追溯到7世纪。 从印度港口出发的海上贸易航线主要是到波斯湾和红海，从那里经陆路到地中海东部和埃及。印度商人也冒险到东南亚寻找香料和次等宝石。最初来自印度西部羯陵伽和南印度的商人在缅甸、马来亚、柬埔寨、苏门答腊、爪哇和巴里建立小型贸易居民点，来自其他沿海地区的商人也逐渐加入贸易。河谷和孔雀帝国的大道是印度内部的主要路线。希腊文资料提到孔雀帝国的皇家大道，连接塔克西拉到华氏城，终点是恒河三角洲的主要港口耽摩栗底(Tamralipti)。西海岸的主要港口博尔古卡查(Bhrgukaccha,现在的布罗奇〔Broach〕)通过拉贾斯坦或乌贾因与恒河平原相连。从讷尔默达河谷有许多道路通向德干西北部，沿向东的河流延续到半岛的各部分。在北方，从塔克西拉的道路通向喀布尔和坎大哈，从那里向各方分叉，主要是接上跨越波斯通向黑海港口和地中海东部的道路。通过中亚连接中国和大夏的道路很快就成为“丝绸之路”，连通绿洲喀什噶尔、叶尔羌、和田、米兰、库车、哈喇沙尔、吐鲁番，印度商人在以上各城市都建立了商栈。中亚的道路把大批中国货带到印度和中亚的市场。 社会和文化 这个时期的商业经济起了核心作用。农业的发展没有停止，地税仍然是主要的收入，但商业利润给经济带来实质的不同。城市生活水平的明显提高是不足为怪的。 (1)行会。与商业活动相关的是与此联系最密切的一种社会机构——行会——的发展，贸易是通过行会进行的。行会在市镇的政府机构登记，行会成员的行为受“行会法”的约束。富有的行会除本行工匠外还使用奴隶和雇工，虽然奴隶的数目可能不多。行会有自己的印章和徽章。它们经常向佛教和耆那教寺院慷慨解囊。这个时期的一些最出色的佛教建筑就是用这种捐赠建造的。在某些地区，例如德干，王室成员把钱投资到行会里，由此得到的利息做为向佛寺的定期资助。这样做无疑也提高了行会的政治地位。 (2)金融。随着货币经济的发展，金融业者和银行业者的作用变得极其重要。有时富裕的行会担任这个角色。但货币的正常来源是商人金融业者。货币的种类很多，在各个王国里以很高的工艺水平铸成。最常用的金币“第纳尔”(dinara)和“苏瓦尔纳”(suvarna)，与罗马的第纳尔(denariu)等值(124喱)； 还有一系列银币，例如过去就有的“卡尔沙巴纳”(karsapana, 或称“巴纳”，57.8喱)和“沙塔马纳”(satamana)； 铜币的种类更多，例如“卡尔沙巴纳”(144喱)，“马沙”(masa,9喱)，“卡卡尼”(Kakani,2.25喱)，以及各种质量不明的铜币；还有其他金属的铸币，如铅币和一种合金币，特别是在印度西部。高利贷是银行业者的日常业务之一，虽然利率因借款的行业各有不同，15％是一般接受的利率。贸易的增加也使得度量衡单位繁多起来。 (3)贸易的影响。贸易的经济影响可能在南方最大，在北方思想交流可能更重要。这可能是由于与西亚交往较久，而希腊殖民文化就是从那里传播而来的。希腊语和阿拉米语在阿富汗通行，塔克西拉人肯定听得懂。地中海地区的地理研究热引出大量描述印度贸易的作品，包括斯特拉博的《地理》，托勒密的《地理》，《红海航行志》以及普林尼的《自然史》。最显著的影响在犍陀罗艺术——以亚历山大艺术的希腊-罗马风格描绘印度的题材，这种富有吸引力的混合艺术加速佛教圣像艺术的发展。 (4)宗教。如果艺术遗迹是赞助多寡的指标，那么佛教看来是最受宠的宗教。佛教中心一般是由3个建筑物组成——寺院、庙堂和佛塔，在北方都是独立的建筑物，在德干最初是在山石上凿出来的。耆那教在德干的支持者较多。文献提到印度教神庙，但还未发现这个时期的实物。 佛教实践本身也在发生变化。富有的赞助人向大寺院捐赠土地和耕种的奴隶。与王室的关系使得佛教接近政权。逐渐发展起来的佛教意识促使传教士前往中亚和中国、西亚、东南亚。新的形势不可避免地引起对新思想的需求，最明显的是佛教、基督教和祆教在中亚的接触。罗马统治时期的犹太地区的犹太苦行派的实践也反映出他们知道印度人的信仰和生活。对佛的原始教义争论的结果是召开一系列会议来澄清教义。两个主要派别之一是上座部，中心在憍赏弥，他们编纂了巴利文佛教经典；其二是说一切有部，在马图拉兴起，向北传播最终在中亚立足，用梵文作为保存佛教传统的语言。第四次会议于迦腻色迦统治时期在喀什米尔举行，认可佛教的两大派——大乘派和小乘派。 耆那教这时也分裂成两派——较正统的天衣派(裸体)和较开放的白衣派。耆那教徒不如佛教徒广布，主要的中心在印度西部，在羯陵伽只短暂通行，在迈索尔和坦米尔地区也有信奉者。 婆罗门教也经历一些变化，吠陀时代的神灵有些逐渐消失。湿婆和毗湿奴是两个主要大神，围绕他们产生一神论潮流，《薄伽梵歌》(Bhagavadgita)或许最能表达此一潮流，大多数权威人士认为它是西元前1世纪的作品。业报轮回的教义强调此生或前生的行为对今世或来世的影响，已成为印度教的信仰，影响其宗教和社会观念。吠陀祭祀没有中断，但是逐渐变成君主加冕一类仪式的象征。杀牲祭祀被守贞专奉运动代替，守贞专奉是人和神之间的关系，且纯属个人之事。 (5)文学。流行的史诗如《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被加上宗教和道德教训的章节，获得神圣文学的地位。其中的英雄黑天和罗摩被融进毗湿奴派，成为毗湿奴大神的化身。化身的概念可以用来吸收地方的神祇进入宗教。 史诗可视为故事宝库，创作出诗歌和剧作。跋娑(Bhasa)的剧作就是从中取材。他的两出最著名的戏《惊梦记》(Svapnavasavadatta)和《大臣的誓言》(Pratijnayaugandharayana)构成梵语戏剧的基础。另一位重要梵文剧作家马鸣(Asvaghosa)的剧作取材于佛教。戏剧的普及使得有必要写一本戏剧学的书，于是有了婆罗多的《剧论》(Natya-sastra)。在社会动荡、传统的社会法和习惯成为重要的先例的情况下，《法论》(Dharma-sastra)的写作变得十分重要，其中以归在摩奴(Manu)名下的最常被引用。波怛阇利写的《大疏》提供一部新的梵文语法，而这书写得很逢时，因为这时甚至西部和北部那些非印度人建立的王朝都大量使用梵文。天文学和医学是两项受重视的科学，两者都表现出与西亚的思想交流。毫无疑问，越洋的新航线成为人们获取更多天文知识的重要动力。两部医学著作成于此期，分别是阇罗伽(Caraka)和妙闻(Susruta)的作品。 (6)外国人的同化。外国人的存在成为社会理论家的问题，因为要把外来者列入种姓制里，他们多数住在城里，除接受印度的宗教外，还采用印度人的习惯和行为方式。把一组人安置在社会等级里比对待个人要容易，因为一组人可以得到一个“查特”身分。从技术上说，皈依印度教是困难的，因为一个人必须出身于一个种姓才算印度教徒，而一个人生于哪个种姓又是前生所定的，种姓社会的理论定义和以前一样，4个瓦尔纳被当作社会单位，吸收新的集团的问题对两个高级种姓更为迫切。希腊人和塞人明明不是印度人，一开始就是统治集团，被称为“变质刹帝利”。吠舍和首陀罗没有这样严重的问题，因为他们的地位定义很模糊，因而在社会上有更多的机动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