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我国史学界对古代世界奴隶制的研究已渐呈倦态之时，现代西方学者却对这个已经跨越了两个世纪的论题保持着一如既往的热情。并且这种热情看来仍将保持下去，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即２１世纪，将继续作为西方古代史坛的主题之一被反复加以弹奏。 古代奴隶制之所以对现代西方学者具有如此的魅力，主要原因在于奴隶制是古代西方历史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古希腊和罗马的奴隶制曾发展到古代世界的顶峰，成为奴隶制的典型，给西方文明打下了深刻的烙印。此外，近现代废奴主义运动和不断高涨的美洲反种族主义运动对这一研究也有直接的推动作用。 现代西方史学继承早期的研究成果和研究课题，从两个方面对古代的奴隶制进行了深入探讨：一个是对古代奴隶制具体细节的提纯和再现，包括填补古代奴隶制画面的各个细部和对以往的认识进行查核与改正。再一个是从宏观层面对奴隶制做出新的价值评估。在这个方向上，西方有关史家一致否认奴隶制社会的普遍意义，但在对古希腊罗马社会性质的判定上却各执己见。可以说几乎所有活跃的西方著名古代史研究者都不同程度地参与了这一探讨活动。限于篇幅，我们只能简单介绍几位代表性的史家及其论点。 已故剑桥大学古代史教授芬利是现代西方最具影响的古代史研究者之一，在古代西方经济史、政治史、社会史、思想史研究方面都有独到的贡献。他主编的论文集《古典古代的奴隶制》、①他的个人专著《古代的奴隶制和现代人的思想》②以及他个人的论文集《古希腊的经济和社会》③是他在奴隶制研究方面的代表作。 《古典古代的奴隶制》一书发表于６０年代，当时正值东西方史学界热烈论辩古代奴隶制历史地位的高潮时期。芬利的论文“希腊文明是建筑在奴隶劳动基础上吗”④是其中的重头文章。他在文中详细考察了古希腊奴隶制的发展线索、奴隶概念的由来和内涵、奴隶的不同类型、数量、来源、分布的范围、自由人对奴隶制的态度等问题，一针见血地指出西方学者一般低估奴隶制作用的原因有两个：首先是基于道德原因，由于“我们谴责奴隶制，我们由于非常羡慕和尊崇希腊人而感到尴尬，因此我们或趋于低估它在生活中的作用，或完全忽视它的存在，希望它以某种方式悄然而去。”其次更多的是基于政治原因，这可以回溯到《共产党宣言》发表的1848年。“从那时起，古代奴隶制就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者之间斗争的题目，不再是一种历史现象，而是一个政治问题了。”他本人并不赞成马克思主义史学界对古代奴隶制的基本评价，但他承认，尽管古代奴隶制存在大量未知的因素，仍可以认为“奴隶制是希腊文明的基本成分。”⑤ 他在论证这个结论时，有些论点是值得注意的。比如，他认为家内奴隶并不是完全非生产性的，如较大的奴隶主家内专供自家各种成员消费的食品烤制和纺织的工作的意义就不能低估。再比如，在西方学者中，对雅典奴隶数量的估计从二万到 ① Slarery in classical antiquity, London, 1964。 ② Ancient slavery and modern ideology, New York…, 1980。 ③ Economy and society in ancient Greece, London, 1981。 ④ 最初发表于《历史》（Historia）, 1959年第 8期上。 ⑤ 《古典古代的奴隶制》，第69页。 七、八万不等。芬利认为即便取最低值二万奴隶，那也对问题的解答不是无意义的，它意味奴隶数量与公民数量大体相等。假设在最大限度内奴隶是雅典总人口的四分之一，这个比例接近于1860年奴隶在美国蓄奴各州总人口中的比例（不到三分之一）。并且整个南方自由人中近四分之三的人没有黑奴，如同古希腊也有许多公民没有奴隶、是自食其力的小生产者一样。芬利指出没有人会因此否认奴隶制是南方社会的决定成分，而古希腊自由人占有奴隶的范围却实际要较近代南方人明显大得多。三如，他分析出黑劳士与奴隶的主要区别，黑劳士在他们原有的土地上耕种，具有一定的财产权，至少法律允许他们保留他们在上缴其主人之外的所有产品，数量上大大超过斯巴达公民。 十分有趣的是，他在文中有意避开正面回答是否奴隶劳动为希腊文明基础的主题，指出这个问题只应是进一步分析的出发点，除此之外并无什么实际意义。在他看来，如果这样提出问题就无异于提出希腊科学是否因奴隶制而衰落之类求诸原因的伪问题。他认为正确的做法是在认定奴隶制是希腊文明的基本成分之后，应把注意力集中在解答奴隶制是如何发挥其功能的问题上。他指出这样一个重要事实，即越是比较先进的希腊城邦，真正的奴隶制而不是黑劳士制就越得到发展。在个人自由最充分的城邦，如雅典、开俄斯，奴隶制得到最高度的繁荣，从而也产生了个人自由的思想及其体制结构（民主制）。而古代近东和迈锡尼社会则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一个没有自由人的社会。这样，芬利便明确表示，在古代，奴隶制能够成为社会与经济基础的地区和国家仅仅限于古希腊和古罗马。 在《古代的奴隶制和现代人的思想》一书中，芬利继续采用了这种纵向与横向比较的方法，进一步论证了自己的基本观点。他在书中一改过去的含糊提法，明白指出古希腊和罗马社会的奴隶制属性，认为该书的宗旨就是探讨这一社会是如何产生、发展和转化为中世纪的封建社会的，以及探讨奴隶制在经济与政治等领域发挥了怎样的功能、近现代史家关于古代奴隶制认识的沿革等一系列问题。 该书是从近现代西方奴隶制史研究的史学史开始的，现代西方学者关于古代古代奴隶制的各种观点及其源流都一一得到了论列。但由前苏联史家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却只限于点到为止，显然芬利并不熟悉当代苏联史家的著作，他仅把他的笔触停留在对马克思、恩格斯有关论述的介绍上。看来他阅读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些著作，包括马克思的经济学手稿。 他的基本认识是奴隶制社会为历史上特殊的、局部的现象，尽管奴隶制曾在世界上普遍流行过，并且至今仍未彻底消失。历史上只有五个真正的奴隶制社会，即古代的希腊和罗马，近代的美国南方、加勒比岛屿和南美的巴西。在他看来，形成以奴隶制为基础的社会需要三个条件：１、以农业为主，存在土地的私有制，并且具有土地集中的现象，因此需要附加劳动力。２、商品生产和市场得到充分发展。３、内部劳动力的供应不足，迫使劳动力的需要者到外部去寻求来源。这三个条件必须同时存在，缺一不可。公元前６世纪的古希腊和公元前３世纪的罗马便具备了这些条件。在他看来，这种局部的奴隶制社会的衰落也不是因奴隶劳动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如果不适应那它从一开始就不适应。芬利认为“只要对劳动有需求，奴隶制就不会简单地衰落。”①他指出古代的材料不足以说明奴隶制后来被其他形式的劳动取代的原因，这是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比较方法在这里也无法应用，因为首先新大陆的奴隶制存在于以获取工资的自由劳动和日益发展的工业化为条件的社会中，其次新大陆的奴隶制不是逐渐衰落的，而是被强制废除的，且它不是被其他依附劳动形式所取代的，这些都同古代有所区别。所以他说“没有人能够解答这个制度的衰落或被取代是在何时发生的。”②但根 ‘€ ① 《古代的奴隶制与现代人的思想》，第126页。 ② 同上引书，第131页。 ‘€据他开列的奴隶制社会产生的三条件，可以假设古典奴隶制社会的衰亡出于这三个条件中的某一个或某两个的丧失。他经过论证指出晚期罗马社会和经济的结构性变化造成奴隶制剥削形式的过时，晚期罗马已完成了由奴隶制基础向其他依附劳动基础的社会转换，在城镇中法律上的自由人（但已不是古典意义上的公民）劳动逐渐排挤了奴隶劳动，在农村既无法律上的自由也无政治自由的人的劳动逐渐取代了奴隶劳动，只有在家内劳动上，奴隶还保留了固有的优势。但封建制及其封建上层建筑则直到查理大帝时才得以出现。 他在自己的论文集《古希腊的经济和社会》中继续展开自己的论点，归纳出意大利奴隶制的若干特征，讨论了古希腊、罗马社会与近东社会的不同之点，以及造成不同点的原因、奴隶制和依附民制的不同形式等问题。就特征而言，他认为意大利奴隶制高度发展是以为市场生产橄榄油和葡萄酒等产品的大地产为代表的，这种奴隶制大地产在美洲种植园出现之前始终是西方农业奴隶制的典型；被释奴在获得释放之后能够获得公民的地位，拥有选举权和公民间的通婚权；罗马和其他城市的许多手工业、商业活动是由奴隶以彼库里的方式独立进行的；皇帝个人的奴隶能够参与政治，甚至成为官僚机关的负责人，这对许多公民也是不可想象的。古典世界与近东世界最基本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希腊人和罗马人实现了由依赖半自由人的劳动向依赖外来奴隶劳动的转变，废除了债务奴隶制，从而形成了自由的理念和新的、前所未有的社会。在近东却没有这样的转变，所以奴隶制未能成为“基本制度”。① 剑桥大学另一位著名的古代史教授琼斯对古代奴隶制的基本估价与芬利近似，即认为奴隶制的繁荣仅仅局限于古希腊和罗马的一定时期，即由于战争与海盗的猖獗，造成奴隶价格极为低廉，这样才有可能出现奴隶劳动代替自由人劳动的趋向。②他对希腊和罗马是否是奴隶制社会的问题不置可否。但从他关于雅典民主制的社会基础的分析上可以看出他与同行芬利的观点不同，即认为奴隶制不是雅典社会的基本成分。他以充分的证据较令人信服地驳斥了关于雅典民主建立在对奴隶和外邦人剥削基础上的流行说法。③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威斯特曼是本世纪西方研究古代奴隶制的先驱和主将之一，他于５０年代发表的专著《古希腊与罗马的奴隶制》④因详实的材料至今仍是关于古典奴隶制的必读书。在后来发表的“阿泰尼乌斯与雅典的奴隶”一文中⑤，他考证了阿泰尼乌斯提供的古代城邦蓄奴的数字完全不可靠。（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曾直接使用了阿泰尼乌斯的数字作为雅典等邦已变为奴隶制国家的证据）。威斯特曼指出，早在1735年，法国学者查理·洛林就提出阿泰尼乌斯说雅典有４０万奴隶的说法不真实。休谟在其代表作之一《论古代各民族的人口》中接受了洛林的看法。但德国著名史家伯克却相信阿泰尼乌斯的数字，后来法国史家瓦龙也原封不动地引用了同样的数字。而德国史家迈尔、美国史家萨尔金特等人又反复证明其不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威斯特曼的考证等于进一步论证了洛林、迈尔等人的观点。他的结论同他在自己的奴隶制专著中的结论是一致的，同芬利对希腊奴隶制的评价有明显的分歧。他认为希腊城邦在公元前５－４世纪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使用了奴隶劳动，但“希腊文化并非建立在奴隶制基础之上。”⑥ ‘€ ① 前引《古希腊的经济与社会》，第166 页。 ② 见他的论文“古代世界的奴隶制”，载前引论文集《古典古代的奴隶制》。 ③ 见琼斯的论文集《雅典的民主制》（Athenian democracy)，1977年简装本，牛 津，第3-20页；75-96页。 ④ Westermann:The slavesystemsofGreekandRomanantiquity,1955,Philadelphia。 ⑤ 载前引芬利主编论文集《古典古代的奴隶制》。 ⑥ 前引《古典古代的奴隶制》，第92页。 德国史家沃格特自本世纪５０年代初负责美因茨科学院的一个奴隶制研究项目时起便致力于古代奴隶制的研究，发表了众多论文，并于６５年出版他的论文集《古代的奴隶制和人们的思想》。①他避开传统选题，着眼于古希腊罗马人关于奴隶制的认识，如古希腊人的奴隶制意识，罗马艺术作品中的奴隶制，早期基督教思想中关于上帝奴隶的观念，以及罗马奴隶大起义的一些深层原因和具体表现，如宗教和民族因素、战斗组织状况与战术的运用等。他对近现代西方史学界对古代奴隶制（当然只是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奴隶制）的研究进行了全面的审视，并专文讨论了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对古代奴隶制的态度，填补了古代西方奴隶制在一些具体细节上的空白。他的基本思想是古典世界的奴隶制是古代贵族精英在精神文化方面进步的先决条件，剥削者感到要对被剥削者为其文化进步所付出的代价给以回报，所以他们改善了奴隶的条件，奴隶与自由人的混合是这种回报的表现。 法国史家伽兰的《古希腊的奴隶制》②继芬利的《古代的奴隶制和现代人的思想》之后，是８０年代西方奴隶制研究的一部力作。书内有一篇幅相当长的导论，回顾西方古代奴隶制史研究的历史和现状，线条较芬利、沃格特和戴维③的同类考察要明显清晰与细致（当然还不够精致），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西方学界自文艺复兴以来关于古代奴隶制研究的洋洋大观的界面。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前苏联学者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流派在这个问题上的研究成果是该导论的重要内容之一。与其他西方史家低估前苏联史学的有关成果的做法不同，他充分肯定当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对古代奴隶制史研究的影响。在他看来，近代西方奴隶制研究从方法上可主要分成三类：一类由法国史家瓦龙开创的实证加道德批判的研究，一类由富兰克林、休谟开其端的经济分析的研究，马克思、恩格斯是这一方向的主要代表。这个方向上的研究者都试图基于人类的生存方式和经济生活的组织方式划分出人类发展的若干阶段。再一类是政治分析方法，强调古代共和国与奴隶制的联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