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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至1935年左右是前苏联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形成时期，学术界需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经 典作家的著作，需要分析归纳马恩历史思想的脉理，而这种初始的工作又与现实的政治需求联 系在一起。20年代末，苏联理论界因确定东方社会性质、主要是现代中国社会性质的需要而展 开了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第一次讨论。苏联世界古代史学界也参与其中。与政治理论界斯大林派 和托派的激烈思想交锋甚至政治冲突有所不同，古代史学界着眼于远离现实的古代东方，所以 讨论气氛还是相当民主的。典型的例子就是尽管在1929年为了配合讨论，《真理报》发表了列 宁《论国家》的记录稿，但苏联古史学界大多数人仍敢于坚持古代东方是封建社会的传统认识 ，这其中不仅有古史专家赫瓦斯托夫、图拉耶夫、尼科尔斯基，还包括在奴隶制普遍说发展史 上颇为有名的斯特卢威。38 但斯特卢威与其他人有所不同，他的观点变化很大。讨论之初， 他支持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解释，后来又回到封建生产方式的立场。而到了1933年，他在一次学 术研讨会上又成为第一个论证古代东方为奴隶制社会的史家。他在报告中指出：“根据我们掌 握的巴比伦尼亚和埃及的史料，古代东方的经济结构是奴隶制的结构。”39 这个论断以及相 应的论证为当时极端缺乏史料支持的泛奴隶制社会的说法提供了所谓的史实依据。 众所周知，马克思、恩格斯对上古阶级社会的论述（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到《家庭、私有 制和国家的起源》）主要出自古典材料，所以他们关于古希腊罗马为奴隶制社会的认识可以说 是在具体分析了古典社会的一些样本之后通过归纳逻辑得出来的，并非是一些人所说的纯粹思 辨的产物。形态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就是尽可能收集样本材料，特别是要为整个世界划定一个统 一的形态模式，需要收集古代世界各个文明地区的样本。从马克思恩格斯的有关著作看，他们 在利用古典文献材料方面，与当时的专业史家基本处在同一水平。但在古代东方史方面，他们 却只能利用为数很少的三四手史料，并非古代东方的文献和实物史料，也几乎没能利用当时埃 及学、亚述学、印度学等专业史学的研究成果。这意味着对于古代东方的社会经济形态，他们 极端缺乏可靠的样本。由于证据不足，马克思、恩格斯（尤其是马克思）在做宏观结论的时候 才非常注意分寸，不把话说绝，所以我们在本文开头才提出他们关于奴隶制社会普遍性的认识 是在归纳逻辑基础上通过演绎逻辑推导出来的一种科学假说。 后来列宁在《论国家》中虽然说几十几百个国家都经历过奴隶占有制社会，但从《列宁全集 》中也看不出作者曾经做过几十几百个样本的收集整理工作。所以斯特卢威的结论对奴隶制社 会普遍说的完善具有重要的意义，他是第一个从社会形态角度、利用亚述学和埃及学史料论证 古代东方为奴隶制社会的史家，并且是第一个从专业史学角度论证奴隶制社会形态的基本条件 是奴隶劳动在数量上占有优势的人，这就为后来由斯大林确立绝对化的奴隶制普遍说的统治地 位奠定了史学基础。 不过斯特卢威的看法在发表时和发表后一段时间（1934年）还是苏联史学界的一家之说 ，受到广泛的批评。多数学者认为古典世界是奴隶制社会，古代东方是封建社会。40 尼科尔 斯基指出斯特卢威扩大了奴隶的定义，把不属于奴隶的劳动者，如乌尔第三王朝王室大地产中 的劳动者“古鲁什”当成了奴隶。卢利叶、鸠梅涅夫、别列表尔金、科瓦列夫等人则分别指出 古代埃及社会经济中占优势的是农奴制或其他依附人制，斯特卢威关于古代埃及从事灌溉工程 的劳动者是奴隶、希腊斯巴达、克里特、帖撒利的依附人是奴隶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41 但这种正常的学术讨论在1934年底基洛夫遇刺后中断，政治大清洗运动和随之而来的个 人崇拜导致思想领域的一言堂，行政领导的指示代替了学术讨论，个人意志垄断了马克思主义 的解释权，并不一定被列宁认可的列宁关于社会形态更迭理论的陈述成为唯一正确的解释，斯 特卢威的论证很自然地得到了官方的确认。作为这一发展的逻辑结果，1938年发表的《苏联共 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中正式将包括奴隶制社会在内的五种社会经济形态的模式规定为历史 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公式。 据前苏军总政副主任、军史专家沃尔科戈诺夫所述，42 这本书是由历史家克诺林（在该 书未完成前被捕）、波斯佩洛夫、雅罗斯拉夫斯基根据1937年4月16日政治局决议全力赶写出 来的。它的指导思想是斯大林制定的党史分期提纲以及他确定的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主线。后 来斯大林在收到各次样稿后做了多处修改，最后三章总共只有７０多页，却有６０多条斯大林 的评语、引文和结论……集中了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诠释，所以斯大林把《简明教程》 称为“马克思主义的宣言歌之歌。”43 因而如果说绝对化的奴隶制社会普遍说是由斯大林最 终确立的，那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现在反思起来，《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对奴隶制社会普遍说从苏联向国外 的广泛传播、并因而成为国际性的史学问题这一点起了决定作用。由于本世纪上半叶各国共产 党人的主要精力集中于阶级斗争和夺取政权，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普遍准备不足，因此这本小书 就以它浅显易懂、提纲挈领的陈述成为全世界共产党人培训党员理论修养的标准教科书。人们 不必研读原著，翻阅参考读物，不必进行认真的思考，一切在这里都有泾渭分明的明确表述。 而且书中的每一章结尾都有一节定理式的“简短的结论”，人们只要牢记书中的各种“原理” ，就似乎等于基本掌握了马克思主义。所以，这本书仅在前苏联就出了300多版，约4300万册 。44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以及各国共产党内的印数也不会小于这个数字。它以速成的方式培养 出几代马克思主义者，但也使几代马克思主义者将该书中对马恩思想断章取义的误读和曲解当 作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和苏共党史。这样一来，奴隶制社会的普遍性就上升到科学规律的地位， 成为所有接受马克思主义ABC课程教育的人背得烂熟的定理之一。45 直到苏联解体前，各社 会主义国家的世界古代史和地区古代史都是按照这一解释范式编写的，其典型代表、也是对各 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具有示范性影响的著作是苏联科学院编写的《世界通史》第一、二卷（195 5－56年），书中把奴隶占有制社会看作世界历史发展的主导线索，是历史发展统一性和规律 性的体现。46 需要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同列宁、斯大林尽管在定性语气和表述的明确性方面有程度 的差别，但在奴隶制社会的定性标准方面却是完全一致的，这就是“数量”的标准。根据这一 标准，奴隶制社会即意味奴隶劳动大规模排挤了自由人劳动、奴隶制生产关系在社会经济基础 中占有支配或统治的地位，决定了社会阶级结构、政治的上层建筑的基本属性。47 后来马克 思主义史学关于奴隶制社会的解释均是在此基础上展开的。 从理论上讲，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奴隶制社会的定性标准是完全正确的，因为质是一事物区 别与他事物的内在规定性，具有明确的内容和清晰的外在表现，而这种外在表现就是一定的量 （规模、程度、等级、层次等等）。所以量与质是密不可分的，没有一定的量，就不会有一定 的质，量是质的存在方式。正因为如此，马恩在论及奴隶制占统治地位时总是使用了规模量和 程度量，即奴隶数量的增多、农民人口被奴隶人口所排挤。这种处理方法显然比后来为奴隶制 普遍说辩护的学者孤立使用的“质”的标准要好得多，但它的前提是必须有历史事实的充分支 持。而遗憾的是，这恰恰是“量”的标准的致命弱点，本世纪60年代开始的新一轮争论，归根 结底正是基于古代奴隶制量的事实对普遍说的挑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