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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乐录》云：“横吹，胡乐也。张骞入西域，传其法于长安，唯得摩诃兜勒一曲，李延年因之更造新声二十八解，乘舆以为武乐。”《晋书·乐志》在叙述胡乐时也有类似的记载：“胡角者，本以应胡笳之声，后渐用之横吹，有双角，即胡乐也。张博望入西域，传其法于西京，惟得摩诃兜勒一曲。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声二十八解，乘舆以为武乐。后汉以给边将，和帝时，万人将军得用之。魏晋以来，二十八解不复具存，用者，有黄鹄、陇头、出关、入关、出塞、入塞、折杨柳、黄覃子、赤之杨、望行人十曲。”此外，《通典》、《通志》中也有同样的说法。 从现有的材料看，这些记载都来源于崔豹的《古今注》。崔豹是 西晋人，晋惠帝时曾任朝廷太傅。崔豹在《古今注·音乐篇》中这样 写道：“横吹，胡乐也。张博望入西域，传其法于西京，惟得摩诃兜 勒一曲。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声二十八解，乘舆以为武乐。后汉以给 边将军，和帝时，万人将军得用之。魏晋以来，二十八解不复具存， 世用者黄鹄、陇头、出关、入关、出塞、入塞、折杨柳、黄覃子、赤 之杨、望行人等十曲。”《晋书·乐志》等几乎全部录用了《古今注》的材料。 上述史料清楚地告诉我们，张骞在出使西域时，曾学得摩诃兜勒 一曲，李延年又根据这一曲子，更造新曲二十八解，以为武乐。魏晋 以来，二十八解虽不复具存，但还有十曲流行。由此可见，摩诃兜勒 音乐对我国民族音乐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那么，摩诃兜勒一曲到底指的是什么？有人把摩诃兜勒当作歌名；有人把它当作是大月氏乐或印度大伎乐；有人则根本否定这件事的存在，认为这是后人之妄说。实际上，张骞确实到过巴克特里亚，并得到了摩诃兜勒的一首曲子，因此，笔者认为，这里所说的“摩诃兜勒”实为马其顿或马其顿人。理由是： 第一，从音韵学的角度看，“摩诃兜勒”实际上就是“Μαkεδ ονεs”的音译，希腊文“Μαkεδονεs”本身就有“马其顿、 马其顿人”的意思。 第二，据《后汉书·和帝纪》记载：“永元十二年，东（误冬），……西域蒙奇兜勒二国内附。”《后汉书·和殇帝纪》亦云：“永元十二年，……冬十一月，西域蒙奇兜勒遣使内附，赐其王金印紫绶。”同书《西域传》再次提到蒙奇兜勒内附之事。“于是，五十余国悉纳质内属，其条支、安息诸国至于海濒四万里外皆重译贡献。”接着又说：“（永元）九年，班超遣掾甘英穷临西海而还，皆前世所不至，山经所未载，莫不备其风土，传其珍怪焉。于是远国蒙奇兜勒皆来归服，遣使内附。”这里所说的蒙奇兜勒和“摩诃兜勒”实际上是同一民族名；唯一不同的是“摩诃兜勒”译自希腊文，“蒙奇兜勒”译自拉丁文。 第三，此曲实为张骞出使西域所得。据史书记载，张骞出使西域 到过大宛、大月氏、康居、乌孙和大夏（《汉书·张骞传》）。大月 氏、康居和乌孙皆为行国，而大夏自从公元前329年被马其顿亚历山大征服以后，政权一直掌握在马其顿人手里，先是亚历山大派手下治理，后是塞琉古派总督管辖。大约在公元前250年，大夏总督狄奥多图斯（Diodotus）趁塞琉古王国内乱之机脱离王国，自己称王建国，定都巴克特里亚（Bactria）。公元前三世纪末，优提德摩斯（ Euthydemos）夺取政权。公元前208年，塞琉古王国安提奥库斯三世打败优提德摩斯，双方订立和约，再次确认大夏为塞琉古属国。公元前二世纪上半叶，德里特里掌握政权，他将领土扩张到印度西北部。公元前175年，德里特里部将优克特拉德斯（Euctrades）自立为王，大夏再次分裂。此后大夏实力逐渐衰落，大约于公元前140至130年间被因乌孙驱赶至此的大月氏所占领。张骞到达西域时，正值大夏马其顿政权被大月氏推翻不久。据记载，他在这里逗留一年多，而不像在大宛、大月氏等国是匆匆而过，所以从大夏的马其顿或其他人那里学得摩诃兜勒一曲即马其顿歌曲一首是很正常的事。 摩诃兜勒一曲的考证无论在我国音乐史研究上还是在历史研究上 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表明：在我国丰富的民族音乐里早已吸收了 西方音乐的养分，张骞出使西域不仅打通了汉朝与西域之间的关系， 而且还直接从西域各族人民那里学到了许多宝贵的东西。摩诃兜勒曲 子的内传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张骞将马其顿音乐传入中国， 李延年又将其更造新声，这一事实充分表明：中华民族是一个胸襟博 大的民族，学习和吸收人类优秀的文明成果是它的光荣传统，而这一 传统又一直激励着炎黄子孙不断革新，不断奋进。当然，张骞学得摩 诃兜勒曲子一首本身也能证明张骞出使西域是一个不容否认的历史事 实。倘若他不到西域，就根本不会知道摩诃兜勒和摩诃兜勒一曲。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