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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说到雨果，大概无须再做介绍。他的《悲惨世界》、《巴黎圣母院》早已为广大中国读者所熟悉。《九三年》以法国大革命雅各宾专政时期的一七九三年为历史大背景，为我们真实生动地再现了众多历史人物和塑造出郭文、西穆尔登、朗德纳克等艺术典型形象。 《九三年》是雨果的最后一部长篇，出版于一八七三年，雨果在书中说：“到了今天，八十个年头过去了，任何一个人，不论他是历史学家也好，是哲学家也好，这场革命在他脑子里重现的时候，这个人就要停下来默想。对于这样笼罩着一连串阴影的伟大的行动是不可能不予以深切关注的。”雨果还说：“到了今天，离国民公会已经有相当的距离了，因此法国大革命的庞大侧影，像一幅高悬在天空的画一样，轮廓是格外鲜明了。” 从十六世纪的英国革命始，在世界大舞台上轰轰烈烈上演了美国革命、法国革命等资产阶级革命；俄国革命、中国革命等无产阶级革命。革命已成为时代主题词、世纪主旋律。在经历了数百年的急风骤雨腥风血雨之后，人们尘埃落定痛定思痛，对“革命”进行了历史性的反思和哲学层的研究。据撰写《全球通史》的著名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统计，光研究法国大革命的文献著作就有三千种之多。“继续革命论”与“告别革命论”的对峙争辩，把人们带进扑朔迷离云遮雾罩的历史迷惘之中。 马克思在评价到巴尔扎克的小说时曾说：“从巴尔扎克的作品里，我们读到了比所有历史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加起来还要多的真实历史细节。” 雨果的《九三年》也正如是。 2、 雨果在《九三年》中，把法国大革命雅各宾专政时期的三巨头罗伯斯庇尔、马拉、丹东称之为“地狱里的三个判官”，书中有一段描述了他们之间关于“民主与独裁”的对话，读来颇为意味深长： “我们所需要的，”马拉突然叫道：“是一个独裁者。罗伯斯庇尔，你知道我希望有一个独裁者。” 罗伯斯庇尔抬起头：“我知道，马拉，不是你就是我。” “不是我就是你！”马拉说。 丹东在齿缝里咕噜说：“独裁，试试看！” 马拉看见丹东皱起了眉头。 …… 马拉：“……丹东，我同意你这一点；罗伯斯庇尔，这一点我向你让步。好，那么，结论是：独裁。让我们采取独裁的办法。我们三个人代表革命。我们是塞卑尔的三个头（看守地狱大门的三头怪犬）。这三个头中一个是说话的，那就是你，罗伯斯庇尔；另一个怒吼，那就是你，丹东……” “还有一个咬,”丹东说:”那就是你,马拉.” “三个头都咬。”罗伯斯庇尔说。 马拉号称“人民之友”。历史学家一向将其定位为民众的代表；罗伯斯庇尔出身于律师家庭，崇尚卢梭自由民主思想，因提出不少民主措施而深孚众望，成为雅各宾派的领袖。丹东因其善于雄辩，被称为“平民中的米拉波”即平民演说家。如彼追求自由民主的“三个代表”，在执掌政权后，竟一致得出专制独裁的结论。 发动革命的目的或曰口号，无疑是自由民主。然而，革命往往采取的是非民主的暴力手段。用暴力手段获得的政权必然要用暴力维持，于是，革命的手段成为目的，武器的批判成为批判的武器。法国大革命颁布的《人权宣言》，以美国独立宣言为范本，从十八世纪启蒙学说和自然权论出发，宣布：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是天赋不可剝夺的人权；言论、信仰、著述和出版自由；人民主权、代议制和三权分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罪行法定主义和无罪推定；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等等。几乎囊括了现代民主的一切内容，然而最终导致的却是一连串的专制独裁。 “革命”必然导致“专制”？播撒的是狮种，收获的却是跳蚤。 3、 一七九三年，这是一段使人心惊胆战的“红色恐怖”时期。“脑袋瓜子象石头一般地落下”。 当时，在大革命精神的感召下，几天之内虐杀尽关在监狱里的僧侣贵族一千五百多人，连十二三岁的孩子也不放过。据写《法国革命史》的马迪厄统计：“自新9月23日至新11月8日，短短一个半月的时间，革命法庭判处死刑者一千二百八十五件，开释者仅二百七十八件。牢狱虽经出空，可是填满得更快。新9月22日时，巴黎所禁囚犯为七千三百二十一人；到新11月10日时，达到七千八百人。解赴断头台者，迅速地一批接着一批。狱中侦探只要微有所闻，即可任意列出所谓阴谋家的名单，推上断头台。 一七九三年九月十七日颁布实施的《嫌疑犯治罪条例》，概念模糊，范围宽泛，凡主张温和或虽有激烈言词却无激烈行动的人，都会列入嫌疑犯而立即加以逮捕。雨果写道：“那个含义不明的嫌疑犯治罪条例使得断头台的影子笼罩在每个人的头上。” 雨果还写道：“治安委员会是只令人生畏的大章鱼，它有两万二千只被称之为革命委员会的手臂布满法兰西全境。 雨果在《九三年》中描述：“人们拉着手围成大圈子，跳着和唱着‘加马诺勒’。”“加马诺勒”是一七九三年法国大革命时极为流行的一首革命歌曲，在断头台执行死刑的时候，围观的群众很喜欢用这首歌来伴奏。……还有吴朗，每逢断头台杀人的日子，他从来没有缺过一次席，他跟在死囚的车子后面走，他说这是‘去参加红色的弥撒’，犹如参加一个盛大的节日。 法国古斯塔夫·勒邦所著：《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一书对此作出这样的分析：参与社会革命事件中的群众，感情无论善恶，皆夸张率真、冲动易变、缺少理智，更多受生物本能影响，有如原始人，易被煽动鼓舞。当情感的磁场在人群中迅疾传染蔓延积累到一定的量时，人非常容易流于暴戾。此时若稍加暗示或鼓动甚而导致犯罪，群众还自以为是高尚之举。而行动中的个人于对象并无明确的恩怨仇愤，在无意识状态下作恶犯罪，形成一股极为疯狂可怕的力量。心理学家荣格称为“兽性的上层建筑”。在法国历史上这次著名的大屠杀事件中，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在极刑现场，妇女们以一睹贵族受刑为荣。这些平日里温良恭俭让的店员伙计、家庭主妇，都相信自己的正义行为是在消灭“共和国的敌人”。 法国革命史有这样一个历史细节的记录：一天，罗伯斯庇尔身着布衣和无套裤，只带了一个警卫员，上街视察革命后的形势，迎面撞见一群人民。人民马上认出身穿布衣的革命领袖，激动地围住罗伯斯比尔，七嘴八舌地说，革命中“流的几滴血还没有把人民的脸蛋染红”，“断头台工作太慢了”，吵吵嚷嚷要为了建立新的道德社会继续革命，加速杀人。罗伯斯庇尔看到人民身上火热的革命热情，脸上泛起喜悦的红润。 罗伯斯庇尔大概是喊出“红色恐怖万岁”的第一人。罗伯斯庇尔说：“革命政府就是自由对暴政的专政”；还说：“共和国的武器是恐怖，共和国的力量是德行”。他在做报告时多次讲道：“没有德行，恐怖就会带来毁灭；但没有恐怖的德行是软弱无力的。”“人民民主专政无论多么恐怖，都是天理认可的事。” 这就是罗伯斯庇尔对“红色恐怖”的理解和阐述。 然而这种“盛况”并没有维持多久。雨果《九三年》中写道：“过分的杀戳剌激了一般民众的良心。成群结队观看屠杀的场面很快过去，现在当可怕的刑车在街上走过时，沿途店铺都关闭了店门。断头机的位置也从革命广场迁移到了郊外的特朗门。” 4、 雨果的《九三年》中，塑造了法国大革命中的三个典型人物形象：反革命叛军的核心人物——亲王朗德纳克；代表公安委员会的监军——教士西穆尔登；雨果心目中的理想人物——革命军总司令郭文。 雨果这样描写西穆尔登： 西穆尔登相信，在社会的结构中，只有用极端的方法才能使社会巩固。这是那些以逻辑代替理性的人们特有的错误。他们比国民公会更走极端；他们比巴黎公社更走极端。 西穆尔登说：“恐怖必须用恐怖来还击。朗德纳克很凶暴，我也要这样，我要和这个人打一场你死我活的战争，我将要从这个人手里救出共和国。” 亲王们的口号：绝不饶恕。巴黎公社的口号：绝不宽大； 这无疑是自革命发生以来一直奉行的革命逻辑：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仇恨入心要发芽。血债要用血来还。 凡是用恐怖手段获得的政权，必然需要用恐怖手段来维持。 在公安委员会向西穆尔登发布任命时，雅各宾派三巨头集体接见了这个即将赴任的监军。他们这样评价了革命军总司令郭文： “我觉得，”西穆尔登说：“这个年轻人是很有本领的。” “可是他有一个缺点！”插进来说话的是马拉。 “什么缺点？”西穆尔登问。 “宽大。”马拉回答。 马拉接着说：“他在打仗的时候很坚强，可是事后就很软弱。他对敌人宽大，他饶恕人，他待人慈悲，他保护那些修女和‘小尼姑’，他营救贵族的老婆和女儿，他释放俘虏，他给教士自由。” “这是严重的缺点。”西穆尔登喃喃地说。 “是罪恶！”马拉说。 “有时候是的。”丹东说。 “常常是的。”罗伯斯庇尔说。 “几乎永远是的。”马拉说。 “在对付祖国的敌人的时候，就永远是一种罪恶。”西穆尔登说。 西穆尔登希望郭文“这个头戴未来星星做冠的美娜瓦，同时也是手执蛇发人面盾牌的帕拉斯（希腊神话中，美娜瓦是司才艺的女神；帕拉斯是战争女神。雨果有名言：“革命就在于是既要人爱，又要人怕。没有威慑的革命终将夭折”）。西穆尔登希望郭文的眼神在必要时向魔鬼们射出地狱的冷光，用恐怖来回答魔鬼们的恐怖。” 为对郭文的“软弱”防范于未然，西穆尔登向郭文做政治思想工作，对“红色恐怖”做了这样的表述： 西穆尔登叫道：“我们担负着可怕的责任。不要谴责不应该谴责的。从什么时候起，疾病变成了医生的错处呢？对的，这个伟大的年头的特征就是不能仁慈。为什么？因为这是伟大的革命的年头。我们现在过着的这个年头就是革命的化身。革命有一个敌人，这个敌人就是旧社会。革命对这个敌人是丝毫不能仁慈的。同样的，外科医生的敌人是毒疮，他对于毒疮也是毫不仁慈的。革命要从国王身上来根绝帝制；要从贵族身上来消灭贵族政治；要从军人身上来铲除暴政；要从教士身上来破除迷信；要从法官身上来消灭野蛮。总之，要从一切的暴君身上来消灭一切暴政。这个手术是可怕的，革命的手很有把握地进行这个手术。至于有多少健康的肉要牺牲掉，你可以去问问布尔哈夫（荷兰名医）。割除哪一个毒瘤不要流一点血呢？扑灭哪一种火灾不要拆毁附近的建筑来阻止火势蔓延呢？这些可怕的必要的牺牲就是成功本身的条件。一个外科医生就像一个屠夫；一个医病的人外表看来就像一个刽子手。革命就献身于这种无可避免的工作。革命要肢解身体，可是挽救了生命。怎么，你竟然为毒菌求赦吗？你希望革命对有毒的东西仁慈吗？革命不会听你的。革命抓住过去，要把过去歼灭。革命在文明身上割开一道很深的伤口，人类的健康就要从这个伤口中生长出来。你痛苦吗？这是毫无疑问的。这个痛苦要延长多久呢？要有施行手术的时间那么长。以后你就能活下去。革命在为世界开刀。因此才有了这次流血的一七九三年。” 郭文说：“外科医生是冷静的，而我见到的人却是激烈的。” 西穆尔登反驳说：“革命需要一些凶猛的工作者做帮手。革命拒绝一切发抖的手。革命只信任铁石心肠的人。丹东是可怕的，罗伯斯庇尔是坚定不移的；马拉是怀恨的。请注意，郭文，这几个名字是必须的。对于我们，他们像军队一样重要。他们能够使欧洲陷于恐怖。” “也许使将来也陷于恐怖。”郭文说。“他们造成恐怖政治。” “终有一天，革命会证明这种恐怖政治是正确的。” 雨果说：“革命是一架嗜血的机器，它靠吞噬生命维持生命。”正是在这一革命逻辑的支配下，一代一代革命者的血肉之躯如同扑火的灯蛾成为红色殉道者。 5、 雨果在《九三年》中描述了“特别法庭”就如何处置路易十六征询议员们意见的情景： 这七个议员是第一批召唤进来的，他们一个接着一个的回答：米耶回答：“死刑”；台尔玛：“死刑”；普洛让：“死刑”；加来：“死刑”；埃拉：“死刑”；尤利昂：“死刑”；代沙西：“死刑”。 这样的异口同声众口一词与上峰的意图“保持高度的一致”，永远是充满人类全部历史的循环现象。不同之处仅仅是语言表达方式的不同： 玛纽尔是巴黎公社的检察官，他说：“死掉一个国王并不算少掉一个人。” 巴格尼说：“死刑，一个国王唯一的用处就是死”； 米育说：“今天如果世间还没有死刑，就要把它创造出来”； 顾比育说：“立刻送上断头台，迟了就要加重死罪”； 杜利奥反对布索的由人民作出最后审判的建议：“什么，基层议会吗？这样全国就会有四万四千个法庭！这个案子还有个完吗？路易十六的头发白了脑袋还落不下来”； 奥古斯丁.罗伯斯庇尔跟着他哥哥叫道：“我不懂得那种扼杀人民而宽恕暴君的所谓人道。主张缓刑就是把最后的审判权交给暴君而不是交给人民”； 福西德瓦说：“我素来憎恨叫人流血，但是一个国王的血并不是人血。” 阿马说：“整个地球都判决路易十六有罪，那么他又能向谁去上诉呢？” 卢耶反对在正月二十一日那天在新桥鸣炮，他说：“一个国王的头落下来的时候，不应该比平常人的头落下来时弄出更大的声响。” 还有一个雷同的小例证：勒让德尔是法国革命的屠夫，就像普赖德是英国革命的屠夫一样。他对朗伊奈叫喊：“过来，让我把你干掉！”朗伊奈回答：“首先，你得下命令断定我是一头牛。” 鲁迅在《准风月谈．“抄靶子”》中说了这样一段话，“中国究竟是文明最古的地方，也是素重人道的国度，对于人，是一向非常重视的。至于偶有凌辱诛戮，那是因为这些东西并不是人的缘故。皇帝所诛者，‘逆’也，官军所剿者，‘匪’也，刽子手所杀者，‘犯’也，满洲人‘入主中夏’，不久也就染了这样的淳风，雍正皇帝要除掉他的弟兄，就先行御赐改称为‘阿其那’与‘塞思黑’，我不懂满洲话，译不明白，大约是‘猪’和‘狗’罢。黄巢造反，以人为粮，但若说他吃人，是不对的，他所吃的物事，叫作‘两脚羊’” 革命正是以“阶级斗争”的观点把人类进行了重新划分。“亲不亲，阶级分”“对敌人就要像秋风横扫落叶一样冷酷”。从而克服了伦理道德遣责的心理障碍。 已经有许多历史学家，把法国大革命暴发的根源追溯到路易十四的专制统治。路易十四1661年亲政后，不设首相，实行“朕即国家”的绝对君主专制统治，人称“太阳王”。为解决面临的经济危机，路易十四推行重商主义政策，创设贸易公司，扶植手工工场，取消国内关卡，开凿运河，鼓励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其特点，就是一种不触动专制的经济改革。而经济变革的成功，更加燃起了人们对政治变革的渴望，“大革命”就是让人们对这种遥遥无期的渴望，变为怒火的运动。 父债子还。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对前辈的仇恨一直延续到后代身上。 恰恰是专制培养了暴力的激情，又用拒绝和拖延变革，来促使这种激情变为一场现实的革命。实际上，这种暴力革命，对谁都没有好处，激烈的对抗，使新事物也不免走向偏激，以致新事物在取得胜利后，也难以走向健康的发展，而背离了它的本意，甚至使旧事物得以卷土重来。所以，历史上常有以推翻专制为目的的革命，却建立起了一个更有利于专制的社会。拿破仑在法国大革命后，得以恢复帝制，充分说明了这一问题。列宁以“十月革命”推翻了沙皇的专制统治，却是开创了一个更为专制的“斯大林时代”。所以，暴力性的变革，不仅要付出巨大的社会成本，也会给未来难以预测的随即性。 6、 对于经典名著的任何解读，都只会稀释和狭窄其原有蕴涵。雨果在《九三年》中描绘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窝里斗”的场景：三巨头关于“民主与独裁”的对话中，关于由谁来独裁，罗伯斯庇尔说了句：“不是你就是我。”马拉马上回一句：“不是我就是你！”看似一句重复的语词倒置，却蕴涵着丰富的心理内容。 罗伯斯庇尔、马拉、丹东组成的雅各宾派这个三头怪兽，犹如那则猎狗、天鹅、梭鱼共拉一架车的俄罗斯谚语。各唱各的调，各拉各的套，永远也不可能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专制政治的权力金字塔结构，注定了人们对塔尖的觊觎是你死我活的争斗。 雨果写了这样一个细节： 塔尼曾对莫摩罗说：“我希望马拉和罗伯斯庇尔在我家里吃饭时互相拥抱。” 莫摩罗问：“你住在什么地方？” “在查朗东（即疯人院）。” 莫摩罗笑：“如果是在别的地方我倒要奇怪了。” 天无二日，国无二主。罗伯斯庇尔与马拉正应了那句老话：一山不容二虎，一条槽上拴不得两头叫驴。“功盖天下者不赏，勇略震主者身危”，这种悲剧现象在专制政治的历史中不断重演。在专制体制下，我们所能看到全是“零和博弈”：你赢就意味着我彻底完蛋，我赢为了巩固胜利果实，就得“斩草除根”以绝后患。在专制政治的博弈中，不存在“双赢”，只有“赢家通吃”。或者是全得，或者是全失，没有其他选择。 雨果在《九三年》中，描述了罗伯斯庇尔与马拉之间的相互攻诘： 马拉：“我是人民的巨眼，我躲在我的地窖的深处注视着一切。对的，我看见，对的，我听见，对的，我知道。一些微小的东西就能叫你满足。你崇拜你自已。……罗伯斯庇尔梦想将来的历史会对他在立宪议会里穿着一件橄榄色长礼服和在国民公会里穿着天蓝色的短礼服的事实感兴趣。他把自已的画像挂满了他的房间的墙上……” 罗伯斯庇尔用一种比马拉的声音更冷静的声音插进来说：“你呢，马拉，你的画像在所有的阴沟里都挂满了。” 当年，法国大革命的现实是，在把教堂神龛里上帝的圣像砸烂之后，又摆进了革命领袖的塑像。 雨果还记载了当时攻击马拉的一句话：“只要有阿路埃（伏尔泰的本姓，二十四岁开始写作时才用笔名伏尔泰。伏尔泰有句名言：“我不赞同你的观点，但我誓死维护你说话的权力。”）这种人，就会产生马拉这种人。只要有滥文人在东涂西抹，就会产生杀人的凶手；只要有墨水，就永远有污点；只要有人拿着笔，那些毫无价值的言论就会产生残暴的行为。书籍造成罪恶！” 在相互的攻诘中，威吓的话语满场乱飞，你来我往，就像火灾中的火星一样。……一个声音说：“处死马拉！”——马拉说：“马拉一死，巴黎就不再存在；巴黎消灭，共和国也就灭亡了。” 当两人最终“尿不到一个壶里”彻底吵崩了的时候，雨果在书中用了一个隐喻：“马拉决断地说：‘我说，丹东不行，罗伯斯庇尔也不行。’说完，他向俩人行了一个不祥的告别礼：‘永别了，先生们！’” 这里一语双关。马拉在走出这个门后就再没有回来。 最为激进主张恐怖专制的马拉，最早死于恐怖主义的暗杀下。 剌杀马拉的剌客是一个吉隆特党的死硬分子，叫沙洛特.科兑。她几次请求马拉接见，遭到一再拒绝。后来利用一次马拉接见“人民”的机会，始得入见。马拉正坐在一个特制的靴形澡盆中，被她用刀剌死。 沙洛特.科兑在法庭上大义凛然地说：“我杀了一个人，为得是要救十万人。” 当力量悬殊无以对阵时，只有采用暗杀这一极端恐怖主义的手段了。 从专制主义到恐怖主义，历史进入一个恶性循环的怪圈。 7、 激进的拉苏西曾经说过这样一句冷酷无情的名言：“感恩的民族是不幸的！”可是当他被更为激进的山岳党人送上断头台时，他面临了一个芝诺悖论。他无可奈何地悲叹：“我们死，因为人民睡着了；你们将要死，因为人民就要醒过来。” “人民”就这样白天黑夜地睡去醒来，于是，执政者你方唱罢我登台城头变换大王旗，就像赌盘转动轮换着死去活来走上断头台。 马拉之后，现在轮到丹东了。 雨果《九三年》中，有这样一段马拉与丹东的对话： “婊子！”马拉恶恨恨地骂了一句。（这句话有潜台词：丹东曾说：“革命是世界上最无情义的东西，像一个妓女，跟什么人都胡搞！） 丹东站起来，样子非常可怕。 “是的，”他叫道：“我是个婊子，我出卖了我的肉体，可是我不出卖我的灵魂。” 罗伯斯庇尔又开始咬他的指甲。他既不能大笑，也不能微笑。丹东那种轰雷似的大笑，马拉那种毒剌似的微笑，他都做不到。 丹东又说：“我像海洋一样，我有涨潮的时候，也有潮落的时候；在潮落的时候人家看见我的浅滩，在涨潮的时候，人家就看见我的波浪。” “你的泡沫。”马拉说。 “我的风暴！”丹东说。 马拉跟着丹东站了起来，他也发作了，这条蛇突然变成了一条龙。 “啊，”马拉叫道：“啊，罗伯斯庇尔！啊，丹东！你们不愿意听我的话，好，我告诉你们，你们完蛋了。你们做的事是给自已关上了每一扇门，只剩下通向坟墓的门。” 这是我们的伟大之处。“丹东说。他耸了耸肩膀。 马拉说：“……你耸肩膀，有时耸肩膀会使脑袋掉下来的。” 马拉的话一语成谶，丹东果然为此掉了脑袋。 革命后有一天，丹东和友人德穆兰沿塞纳河散步，夕阳的余辉把塞纳河映红了。丹东突然说：“看！那么多的血！塞纳河在流血！流的血太多了！” 丹东从“殘阳如血”的革命场景中，良心发现了人性！ 他隐隐约约感到，“自由神的铜像还没有铸好，炉火烧得正旺，我们谁都可能把手指烫焦的”。 雨果在《九三年》一书中曾这样形容革命：“它是一个大熔炉，也是一个小火炉。在这只酿酒桶里，虽然沸腾着恐怖，也酝酿着进步。从这些混乱的暗影中，从这些骚动而奔腾着的云层中，射出符合神的意志的灿烂的光芒。” 丹东开始散布反革命的言论：革命是需要活人献祭的罗马食神，“专吃自己的孩子”。“革命使得前进的每一个足音都变成一座坟墓，这种情况要继续到什么时候？人民要面包，他们却掷给你人头!你们口干欲裂，他们却让你们去舔断头台上流下的鲜血！” 革命家丹东为了民主和自由而发动革命，却被蓬勃兴起的革命法庭斩掉了脑袋。丹东成为最早的一批“红色殉道者”。在他的身后，还将有一长串前赴后继的“梁山泊英雄排座次”。 丹东的人头被革命法庭斩掉，是因为他像嘉米叶那样，眼睛“曾经为几个不幸的人湿润过”？是因为他的良心突然发现“往断头台运犯人的马车碾平了一条大道”，觉得罗伯斯庇尔“想把革命变成宣讲道德的大厦，把断头台变成礼拜堂”？总之，是因为他觉得自己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公安机关杀人太多，于是开始忏悔，不想继续革命，以致同坚定的革命领袖罗伯斯庇尔发生了冲突。 革命后的丹东变了。在“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时候，丹东不再革命了，整天不是与同伙发犬儒主义的牢骚,就是为革命的对象教士、妓女说情，说下流话。罗伯斯庇尔对此觉得不可思议：这位同志怎么变得像个花花公子？ 罗伯斯庇尔把丹东送上了人民法庭。丹东却在审判他的人民法庭上对旁听席上的人民指控了罗伯斯庇尔： “难道只因为你自己永远爱把衣服刷得干干净净，你就有权力拿断头台为别人的衣服做洗衣桶，你就有权力砍掉他们的脑袋给他们的衣服做胰子球？不错，要是有人往你的衣服上吐唾沫，在你的衣服上撕洞，你自然可以起来自卫；但是如果别人不搅扰你，别人的所作所为又与你何干？人家穿的衣服脏，如果自己没有什么不好意思，你有什么权力一定要把他们埋在坟坑里？难道你是上帝派来的宪兵？” 丹东已经看清楚，罗伯斯庇尔是个现代的暴君，以人民的道德法庭合法地杀人的现代独裁者。他有一次当面对罗伯斯庇尔说：“假如你不是个暴君，那么为什么你用己所不欲的方式去对待人民呢？如此狂暴的状况是不会持久的，它与法国人的脾性是格格不入的。” 丹东说完这话哭了。 丹东喃喃地自言自语：“我们缺少一种我也叫不出名字来的东西。可是既然这东西在五脏六腑里根本找不出来，为什么我们还要彼此把肚子划破呢？” “看！满天繁星闪烁，仿佛是无数颗晶莹的泪珠；洒下这些眼泪的眼睛该是孕育着多么深的痛苦啊！” 法国大革命后，高级革命领导干部内部出现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和斗争。罗伯斯庇尔一方坚定依照卢梭主义，要建立一个“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丹东一方则以为,应该承认个体的感性偏好及其差异为国家制度的正当性基础，建立一个自由的个体民主的国体。 这是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分歧和斗争。是水火不容你死我活的殊死搏杀。 8、 丹东是被人民法庭送上断头台的，人民法庭判他死罪是依法判罪，不是凭罗伯斯庇尔个人的不满。罗伯斯庇尔领导的这个革命后的人民民主国家是法治的国家，并不像好多人说的那样是什么人治国家。其实，任何国家都是人治的，是人依法而治。问题在于依的是什么法。“以革命的名义”；“不杀不足以平民愤”都曾是我们判决的依据和法理。 人民法庭依的是什么法？ 罗伯斯庇尔慈祥地看着可爱的人民，语重心长地说：“你们要遵守法律！” “法律是什么？”人民问。 “法律就是人民的意志。”罗伯斯庇尔回答。 “我们就是人民，我们的意志就是法律。”人民回答说。 罗伯斯庇尔微笑地点点头，向人民摆了摆手，继续视察。从罗伯斯庇尔背着手远去的样子来看，他对人民的革命意识和热情相当满意。 人民们说“我们就是人民，我们的意志就是法律”，是在下意识地背诵罗伯斯庇尔的语录，因为这些话是人民们从罗伯斯庇尔的许多演说中听来的。在《关于人权和公民权利宣言》的讲词中，罗伯斯庇尔明确说：“法律是人民意志的自由而庄严的表现。”在《关于出版自由》的讲词中，罗伯斯庇尔更具体地说：“法律是什么？这是按照它与理智、正义和自然界的永恒法则所具有的相同程度，自由表达或多或少符合于民族权力和利益的共同意志。每一公民在这种共同意志中都有自己的一份，都和自己有利害关系；从而他甚至应当运用自己的全部知识和精力，来阐明、改变和改善这种意志。” “人民”要斩某人的头，最简便不过的就是把他说成“人民公敌”，这是再合法不过的了。 对于罗伯斯庇尔来说，自由就是为了人民公意的道德目的可以做一切事：“人民”是道德的化身，人民意志等于道德良心，等于正义。 一个市民并不自然地就是“人民”。在人民民主论的界定中，“人民”是一个抽象的道德符号，行为符合这一公意道德符号的市民才是“人民”，否则就是社会渣滓。 罗伯斯庇尔自视为人民公意和人民道德的化身，作报告时，他通常这样来区别谁是人民、谁是人民的敌人：“给我鼓掌的是人民，是不幸者。如果有人指责我的话，那一定是富人、是罪犯。”谁是人民，由是否给人民领袖鼓掌来决定，鼓掌是人民民主的道德意识的体现——自由民主政治的领袖自然也是“鼓掌”鼓出来的，民主政治缺不了“鼓掌”（或者“欢呼”，投票不过是其替代的便于计算人头的形式）；但与自由民主国家不同的是，人民国家中的个人依是否给人民领袖鼓掌、欢呼而被划分了不平等的政治身份，人民的领袖有依法从政治上消灭“不道德”者的身体的正当权力。 马拉既然为“人民之友”，当然以人民代表自居。马拉有一句名言：“我理所当然是人民的代表！这难道还有疑问！” 代表人民与人民代表发生了冲突。 罗伯斯庇尔对丹东已经不耐烦了，不愿再跟这个自己手掌中的死人坐在一起闻他的臭味。他对鞠斯特说，“明天就动手！不要把死前挣扎这段时间拖得太长！”他还批示不要公开审判，因为法庭辩论对人民民主的国家是危险的，“是对自由事业的罪恶性侵犯”。 罗伯斯庇尔只知道把别人送上革命的祭坛，他并不知道就在他把丹东送上断头台仅仅三个月后，自已也被推上了断头台。 雨果在《九三年》中这样描写： 群众都疯狂了。人们从罗伯斯庇尔的统治下爬出来，正如从路易十四的统治下爬出来一样。 热月九日（罗伯斯庇尔被砍头之日）以后的巴黎是愉快的。不过这是一种热狂的愉快。一种不健康的快活气氛淹没了一切。在死的热狂之后跟着来了生的热狂，过去的伟大消失了。 在林语堂所著的《苏东坡传》中有这样两句话： “对国家命运来说，最危险的莫过于一个思想错误却固执己见的理想家。” “神圣的目标向来是最危险的。一旦目标神圣化，实行的手段必然日渐卑鄙。” 9、 人民意志的最好体现，就是国民公会。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法国大革命中，诞生了国民公会。雨果曾以满腔热情讴歌了这一新鲜事物： 国民公会是人民权力的象征。国民公会翻开了伟大的崭新的一页。 …… 我们走到最高峰。 这里就是国民公会。在这座高峰面前，我们的视线被吸引住了。 在人类的政治生活中从来没有出现过更崇高的东西。 世界上有喜马拉雅山，也有国民公会。 国民公会也许是历史的绝顶。 在国民公会还活着的时候，作为一个会议它是有生命的。我们不了解它是什么，被同时代人所忽视，这正是它的伟大处。一切伟大的东西都有一种神圣的威力。欣赏平凡的东西和小山是容易的；可是那些过于崇高的东西，不管是一个天才或者是一座高山，不管是一个议会或者是一件杰作，在离得太近去看的时候，是会使人惊骇的。一切高峰仿佛都是过分夸张的东西，爬上去是使人疲乏的。人们在爬上断崖绝壁的时候会喘不过气来，在下斜坡的时候会滑倒，在走崎岖不平的、幽美的山地时会受伤，喷着浪花的山洪表示那里有悬崖深谷，浓密的云层表示那里有高的山峰；向高处爬和跌下来同样是使人心惊胆战的。因此惊骇的感觉超过了钦佩的心情。人们产生了这种古怪的感觉：厌恶伟大的事物。人们看见深渊，却看不见崇高的境界；人们看见鬼怪，却看不见非凡的人物。最初人们就是这样去评价国民公会的。国民公会本来是给巨鹰来欣赏的，却被人用近视的眼光来衡量了。 但是随着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雨果对国民公会里的众生相进行了入木三分的刻画： 他们的恐怖是虚伪的，他们勇于表现自已的怯懦；他们赞成吉隆特党却拥护山岳党；他们总是倒向胜利者一边；他们把路易十六出卖给魏尼奥，把魏尼奥出卖给丹东，把丹东出卖给罗伯斯庇尔，把罗伯斯庇尔出卖给泰里昴。马拉活着的时候诋毁他，马拉死后他们把他当天神。他们什么都拥护，直到把他们原来拥护的推翻为止。他们赋有一种本能，就是对一切动摇的东西来一个决定性的推倒。从他们看来，动摇就是背叛他们自已，因为他们是专门为地位坚固的人服务的。他们人数众多他们有力量，他们就是恐怖。 在这些充满了热情的人群中，也混杂了梦幻的人物。这里有一切类型的乌托邦，有容许断头台存在的好战类型，也有主张废除死刑的和平类型。 有时，在那些已经腐朽的社会的最后危机中，行动就意味着毁灭。一切革命都有两面斜坡，上升的一面和下降的一面。（根椐芝诺悖论：上升的坡和下降的坡其实是一面坡。） 这些悲剧从巨人开始而由侏儒结束。 这是一些被风支配的心灵。可是这种风是不可思议的风。 ……就等于是海洋上的一片波浪。即使是他们中间最伟大的人物也是如此。动力是从天上来的。民众有一个意志，这个意志是全体共有的，不是任何人所独有的。这个意志就是一个思想，一种无法抑制和无法衡量的思想，它在天空上面的阴影里呼吸。 德布纳他是一个阴惨的丑角，脸上戴着古代的那种有两只嘴巴的假面具，同时能说是和否，一只嘴赞颂，一只嘴斥责。 他们判决路易十六死刑的时候，罗伯斯庇尔还有十八个月可活；丹东十五个月；马拉一个月又三个星期。人类嘴里的气息多么短促和可怕呀！ 凡是发生过悲剧的地方，恐怖和报复就留在了那里。 这些充满着矛盾的描述，很容易激起我们对现实革命情景的想像。 在革命中，没有什么比直线更可怕的了。 雨果称之为是：“最深处的神经的颤动。” 有些心灵是注定要停留在中途的。 有些思想家是斗士；有些思想家则只要求活着。 黑格尔有句名言：“一旦‘张扬的自由’这个抽象的概念进入了个人和民族的头脑，就没有什么比它更难以控制的了。” 10、 法国大革命摧毁一切的暴力特征，曾让整个人类感到惊讶。新与旧是在如此尖锐的对立状态下进行对抗。法国大革命好像将欧洲的历史截然分为两截。在这两截的间隙间，填满的是鲜血与硝烟。 人民成了叶公好龙。他们瞪目结舌地望着“革命”迷惘了。 革命的象征就是“路易的小姑娘”——断头台？革命是一架噬血的机器，就是靠不断地吞食它的子女维持自已的生命？ 雨果发出了屈原式的天问：“我们叫它作革命？这个思想像潮似地掀起来的时候，有的被打倒，有的站立起来；它把这一个带到浪花的顶上，把另一个撞击到岩石的上头。这个思想知道自已要走到哪里去？前面的一切旋涡都要受它的推动？说革命是人类造成的，不就等于在说潮汐是波浪造成的一样错误？” 雨果又说：“革命是‘不可知神’的行动。渴望将来的人称革命为好事，留恋过去的人称革命为坏事，可是不管怎样总得承认那造成它的力量。它仿佛是各种巨大的事件和伟大的人物的共同的作品，其实它只是各种事件演变的结果。事件在消费，人们在替它偿付费用。事件在发命令，人们只签个名字。” 我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曾看到留下这样的文字：“十六，凡暴动胜利后，各级农会，及武装组织，皆应布告准予革命民众自由杀戮反革命，以资鼓励。”“二十八，如万不得已退走某地时，必威吓当地民众，搬迁一空，俟敌人到后，无从觅食，同时并在敌人宿营附近地方潜入，夜间可任意放火，焚烧居民房屋……”“十四，敌人到来时，我们应将庙宇庵堂等……乘机拆毁焚烧，使人民怀疑是敌人所干，因而讨厌敌人，并设法在敌人范围内，随时杀戮人民，使人民人人自危，而含恨敌人不分皂白乱杀，而图报复，同时使敌人无地方可驻扎。”“十八，凡暴动胜利所得地方……各种书店，及图书馆、或人家所藏书籍，纯系养成反革命之知识分子者，应即尽量焚烧之。” 在这样的条文中，人民的幸福，人民的基本利益，根本没有受到革命的尊重和保护。“革命”正在以革命的名义对这一切实行着践踏和戕害。革命已经走到了人民利益的反面。人民从来就是革命的牺牲者。一切革命成果都是由人民的血肉和生命堆砌成的。也许有人会说，这些牺牲是极为必要和极为神圣的。一旦革命成功，人民的一切利益都可以得到保证。可是，事实上，革命的成功也很难兑现它用来掩盖血雨腥风所承诺的利益和幸福，而往往需要幸存的人民继续付出更加惨重的代价，包括基本权利、自由、幸福和生命。革命逻辑往往会在革命成功之后，长驱直入地渗透到一切领域，按照它自身的需要，无拘无忌地、如疯如魔地生长、膨胀。革命逻辑的生长与膨胀，需要人类的血肉和自由作为最有效的肥料。人民既然从一开始已经认同了革命逻辑并且促成了它的生长，往后便不得不付出更大的牺牲以维持它的膨胀。最后，人类社会一切高贵的东西都失去了存在的权利和理由，而不得不为那个无限膨胀的革命逻辑所吞没。 俄国历史学家拉津斯基在《斯大林秘闻》中这样总结斯大林对列宁主义的理解：“一天不搞恐怖党危险，两天不搞恐怖党灭亡。”也就是说，在斯大林看来，革命与恐怖几乎是同一概念，革命就是恐怖，恐怖就是革命。既然革命是神圣的，恐怖也就自然具有神圣性。既然革命时代要求人民付出血肉和自由是天经地义的，那么现在要求人民为恐怖贡献自由、权利和生命也就同样是天经地义的，是神圣光荣的。此间有一个极为奇怪的逻辑转换：既然革命家们发起革命目的在于寻求人民的解放和幸福，那么革命家就有权要求人民参与这种革命并为革命贡献一切。回顾历史，我们看得最多的事实就是：这种以人民利益为标榜的革命，最后无不逼使人民向这革命交出一切权利、利益、自由和生命。因为神圣的并不真的是劳工、人民等等，而是革命本身，是革命家所瞄准的革命政权。 雨果在《九三年》中，让他笔下塑造的理想人物郭文为其代言： 只怕这种恐怖政治会损害革命的名誉。 自由、平等、博爱，这就是和平和协调的信条。为什么要给它们一个怕人的外表呢？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我们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包括各民族在内的世界共和国。那么，我们就不要使他们害怕。恐吓有什么用呢？恐吓不能吸引各个民族，正如稻草人不能引诱鸟雀一样。做好事不能使用坏的手段。我们推翻帝制不是要用断头台来代替它。杀掉国王，但是让人民活着；打掉一切王冠，但是要保护人头。革命是和谐，不是恐怖。仁慈的观念被残暴的人使用错了。‘恕’字在我看来是人类语言中最美的一个字。我只在自已冒着流血危险的时候才使别人流血。如果一个人不能够宽恕，那么胜利也就不值得争取了。在打仗的时候，我们必须做我们敌人的敌人，胜利以后，我们就要做他们的兄弟。 这与我们一惯信奉的“宜将剩勇追穷寇”以及“痛打落水狗”的精神发生了矛盾。 雨果在《九三年》中，还通过他笔下郭文的口呼喊出这样的质问：“革命的目的，难道就是要破坏人的天性吗？革命难道是为了破坏家庭，为了使人窒息吗？绝对不是的！一七八九年的出现，正是为了肯定这些崇高的现实，而不是为了否定它们。推翻封建堡垒，是为了解放人类；废除封建制度，是为了建立家庭。创造者就是权力的出发点。权力是蕴藏在创造者身内的，除了创造者就再没有别的权力。因此蜂后的地位是完全合法的，她创造了她的人民，她既是母亲，就应该是皇后；因此人类的王权是荒谬的，国王既不是创造者，就不能够做统治者；因此帝制必须废除，共和国必须建立。这一切倒底是什么？是家庭！是人道！革命就是人民掌握统治权；归根结底，人民就是人！” 西穆尔登要创造的是一个“绝对的共和国！” 而郭文要创造的是一个“理想的共和国。” 世界文学史素来把雨果称之为“黑白大师”。 我们的头脑呈球体状，当一瓣沐浴在阳光中时，另一瓣自然在黑暗之中。雨果毕生都在描写“光明与黑暗”的搏杀。“天使与恶魔”同在的人性观，进入人们的视野并引发了新的思考。从《巴黎圣母院》中那个心地善良的钟楼怪人与那个心地阴暗的教士的善恶对立，到《悲惨世界》中囚犯冉阿让与警探沙威的正义与邪恶的对立，无不体现了二个多世纪以来，“非此即彼”的对峙哲学观。而雨果在他的封山之作《九三年》中，引入了第三极。在西穆尔登与朗德纳克的对峙中，插入了郭文；在罗伯斯庇尔与马拉的对峙中引入了丹东。 一向以浪漫主义理想主义手法塑造了那么多善良美好高尚的人物形象之后，雨果说出了这样的话：“自然一点吧！你本来是用灰尘、沙子和泥土制造出来的，你还想成为比灰尘、沙子和泥土更多的东西吗？” 雨果在《九三年》中反映出深刻的内心矛盾深刻的精神分裂。浪漫派的诗人和哲人们大都为法国大革命的胜利激动过，年青的谢林与黑格尔当年曾一起激动地种下了一棵自由树。但随之而来的雅各宾专政又把他们推入失望、苦闷的深渊。他们对法国大革命将会带来自由的美丽幻想，被大规模的暴力镇压、流血的动乱以及随之出现的道德败坏现象打破了。施勒格尔对法国大革命的见解是很有代表性的：法国大革命固然是各国历史上最伟大、最值得注目的现象，是一次世界性的大地震，但也是时代最可怕的怪事，最深刻的偏见，它把时代推入一个残酷的天翻地覆之中，交织成一出人类的悲喜剧。法兰西民族性格中一切悖理的东西都压缩在这场革命中了。 雨果的《九三年》1957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首版，1978年在再版前言中写下这样一段话：“在这部小说里，雨果对革命的同情和对革命暴力的怀疑矛盾地交织在一起。一方面，他肯定革命是正义的事业，承认流血斗争不可避免，另一方面，他却又从抽象的人道主义出发，把仁慈、善良等道德原则与革命的暴力相对立，竟荒谬地提同‘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主张在革命和人道原则发生矛盾时，宁可牺牲革命利益。” 当时已是新时期开始之初，我们仍认为这是这部小说里的瑕疵和局限。 随着时光的推移文明的进步，我们回首重温这一名著，究竟是体现了雨果思想的瑕疵局限抑或是洞察深刻？ 雨果以其博大的人道主义情怀，走进了历史哲学的深度。 11、 在《九三年》中，还有这样一段对话： 马拉：“我不是任何人的应声虫，我是大众的呼声。你们还年青。丹东，你几岁？三十四岁；罗伯斯庇尔，你几岁？三十三岁。我呢，我一直就活着，我是多年来受苦人的代表，我已经活了六千年。” “这倒是真的，”丹东反唇相讥：“六千年来，该隐隐藏在仇恨里，就像一只癞蛤蟆隐藏在岩石里一样，岩石裂开了，该隐跳出来了，混在人们中间，那就是马拉。” 丹东在评价到马拉时指出：“六千年来，该隐隐藏在仇恨里”。这真是一针见血的知人善论。 鲁迅无疑是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大师。鲁迅有一句大家耳熟能详的名言：“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于他接近。”鲁迅直至临终，仍绝决地说：“我不要别人宽恕，我也一个不宽恕。”鲁迅对这个社会充满了不可调和的仇恨。 与鲁迅不同，基督、释家牟尼、甘地、哈维尔，还有托尔斯泰与索尔仁尼琴，他们却选择了另外的方式。托尔斯泰始终倡导不以恶抗恶的思想，以他悲天悯人的宗教情怀，深刻体现了人性高贵的一面。 攻陷巴士底狱又怎样？难道仅仅为了释放出一批人，然后关进另一批人。人类何时才能把“巴士底狱”的牢底坐穿？ 雨果在《九三年》中描绘了这样一个结局：作为阶级对立两极的朗德纳克和郭文，在人道主义的良心发现之后，神奇地出现了“阶级和解”。 这是一种比恨更为强大的力量——爱，一种超越阶级仇恨的博爱。 在我们这种文化氛围中，这种爱我们不仅很陌生，它也更难实现。因为那是一种斩断了恨的、超越了利害关系的神圣之爱。那是一种和自我牺牲注定联系在一起的爱，那甚至是一种即使对罪人、对“凶手”也怀有深深同情和怜悯的爱。这种爱当然很难做到，但是不是唯有它，才能够把我们从人性的黑暗、褊狭和蒙昧中解救出来？ 革命给我们带来的最大困境是：如何在革命暴力文化下打造一个后革命时代的容忍文化。我们正在做着建立一个和谐社会的努力。 正是对革命的反思和人性的复苏，使人们开始把关注的目光投向了“天鹅绒革命”，投向了米奇尼克。 是“革命”，还是“宽仁”？ 纪元原本只是一个时间的序列，正是超越意识形态的大历史观，使我们从黄仁宇笔下发掘出了“万历十五年”；从狄更斯笔下发掘出了英国革命的一七八九年；从托马斯.潘恩笔下发掘出了美国革命的一七七六年……今天， 我们从雨果笔下，又读到了《九三年》，有一些年头，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注定是要进入历史的！ 唐太宗李世民有言：“以史为鉴，可以明兴衰。” 写于2008年6月4日 改于2008年7月19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