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希腊人为什么能发展出一种极精致的文明? 对于东亚的现代中国人来说,要了解西方的古代希腊,首先要注意的一点就是:它并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一个文明,一个包含了上千个城邦的世界。 如果我们从地理格局上把古希腊文明与埃及、两河流域、中国、印度的古代文明加以比较,不难发现它与这四个原发性文明(即未受其他文明影响、完全自发产生的文明)有明显的区别。这四个原发性文明都诞生于大河流域。大河流域不仅适宜农耕,而且地势平坦,两岸是一望无际的大平原。比之重峦叠嶂的山区,大平原显然更有利于人员、物质和信息的流通,更有利于文化的同质化和文明的传播,更有利于社会整合,形成大型政治共同体。希腊既没有大河也没有大平原,有的只是山与山之间的小块平原或谷地。在这些零碎的土地上虽然也能进行农业生产,但规模毕竟很有限,再加上这里的气候是典型的地中海气候,冬季多雨、夏季干燥(注意,夏季恰恰是农作物迅速生长的季节),所以土地贫瘠,农业产量很有限。换句话说,希腊人仅仅凭这些零碎土地本身是不可能生产出大量剩余农产品、养活大量人口的,当然也就谈不上产生先进的技术和杰出的文化、进行大规模的扩张了。 那么为什么在如此不利的条件下,希腊人能发展出一种举世公认的极为精致的文化?为什么在一种极为散裂的地理格局下,希腊人能够发展出一种高度同质的文明(大约自西元前8世纪始,各地希腊人对他们在文化上的一致性开始具有强烈的自觉)?为什么希腊人能够发展出那种高度理性化的“哲学”,能够在人类文明史上率先开出民主政治(以雅典民主政治为代表),而同其他古代文明普遍盛行的君主制度相比,希腊城邦的寡头制度也显得较为民主(就“集体领导”而言)?为什么希腊人能开出他们那精湛的艺术、精深的科学、行之有效的法律、富于感染力的雄辩术、高效的军事技术和战法、富于渲泻效果的悲剧和嬉笑怒骂的喜剧?为什么希腊人制作的大量造型优美、极富动感、解剖学上极准确的汉白玉雕像(当然也用其他材质----如青铜、铁、硬木)直到今天仍然在深深地打动我们?为什么希腊人修建的大量质朴、优美、庄重的神庙建筑即便现在只剩下遗址,也仍然使我们震撼?为什么希腊人烧制的大量绛、黄、黑色调、有精美图案的陶瓶直到今天仍然让我们感叹? 原因是多方面的。作为一个非原发性文明,希腊在长达一千多年的时间内不断引进和利用埃及、两河流域的已有文明成果,所以一进入文字历史阶段(如迈锡尼文明)便能表现不俗。除了利用既有文明成果之外,海洋性的地理格局本身是一个同样重要的原因。早期希腊人大多分布在希腊半岛、小亚西岸和爱琴海岛屿。要在这个地区生存,就必须航海,航海也的确成为希腊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故有“海洋文明”、“蓝色文明”等无聊说法)。对于文明进步而言,航海生活方式的优点很明显。它意味着物质和信息频繁而远距离的流动,意味着大量人口不被土地束缚,而能周游四方,见多识广,接受新技术、新想法、新观念,在不断的刺激下保持开阔的眼界和敏捷的思维。这种情形最终必然影响到物质和精神创造,影响到文化创新,经过数代人乃至数百年的积累,便会产生惊人的结果。相比之下,历史上其他文明大多未能摆脱束缚于土地的格局,尽管从长程历史的角度看这并非全然是坏事。 西元前8世纪左右,希腊经济达到了一个较高的发展水平,希腊进入了有文字记载(迈锡尼时期表音节的B型线形文字虽然有重要的考古学价值,但与真正的希腊字母没有任何关系,其所记录下来的信息太少,与真正的希腊字母根本没有任何可比性)的时代。这时各地希腊人开始具有文化自觉。他们意识到彼此之间虽然战争连绵、纷争不断,却拥有一种共同的文化,一种既不同于“蛮族”也不同于埃及和两河流域的文化,意识到他们讲同一种语言的方言,拥有共同的风俗习惯,崇拜相同的神祉,甚至全希腊的人们会定期聚在一起,举行“泛希腊”宗教仪式,例如一年一度在雅典城外的埃留西斯举行的德米特尔秘仪、四年一度在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城邦埃利斯举行的奥林匹克运动会(第28届雅典奥运会的主要赛事虽然安排在雅典,但在埃利斯古奥运会遗址举行过铅球、铁饼等古已有之的比赛项目)。 二 对外扩张与航海生活方式 也正是这个时候,在经济增长、人口压力越来越大的情况下,各地希腊人开始咄咄逼人地向外扩张。可是他们发现,希腊半岛和爱琴海四周早已没有适合生存的大片土地等着他们去拓殖。若航海到周边较远的地方,那里的情况与希腊半岛差不多,适合农耕的土地也相当零碎。即便这种土地也已有人居住,他们拼死保卫自己的土地。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希腊人必须对原来的定居者发动战争才能安顿下来,而这时希腊人的军事技术和战法也的确比周边民族先进,使其在多数情况下能够战胜竞争对手,夺取他们的土地。事实上,西元前8世纪以降,希腊人向周边地区和海外扩张,从来就采取的是武装殖民----以武力赶走原有居住者(如果原居住者已经很成气候,人口多,武力强,那又另当别论)----的形式。 可希腊半岛既然被大海包围(半岛北边是“蛮族”地区),希腊人何以能向外扩张?答案很简单:靠航海。这时,地中海、西亚世界的文明演进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希腊人可以借鉴其他民族(尤其是腓尼基人)的航海经验和技术。此外被希腊半岛和小亚西岸(这里有著名希腊城邦米利都和以弗所)包住的爱琴海本身也十分适合航海。这里气候温和,没有太大的风浪,在古代航海技术尚不发达的情况下也能航行。更为重要的是,爱琴海岛屿星罗棋布,一个岛到另一个岛的直线距离短不到一公里,长不到一百公里,在古代技术落后的情况下极有利于航海和航海技术的进步。例如从雅典到爱琴海最大的岛莱斯博斯岛,可以走这条路线:自雅典至安德罗斯岛、再至希俄斯岛、最后至莱斯博斯岛;如果只算不能贴岸航行(这比远离海岸航行安全得多)的距离,从雅典到安德罗斯岛约75公里,从这里到齐俄斯岛约90公里,而从齐俄斯岛到莱斯博斯岛只有约50公里。爱琴海简直就是希腊的内湖。 地缘环境使古希腊人成为一个航海的民族,或者说大多数希腊人的生活方式是一种航海的生活方式,尽管他们并不是古代西方唯一的航海民族----发现了大西洋的腓尼基人的航海史比希腊人悠久得多,其航海范围也比希腊人小不了多少。事实上,亚历山大之前希腊人的扩张从来都不是向大片陆地的纵深推进,而是主要是沿海岸航行,发现适当的地点(自然条件较好,当地人抵抗较弱的地方)以建立殖民地。这一点,打开地图便一目了然。也不难发现,古代希腊最重要的城邦和人口的大多数分布在沿海而非内陆地区。当然,希腊半岛也有不少内陆城邦,但一旦把它们与中国、印度的内陆城市相比较,便很难把它们划入内陆的范畴----希腊的“内陆”离大海实在是太近了。即便斯巴达、底比斯这些重要的“内陆”城邦离大海也不远;它们甚至还发展了自己的海军,能够同强大的雅典海军对抗。后起的马其顿虽然没有建立自己的海军,但为了能够更好地统治希腊,也利用了其他城邦的海军。 航海生活方式将散居在各地的希腊部族联系了起来,使不同的希腊人群体即便远在天边(从雅典到黑海北岸的直线距离有一千二百多公里,从西班牙南部沿海到黑海北岸的海道更是长达四千公里以上)也能享有一种共同的文化,与此同时也使各希腊城邦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能够保持政治独立,或者说使它们相互间能保持一种若即若离的政治关系,这对于形成一个大型的政治共同体是不利的,但对于发展一种希腊式的古代民主政治却十分有利。 三 散裂的地理分布与社会政治整合的困难 对航海的希腊人有一个基本了解后,就更容易把握地理意义上的希腊了。作为东亚的中国人,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古代希腊的分布范围比现代希腊不是大一小点,而是大得多。它不仅包括希腊半岛及周边爱琴海岛屿,还包括克里特和塞普路斯这两个大岛。它不仅包括小亚即现土耳其西岸,还包括整个黑海沿岸(从地图上看,诺大一个黑海就像一个被希腊人殖民点包围住的大湖)。它不仅包括北非沿岸,还包括西西里岛、萨丁岛和意大利半岛南部(该地区有时被称作“大希腊”,就像现在某些人把包括香港和台湾在内的中国和东南亚华人统称为“大中华”一样)。较少为人所知的是,古希腊人甚至在现在的法国、西班牙南部沿海也建立了若干定居点。在希腊衰落、罗马兴起时,希腊人的地理分布格局被后者全盘继承。罗马人不仅全盘继承了希腊的文化,也全盘继承了希腊的版图,并且将它进一步巩固、扩大,而后来兴起的基督教欧洲文明或“西方”文明便建立在这一版图基础之上。 也应注意,希腊半岛以外各城邦间即与希腊半岛间在空间上是断裂的。希腊半岛与爱琴海和小亚之间,西西里岛、萨丁岛和意大利中部南部之间,这些地区与希腊半岛和爱琴海的小亚之间,都被大海阻隔。以上所列地区与埃及之间的距离就更远了。把各地区联系在一起的,是希腊人的航海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有利于物质和信息的交流,有利于文化的创新,在古代条件下甚至有利于民主政治的兴起(或者说不利于政治权力的集中),但由于这种生活方式建立在一种散裂的地缘格局上,所以不利于建立并维系一个稳定、繁荣的大型政治共同体,如中国的秦汉帝国和印度的孔雀王朝。不利因素还不仅仅在于航海生活方式本身。把各希腊各地区分隔开来的不仅有波涛汹涌的大海,也有磷峋陡峭的山峦和峡谷。甚至爱琴海主要岛屿的地貌也崎岖不平。不难看出,这种地理条件根本不可能产生原发性文明。 当然,希腊半岛也并非没有平原,例如底比斯所在的比奥提亚就有平原(可这样的希腊“平原”大约只有几十平方公里大,根本无法同黄河、长江流域一望无际的大平原相比),半岛中部还有贴撒利地区的平原,西南部更有麦塞尼亚地区的平原,但与印度河和黄河流域平原相比,它们大多太小;如此之小,甚至养不了牛、马一类大型动物----有证据表明,新石器时代晚期希腊人驯养的动物主要是猪、绵羊、山羊和家禽。这些小块平原之间总是横亘着崇山峻岭,尽管山上一般有隘口,足以使城邦间保持起码的交通,或者说不至于完全中断它们之间的联系。希腊半岛也并非没有河流,可这些河流大多太小,一年中大部分季节水流萎缩成小溪,无法行船,对贸易和信息交流来说基本上没有用处。然而,分裂的地缘格局意味着开放性。由于各希腊城邦很难自足地生存,所以它们必须发展一种同外界积极交流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显然有利于培养一种冒险精神和经商的习惯,有利于文化的交流和创新,有利于在古代条件下实行小范围民主,但不利于大范围的政治统一和社会整合。 事实上,希腊社会、政治整合的难度比中国大得多。在“希腊化”时期也就是亚历山大东征后形成的诸希腊帝国至罗马兴起这一时期,甚至在整个罗马时期,希腊文明(在汤因比一类论者看来,希腊罗马只是一个文明即“希腊文明”;当然许多西方学者也把这个文明叫做“希腊罗马文明”)所覆盖的区域虽比中国文明略广,但社会整合程度却不如后者高,其所建立稳定政权的区域也不如后者大,其权力集中的程度更逊于后者。亚历山大东征后,大西洋至印度这片广袤的区域都曾一度处在希腊文明的影响下,但这种局面持续的时间并不长,其核心区域亦即由完全认同希腊文化的人口建立起稳定政权的区域,大体上并没有超出希腊半岛和小亚西岸。西亚的塞琉西王朝(西元前323年亚历山大去世后为其部将所建立)和埃及的托勒密王朝(也为亚历山大的部将所建立)虽然均为希腊人的帝国,但由于希腊征服者人口大大少于当地人口,而且大多龟缩在交通干线上的大城市,所以虽然实现了一定程度的政治整合,却谈不上社会整合。当然,希腊化时期的希腊文化对西亚和埃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越到后来当地文化势力越大,埃及宗教观念和文化甚至同化了埃及的希腊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