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共产党及其根据地建设的影响还是局部的，但却昭示了中国现代化的发展方向。后来毛泽东谈到，中国要向哪里去？向资本主义，还是向社会主义？有许多人在这个问题上的思想是不清楚的。但“事实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14页。。毛泽东之所以强调中国的现代化方向是社会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除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不允许中国作为独立发展的资本主义现代化国家外，更重要的是当时世界已处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社会主义蓬勃兴起之时。在资本主义没有充分发展的前提下，经过新民主主义的过渡，走一条不同于西方现代化，也不同于种种后发式现代化，还不同于苏联现代化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不但解决了百余年来中国“杂乱无章”的现代化发展问题，而且成为中国以后正确发展的崭新起点和重要里程碑。
    综而观之，20世纪30年代的现代化萌动涉及学界和政界、上层和下层、城市和乡村，基本表现出了民主势力、国民党和共产党三条道路，尽管其影响不同、结果有异，但其社会主义倾向是明显的，并对中国现代化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三、20世纪30年代中国现代化萌动的意义及启示
    第一，现代化的开启有待于民众的广泛参与。民众的广泛参与，不但是现代化发展的具体表现，也是现代化开启的重要动力。因为现代化是一项国民和大众性的事业，单靠个别领袖人物和精英集团是不行的。从世界范围看，现代化的三次浪潮，莫不是精英人士与广大民众共同推动的结果。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现代化仅仅是一种萌动，而没有迅速发展起来，就在于国民党政府一党专政排斥民众参与，甚至对民族资本主义和民主政治打压扼杀；知识分子的讨论只是一种昙花一现的理论喧嚣，并没有在民众中引起反响；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和实践也仅限于局部地区。但后来的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的现代化理论能够具有生命力，就在于根据地的建设使广大民众参与进来，反帝反封的政策使人民看到了希望，得到了广大民众的支持和拥护。正如毛泽东1945年在《论联合政府》报告中所指出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1页。
    第二，现代化的实行必须有政府的有力推动。当代现代化发展理论表明，由于后发型现代化社会缺乏产生成熟的市民社会的内在条件，社会的发展不可避免地要依赖于强有力的国家、政府加以推动。即使在西方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初期，国家是社会制度创新不可或缺的因素。对此，罗兹曼曾经指出：“(1)一个国家的行政管理实行高度的中央集权有助于力量的协调和资源的征用以支持现代化进程；(2)高度分化和专门化的制度的发展，为政治作用的稳步扩大作好准备，这是现代化发展的典型过程；(3)行政体制中的中央、行省和地方三级的接合能为有效的政治管理作出重要贡献；(4)具备一支干练而谙熟规章制度的行政官员这种传统，对于扩大现代化所必需的政治手段具有决定意义。”吉尔伯特 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8页。20世纪30年代中国现代化未能启动，很大程度上在于国民党政府的“贫困化”。这种“贫困化”不仅是财政上的破落，更在于中央权威的缺失。国民党政府虽然是形式上的全国统一政权，但内部帮派林立、战乱不断，同时投靠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压制民主势力，围剿共产党，因而难有权威和效力。美国著名政治学家L 派伊在《中国的政治精神》中说：“中国政府在1930年代不能够动员足够的资源以从事国家现代化的发展，已成为对国家权威观念的一种挑战。”参见姜义华等：《港台及海外学者论传统文化与现代化》，重庆出版社1988年版，第291页。而同一时期苏联现代化的迅速发展，恰恰得益于建立了高度集中的强有力的政府。
    第三，现代化的选择务必要一切从国情出发。国情是一个国家社会发展的基础和出发点，决定着现代化的走向。因此，任何脱离国情的现代化模式都是不成功的。20世纪30年代中国知识界对于现代化的争论，虽然涉及到了现代化建设的基本问题，但由于各执一词不免有失偏颇。国民党政府的现代化建设路线，考虑更多的还是其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并且走的是一条单向度的凭借上层精英，依靠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支持，发展城市和工业的德意模式。实际上，当时的形势已经显露出中国必须走一条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中国共产党扎根乡村，进行土改，发展工商业，以农村包围城市，不但取得了革命的胜利，也积累了现代化建设的经验。走社会主义道路，工农并重，这是中国最大的国情，也是现代化成功的保证。建国后，毛泽东一再强调中国要走一条既要工业又要农业的“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也正得益于农村和城市改革大潮的相互推动。
    第四，现代化的实现离不开有利的国际环境。尽管经济社会的发展是现代化的内因，但从世界历史看，国际环境在现代化的启动和发展中也起着极其关键的作用。欧美发达国家进入现代化的步伐虽然不同，但在借助世界三次现代化浪潮的契机上是无异的。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而言，中国的发展更是深刻地受到国际环境的影响。费正清指出：“只要将1912年至1949年间的中华民国与此前的晚清，以及此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做一比较，人们就会看到，这些年里外国影响甚至参与中国生活的程度是何等的深刻。”费正清：《剑桥中华民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2页。20世纪30年代的现代化的萌动和中断都是国际环境影响的结果。资本主义世界性经济危机、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迅速发展、日本侵略造成的民族危机，是这一时期现代化论争和启动的关键诱因。美国对国民党政府的援助、共产国际和苏联对中国共产党的支持，是中国现代化两条路线发展的重要导向。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是世界现代化的共识，也是新中国现代化发展的追求目标。
    20世纪30年代中国现代化的萌动显示，中国发展道路的探索已经进入到一个新阶段，同时预示社会主义道路与现代化的结合是历史的必然选择，是中国社会发展的正确方向。〔作者系聊城大学思想政治与马克思主义学院、廉政研究中心副教授，山东聊城252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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