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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文不是严谨的历史研究，很多地方纯属削足适履、意淫幻想，大家看了觉得有趣就行。本文力求彻底突破中共思想基础上对于中国近现代史的划分与评价，因此在对历史阶段的划分过程中选择了一些不太重要的甚至是普遍被历史学家所忽略的事件作为历史阶段的划分点。对于各个历史事件的评价也进行了自己重新的思考。本文纯属趣味研讨，请莫要严肃讨论，若有雷同，则纯属狗熊所见略同。 一 中国近现代史“三十年”的阶段划分现象 在2009年庆祝“新中国”建国60周年的时候，无论是学界还是社会大众都进行了一场对于1949年后的历史进行分析评价的过程。在这其中，我们自觉不自觉的会把1949年到今天的历史分为1949年-1979年及1979年-2009年这样两段三十年的历史阶段。 前段三十年是自1949年建国以来毛统治下的三十年，毛泽东为了自己权力的巩固不断发起运动。这段历史的高潮时刻是文化大革命，而最终终结于真理的大讨论-“两个凡是”论的破产;之后的三十年则是以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开始标志的在邓式统治下的三十年，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基础上进行改革开放的三十年，是经济大变革而政治与意识形态不动摇的三十年，胡温新政达到了这段历史时代的顶峰，我认为60周年国庆上胡锦涛与江泽民同排站立在天安门城楼的一刻集中体现了这个时代政治体制的危机并预示着这个时代的终结。 通过这样的把六十年的历史分成两个三十年阶段的历史分段方式扩展到对整个中国近现代史的全局去观察，我发现其实整个中国近现代史就可以分成一个个三十年的不同历史阶段，并且每个历史阶段都表现出与其他阶段不同的独特而鲜明的历史主题。 1919年-1949年，这段历史大致属于我们历史书上所谓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开始于1919年10月10日孙中山重组中国国民党，顶峰是抗战的胜利与1946年12月25日正式通过中华民国宪法，开始行宪政，终结于1949年4月23日首都南京被共军攻克。这段历史时代的主题是：统一民主，科学宪政，所追求的是：打倒孔家店，变三纲五常，主导这个时代历史的是包括国名党与共产党甚至包括青年党在内的革命党党派，主导的时代精神是：向美国特别是向苏联学习的民族主义大革命思潮。 这是段民族主义革命党人为了共同的理想为了彻底变革中国而进行的最为激烈的运动的历史。主要是国民党军政-训政-宪政路线与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路线的对抗，国民党成功的时候就是共产党失意的时刻，国民党失意的时候就是共产党成功的时刻。从国民党重组到北伐统一中国是是国民党军政的成功，而此时共产党则惨遭清党;从十年建设到新生活运动是国民党训政的成功，这时共产党长征北逃差点灭亡;日本全面侵华，国民党精英尽失，最终凭着仅存的一些家底混得个“被胜利”，反而共产党在游击中不断壮大，建立根据地无数;1946年12月25日正式通过了在两党共同协议基础上的中华民国宪法，可谓开始了国民党的宪政，但国民党的这条路线最终因为军事上的彻底失败而被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路线所代替。1949年4月23日首都南京被共军攻克，两党对抗的时代最终以中国共产党的全面胜利而告终。 1889年-1919年，这段历史大致属于我们历史书上所谓的晚清变法-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开始于1888年9月，康有为第一次上万言书要求变法，高潮是1911年10月10日开始的辛亥革命，终结于1919年的五四运动。这段历史时代的主题是：政治改良与政治革命，所追求的是：变祖宗之制，变祖宗之法，主导这个时代历史的是包括以光绪康有为为代表的维新派与孙文黄兴为代表的旧革命党人在内的政治变法派别，主导的时代精神是：向日本学习的立宪变革思潮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 这段历史是中国两三千年文明史上制度变革最为剧烈的一个历史阶段，三十年间把自秦朝以来一直延续的君主大一统专制制度进行了彻底的颠覆。1889年-1919年是一段进行制度破灭的三十年，从戊戌变法到庚子新政再到辛亥革命护国战争，两千多年的帝制传统瞬间灰飞烟灭。从戊戌的百日维新到清末的预备立宪再到辛亥的临时约法，自有文明以来的中国政治传统与制度设置顷刻间瓦解泯灭。然而种种的事故导致这种对于旧系统的破坏瓦解并没有带来新系统的建立与巩固，反而是军阀混战夺权，社会动荡不安，经济难有起色。在这种情况下1919年的五四运动那声势浩大的人群与“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口号，民众变革意识的觉醒不仅预告着新革命时代的到来了，更宣告了旧时代的精英变革主题的终结。 1859年-1889年，这段历史大致属于我们历史书上所谓的洋务自强运动时期，开始于1860年5月江南大营再次瓦解，曾国藩授两江总督，顶峰是1885年3月中法战争中国在镇南关之役大捷，终结于1889年正月，光绪帝大婚后开始亲政。这段历史时代的主题是：在四个不可变的基础上自强求富，所追求的是：师夷长技发展军事与经济，主导这个时代历史的是包括以在中央的奕䜣慈禧与曾国藩李鸿章等地方汉族权臣在内的洋务自强派别，主导的时代精神是：向英法学习，中体西用。 两次鸦片战争与太平天国的双重打击是这个时代的诱因，1959年大沽炮战，中国军队的胜利让倾向洋务的有识之士看到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希望，而1860年5月江南大营被太平天国再次瓦解，清朝在江南的朝廷官军被横扫一空，曾国藩授两江总督，从而成为清朝第一位地方军政大权集一身的汉族官员。随后曾国藩上书朝廷力程洋务，设立安庆军械所，洋务自强运动由此展开。镇南关大捷与新疆行省，慈禧垂帘亲政，汉族地方权臣愈演愈烈，然而却又越发坚持中国的传统，坚持中体西用，坚持不变革祖宗之制不变革祖宗之法。1889年正月，光绪帝大婚后亲政，以康有为为代表的变法派一下子找到了变法的新希望，而原本代表进步的洋务派也由此一下子转变成了保守派，一场变革祖宗法制的大戏大幕已开。 1829年-1859年，这段历史大致属于我们历史书上所谓的道光禁烟与两次鸦片战争时期，开始于1929年道光政府商议并颁布《查禁官银出洋与私活(鸦片)入口》，高潮是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国的战败《南京条约》的签订，终结于1860年，英法联军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侵占首都北京。这段历史时代的主题是：中外对抗-世界领导权之争，所追求的是：禁白银外流，禁鸦片抗击英法，主导这个时代历史的是包括以道光帝林则徐王鼎等在内的禁烟抗击派，主导的时代精神是：传统的抵御外悔，抗击侵略的思想。 禁烟运动自古有之，中国的有志之士早就看出了鸦片的危害，嘉庆时代就有了非常严厉的禁烟政策，但之前鸦片泛滥的严重状况远没有达到危及整个国家命运的程度。然而1929年是个转折点。1821年以来鸦片进入中国的数量猛增，从4500箱上下激增到1829~1830年的24992箱，随之而来的是白银的迅速流失，1827年起中国的白银开始由入超正式转变为出超，人们也由此开始把这两个问题联系起来。1929年道光朝廷经过数次激烈商议，明确了白银流失与鸦片流入的密切关系，进而颁布了《查禁官银出洋及私货(鸦片)入口章程》，命令来华贸易的商船具结，保证“永不夹带鸦片”，并特别下令关照了“最为不驯”的英国商船。第一次，中国开始正视西方文明的挑战，开始对当时的西方文明第一大国-日不落英吉利帝国进行正面的利益上的抗争，这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开端。三十年的中英对抗从世界层面上看是对当时世界领导权的争夺，从禁烟禁官银出洋的经济政治力博弈到两次鸦片战争的军事力量对抗，对抗的层次不断升级;从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打到南京城下，到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攻占北京，清政府的失败也愈演愈烈。最终一个个屈辱条约的签订，一块块土地的割让，演绎着这个时代的悲剧，也宣示着新时代变革的新方向。 二 划分后各阶段国运兴衰交替、体制破立更迭的现象 在进行了对于1829年以来中国近现代史的三十年周期的划分后，再对各个阶段历史的各个大的历史事件进行重新审视，我惊奇的发现，中国的近现代史出现了一个以三十年为一阶段的国家命运兴衰交替、国家体制社会秩序破立更迭的现象。 1829年-1859年，主要的大的历史事件有：道光禁烟运动，第一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兴起，第二次鸦片战争。这些事件中属于国运兴盛的表现有：以虎门销烟为成功标志的道光禁烟运动。属于国运衰败的表现有：满清政府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的兴起，第二次鸦片战争三场大战中的全面溃败。这个时代，破灭了中国天朝上国的地位，太平天国让国内社会经济动荡与两次鸦片战争破坏了延续千年的对外经济政治秩序，是破的三十年。综合而言，这个三十年的国运是衰败为主的三十年，兴衰相抵后的国运兴衰指数为-2。 1859年-1889年，主要的大的历史事件有：洋务自强运动，太平天国覆灭，中法战争，左宗棠设新疆行省。这些事件中属于国运兴盛的表现有：洋务自强运动带来的军事经济势力的增强，太平天国的覆灭带来的社会稳定，中法战争中国军事上的成功，左宗棠设新疆行省开疆扩土。属于国运衰败的表现则无。这个时代，解决了国内的武装势力并在与国外对抗中取得一定的胜利，社会经济秩序得到了很大程度上的重建与发展，是立的三十年。因此综合而言，这个三十年的国运是兴盛为主的三十年，兴衰相抵后的国运兴衰指数为+4。 1889年-1919年，主要的大的历史事件有：中日甲午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与八国联军侵华，庚子新政，辛亥革命-帝制终结，二次革命，袁世凯称帝，护国战争，护法运动。这些事件中属于国运兴盛的表现有：辛亥革命建立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两千多年的帝制被终结，护国运动推翻了袁世凯的皇帝梦。属于国运衰败的表现有：中日甲午战争，义和团运动与八国联军侵华两场战争中国的失败，戊戌变法，庚子新政，二次革命，护法运动四场民主运动的失败告终，袁世凯称帝更是历史的倒退。这个时代，甲午战争、庚子国变不断破坏瓦解着中国的经济与社会，戊戌变法庚子新政的失败致使新的秩序难以确立，辛亥革命破掉了两千多年的中国帝制传统，而树立的临时约法，却在军阀混战中难有作为，这是个破的三十年。综合而言，这个三十年的国运是衰败为主的三十年，兴衰相抵后的国运兴衰指数为-5。 1919年-1949年，主要的大的历史事件有：五四运动，北伐战争-统一全国，十年建设-新生活运动，抗日战争，国共内战-宪政梦灭。这些事件中属于国运兴盛的表现有：五四运动展现的社会大众救国意识的崛起，北伐战争基本消灭军阀统一全国，十年建设-新生活运动社会经济得以较大发展，抗日战争的胜利促成中国国际地位的极大提升。而国共内战-南京城破导致民国政府宪政梦灭，与49年后的中共的一系列表现，可以说明这个事件是可以与袁世凯称帝类比的是属于国运衰败的表现。这个时代，北伐战争统一中国基本上结束了自袁世凯以来中国军阀混战的乱局，十年建设有力地发展了经济，抗战的胜利树立了中国世界五强之一的国际地位，宪政虽然最终失败，但也确立了一部真正的各方面都认同的正式通过并实施的宪法，由此可见，这是个立的三十年。综合而言，这个三十年的国运是兴盛为主的三十年，兴衰相抵后的国运兴衰指数为+3。 1949年-1979年，主要的大的历史事件有：共和国成立，社会主义化运动，朝鲜战争，反右运动，大跃进与人民公社化运动，三年困难时期，文化大革命，逮捕四人帮与拨乱反正真理大讨论。这段历史中唯有逮捕四人帮与拨乱反正真理大讨论是真正的国运兴盛的表现，而共和国成立却带来宪政的梦灭与之后一系列的灾难，实在难以称得上是兴盛的表现，朝鲜战争更是如此，虽说在军事上确有有一定的成功，但是中国的参战原本就是代表支持非正义的一方的，其结果更是维持了一个专制极权世袭制国家的存在，真算不上是能够展现兴盛的事件。而这个历史阶段其他的各个事件，特别是三年困难时期与文化大革命都可以极其明显地看出是国运衰败的表现。这个时代，这个三十年是毫无疑问的破的三十年，社会主义化运动不仅彻底地废除了之前几代中华儿女不断拼搏奋斗而建立起的一整套政治法律经济社会体制，56年后更是连刚刚才初建起的一些列宁式社会主义的制度也基本被割弃，进入了不断运动不断革命的纯破坏而无建设的状态。其破坏程度也是愈演愈烈，到了文革基本上瓦解了在大陆的中华文化与传统道德文明，这是中华文明有史以来破地最厉害的三十年。综合而言，这个三十年的国运是衰败为主的三十年，兴衰相抵后的国运兴衰指数为-4。 1979年-2009年，主要的大的历史事件有：十一届三中全会与理论务虚会，改革开放，学潮与政治风波，南巡讲话与改革开放再启动。这些事件中属于国运兴盛的表现有：十一届三中全会与理论务虚会，改革开放，南巡讲话与改革开放再启动。属于国运衰败的表现是学潮与政治风波。这个时代，十一届三中全会与理论务虚会树立了新的思想共识，80年代在回归列宁式社会主义的基础上进行改革开放，89年政治风波后体制稳定了自身的结构，90年代后的发展致使了经济飞速的发展，这是个立的三十年。综合而言，这个三十年的国运是兴盛为主的三十年，兴衰相抵后的国运兴衰指数为+2。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可以惊讶的发现，从1829年到2009年6段三十年的中国近现代历史呈现国家命运衰败与兴盛交替出现的历史现象。从1829年-1859年的一系列战争失败导致的衰败，到1859年-1889年洋务自强同治中兴的兴盛，转而1889年-1919年各种变法失败引发的衰败，到1919年-1949年全国统一十年建设的兴盛，转而1949年-1979年不断革命清除一切的衰败，到1979年-2009年改革开放三十年发展的兴盛，兴衰交替，历史更迭。 6段三十年的中国近现代历史更呈现国家体制社会秩序经济状况破坏与建设交相更迭发生的历史现象，并且任何一个建设阶段的建设都是对上一个三十年的破坏进行反思而开始的建设，而任何一个破坏阶段的破坏也是在对上一个三十年建设成果不满而发动起的破坏。从1829年-1859年一系列战争的失败与社会经济遭受严重的破坏中，统治者痛定思痛，确立师夷长技以自强的共识，向西方学习从而开启了1859年-1889年洋务自强同治中兴的建设。甲午战争的失败，让人们对洋务运动的成就彻底失望，进而启动了戊戌变法等一系列变革运动，但由于种种原因只有是在破坏，而没有确实树立起什么。五四运动的兴起表达了人们对之前三十年的只破坏不建设状况的巨大不满。在救亡中国，建设新中国这一民族主义的新共识下，人们支持北伐统一中国，十年建设发展经济，抗击日寇重归强国地位。抗战结束后，国民党的贪污腐败与在经济治理上的失败使得人们失望至极。国共内战，国民党最终败逃到了台湾，然而人们所选择的共产党并没有如人们想象的那样会在国民党建设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进行发展。共产党认为之前中国所有的发展所有的建造都是有错误的，需要要进行最为彻底的改造与颠覆，由此发起社会主义化运动，反右运动一直到文革。十年文革浩劫，人们苦不堪言，解放思想反思历史，人们再次形成改革开放的共识，中国的历史进而再次进入了建设发展的三十年。 梳理了这6段三十年的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破坏与建设交相更迭发生的历史，似乎可以这样解释，破坏都是统治者们肆意妄为的结果，而建设则都是人们大众忍受不了统治者的肆意破坏后达成共识促使统治者转变统治方式而进行的建设。1829年-1859年是清政府的腐败无能，1919年-1949年是慈禧袁世凯等人的专制复辟，1949年-1979年是毛泽东一人的独裁蛮行;忍受不了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汉族地方权臣们在人们的支持下洋务自强;在打倒军阀救中国的口号声中，国民政府北伐一统，十年建设，抗战胜利;毛泽东一去世，思想一解放，就是在广大民众支持下的邓小平式改革开放，三十年大发展。 三 1949年前后大历史的剧变与重蹈覆辙 从1829年到2009年6个三十年国运兴衰的不断交叠，若是从更大的历史视野去看去划分这段历史，我们可以发现，1949年的那突然的剧烈的180%度的转变尤为引人注目。1949年的这场剧变把中国的近现代史切割了成了两大部分，即1829年-1949年的大历史阶段与自1949年至今的大历史阶段。 1949年后的历史大转折确实震撼人心，这是一次对于之前中国近现代史的彻底否定，是对之前近代史上无数能人志士不断努力奋斗的彻底否定，清除了自戊戌变法以来中国政治宪政民主化的所有建设成果，扫除了自洋务运动以来学习西方发展民族资本经济以自强的一切努力成果，根除了自汉武独尊儒术以来的中国传统文化的道统以及自鸦片战争以来西方自由民主文化的影响。这样的一个终极性的彻底转折所带来的直接表面的结果是，中国的历史再次回归了老路。1949年后到现在我们所走的历史之路与1949年前的1829年后中国近代史的大历史阶段所走的历史之路呈现惊人的相似之处，都是一条从遭受重大打击到转向经济变革，从经济变革走上政治变革的历史道路，而最为关键的不同则在于1949年之前是外部的力量在主要起着作用去推动我们的历史，而1949年后则主要变成了我们自身内部的力量进行的历史的自我推动。 在1949年前的四个三十年所构成的大历史阶段， 外部力量的冲击作为历史的主要动因推动着中国近现代历史的进程，李泽厚有句话说的好“救亡压倒启蒙”，但是救亡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是激发启蒙的最大因素，1949年前的大历史就深刻的说明了这点，因为要救亡所以我们更要启蒙。在这段大历史过程中，与外国势力斗争的接连失败，迫使中国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向西方学习，提前进行变革：鸦片战争打醒了中国，由此中国人开始认识西方学习西方;英法联军引发了洋务运动;甲午战争催发了戊戌变法;八国联军逼出了庚子新政;依靠海外华人的资助，孙文成就了民国的事业;签了二十一条，袁世凯就定心称帝了;军阀混战表现出外国势力在华争夺势力范围;北伐大革命有苏联的倾力支持;蒋介石清党之后中国的历史似乎总算开始由中国人自己去书写了，但最后却又来一个日本全面侵华，打残了国民党，挽救了共产党，中国近现代史再一次因外部力量的直接作用而被彻底改写。由此可见自1829年到1949年的中国近现代大历史的整体主题可以基本归结于：被西方打疼了，向西方学习，向西方求救，外部力量变革中国。 向西方学习的对象的变化也呈现这样的一个现象，被谁打痛了就学谁。鸦片战争被英国法国打疼了，到了洋务运动就主要向英法学习;甲午战争被日本打蒙了，之后的三十年日本成了中国第一要学习的榜样;五四之后，人们选择了俄国这个对中国领土侵占最多的国家作为学习对象;北伐清党后转向与自己最没有利益冲突的美国进行学习，这样的一个转变标志着中国开始以我为主理性地选择学习对象，但是抗战后，全面向苏联学习的共产党打倒了全面向美国学习的国民党，历史的无奈再次被迫延续。 而到了1949年后的这两个三十年直到现在正在进行中的这段大历史，外部力量逐渐失去了对中国历史进程起影响作用的主要地位，特别是1956年苏共二十大后以及中国原子弹实验成功后，中国内部力量的相互矛盾作用成为了推动中国历史进程的绝对主要动力。 自遵义会议之后中共逐渐开始摆脱共产国际这一外部力量的影响。特别是延安整风运动与中共七大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确立以后，中共彻底转变为一股中国的内部变革力量，因此抗战之后的国共内战基本上就是中国国内两大政治势力为夺取最高统治权的军事斗争。在这场战争中，苏联对于中共的帮助有限，美国参与和解彻底失败，而由这场战争及其的结果开始，中国的近现代史开始了自我内部力量推动历史进程的阶段。 对应于1949年前“救亡压倒启蒙”的大历史现象，1949年以后的历史呈现维稳压倒启蒙的大历史现象：1949年到1979年的三十年，无论是社会主义化运动还是反右或者文化大革命，这些都是毛泽东在为维护自己权力的稳定与巩固而不断去打压去毁灭其他国内变革力量的历史;80年代，无论是终结民主墙运动，还是反精神污染，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一直到1986年的胡耀邦下台平复学潮，到1989年的六四事件，都呈现出非常鲜明的维稳压倒启蒙的现象。当然与之前救亡不仅压倒启蒙，救亡更是激发启蒙的现象类似，1949年后的历史也出现了维稳激发变革的现象。毛泽东去世后，最强势的维稳力量的突然缺失致使中国社会到达了濒临崩溃的边缘，因此无论是逮捕四人帮还是打倒两个凡是，甚或是拨乱反正、真理大讨论，乃至改革开放等变革其出发点其实都是为了维护社会的稳定，维护新的统治者的权力获取与稳固;1986年学潮之后迅速推进政治体制改革，1992年姓资姓社大争论后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变革，国企改革等都呈现出旧的维稳方式难以持续进而激发统治者进行变革的历史现象。综合而言，自1949年一直到今天，中国近现代大历史的整体主题可以基本归结于：被自己的错误折磨惨了，进行自我反省，暗地学习西方，变革自我。 历史最令人痛惜的是重蹈覆辙，而1949年后我们所正在经历的历史在形式上基本与1829年-1949年已经走过的老路类同。与从1829年到1859年，中国不断战败而导致猛醒引发变革的历史类同，1949年到1979年的历史也是大致这样的过程，国家社会不断遭受毛式阶级斗争运动的惨痛打击，最终猛醒激发变革。1979年到2009年的历史更是与1859年到1889年的历史呈现惊人的相似性，都是在经济上进行大变革而在政治上维护巩固旧有体制的稳定。甚至于两段历史的主题口号、理论原则都可以一一对应：改革开放就是自强求富，因为只有改革了才能发展自我达到自强，只有开放了才能促进经济交流达到求富;洋务运动时的政治是以四个不可变作为基础原则的，到了改革开放则是有四项基本原则;指导理论上，洋务运动是中体西用，而改革开放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都是在坚持中国主体不变情况下的有限变革。到了2009年，中国的历史又迎来了一个新的三十年，这三十年的开端亦正如1949年前的历史所经历过的那样，经济变革的发展到最后必然是会走向政治变革：1888年9月，康有为第一次上万言书要求变法，不断努力并最终推动起了政治大变革;2008年12月，刘晓波发起08宪章运动呼吁政治大变革，而之后2009年2010年所发生的系列后续事件在越发地提醒我们：历史总是惊人相似的，不要以为我们已经摆脱了历史的兴亡周期律。 四 09年后的新历史阶段与未来走向 (本段及之后所叙述的基本都属于作者的梦呓，是没有任何科学依据，缺乏任何历史证据的，望读者自娱自乐不要放在心上。) 历史大势，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如果现在及今后中国历史的走向还是延续着上文所分析出的每三十年国运兴衰交替破立更迭的现象，那么2009年到2039年的中国历史则应该是国运衰败的三十年将是政治经济社会制度破的三十年。如果现在及今后中国历史的走向还是延续着上文所分析出的1949年后历史重蹈覆辙的现象，那么2009年到2039年的中国历史则应该可以与1889年到1919年的三十年历史对应，应该是进行政治大变革而社会经济大动荡的三十年。 这段刚刚开始的三十年，其历史的开端已经非常明显，那就是2008年12月，刘晓波发起08宪章运动呼吁政治大变革。0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周年大庆时，江泽民与胡锦涛同站一排凸显了当前政治体制的绝大危机，年底刘晓波因言被判刑。到了10年刘晓波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引发体制外倡导政治民主化的变革势力的大统一，并导致了才露小角的体制内政改启动的完全失败。由此我确信，正如1889年之后三十年所发生的那样，中国的历史再次进入了一个政治大变革的时代。 剧本已定，大戏已开。按照49年前外国势力引发变革而49年后内部势力主导变革的历史现象，2009年后的政治大变革基本不可能出现1889年那三十年的战争失败激发体制内变革，体制内变革失败激发体制外变革的政治变革路径。而根据众学者对于中国当前局势的分析，当前比较有可能的政治变革路径是：经济危机导致系列社会问题激化引发体制内不得不进行政治变革，体制内政改失败激发体制外政治变革，如果体制外政治变革失败，那么就像1989年政治风波后出现那样进入新一轮的经济衰退而民众噤声的时期。 现实的状况越发在证明上述可能走下去的政治变革路径：2008年爆发世界性经济危机，虽然对中国的影响较小，但还是对中国原本就已非常激化了的各种社会矛盾火上浇了油。越发激化的社会矛盾，导致中国体制内启动政改的呼声日增，到2010年9月底温家宝接受CNN的采访达到高潮。然而由于刘晓波的突然获奖，体制外民主变革派的大统一，引发体制内统治阶层内部对维稳的恐慌，统治阶层保守派势力由此开始迅猛反击，最终十七届五中全会的结局与郑青源等的文章明确地向世人宣示，这次体制内的政改启动已彻底失败。这次体制内政改启动失败后由于当前的国内经济社会矛盾还没激化到极端的程度，因此体制外变革势力推动政治变革的可能在一定时间内还难以真正出现。 中国再次稳定了，然而这种稳定并不是真正的消除了各种矛盾后的稳定，而仅仅是掩盖矛盾粉饰太平而实现的表面上的“和谐”。中国已经走到了必然需要进行政治体制变革的历史门槛了，2008年到2010年的历史只是一个小小的开端罢了。当前国外知名经济学家纷纷看衰中国经济，中国经济最大支柱房地产业的发展进退失据，中国CPI指数不断攀升，通货膨胀愈演愈烈。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自己的瓶颈自己的尽头，经济的持续发展更是有一个经济转型的瓶颈问题，而中国当前的经济就已经到了这这样的一个历史的阶段。这时若处理不好，过不了这个瓶颈，就非常有可能出现经济的崩盘。若这就是未来，那么之后的历史就简单了：房地产发展困局导致通货膨胀经济危机乃至经济衰退，经济危机激化社会矛盾引发各种群体性事件不断升级进而发展到社会动荡的程度，社会经济动荡刺激体制内政治体制变革的再次启动。如果这次体制内政改成功了那么我们最好的结局就是台湾、南非，如果在保守派的维稳驱动下，体制内政治体制变革缓慢乃至失败进而激发更巨大的社会矛盾，社会矛盾积累到极致从而引发体制外政治大变革，那么我们的结局将会是俄罗斯，最糟糕的可能则会是发生内战的罗马尼亚或与四分五裂的南斯拉夫。 1889年到1919年的系列政治大变革最终在外国势力的不断入侵干预以及体制内保守派的专制复辟下最终宣告彻底失败。而到了今天的2009年到2039年这段历史的政治大变革中，太多的因素让我们有理由相信，前途是光明的。 1 从国际环境来看，中国核大国的地位彻底断绝了外国入侵干预中断政治变革进程的可能性，彻底排除了外国势力支持中国共产党那种的国内极权分裂势力的可能。反观当前的世界，民主宪政成为绝对的世界主流，不再有当年苏联、日本与德国之类的现代极权榜样，当前国际力量除朝鲜等无关紧要的国家外必然都是支持中国进行政治体制变革、告别极权、推动政治民主化的。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后的系列效应是为一例。 2 从国内环境来看，没有了当年中国共产党这种能够把全国民众全骗倒的专制独裁势力，没有了袁世凯毛泽东那种能够掌握绝对权力进行极权专断的人物，专制独裁势力对于政治大变革的制约力有限。反观国内外的体制外民主化变革派，在刘晓波获奖后基本统一于08宪章之下，有了统一的领袖、统一的纲领与统一的主张，实力不断壮大。 3 从历史经验上来看，袁世凯的先例，北洋军阀的先例，反右大跃进的先例，文革的先例，89年政治风波的先例等，对于这些种种专制复辟历史事件的清醒认识基本上断绝了政治大变革后专制独裁势力复辟、军阀混战、社会陷入无政府的巨大动荡等的可能性。反而东欧剧变的先例，苏联解体的先例与新加坡台湾香港这些与我们同根同种地区的政治体制变革的经验能够让我们学习到并比较容易地走上一条比较合适可行的政治大变革道路。 4 从中国当前的制度建构来看，不同于洋务运动时地方权臣势力的强大，当前高度集中于中央的政治权力结构使得政治体制改革后除了西藏新疆内蒙等少数民族地区外，各省份地方出现分裂独立的可能性极低。而当前高度集中于中央的军事权力架构，以及人民解放军之人民的称号更是杜绝了政治体制发生大变革后出现军事独裁甚至于军阀混战的可能性。 5从变革的手段能力来看，网络时代的到来，极大地丰富着变革派进行政治变革的手段与能力，极大地整合着全国范围内政治体制变革的各种可能性，极大地推动着在全国范围整体进行政治体制变革的历史。而如果出于维稳需要出于中断政治体制变革的需要而切断全国的网络这必将导致全国经济倒退十年以上，这对于利益统治者们而言也是难以承担的后果。 综合以上五点因素考虑，当前的政治体制变革一旦正式启动则必将成功，且必然能走出1949年历史轮回极权复辟的噩梦，保守专制势力挣扎的越多只会给自己的未来带去更多的糟糕后果。 如果未来的体制内政改失败，进而产生体制外的政治大变革的话，那么类比于辛亥革命“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变革目的，这次未来可能的体制外政治变革的目的可以归结于：“废除一党专政，实现自由民主;共建联邦宪政，达成公平正义”。若体制外的政治大变革成功并产生辛亥革命那样的更变国名重选总统的情况，则未来中国的国名极有可能是《08宪章》所提到了中华联邦共和国，至于未来的总统，已经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刘晓波将是最热门的候选。 然而未来无论是体制内政改成功了从此走上了比台湾更美好更顺畅的道路，还是体制内政改失败进而引发体制外政治大变革，走上比罗马尼亚南斯拉夫甚至比当年辛亥革命后更糟糕更混乱的道路。2009年后中国的30年与2009年之前30年相比也必然会是：政局动荡，经济发展缓慢停滞乃至倒退，社会混乱，环境危机，人口老龄化危机，民族问题尖锐…… 这些都已经是必然要经历了的，无论是台湾的李登辉-陈水扁时代还是俄罗斯的戈尔巴乔夫-叶利钦时代，所有的进行政治体制大变革的国家都必然会要经历这样的一个阵痛的过程，这就是重生的阵痛，新生的阵痛! 最后，莫忘记，若历史的兴衰交替破立更迭现象还会延续，2039年后的中国又将面临一个盛世! 天佑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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