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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最值得我们骄傲的一段时期，甚至可以视为“中华民族复兴的枢纽”。改革开放以来，有关抗战史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抗日战争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的重要地位日渐为人们所重视，通过对抗日战争，包括对国共两党在内的整个中华民族这段可歌可泣的斗争历程进行展示与宣传，必将有助于提高我们民族的自豪感。 但是，应当看到，抗日战争这段历史，仍旧是整个中国近代史中间的一个环节。由于整部中国近代史包含着许多悲哀与遗憾，抗日战争史也绝难例外。实际上，我们今天对抗日战争的研究与宣传，也仍在不断地受到这众多悲哀与遗憾的困扰。像如何看待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间；如何评价中国的抗日战争对整个第二次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贡献；如何准确地说明国共两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等等，都是多少年来国内外舆论以及相关学人无法取得共识的重大课题。它甚至影响到我们自己在一些问题的认识和宣传上，表现得反反复复，令人无所适从。 人所共知，能不能实事求是地看待和说明自己的过去，这多半能够检验一个民族成熟与否。对战败国是如此，对战胜国又何尝不是如此。中国虽为战胜国，并一度享有与苏、美、英等大国平起平坐的荣耀，但是，实事求是地看，中国并没有因此脱离弱小国家的行列。正如国际上几乎没有人把率先举国抵抗法西斯入侵的埃塞俄比亚列入二战英雄谱一样，在国际上几乎没有一本有关二战史的重要著作把１９３１年日本入侵中国东北看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开始，几乎没有一部二战史的著作把中国战场视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主要战场。这其实一点儿也不奇怪。有些人把它看成是我们宣传和介绍不够，恐怕不十分准确。因为说到底，它并不是一个说理充分与否，或者鼓吹有力没力的问题；它是一个观念问题，或者说，是实力问题。欧洲中心的观念怎么来的，是欧洲国家靠实力抢来的；区区一个战败国日本，何以能够不理睬受害国的谴责，拒不承认战争罪责？何以差点儿没把自己说成是受害者，迫使美国为其投掷原子弹一事道歉？同样也是由于它有实力。 当然，实力问题也与事实问题相联系。苏、美、英之所以有足以载入世界战争史册的斯大林格勒战役、北非战役、诺曼底登陆作战、中途岛战役、跳岛作战等一系列值得炫耀的战争纪录；它们之所以能够通过战争的方式大片大片地解放被占领土和迫使曾经不可一世的法西斯强盗最后无条件投降，根本原因就在于它们确实拥有强大的实力。反过来，中国抗战的最成功之处多半只在于它的持续抵抗和不屈服拖住了大批日军，它没有也无法通过大规模的进攻来收复失地，它甚至从未能成建制地歼灭过日军任何一个师团甚或旅团。正因为如此，１９４５年中国的最终胜利，不是直接在中国战场上取得的，而是日本在美国和苏联大举进攻下被迫投降的结果。 承认中国的弱国地位，正视中国的抗战远非尽如人意，是不是就会长他人志气，灭自己的威风呢？要振奋民族精神，是不是只有统计出庞大的歼敌人数和死伤人数，才能达到目的呢？未必。历史讲究的是具体的事实。本来，落后就要挨打，这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老大贫弱中国，又怎么可能在几年之间改变贫弱面貌，完全靠自己的力量来打败强国日本呢？抗战之伟大，原本在于近百年来一盘散沙、四分五裂，倍受列强欺凌侵略的中华民族，终于有了举国一致奋起抵抗的一天；在于它凭借着十分落后的武器装备一次又一次地挫败了日本人灭亡中国的迷梦；在于它以自己的流血牺牲赢得了它长期失去的尊严。尽管，它没有能够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把侵略者赶出去，从而不得不把自己的胜利建立在他国胜利的基础上，这多少是一种遗憾，一种悲哀，甚或一种耻辱。但是，坏事可以变好事。 我们中国人一向讲求实事求是。所谓“知耻近乎勇”；所谓“失败是成功之母”；所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大都是前人主张实事求是地看待过去的经验之谈。回避我们历史上所存在的遗憾与悲哀并不能给我们带来多少真正的荣耀。恰恰相反，如果我们能够正视这种遗憾与悲哀，能够实事求是地从这些遗憾和悲哀中汲取教训，我们是不是更能够以此来激励自己和后人奋发图强，更容易从中找到后事成功之“师”呢？试以抗战期间国人的团结御侮为例。如今国内有些抗战史的研究与宣传，往往热衷于谈 论抗战期间的国共合作与统一战线如何成功，似乎唯有如此才能说明第三次国共合作之可能与必需。他们全然忘记毛泽东当年如何表示“感谢”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对当年接受中共“输诚”如何痛悔莫及；全然忘记晋西事变、皖南事变等等令人发指的内部相残，似乎只要隐去“反共高潮”几个字，至今分裂的两党就能够取得共识。殊不知，此仅文字游戏尔，何足以服人？) 其实，我们国力之弱，并不仅仅是经济上、武器上、外援上如何不济，它同样也在于当年我们国家政治与军事不能真正统一。抗日战争的坚持与成功，固然是国共两党以及全国各党各派各军各界结成统一战线之结果；但抗日战争的遗憾与悲哀，又何尝不是与国共两党以及国内党派军队之间日益貌合神离相联系。抗战前期，团结御侮深入人心，统一战线比较稳固，于是就有平型关战役、忻口战役、台儿庄战役、乃至淞沪会战等顽强的抵抗；抗战后期，党派军队间磨擦冲突愈演愈烈，于是自然出现作战消极，保存实力，出现豫湘桂战役一溃千里之悲剧。外国史学家一谈到中国战场之“次要”地位，就要提到国共冲突之影响，这岂是毫无道理？中国本来就积贫积弱，国内党派军队又各有各的山头，各有各的利益，相互防范、磨擦、保存实力，乃至公开冲突，谁都担心拼命抗日会削弱了日后保护自己利益的实力，抗战又如何能够不受影响？事实上，中国军队并非不能打仗。以国民党中央军入缅作战优于英印军的例子，以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志愿军出兵朝鲜打疼世界头号强国美国的例子，有谁能说中国的军队就打不败日本侵略军？问题是，这需要真正的团结和统一的指挥。而抗战期间又不能达成真正的团结统一，党派利益始终影响着人们对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的理解。尤其是当时的国共两党，几乎都把一党的利益视为代表国家民族的最高利益，国民党坚持独裁地位，不许共产党自行发展，共产党必欲壮大并且决心取代国民党，两者虽然都以抗日为己任，却不可避免地在抗日过程中相互防范摩擦。一边打日本，一边想着如何保存或发展自己的利益，防范和反抗来自抗日阵营内部的相互伤害，这仗又如何能够有效地组织起对日作战来？ 事实昭然，中国要强大，要能够不受强权欺凌，除了经济上一定要强，武器装备上一定要好以外，最重要的恐怕就是要在民族利益的基础上实现真正的团结与统一了。没有真正的团结统一，中国也就很难真正强大起来；如果不能把党派利益置于民族利益之下，真正的团结统一也就没有实现的可能性。 试想，像这样实事求是地说明团结统一的历史必要性，是不是要比那种把不团结说成团结，把不统一说成统一的说法要更有说服力一些呢？ 概括言之，实事求是地看待抗日战争的历史，实事求是地总结出抗战史中真正值得我们后人记取的经验教训，似乎应当是我们今后抗战史研究需要着重注意的一个问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