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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为一种具有较大影响的学术概念体系，“田制不立”说由中唐“均田制”崩溃说延续而来，意即到宋代不复存在土地制度。但是，《宋史》所云“田制不立”的原文在《宋会要》中全文收录，系宋《国史》作者概括上奏者的奏文而提出。在宋人的理解当中，“田制”就是“限田”，并没有作为“制度”的特殊含义，也没有暗含将其与前代的“均田制”作对比的隐前提。从学术逻辑体系及史料考订等方面综合分析，“田制不立”即“限田”不立，是关于“均役”的行政事务举措，不是在制度层面作为一种能与“均田制”(假设存在这个制度)相提并论的制度。 【关键词】宋代；田制；均役 【作者简介】耿元骊(1972一)，男，吉林龙井人，历史学博士，辽宁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辽宁大学经济学院博士后研究人员，从事唐宋史及经济史研究(沈阳ll0036)。 【原文出处】《求是学刊》(哈尔滨)，2009．4．136～140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2007年度青年基金项目“唐宋土地制度与政策演变研究”，项目编号：0TjC770015；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项目“从新史料、新视角观察唐宋土地制度变迁”(第44批)；辽宁大学青年科研基金项目“土地产权与唐宋小农经济研究”。 在中国古代土地制度的认识史上，一直把先秦到唐代看做有土地制度的，从“井田”到“授田”到“限田”到“屯田”乃至“均田”。唐代中期以后，是“均田制”的崩溃期。延至宋代，则开始“田制不立”、“不抑兼并”，中国历史上就不再有“田制”。这已经成为一种“通识”，几乎所有的论著都把自己的理论预设在这个观点上。但是，这并不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公理”。宋代“田制不立”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一个史料以及学术观点上的误解，也是对中国古代土地制度的误解。最近已有学者如杨际平先生[l]和游彪先生研始对“田制不立”问题有所思考。笔者试图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上①，对此问题进一步加以讨论。 一、“田制不立"说的学术逻辑 视宋代为“田制不立”、“不抑兼并”时代的观点，仍然与“均田制”是同一研究思路。也就是说，在中唐以后，“均田制”崩溃，土地变为“私有”，经过五代的混乱局面，到宋代延续了这个情况，所以宋代是“田制不立”的时代。例如，陈登元就认为唐末五代及宋都是无土地制度的时代[3](第10章)。这也恰能被l949年以后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所形成的意识形态思路所接受：由于无土地制度，所以地主阶级必然有机会、有能力可以兼并大量的土地，并且以此为基础对农民进行剥削。剥削的程度在逐步加重，那么农民就必然地要进行反抗，这种思路成为主流的学术观点。可以说，这是一种教条化的阶级分析方法，它把社会构成分解为最高统治者、大地主、中小地主、农民这样几个类型，土地就是若干阶级之间争夺的对象。因为最高统治者的动摇，大地主阶级取得了胜利，特别是南宋以后，大地主土地所有制更得到了高度发展，土地更加集中，而所有的困苦都由农民阶级独自承受，因而引发了严酷的阶级斗争[4][5]。吕振羽[6](p447)、范文澜[7](p405)先生的两部通史性著作，认为宋代是大地主占有全国六分之五的土地，所以大地主阶级才能疯狂地剥削农民。杨志玖先生曾指出吕、范两氏著作中存在史料错误②，但仍然认为大地主阶级占田较多，达到全国土地的三分之二[8]。而李景林先生又对杨志玖先生的观点加以讨论，认为官僚地主和私人大地主占全国土地的70％～85％[9]。总而言之，无论持什么样观点的学者，都一致认为少数地主占据了全国多数土地，区别在于具体的比例。20世纪80年代初，程溯洛先生指出，两宋时期官僚地主的大土地所有制占有全境土地的十分之七[10]。漆侠先生的名著《宋代经济史》则认为宋代是“封建大土地所有制”，其占有的土地是垦田面积的百分之四五十；且宋代的国有土地所有制在不断衰落，官田在不断地私田化，而这种“田制不立”、“不抑兼并”的态势令大地主阶级一方面严酷剥削农民，另一方面与最高统治者对抗，从而造成了民不聊生，财富集中，国家落后的局面，是一切动乱的基础[11]（p566)。所以，“田制不立”、“不抑兼并”是“反动政策”[11](p176)，是不利于人民群众的。 葛金芳先生首先对“不抑兼并”有害论提出了商榷意见，认为这不能说是“反动政策”。该文指出，“不抑兼并”出现在社会经济条件变化以后，地主阶级大土地所有制的合法地位已经确立，地主阶级争取本阶级土地所有权的斗争已经结束，进入了农民阶级为自身争取土地所有权的新时期[13]。与葛氏观点类似，唐兆梅先生认为唐以前的田制有其存在的合理性，而中唐以后的“田制不立”、“不抑兼并”政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因而北宋的“不抑兼并”政策是唐五代以来土地兼并发展的必然结果，它促进了封建租佃制度的大发展，这种政策有其合理性[14]。所以“田制不立”就是新田制，是历史的进步，不是反动政策。 王棣先生在所撰的《宋代经济史稿》中指出，“不抑兼并”是国有土地产权衰落、私有土地产权确立所导致的，是产权形态变化的最终定型，所以否定评价“田制不立”是倒退的论调，不抑兼并是产权私有化的痼疾，是田制不立的必然结果[15](P186-188)。林文勋先生也认为：“唐宋之际，国家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形势，在土地制度方面转而采取‘田制不立’、‘不抑兼并’的政策。在某种意义上，‘田制不立’就是‘不抑兼并’。”他最主要的观点也是认为从中唐以后，土地私有制得到确立，“不抑兼并就是承认并保护土地私有产权的合法性，允许其按经济规律进行流转配置，国家不再加以干预，如果站在产权制度发展变化的角度来看，‘不抑兼并’无疑适应了当时土地所有制关系的变革，具有重要的进步意义，值得充分肯定”[16](p37-39)。于干千先生采用博弈论的方法继续分析“不抑兼并”土地制度的制度演进，认为这是国家、地主与农户之间博弈的结果，使三者间的契约呈现了有效率的状态，是适合当时社会经济条件下的有效制度安排[17][18]。 上文所举不同时期对宋代“田制不立”的分析，都是与唐代“均田制”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为唐前期有“均田制”这样一种土地分配制度，于唐中期陷入崩溃，所以至宋代最终就是“田制不立”，这确实是学术逻辑上的合理递进。笔者详细学习了诸多学术先贤的著作，也曾赞同并持有这种观点。不过，自戴建国先生在天一阁发现明代钞本《官品令》实为宋《天圣令》后[19]，时至今日，《天圣令》已全部公布，并得到了很好的复原[20]。这一新材料提示了新的思考出发点：“田令”的名称是《田令》而不是过去认为的《均田令》。笔者随之分析过，“均田制”是后人的一种学术认识，是一种学术观点，并不是唐代实存的土地制度，唐人并没有建立一种叫“均田制”的土地制度，也就不存在什么“均田制”崩溃的问题。不存在“均田制”的崩溃问题，也就意味着没有可能直接推导出“田制不立”的可能性。因而，宋代是否真的是“田制不立”的朝代，就是一个非常值得考虑的问题了。 二、“田制不立"的史料来源辨析 由于学术逻辑体系较为完整，导致我们在分析“田制不立”时，往往只是把它作为一个不言自明的概念提出来，而较少对其加以详细并具有史料学意义的分析。倘若细审那条支撑“田制不立”的史料出处就能发现，它们只是引用了《宋史·食货志》中的记载： 自景德以来，四方无事，百姓康乐，户口蕃庶，田野日辟。仁宗继之，益务约己爱人。即位之初，下诏曰：“今宿麦既登，秋种向茂，其令州县谕民，务谨盖藏，无或妄费。”上书者言赋役未均，田制不立。因诏限田：公卿以下毋过三十顷，牙前将吏应复役者毋过十五顷，止一州之内，过是者论如违制律，以田赏告者。既而三司言：限田一州，而卜葬者牵于阴阳之说，至不敢举事。又听数外置墓田五顷。而任事者终以限田不便，未几即废。[21](P4163) 仁宗即位之初未改元，仍用乾兴年号。此诏虽未被《宋大诏令集》收入，但同书收入的乾德四年八月甲寅太祖颁发《长吏令佐告谕敦劝储蓄诏》[22](p670)的含义则与仁宗之诏大体相当。可见仁宗所下之诏亦为例行公事，无非是怕丰收之后，百姓出现“蒲博好饮，游惰不勤”的情况。而有“上书者”揣摩到皇帝的心意而提出这样一份奏章。这个奏章在《宋史》中被极简洁地概括为“赋役未均，田制不立”这八个字。不过非常幸运的是，此次所上之“书”在《宋会要辑稿》中得到详细的记载： 自开国以来，天下承平六十余载，然而民间无积蓄，仓廪未陈腐。稍或饥歉，立致流移。盖差役赋敛之未均，形势豪强所侵扰也。又若山海之利，岁月所增，莫不笼尽。提封万里，商旅往来，边食常难。物价腾踊，匹帛金银比旧价倍，斛食粮草所在增贵。复有榷酤，尤为縻口，不立禁约，只务创添，为害滋深，取利何极。至如川远，所产虽富，般运实多，收买折科，织造染练，其费不一。所有四害，今当绥陈。伏见劝课农桑，曲尽条目。然乡闾之弊，无由得知。朝廷惠泽虽优，豪势侵凌罔暇，遂使单贫下户，力役靡供。仍岁丰登，稍能自给。或时水旱，流转无从。户籍虽有增添，农民日自减少。以臣愚见，且以三千户之邑，五等分算，中等以上可任差遣者约千户，官员形势衙前将吏不啻一二百户，并免差遣，州县乡村诸色役人又不啻一二百户。如此则二三年内已总遍差。才得归农，即复应役，直至破尽家业，方得闲休。所以人户惧，稍见有田产，典卖与形势之家以避徭役。因为浮浪，或恣惰游。更有诸般恶悻，影占门户，田土稍多，便作佃户名目。若不禁止，则天下田畴半为形势所占。[23](p4811) 这一段文字，经常被视为宋代农民负担沉重的证明。不过细阅全文，前大部分内容属于官场套话，只有最后有关“差役”一段，才是全文的核心。一般认为，《宋史》把这段话归结为“赋役未均，田制不立”，表明这是《宋史》作者的误解，因而这是元人的看法而非宋人的看法。但是据《宋史·食货志》所记：“宋旧史志食货之法，或骤试而辄已，或亟言而未行。仍之则徒重篇帙，约之则不见其始末，姑去其泰甚，而存其可为鉴者焉。”[21](p4157)这表明元人所编纂的《宋史·食货志》是本之宋《国史》，也就是宋代的官方史来加以删改的，只是“去其泰甚”而已，并没有重写。再据《玉海》记载：“《国史·食货志》：仁宗即位之初，下诏谕民谨盖藏。上书者言赋役未均，田制不立。因诏限田，公卿已下毋过三十顷，牙前将吏应复役者，毋过十五顷，止于一州之内。任事者以限田不便，未几即废，时又禁近臣置别业京师，著为法。”[24](p3237)此书作者王应麟是南宋人，《玉海》是其为备考博学鸿词科所撰的一部大类书，宋代史事多本之国史、实录，多有他书未载者，况且此段已标明来自《国史·食货志》[25](p13)。所以，这种论断仍然是宋人的言论，是宋《国史》里面原来的记载，《宋史·食货志》并没有对宋《国史》进行大规模的改写，所谓的“田制不立”是宋人自己的表达。马端临在《文献通考》里也曾说：“凡叙事，则本之经史，而参之以历代会要以及百家传记之书。”[26](《序》，P3)关于宋代部分的叙事，则“有相当部分取材于宋代的四部国史以及历朝会要，但不一定是全文转录，而是有所去取删节”[27](p30)。《文献通考》的成书年代大约在元大德十一年(1307年)，最初刻于元泰定元年(1324年)，《宋史》则在至正三年(1343年)诏修，至正五年(1345年)修成，《文献通考》所引述的只能是宋代的国史，不能是《宋史》。所以，把“赋役未均，田制不立”的提法算在元人头上，似有失考详；“田制不立”乃是宋《国史》作者归纳上奏者原文时候所提炼出的观点，是对别人文章的概括。 这个概括虽是宋人的概括，却不无可议之处。上引宋《国史》作者概括出“田制不立”的乾兴元年上封者之原文又被收入《文献通考》[26](p128)，今天虽已不能找到马端临所依据的原文出处，但是很明显，这是糅合了上书者的两篇文字而成，中间稍加截取，在“更有诸般恶幸，影占门户，田土稍多”句后丢失了“便作佃户名目。若不禁止，则天下田畴半为形势所占”字句，使得文意不通。不过无论如何，特别是最后的若干文字，足以补足《宋会要辑稿》中难以识读的个别文字。而从第一次450字左右的奏文当中，是得不出今天一般被学术界认可的在“均田制”崩溃后所导致的“田制不立”这样一个结论的。该奏文主要是讲“差役赋敛之未均”，而土地兼并只是这个问题所导致的后果。因为差役、赋敛是根据户等来判定，定户等又主要依据田产，田产多者，户等就高，被派差役的机会就多。一般非官户的农户就只好想尽办法逃避差役，而为了逃避差役，就要降低户等。如何降低？只能减少所占有的田产，将田产出手。卖与何人？同样的平民百姓不敢买、不能买，所以只能卖给有免役特权的“官员形势衙前将吏户”。普通平民就转变为不能安土重迁的“浮浪”、“惰游”之人，这对于专制国家的稳定具有极其严重的危害性。加上再有所谓“恶悻”之辈，把自己的田土诡寄在“佃户”名下，令国家无法对其进行差役，收取赋敛。这样一来，国家不能不感到极大的恐慌，故而才发出“若不禁止，则天下田畴半为形势所占”的惊呼。为了避免这样的后果，在无法要求既得利益者放弃的前提下，对其稍加约束则成为最优的选择。也就是说，当官户不可买田的时候，民户也就无处卖田。而土地交易恰又是需要由政府进行最后核准的，这是政府能严密掌控局面的关键环节。政府通过严格限制土地交易的进行，就能在一定程度上扭转可承役的民户越来越少的局面。这一切归根结底都是为了稳定国家收入而限制土地交易，保证一定数量的民户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说，此奏正是宋代有“田制”的证据。假设说，今Ft学者只见此奏文而不见宋《国史》作者的言说，而对其概括的话，得出“赋役未均”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肯定不会将其理解成“田制不立”。可是宋《国史》的作者偏把这篇奏文概括为“田制不立”，这肯定不是理解上的错误，也同时说明宋人对于“田制不立”的理解与我们今天在学术史上的见解根本不是一回事。既然该奏文全文表达的并非是今天所理解的“田制不立”的含义，而宋《国史》的作者却把这篇奏文解释为“田制不立”，这一差异值得我们去仔细分析。 三、“田制不立"的真实含义 在宋人的理解当中，“田制”就是“限田”而已，并没有作为“制度”的特殊含义。宋人所讲的“田制不立”就是限田“不行”的意思，并没有暗含将其与前代的“均田制”作对比的寓意。笔者在前已经探讨过，在宋人的认识当中，唐代有“均田制”是个主流看法。因此，我们不能将宋人所说的“田制不立”理解为在“均田制”之后的“田制”不立。不过在今天学术界的一般理解当中，却均把这个“田制”理解为如同“均田制”那样的制度(假设存在“均田制”的话)。在这个意义上关于宋代“田制”的理解明显地与宋人不同。乾兴元年上书者，在提出上引奏文后，再次复请：“应自今见任食禄人同居骨肉及衙前将吏各免户役者，除见庄业外，不得更典卖田土。如违，许人陈告，典卖田土没官。自然减农田之弊，均差遣之劳，免致力役不均，因循失业。其罢俸罢任前资官，元无田者，许置五顷为限。乞差近上明干吏检会茶盐体例条制，出自宸断，裁择施行。”这很明显地说明了所谓“田制”不立，主要目的是“均差”、“均役”，凭借手段是限制官户买卖田土，这也就是“限田”不立。所以《宋史》中记载的“上书者言赋役未均，田制不立”之含义，是在分析当时存在差役不均，限田不行的局面，而非认为有一个如同“均田制”那样的制度“不立”的含义。上书者的复请非常明确地要求对官户进行限制。因为官户有免役特权，这个特权是既得利益者的，无法取消，只能稍加限制。如果他们不能买田，平民就无处卖田，平民不能卖田，就只好自己掌握，而自己把土地留在手中越多就越不能降低户等(甚至可能提升户等)，因而也免不了被派遣差役，也就是塞住了“恶悻”之门。可见从这个“复请’：内容中就可以清楚看出，所谓“田制不立”就是“限田”不立，而“限田”不是一种土地制度。换句话说，当时这个“限田”不立，只是一个具体的行政事务性举措，不能上升到制度层面作为一种能与“均田制”(假设有的话)相提并论的制度。 对据以得出“田制不立”的原文进行分析之后，也就能清楚明白《文献通考》所载的宋《国史》中的那段文字的寓意了，其言“田制不立，畎亩转易，丁口隐漏，兼并伪冒者，未尝考按。故赋人之利，视古为薄”中的“田制不立”所指代的，也就是限田不立。所谓“不立”，就是没有得到执行的含义，并无“建设”、“设计”、“规定”等含义。因为限田之“制”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所以土地买卖活跃，流动性强。“形势豪强”在流通中有大量的机会可以上下其’手，用非正常手段影占田亩，造成了“丁口隐漏，兼并伪冒”的无从“考按”。章如愚说得很清楚：“方仁宗之在御，始诏三司定夺臣僚庄田顷亩之数以抑兼并。”[28](卷65，《地理门·田制类》)目的就是为了防止国家无人可以派役局面的出现。 以上分析足以说明，宋人把本朝归结为“田制不立”的史料只是《宋史》(或者说宋《国史》)中的这一条，而这条史料又是概括上奏者的奏文而得出的。返本归真，从其概述结论的原文来分析，所谓“立”者，执行而已，只是“限田”的办法未得执行。宋代的所谓“田制”，并不是今天在学术史意义上所理解的那样，是“均田制”之后的一种土地(分配或者管理)制度，只不过该制度并没有真的建立。这样的看法是由唐代有“均田制”概念延伸出来的，恰好《宋史》又说本朝“田制不立”，所以从唐到宋，就是由“均田制”到“田制不立”的转变。不过从上文的详细分析来看，“田制不立”四字的史料来源实乃宋《国史》作者概括上奏者的奏文而提出，而奏文全文表达的并不是我们今天所理解的作为一种土地制度的“田制”，其主要关心的还是应役和均役问题。因此，如果强要解说，把宋代的“田制不立”理解为无限田额度，也就是“田限不立”，因而无法实现“均役”，可能是一个更好的解释。 注释： ①据笔者统计，20世纪宋代土地方面的研究论著有三百余篇(部)，相关的学术综述亦有许多。早期成果可参看《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讨论集》(三联书店l957年版)和《中国历代土地问题讨论集》(三联书店l957年版)；较新的有林文勋：《宋代土地制度研究述评》(包伟民主编《宋代制度史研究百年(1900—2000》)，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朱瑞熙，程郁：《宋史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笔者亦撰有《十年来唐宋土地制度史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2008年第l期)。关于唐代土地制度的研究，可参考卢向前著《二十世纪唐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的相关章节；李锦绣：《敦煌文书与唐史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的第l章内容。 ②吕著1959年人民出版社版已对原文加以修改。 参考文献： [1]杨际平．宋代“田制不立”、“不抑兼并”说驳议[J]．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6，(2)． [2]游彪．宋代“寺观毋市田”新解[J]．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4)． [3]陈登元．中国土地制度[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 [4]杨仪．北宋土地占有形态及其影响[J]-历史教学问题，1958，(3)． [5]杨国宜．南宋大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发展[J]．史学月刊，1959，(9)． [6]吕振羽．简明中国通史，下册[M]．香港：新中国书局，1949． [7]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8]杨志玖．北宋的土地兼并问题[J]_历史教学，1953，(2)． [9]李景林．对北宋土地占有情况的初步探索——兼对杨志玖先生“北宋的土地兼并问题”的几点商榷叨．历史教学，1956，(4)． [10]程溯洛．宋代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各种形态与农民的负担[J]．历史教学，l982，(7)． [11]漆侠．中国经济通史·宋代经济卷[M]．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l999． [12]朱瑞熙，程郁．宋史研究[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 [13]葛金芳．试论“不抑兼并”—北宋土地政策研究之二[J]．武汉师范学院学报，l984，(7)． [14]唐兆梅．析北宋的“不抑兼并”[J]．中国史研究，1988，(1)． [15]王棣．宋代经济史稿[M]．长春：长春出版社，2001． [16]林文勋．唐宋土地产权制度的变革及其效应[A]．经济史论丛，第1辑[c]．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 [17]于干千．基于博弈论的“不抑兼并”土地制度分析——以唐宋农地制度的演进为视角[J]．中国经济史研究，2007，(1)． [18]于干千．唐代国家土地政策变迁与土地制度演进[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7． [19]戴建国．唐《开元二十五年令·田令》研究[J]．历史研究，2000，(2)． [20]天一阁藏明钞本天圣令校证(附唐令复原研究)[M]． 北京：中华书局，2006． [21]脱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2002． [22]宋大诏令集[M]一匕京：中华书局，1962． [23]宋会要辑稿[M]．北京：中华书局，1987． [24]王应麟．玉海[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l987． [25]梁太济，包伟民．宋史食货志补正[M]．北京：中华书 局，2008． [26]马端临．文献通考[M]．北京：中华书局，1984． [27]陈高华，陈智超等．中国古代史史料学[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 [28]章如愚．群书考索[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