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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研究罗马?(下)(20050425)

http://www.newdu.com 2017-12-29 海国图志 林国荣 参加讨论

    孟德斯鸠的灵感来自希腊的另一位史家Xenophon。色诺芬和柏拉图一样,曾是苏 格拉底的学生,写有〈回忆录〉和〈家政〉,叙述他向苏格拉底求学的经历。但最后,色诺芬辞别苏格拉底,追随波斯王子小Cyrus,意图进行一次帝国征服战。但不幸战败,小Cyrus战死,色诺芬率领希腊军队撤回希腊,这次战斗记载在色诺芬的Anabasis〈远征记〉中。还写有Hellenica〈希腊记〉,续写伯罗奔尼撒战争剩余的7年。最能反映色诺芬想法的是他晚年的Vitae Persia〈波斯王列传〉,只有一篇流传下来。色诺芬以波斯王的传记结束了自己的写作生命和生命本身。在色诺芬之前一百年,古代三大悲剧家之一的Euripides曾经写过一部同样以波斯为主题的悲剧The Persian,把这两部作品放在一起,可以发现:Euripides在很大程度上仍然继承他的同代人Herodotus的看法,把波斯帝国同波斯人分开来看,认为波斯帝国虽然强大,但波斯人却很愚昧、懦弱、基本上还是生活在国王之下的奴隶;希腊城邦的力量虽然不够强大,但希腊人热爱自由的生活方式却优于波斯人,最终,他和Herodotus一样,认为在希波战争中,希腊人的胜利与其说是因为希腊城邦的力量强大,不如说是因为希腊人生活方式的优越;在色诺芬关于波斯的作品中,我们看到,希腊城邦不但在政治力量上逊于波斯帝国,而且希腊人生活方式的优越性也遭到了否定,雅典人与其说是爱自由,不如说是爱平等;斯巴达人打着爱正义、爱德性、爱和平的幌子,其实斯巴达是希腊世界最大的骗子和流氓,他们真正爱的是利益,明显违反正义的事情斯巴达人不干,但触犯自己利益的事情即使再符合正义要求,斯巴达人更不会干。在《希腊记》中,色诺芬嘲笑了那种认为人与政体可以分开的看法,这实际上是在挑战从荷马到修西底德的整个希腊传统。人与政体可以分开,这样的观念第一次表达在荷马的英雄Odysseus身上;在Herodotus的《历史》中得到系统阐述;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达到颠峰;修西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记》中再次捍卫了这项原则,他评论说,雅典海军之所以能够在Salamis击败强大的波斯舰队,这完全是由于Themistocles个人的聪明和机智,他成功地欺骗了雅典平民和贵族,把他们从陆地骗到海上。在人与政体可以分离这个信念上,我们看到,诗人、史家和哲学家是站在同一条战线上的,色诺芬是个非常孤独的例外。色诺芬指出,在希腊世界,人与政体分离的情况的确随处可见,但是这与其说是体现了政治判断的原则,倒不如说只是一些政治现象罢了。这些政治现象本身之所以产生,恰恰是希腊城邦政体本身的产物。很难说色诺芬的这个观念是不是启发了后来黑格尔关于“在地上行进的世界精神”,但这个观念在近代欧洲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时代,的确构成了从意大利的Boccalini、经过Machiavelli、Guicciardini,一直到Bodin发展成熟的“国家理由”说的古典先驱,“国家理由说”和以霍布斯、洛克、卢梭为代表的自然法脉络构成了近代政治思想的最大的两项遗产。他们联手终结了文艺复兴早期由Brunni、Thomas Moore、Harrington、莎士比亚所掀起的对古罗马共和政体的不切实际的模仿,也彻底终结了基督教复兴神权政体的最后一线希望,最终促成了现代民族国家的诞生和稳步发展。只是在启蒙运动尾声的时候,卢梭在他的小说《新哀漪洛丝》中试图向色诺芬发起挑战,但这个挑战不但欠缺说服力,反而把自己搞得狼狈不堪,后来让黑格尔抓住把柄嘲笑了一通,托克维尔写《旧制度与大革命》时候,对同胞老前辈孟德斯鸠非常依重,从来不提卢梭,尽管大革命跟卢梭密不可分,原因就在这。目前中文系的后现代叙事、哲学系最传统的本体论研究和最时髦的现象学,也正热火朝天地试图造反,结果怎样,我觉得政治系的学生心里最清楚。
    色诺芬的这个观念在近代欧洲表达了希望;但对色诺芬本人来说,是绝望的象征,希腊世界的政治命运已经无可挽回地结束了,这种绝望迫使色诺芬将波斯理想化。但波斯显然不是天命的恰当继承者。这一点色诺芬本人不是不清楚,在Anabasis中,色诺芬把自己追随的英雄波斯王子Cyrus的死刻画得非常荒诞、非常戏剧化,这事实上是色诺芬在嘲笑自己的政治理想,他最终率领希腊雇佣军团逃回希腊,逃跑的速度让波斯人感到无限吃惊。在色诺芬之后,苏格拉底的另一个学生离开雅典前往叙拉古,试图教育叙拉古的小王子Dionysus,结果被Dionysus的父亲,叙拉古国王老Dionysus大家嘲笑,苏格拉底的这个学生返回雅典,颜面扫地,闭门不出,一直到死,他就是柏拉图。
    公元前3世纪中叶的一个夏天,柏拉图的学生,希腊逍遥学派的掌门人、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离开雅典,前往马其顿,向当时的马其顿小王子进行了一场秘密的政治教育,这个小王子就是后来的亚历山大大帝,亚里士多德的这项努力也是希腊世界帝国理想的最后一次表达。亚里士多德究竟向亚历山大讲了什么东西,后世众说纷纭,但有一点能够肯定:少年时代的亚历山大是希腊文明教养出来的。亚里士多德对修西底德的悲观情绪感到不满,他对历经Themistocles和Pericles两代杰出雅典领导人,而培养出来的帝国理想仍念念不忘,他不相信曾经如此辉煌的希腊文明就培养不出一个象样的帝国政体,他代表希腊世界把希望寄托在希腊近邻马其顿身上。希腊世界的政治野心家们迫切地需要亚历山大大帝这一把“利剑”,去征服世界。公元前334年,亚历山大出征前,给老师亚里士多德写信说:“如果一个人总是学生的话,他就没有很好地报答他的老师;我将凭这样的信念征服世界:对敌人的要求是无限的。”亚历山大的确征服了世界,但是这种征服与其说是征服,倒不如说是简单地走一趟;亚历山大给被征服者留下的唯一印象是他的马其顿方阵,而不是希腊文明;与其说亚历山大是个国王,倒不如更恰当地说,他是个将军;他的征服与其说是凭借希腊文明的力量,倒不如说是完全出于他的个人意志,他进行这次征服的最终目的是和Achillius一比高下。因此,在他死后,他的帝国立刻瓦解;他的帝国并不比他的个体更长命,他的帝国仅仅是他个人意志的表达。马克思的评论一针见血:“希腊内部极盛的时代是Pericles时代,外部极盛的时代是亚历山大时代。”亚历山大的死标志了希腊世界从内到外的彻底终结。
    在《亚历山大远征记》(卷7,章15)中,Arrianus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在一次行军途中,亚历山大偶然碰到一条民用船只,船上的人引起了亚历山大的好奇,他只身尾随这条船,对船上的人进行了仔细的观察。亚历山大注意到这些人勤勤恳恳、做事情有条有理、禀性刚强、热爱自由、深明合作之道,当他听到船上的人在谈论他们自己国家政体的时候,亚历山大评论说:这些人将来一定会强大起来。他派人打听这群人的来历,得到了一个他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名字:罗马。一年后,亚历山大在巴比仑病死。
    希腊世界最终没能实现梭伦的政治预言和政治理想。我们站在今天回顾历史,不妨这么说,梭伦的政治预言是特别讲给三个民族听的,罗马人、英国人和美国人。英国人没有辜负梭伦,这是可以肯定的;对今天的人来说,罗马人生得太早,我们对他的记忆困难重重;美国人生得太晚,就象丘吉尔在他的回忆录《生死战》中所说,“你尽可能把美国人想象成一个高大健壮的年轻人,他践踏你所有的感觉,做出各种惊世骇俗的坏事来;激励人的尊严的既不是他的历史,也不是他的传统;然而,处理事务时他心中情绪饱满,充满活力,这一点值得世界上其他古老国家羡慕。”对于这样一个高大健壮的年轻人,他以后的道路会怎么走,谁都说不清楚。不管是罗马,还是美国,他们都不是《理想国》。理想国是几个希腊哲学家无聊的时候花一天时间聊出来的,罗马跟美国是确实存在的。理解理想国,只需要读一本书、注意区分对话者的真话和谎言就可以了;真正认识罗马或者美国,严格来说是不可能的,除非你能活得跟罗马一样长,或者更长。所以,任何对罗马或者美国的谈论,必须承认这样一个前提:人的能力永远不可能真正认清楚这两个帝国。只有在这个前提下,我们的谈论才有意义。
    在这样一个前提下,我们有一条捷径,也可能是唯一合理的途径。既然不能单独认识他们,不妨在他们之间作出比较,就能力所及来拓宽我们的认识。
    我们今天愿意去获得关于一个古代帝国的知识,这并不是象培根说的那样,仅仅是为了获得知识上的装饰或者快感,也不是为了考古上的乐趣。美国的立体战斗群陈兵巴格达,这多少令人想起了当年的古罗马大将TITUS,他于公元70年率领由龙骑兵、轻骑兵、步兵以及标枪手、弓箭手、攻城槌组成的著名的古罗马军团陈兵耶路撒冷,在那次战争中,三万罗马军队,迫使156万犹太大军和前来助战的5万阿拉伯骑兵无一人生还。事实上,在古罗马漫长的千年征战中,罗马人已经使世界上各个民族在这样的军团面前养成了安守和平的习惯,最后,这样的习惯发展成为本能。
    美国走到今天,在一个决定性的方面,越来越向古罗马靠近,这就是主动在国外从事战争。马基雅维力在他的名著《君王论》中指出,古罗马之所以取得令世界上其他民族连想都不曾想过的伟大成就,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罗马人不害怕战争。罗马人民不但不回避战争,而且还逐渐懂得了主动到国外作战对于培养自身政体的重要意义。美国现在正在向全世界提出帝国要求,新罗马是新的,但这个要求本身却是旧的,它甚至是人类决定从事集体生活以来,最古老的梦想之一。这个要求最早由雅典人系统提出,但是,从后世的眼光来看,雅典人的要求并不算是严格意义上的帝国要求。Pericles在他的葬礼演说词中告戒雅典人民:雅典是希腊的学校。他审慎地把他的帝国理想限制在希腊世界内部,也就是说,限制在一个文明内部。尽管当时的波斯已经是雅典的手下败将,Pericles仍然没有让自己的眼光越出希腊世界本身。尽管如此,因为雅典的政体无法承载这样的一个有保留的帝国要求,最终导致雅典自身在西西里的崩溃。
    雅典在西西里败亡之后大概两百年,一支罗马军队再次登陆西西里,尽管这支军队因为人数太少而没有获得完全的成功,但是这支军队出色的作战能力、严格的纪律、以及异乎寻常的自我改造能力,已经使比较聪明的敌对者意识到一个新时代的到来。正象罗马政体的最伟大观察者Polybius所评论:这是罗马人第一次跨越本土、外出作战,这次战争是罗马帝国的真正开端,命运注定了这支军队的统帅阿米乌斯将成为帝国的先锋官。西西里国王希罗虽然取得了这次战斗的胜利,但希罗还是立刻派信差到罗马元老院,向罗马人民陈述说,西西里愿为罗马人民效犬马之劳。对此,Polybius评论说:希罗是那个时代最有智慧的国王。是罗马人第一次将帝国的要求在尘世上付诸实践,并取得成功;后来继承这项罗马式帝国要求的有两个民族,大英帝国和美国。美国人,虽然象托克维尔所强调的那样,是英国人的后裔,但这只能形容新大陆的第一代英国移民,而且还要把波士顿地区除外。美国人是英国人的后裔,但并不是英国人的子孙。华盛顿的胜利标志着美国人已经可以独立生存;《联邦党人文集》的诞生则标志了美国人民已经可以自我生长和自我立法,而在托马斯·潘恩所发起的对埃得蒙·伯克的著名攻击中,美国人已经开始享受新大陆改造旧大陆的快乐。我们一定不要忘记,写作《联邦党人文集》的美国国父们是化名Publius发表的这些旨在阐述美国未来政体的系列文章,而Publius的原身正是古罗马政治家Publicola。这意味着新罗马与古罗马之间的联系不仅仅表现在名称上或者美国国防部长的政治修辞上,这种联系有可能是深刻而隐秘的。我们大体上可以这么说:如果我们不具备关于古罗马的知识,就意味着我们不可能认识新罗马。
    罗马的写作与希腊表现出巨大的差异,希腊人的作品以哲学为主,罗马人的著作以历史为主。在我们这个时代,历史终结论的呼声在理论上占据主流,在实践上更是如此。越来越多的人由于本性的驱使,已经准备在罗尔斯和哈贝马斯为全人类开辟的“公共理性”的非历史空间中,安享永恒的和平。阅读罗马,意味着阅读历史,阅读历史意味着我们必须让眼光远远地离开这些非历史的空间,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清清楚楚地追踪这些非历史空间的来龙去脉、看破它们背后所隐藏的深奥而巨大的历史冲动。在ORWELL的名著《1984》中,主管真理的“真理部部长”命令把所有古罗马的历史著作封存到“记忆的洞穴”中,等候销毁;但在实际的世界中,前苏联古拉格群岛集中营的最后一批死难者,拒绝神甫为他们即将到来的死亡作福音祈祷,他们明确告诉神甫:“我们不要圣经,我们要NEMESIS的国王塔西佗。(古罗马的一个史家)”这批死难者拒绝来自天国的安慰,对他们来说,在即将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真正而彻底地认清这个世界,才是最大的安慰。能赐予这种安慰的不是上帝,而是塔西佗;不是BIBLE,而是塔西佗的ANNALES。这批死难者走得最安静、最从容。他们的这种安静和从容并不是因为殉道者的英雄情怀、也不是因为革命者的正义激情,更不是因为无辜者的巨大义愤,而是因为他们真正认识了这个世界。苏格拉底的死,是出于苏格拉底对城邦法律的尊重,苏格拉底告诉前来搭救他的克里同,他之所以尊重置他本人于死地的城邦的法律,是因为他认识了城邦法律的本身,也就是说,他认识了所有城邦的法律。格拉古(古拉格)的这批死难者在短暂的时间里,完成了从一个无辜受难者向苏格拉底的飞跃,引导他们完成这个跨度达2千多年的飞跃的人,是一个古罗马的史家。由于塔西佗的存在,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被超越,在钢铁一般的苏维埃帝国境内,格拉古群岛完成了理想国和罗马之间的完美结合。有两个人关于塔西佗的评论最有概括性:一个是塔西佗的同代人Pliny the Younger,“我强烈地预感到你的作品是不死的。”(Letters, 33),后来霍布斯在谈到自己的“利维坦”的时候,变相引用了这句话:“我强烈预感到我的利维坦是会死的,但是,在它存在的时候,它是上帝”;另一个是孟德斯鸠,“这部作品不长,但它可是出自塔西佗的手笔!塔西佗洞察了一切,所以概括了一切。”(《论法的精神》,卷6,章30,节2)这两个人的意图不在于仅仅评论塔西佗,它们可以用来评论所有的罗马史学作品和作家,最终来说,这两个评论是针对古罗马本身而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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