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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塞姆·A. 法拉格 著 魏万磊 译 作者简介：威塞姆·A. 法拉格，埃及曼苏尔大学教授。 译者简介：魏万磊，男，汉，1978年生，清华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 内容摘要：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研究埃及历史，有三个因素必须纳入视野，一是尼罗河在埃及历史上的地位；二是宗教和语言的跨地域传播对于埃及历史的影响；三是埃及史研究的资料来源。在经历了长达2500年的外族统治过程中，埃及形成了在西方文明之中又有别于西方文明的特色，而对于许多中东国家而言，全球化都意味着极高的代价，意味着他们必须改革而又不被西方文明打乱、湮没或者控制。 关键词：历史地理学；世界史教学；中东埃及；全球化 埃及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组织连续的大一统国家，其统治者可以上溯至公元前3500年的第一位法老王。埃及自打霍默王起就被希腊人当作富甲一方之地，“历史之父”希罗多德自称在公元前5世纪就到访过埃及，他称这块三角州为“河的礼物”，事实上整个埃及都是“尼罗河的礼物”（正如希罗多德经常被误引）。 几乎没有多少历史问题不或轻或重地以地理位置、亲疏远近、闭塞隔离为条件并受其影响。如果我们假定，无论一个地方范围多大，地理学都囊括了自然环境的所有研究，那么我们的中心问题是，埃及的地理环境以什么样的方式、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埃及的历史。但是如果我们不能心悦诚服地接受历史的地理学阐释，那么地理学在历史研究中究竟该怎样恰如其分地定位？可以肯定的是，在埃及历史研究的许多方面，历史学家能以他对所研究问题的地理背景的理解来丰富和加深他的研究。因为人类的想法和行动都有他们的伸缩性，并非在真空状态中，而是在某种明确的地理环境中，这在不同程度上决定了人类努力的轨道和特征。既然历史一定与它所调查事件所处的位置有关，它一定不断地提出问题，不只有老生常谈地问为什么，接下来为什么，而且还要问在哪里，而且为什么在那里？地理学主要解答的是后面的这些疑问。 贯串整个埃及历史的尼罗河在这个民族的生命中扮演一个支配性的角色。尼罗河水年复一年的涨落以一种有特色的旋律回馈着埃及人：洪涝,种植，收获。一个休耕期或又一个收割期，接着是新的洪涝，循环往复。充沛的河水每年所沉积下来的新的土层，使得这块土地上的生产多有盈余，这个古老王国在希腊人到达埃及之前相当长的时间内便如仙境。尼罗河也在行政区划上使得埃及有“上”与“下”之分。下埃及是尼罗河三角州，孟斐斯在其顶端，是主要的政治和宗教中心。上埃及平铺伸向南方，该区域以底比斯为权力中心向外扩展。南埃及以努比亚这一著名的区域与次撒哈拉的非洲相连，越过了尼罗河的洪泛区就是沙漠，他们的边界棱角分明：一边是山石连绵、矿藏尤为丰富的东部沙漠加上红海上四通八达的口岸，一边是多沙的西部或有着大片绿洲的利比亚沙漠，以及肥沃的沉积平原法尤姆。 然而，遍地都是狭长的尼罗河谷，沙漠和海洋隔绝了它与外面世界的联系，这使得谋反很难得逞，如此就便利了一个统一国家的独裁统治。同时，一旦外来征服者突破了它的天然边界，外国人也很容易统治整个国家。自从波斯侵略者在公元前525年摧毁了第26个也是最后一个法老王朝，埃及注定要经受几次入侵并不得不应对外国的统治。在接下来的二十五个世纪内埃及依次被波斯人、马其顿－希腊人、罗马人、拜占庭人、阿拉伯人、马穆鲁克人（通常为切尔克斯人的奴隶军人）、土耳其帝国的土耳其人、法国人、阿尔及利亚士兵－阿尔巴尼亚人和英国人轮流统治。从法老时代他们已经延续下来一个必要的传统，那就是确保尼罗河灌溉工程所必需的中央集权政府和官僚系统，没有这个灌溉工程，埃及就无法活命。 “埃及的亚历山大”是远古世界伟大的文化和商业城市之一，她是新时代（马其顿希腊人统治时代）的首都。就这个国家在托勒密王朝、罗马人、拜占庭人统治的全部时期而言，亚历山大大帝一面向外同时关注希腊和地中海，一面向内关注着穷乡僻壤的埃及。古老的亚历山大图书馆操纵着人的想象，激发着学者般献身的激情。在亚历山大大帝本人的征服意念中，它包含了许多短暂的一统天下之梦。但是在埃及人的定位中，亚历山大是一个特别的情形。埃及总应该被看作是一个被地中海包围的奇特文明，在它里面却从来不属于它。亚历山大从不会忘记她曾经是托勒密王朝引以为傲的首都，而且从不接受罗马或君士坦丁堡政治上或教规上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印欧语系文化的奇特特征从没有在埃及深深地扎根，因此，影响现代埃及文化或政治观念的东西很少直接从希腊罗马时期保存下来。 埃及的中世纪具有重要而永恒的标志。亚历山大教会在基督教会的早期历史中扮演着一个领衔角色。它很大程度上将关注点放在逐渐引导基督教义的形成上，它影响了早期的基督教联席会议。亚历山大教会的缔造者相信，在耶稣基督看来，神性高于人性。他们在五世纪就得出结论，人类完全被神的本质吸收了；故此耶稣基督是独一无二的真神。这种新的教义被称作基督教一性论主义，它的追随者被称作是基督一性论者。当451年第四次基督教联席会议在迦克墩召集时，它对基督一性论者和这个基督教教派一并宣告有罪。而且会议断言一神两体没有混乱或变化、区分或分离，这个教条标榜这是二者之间的一条中正之道。拯救通过一个同时是完美的上帝和完美的人的救世主来完成。但是该教令颁布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加深了拜占庭的中心和帝国的东方省之间的裂隙。不只有埃及，而且叙利亚共和国也支持了基督一性论者，拒绝了迦克墩教义。埃及的教会变成了国家的教会，一个逐渐将科普特语作为礼拜式用语、圣经用语和神学语言的教会。两个分裂的集团彼此对抗，时常充满敌意，有时发展为暴力：麦基派（那些支持迦克墩的人，通常是希腊演说家）和基督一性论者（反对迦克墩并通常是说科普特语的人）之间。有理由相信，基督一性论者被埃及和叙利亚共和国的政治分离主义者当成了一个出口；它集结了埃及基督徒和叙利亚人在反对拜占庭统治过程中的呼声。 修道院制度在耶教埃及是另一种制度，它源自一个照耀世界和消灭所有邪恶的欲望，逃避应得的惩罚并和上帝单独接触。或许这种做法有较为悠久的前基督社会的根源，这被寻求在基督的指令下生活的基督徒延续下来了：“抛弃所有跟着我”。沿着尼罗河谷是都市的中心，世界和人类的罪在这里腐败的气氛下对基督徒来说似乎是非常真实的。早在三、四世纪，大批基督徒从山谷逃到沙漠和不毛之地，在那里他们克勤克俭，可以专心从事于祈祷者的生活。 埃及修道院制度很大程度上是一次当地的运动，它的发起人是一个叫安东尼（251－356）的年轻男子，尽管他有一个希腊人的名字，而实际上他是一个相对富裕的科普特农民的儿子。他被称为“修道院制度之父”。然而这场公共修道院运动的组织和方向鼓舞人心，在一代人之后的圣帕科米乌斯（公元292－346）那里终成正果。埃及的安东尼是比那些生前死后如一的人更伟大的人之一，当时他立刻被亚历山大的阿他那修族长奉为圣徒、树碑立传。他的个人简历以“安东尼的一生”为名，最初由阿他那修用希腊语写成，成书于公元356－357年，在四世纪末之前的西方有二种拉丁文译本。大约在他的死后百余年，安东尼已然是“国际”圣徒。 亚历山大教会的影响力绝不仅限于埃及，它更是穿透过南方到达埃塞俄比亚。奉一个科普特修道士为埃塞俄比亚长老的传统在四世纪中叶就开始了，当时阿他那修族长（328－373）将普鲁盟提乌斯封为该国的第一个主教教区。这一做法一直持续下来，直到1948年7月达成一项授予埃塞俄比亚教会自治权的协议。两个教会的良好关系时常受到他们之间相隔遥远以及埃及穆斯林统治者的影响。没有统治者的赞成，这个新的主教教区不会设在埃塞俄比亚。 在明确的语境中谈证据的实质和限定可能是有用的，学历史的学生知道，正如过去所发生事件的细节是黑暗的一样，过去与现在的联结点也是暧昧不清的，历史学家的目标无论如何都是在减少晦暗祛除含混；一句话，使过去尽可能如其创造过程一样被理解。就定义而言，过去就是在未来也不会变更的一组材料。但是，过去的知识是不断转变并使它自身完美的进步的事物。任何一个怀疑这的人只需要看看在我们眼皮底下这一个半世纪改善了多少就一定同意，我们现在知道过去的许多事情，尤其是6000年左右的情况。在那个时期文明生活就存在于地球的特定部份。现在我们比我们的先人更熟练地以语言检索来为习俗取证，以工具检索为技术取证。最重要的，我们已经学会该如何深入分析经济和社会发展，该如何听取常人以及尼罗河沿岸都市中心居民的声音。这一切都是确定的。所有这都为我们提供了最广泛的希望，但是他们不是无限的希望。过去的探险家从不完全自由，过去是他们的暴君。它有意无意地禁止他们知道与自身无关的事物，他们不得不屈服。我们知道的每件事物都是从幸存至今的证据综合而来。所有证据已经提供了这些线索，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已经从他们那里得出推论，还以此著书立说，教育学生。线索很少为自己辩解说他们需要专家的解释。只举一个例子，当希腊或者罗马建筑物的地基在埃及发现的时候，旅游者只可能看到沟渠和粗石，但是考古学家却能推测出原建筑大致的形状和原本建造这样一个建筑可能的目的。 然而，埃及史研究的主要资料来自公元前332年亚历山大大帝到公元641年阿拉伯人征服埃及之一时段内的文献、蒲草纸抄本和出土文物。除了埃及教会的文献，从来没有来自埃及的伟大文献引起普遍的关注，而埃及教会的文献最初是用希腊语或科普特语写成的，但有时却是以叙利亚语或阿拉伯语保存下来的。其中大部分都有修道院的圣徒传和修道院史以及教会，它更关心的是宗教论争和宗教迫害。很多仍然是未出版的，较少编辑或没有被翻译的。这些陈年旧档有意识地想要告知读者一些信息，所以还是提供了一个大致的年代框架，虽然很不一致或前后错乱。只有一小部份提供有社会历史方面的东西。 信息的主要来源多是在蒲草纸抄本和陶片中发现的文件。纸草，是出产于埃及但通行于远古世界的书写材料（卷物）。超过50000册蒲草纸抄本以希腊语、科普特语以及拉丁语、阿拉伯语和其他的语言书写，埃及的古镇和村庄的废墟里还发现有数以千计的陶片、陶器碎片，它们以书面信息的形式记录了从公元前332年到公元641年这一长达千年的太平盛世。那些文件一如原貌，纯粹而且没有古代作者的解释，构成了前所未有的地中海省的一组记录，让我们进入和埃及人直接而又亲切的接触，了解他们的个人生命和想法、他们商务行为以及和主管当局关系等方面的情况。一些发现给予了教会历史学家有关他的主题的较宽的视野。仅举一例，用科普特语书写的诺斯替教派原文1945年在上埃及的拿哈玛地被发现，这使历史学家能够领会这些非正统基督徒的观念，避免了经过正统书者中介而时常产生扭曲的情况。 尽管可利用的希腊蒲草纸抄本比较充足，但是我们能够作为证据来吸取的却很有限。其中有我们很少了解的主题，还有蒲草纸抄本不甚明了地提到的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况且，大多数的文件来自中埃及和上埃及的市中心或省会。因此，古老的希腊蒲草纸抄本很大程度上反映的是都市人口的声音。至于日常生活的科普特语文件，在六世纪就较为普遍，他们也表达不了贫苦人和目不识丁的村氓的意见。 埃及考古学的历史绝大多数是发掘蒲草纸抄本、开凿墓地、清扫寺庙或壁画保护。但是蒲草纸抄本作为出土文物很少有考古学意义上的价值。希腊风格、罗马风格或拜占庭风格、穆斯林风格的城市哪怕是一个区域的一小部分也没有发掘出来。就村庄而言更是没有被充分发掘。埃及很少有象地中海各地一样被分门别类、系统调查过的区域，这就没有可能复原大范围的民居样式。近几年来，这个河谷的考古学以法老场所为主；相对而言，相反地，沙漠、法尤姆、三角州在晚近时期扮演一个更加重要的角色，而这些却没人调查。 然而，并非是人们哗众取宠的一个主要的问题是，尼罗河（至少在一些区域是）在过去两千年内大体上是不断东移。结果，许多村庄不得不随之移动，古代遗址也一定随之湮没，其碎片现在佚散在这个三角州或万吨淤泥下的地中海。而且，这个三角州上比较高的湿气对蒲草纸抄本和其他有机材料的保存极为不利。总体来看，发展的压力和灌溉扩充至以前干旱的土地近几年来使一些考古学家认为，在现状完全消失之前，这个三角州应该得到较多的关注。 古代城市和村庄上绝大多数有现代住户。亚历山大城就是一个被现代城市埋葬在地下的一个古城。现在亚历山大城正中心位置的罗马剧院就是1960年来自华沙大学考古中心的一个波兰考古队调查发现的。这个位置是一个人造护堤，建于1798年，拿破仑·波拿巴的工程师在堤上建了一个堡垒。为了挖掘古代遗迹就有必要挖出大量含有晚近时期文物的上层土。在这个过程中勘查了不同时期的两个穆斯林公墓。我们发现海岸线从古至今有重要改变，一些从前是陆地的特征现在也被湮没。最近在这一区域进行的两个队的水中探险已经引起相当多的杂志报纸注意。最重要的是，我们已经留意到自古以来大片陆地湮没具有多么戏剧性的影响。许多曾经是古代城市的港口现在在水之下。法兰克·戈迪奥的远征（服务于欧洲海洋考古研究所）在吉恩－伊韦斯·埃姆佩亚以历山大式研究为中心的（CEA）作品之外有了有趣的发现。无论如何，他们的发现地在古代明显是干旱的土地。虽然仍有许多我们不知道的东西，但波兰和法国的挖掘给了我们这个用新眼光、新视点研究亚历山大城历史的机会。 我们已经注意到，在埃及作为波斯人、托勒密王国、罗马省、基督主教教区殖民地的上千年里，地理学是神授的，是埃及与生俱来不可分割的权利。埃及的母语属于亚非语系或者叫闪米特－含米特语系，代表了这一语系一个自治的分支。虽然在音韵学，形态学和语法上有重要变化，但在埃及将近四个几千年的历史中，古埃及语一直作为沟通的介质。这种语言在大量不同的手写体中表现出来。象形文字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开始在纪念碑上出现，而且一直延续到公元四世纪。我们最近已知的象形文字的碑刻题字可追溯到公元394年。在这一过程中，一种被称为“僧侣式”的草书形式也发展起来。虽然僧侣式草书是象形文字的一个直接表现形式，但它只是为了书写快捷。僧侣式草书更适合于用手在一卷蒲草纸上书写，因此它常用来写文件、法律文本以及文学作品。公元前七世纪，出现了一种被称作“通俗体”、以象形文字简化版形式出现的新草书。这种手写体被用来书写行政文件和文学作品。虽然希腊人在托勒密王朝时期已经有了这个底子，但直到罗马早期，通俗体只在平民日常生活中使用，也就是在那一时期，它作为一种语言事物消失了。但是直到公元三世纪它仍然被当作一种文学语言在埃及的神职人员中使用。公元三世纪末，出现了一种叫做“科普特语”的新的埃及语言书写形式。用希腊字母加上七个通俗体的符号书写，来表示希腊语中缺少的埃及语音素。作为埃及语书写史上的第一次，元音通常书写整齐，出现许多从希腊语借来的字母。科普特语的发展与基督教会联系紧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