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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对明清之际经济发展的情况很感兴趣，读书找材料时，是想写一篇规范的按照某一史料展开来谈某一问题的论文，比如粮食种植业，或经济作物种植，或矿冶业之类。但是遇到了两个麻烦。第一，找材料的过程中就发现各个领域都有无数篇前人的论文摆在那里了。第二，对于一些当时社会基本的现状史学界似乎并没有取得一致的看法，各位功力深厚的大师论述各异。我对于原始资料的查证等方面的工作根本没有任何基础，所以越看越不敢妄言。没有结论，只好将我在过程中的一些收获写出来，算是一个思想报告了～ “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作为史学问题中的“五朵金花”之一，一直以来受到关注，并有学者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对此进行研究。我对历史问题第一次正式的关心，也是始于对此问题的考虑。当时是想弄明白，中国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曾经经历了那样的辉煌，为何在明清之际却走上了一条衰亡之路。在历史的分岔路口，我们为什么会走向已经发生的一边？如果能够重新选择一些政策，我们当时有没有机会走西欧的道路？或是像日本一样由落后而发展起来？这个问题，越看发现需要读的书越多，到现在我也没有找到答案。 但是通过看书，对于自己的疑问，还是有一些认识。首先是对于问题本身的思考。第一，我国是否真的经历了一个由盛转衰的过程，并不是像我自己之前想的那样肯定。当然，中国的经济实力的一度强盛是有目共睹的。汉唐盛世，举世瞩目。泱泱大国，气势何其雄壮。但是，这种经济实力并不代表它具有发展的潜力。相反，始于秦汉的大一统盛世的模式，其中也许早已蕴含了社会不能产生飞跃性变革的内在因素。中国虽然很早就有四大发明，我们也常常以其作为古代中国的文明“举世莫敌”的标志，但它们都是大众的“妙手偶得之”。除了能说明古代劳动人民的勤劳智慧之外，并不代表我国有鼓励科技发明的特别土壤，也不表示我国有把这些发明应用到推动社会前进活动上的动力。作为很重要的一门基础学科，中国的数学成就，与古希腊相比，也始终没有发展出那样深刻的逻辑体系。所以，要想找出中国社会在近代落后的原因，单着重明清两朝进行讨论很可能抓不到所有的东西。另外，是否在明清之际就是衰微时期？也未必。在西方突飞猛进发展之对比下，中国的发展步伐是显得缓慢了很多，但是从中国经济本身的运行来看，中国只是在原来的路上按照原有的速度发展着。似乎谈不上明显的“衰”。甚至从明中期以降出现的种种迹象表明，中国的经济、社会总体来讲还是有一定程度的进步。最有代表性的现象如江南纺织业（丝织、棉纺织）的相关发展[1][1]、江南市镇[2][2]的兴起等等具有典型早期工业化特征的发展。另外比如社会风气的变化[3][3]，思想的解放[4][4]等等，让人无法得出这是一个正在下坡的社会的结论。如果说这个社会有种种弊端，那也大多是历朝都有的痼疾。所以，我之前在考虑的“由盛转衰”也许根本就是个伪问题。汉唐无所谓盛，明清也无所谓衰，它们都在按照一定的内在规律运行、发展，只是与国际比较起来，汉唐时相对强盛、早熟，明清时发展相对缓慢，终至挨打。所以需要研究的问题也许不能被称之为“由盛转衰”。而是要在比较中研究是什么因素促成了西欧的强盛，又是什么使得中国的社会总是“重复昨天的故事”而无法产生革命性的变革。 其次，在读书过程中我发现中国老一辈的历史大师，比如傅衣凌先生，是在“资本主义萌芽”框架下探讨明清经济问题的，而李伯重老师，则采用了早期工业化这一提法。[5][5]通过向老师请教，以及其它文章的互见，我对二者之间的差异有了一定的认识。资本主义萌芽的提法，有一个隐含的假设在里面，就是历史的发展是单线的，上升的，一个社会如果不受其他因素干扰，会自发地经历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变革。并且，这种变革，一个很重要的表现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出现和对立。资本主义萌芽论，往往试图从明清的经济发展中找到符合两大阶级出现的证据。并把中国社会的落后归结为新阶级的不强大和旧势力的顽强，“旧的东西老是拖住活的东西”【1】以及外国势力的入侵打断了中国萌芽的进程。这一理论体系毫无疑问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史观上的，然后以事实为基础去寻找满足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证据。但是，历史的发展是否真的就是一条单线，封建社会是否必然能够在正常状态下自发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的大发展是否一定要以分化出有人身自由而没有财产的自由劳动力为条件，这些理论的必要性都还值得商榷。而原始工业化理论不再像马克思主义史观那样注重生产关系，而着重研究在传统意义上的“工业化”之前所发生的一系列事实和这些早期发展与工业化之间是否有关系，有怎样的联系等问题。我个人觉得，后面一个研究框架比较实用，能够使人把注意力放在经济的客观发展过程上而不是刻意地去套某一个理论所规定的条件。 以上是对于问题本身的一点反思。接下来，就是考虑造成发展路径差异的可能会是哪些因素。 很多学者都提到一些自然地理方面的因素，比如西欧（尤其是英国）有丰富和易于通过水路运输的动力资源（煤）和金属资源（铁）而中国这两项资源都比较紧缺。李伯重先生认为正是中国紧缺的煤铁资源限制了中国重工业的发展，从而从根本上制约了经济的转型，而只能向超轻方向畸形发展。同时他提出，如果没有外国势力入侵，一些正在形成的煤铁资源的市场会扩大，会部分扭转这样的情况。[6][1]也有著作提到，中国纵向的河流稀少，陆路运输要比水路成本高很多，从而阻碍了中国大宗货物的交易。虽然中国东西向河流众多，但纬度相似的地区农产品又很类似，也不利于大市场的形成。[7][2] 以上这些言论，颇有地理决定论的影子。（绝对不是说李伯重老师的研究是地理决定论，而是我自己把所有有关地理因素的论述放在一起之后联想的） 再联想到中国历史上两次气温最低的时期正是最大的两次分裂期，地理决定论对我还是颇有一些震撼力的。甚至如魏特夫的治水社会论，将社会结构的问题也归结为地理原因，我觉得也不是没有可取之处。但是，如果把问题的全部归结为诸如“西方资源少，又临海，所以海上探险热度始终不减，最终促成了地理大发现，打开了广阔的市场，使西欧最终突破了“斯密型增长”的极限。而中国西南均为高山阻隔，北面是草原，东面是浩瀚无边的大洋，决定了中国人习惯于在一个封闭的环境中满足于糊口水平”（糊口水平是黄宗智先生的说法，这里只是借用一下，不是黄先生这样说）这样一类原因，是没有什么意义的。这无疑是说，自从海陆位置大致定型，在某一区域生活的人几千年中的发展轨迹就已经被注定了。起码我自己不能接受这个宿命论的说法。我认为地理环境在历史发展中也许起了比传统马克思主义史观所认为的更大的作用（马克思主义史观是严厉批判地理决定论的），但我们应当更仔细地研究在地理环境下人的主观能动性所产生的影响。 说到人的主观能动性，又想到在网上经常能见到同学争论一些帝王的功过是非，以及“如果明朝不是出了像万历一样十几年不上朝的皇帝” ，“如果不是乾隆骄傲自大，故步自封，我们国家就不会……”之类的言论。之前我也如此想过，但是在了解一些国家政治、经济运行方面的知识后，我逐渐认识到帝王决定论的片面性。因为帝王是环境造就的，他的所有决策都基于他当时能获得的社会、经济知识，所以帝王至多是历史的主角，而不是编导。比如大家经常指责明朝的皇帝不勤政，但这样大规模的不勤政现象背后必然有一些制度性的因素。明朝中后期，是一个官僚集团势力强盛的时代。在皇权与官僚集团权力的角力中，皇帝自己的个人意志往往不能充分地实现。于是皇帝干脆“罢工”抗议。其实如果换个角度想，在皇帝缺勤如此长时间的情况下，朝政居然能一直运转下去，这正好说明了当时行政体系的成熟。所以，从宏观的意义上讲，帝王应当是被决定而不是决定者吧。 第三个考虑角度，也是我看书到目前觉得比较有意思也很有意义的研究。即从宏观的、社会的角度研究当时的社会运行状态，比如研究人口压力，政府角色，制度运行及作用，农业、手工业、商业的状态，等等，然后综合考虑，比较异同。王国斌认为，发展是一系列复杂因素共同决定的，“已经发生之事不一定就是实际上最可能发生之事”。所以应该深入研究已经发生的经济、政治变化（而不是用并未发生之事来解释已经发生之事，即不要试图从中国的发展路径中寻找与西方的相异点然后就简单地判断说由于中国缺失了这些因素所以没有走向西欧的道路[8][3]）这个比较的前提就是我们要尽可能地重现当时社会经济的真实状况。这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比如人口，尤其是江南的人口数量到底是什么样的状况，争论一直存在。人口是经济发展的动力――劳动力，和阻力――过多的人口会导致边际生产率下降，消耗掉大量物质财富而使社会无法由物质财富的积累而产生飞跃，对家庭而言，过多的人口使家庭只能忙于维持生存而无力投入资金进行生产工具投资，人员过多也使得家庭依赖于增加劳动力投入以提高产量而不是靠生产工具。江南经济到底是怎样的发展路径与人口状况到底如何有着决定性的联系。黄宗智认为，明清江南的经济正是因为在人口的压力下才出现了“内卷化”（involution），即有增长（总量的增加）而无发展（生产率的提高）。[9][4]但是这个判断必须有两个实证研究作基础，一是人口的数量是否确实多到产生巨大的压力，二是生产率（主要研究集中在农业，也包括部分手工业和早期工业化的“工业”）是否一直没有太大提高。看了一些学者的研究，如李伯重先生的《"过密型增长理论"不适于明清江南农村经济史研究》，和何炳棣先生的《明初以降人口及相关问题》还有王国斌先生提到施坚雅做的一些研究，对人口和生产率的状况都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因为我的学识所限，也没有从第一手的明清材料出发进行研究，所以只能将各位大师的成果都记于心而待查了。 关于农业和手工业的研究，已经有大量的论文对现有的材料进行了仔细的爬梳整理分析。我之前曾经自不量力地写过一篇关于明清水稻生产的论文，（附于文后，请老师指教）但是后来再看过相关材料后，觉得既然人口压力这个前提在长时段内都不能保证，那么关于人口与水稻生产间的关系我也就未必能总结全面。但是，在确知的人口数量迅速上升的时期内，文中所提到的水稻生产与人口增长之间的关系在逻辑上还是能说得通的。 以上这些“也许”，只是我很杂乱地读了一些书之后的感觉。深刻的研究，由于功力所限，现在还无法进行。希望以后有机会可以进一步增进认识。 注释： 注1 傅衣凌 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 p192 参考书目： 傅衣凌 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 人民出版社 1989 明清封建土地所有制论纲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2 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7 李伯重 多视角看江南经济史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3 江南的早期工业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王国斌 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8 何炳棣 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 三联书店 2000 布洛赫马克 法国农村史 商务印书馆 1991 清代乾嘉道巴县档案选编 四川大学出版社 1989 郑天挺主编 明清史资料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0 谢国桢选编 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 福建人民出版社 附： 由水稻栽种管窥明清粮食生产与人口增长之关系 稻，在先秦时代的文献中已有记载。《诗经·小雅·甫田》中即有“黍稷稻梁”之言。稻无论是以植株形态、颜色还是生长地区、环境命名，它们在生物学分类上都分属籼和粳两个亚种。籼米和粳米又有糯性和非糯性之别。糯米吃起来富有粘性、柔性，特别适宜于酿酒，而祭祀稻神和祖先决不可少的是酒。《诗经》有云：“为酒为醴，蒸畀祖妣，以洽百礼”。（《诗经·周颂》）材料中也提到“凡再植稻，遇秋多晴，则汲灌与稻相终始。农家勤苦，为春酒之需也。” 此为对稻需求的来源之一。 但是，稻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并没有特别突出的表现。粟、麦、稻这中国三大主要粮食作物的排名，从新石器时代到商周时期，粟一直居首位，麦次之，稻又次之。秦汉以后，麦的地位上升接近于粟，稻仍为次。三国南北朝，稻的比重有了比较明显的上升。从宋以后，稻便取代粟麦而跃居首位。【1】作业所给材料乃著于明代，《天工开物·乃粒》中这一段关于稻的论述是位列第一的。并且，原文的第一段话中写道： 今天下育民人者.稻居什七.而來牟黍稷居什三. 从中不难看出，在明代，粮食种植显然已经处于“国不可一日无稻”的状态了。 水稻在明清粮食生产中的地位之所以重要，除了与它本身具有的优良特性有关，还与明清时期的人口状况密不可分。 首先，从稻的自身特点来看。水稻最突出的优势在于它是一种单位面积上生产潜力极大的作物。这个时期，北方和南方的小麦和水稻都比较成功地应付了人口增长带来的压力，但比较起来，稻米的生产潜力愈到后来愈益明显。从秦汉至清代，粮食的单产是逐步在增加，但稻米的单产则是唐以前低于其他粮食作物，唐以后开始明显高过其他粮食的单产。 粮食亩产量（包括稻及其他粮食作物）的增长速度要慢于水稻单独亩产量的增长速度，这是水稻较之其他粮食作物能更好地应付人口的压力的明证。 水稻的另一个重要优势是它的品种多样，生长期长短兼有，适合南方地区复杂的气候条件，又可有效提高复种指数。正如我们在材料中所见，栽培稻，在经历了数以千年计的不断种植和选择后，产生了成百上千的水稻品种资源，这非常适合于江南复杂的自然环境。我国淮河以南是典型的亚热带季风气候区，降雨时间集中，降雨带推进速度不稳定，短时间内降雨量大，导致农田时常出现洪涝或干旱的情况【3】。在圩田、湖田和涂田地区，由于水源得不到有效的控制，正常的播种时节往往因雨水的浸注而中断，“若田亩逢旱干、水溢，不可插秧。秧过期，老而长节，即栽于亩中，生谷数粒，结果而已。”在一些海滨地带，如广东东部沿海地区，则还要考虑咸潮的不利影响。历史上著名的黄穋稻就是适应水田直播需要而出现的品种。它具有晚种而早熟的特点，全生育期只有六十至九十天，同时具有耐水的特性，这使得黄穋稻适合在地下水位较高，甚至于长年淹水的环境下种植。见于明代记载的骑牛撒，得名即源于“谷宜深水种，谓之骑牛撒”。另外，由史料中记载的两“异”可以看出，明代在抗旱品种的培育方面也有很大发展：“早秧一日无水即死，此秧历四、五两月，任从烈日暵干无忧，此一异也”；“凡稻旬日失水，则死期至幻出旱稻一种，粳而不粘者，即高山可插，又一异也”，这非常有利于扩大种植面积；另外，“凡秧既分栽后，早者七十日即收获”，生长期较短，也利于提高复种指数，增加粮食产量，缓解粮食紧缺之困。 第二，从人口对水稻种植的作用来看，在经过了三国魏晋以及唐宋之际几次大规模北民南移，人口重心转移到南方，江南地区人口压力增大的基础上，明清之际，人口又出现了全国性的增长。根据官方的统计，洪武十四年(1381年)，全国有1065.43万户，5987.33万人。永乐元年(1403年)有1141.58万户。6659.83万人。从洪武十四年(1381年)到永乐元年(1403年)，仅仅过了22年，全国就增加了76.05万户，672.50万人。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时，全国统计的人口是6054.58万人，【4】这个人口数比元代的极盛时期，元世祖大统一时代的5365万人，约增加700万人。江南各省如浙江、江西等，人口都在500万以上,湖广400万以上。对于北方，扩大耕地面积相对容易，如清朝统一漠南蒙古之后，多余的生产力可以通过移民垦边的方式消化一部分。【5】但对于南方，可增加的耕地面积是相对有限的。材料中“湖滨之田”，“高山可插”等记述，已经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生产者为扩大耕地所作的艰苦努力。在已经“百级山田带雨耕，驱牛扶犁半空行”、“水无涓滴不为用，山到崔嵬犹力耕【6】”的情况下，耕地面积虽然也有增加，但增加的速度还是远没有人口增长快。明洪武十年（1377年）到清嘉庆十七年（1812年）的435年中，人口增加了5.04倍，耕地只增加了1.18倍，人口增长的速度是耕地增长速度的4.27倍，与此相应的是人均耕地的迅速下降，明万历六年（1578年）人均耕地为11.56亩，到清乾隆三十二（1767年）年，人均耕地降为3.72亩，减少了68％。【7】所谓“路遥知马力”，这样大的人口压力，必然使得生产潜力最大的粮食作物脱颖而出。 水稻与人口却并不只是水稻生产满足人口增长对粮食需要的关系，它与人口增长还有着更加隐蔽的联系。 水稻种植一般都是以户为单位进行的。在当时人口迅速增加的情况下，每一户耕种的土地面积不断减少。土地越分越细，大型的、先进的农具就失去了用武之地，农户也鲜有资金实力去购置这些农具。种植水稻只能全靠人工劳动。“凡再植稻，遇秋多晴，则汲灌与稻相终始”，劳动量之大可见一斑。况且我国多采用育秧移栽技术，“凡播种，先以稻麦藁包浸数日，俟其生芽，撒于田中。生出寸许，其名曰秧。秧生三十日，即拔起分栽……”这种种植方法可以密植高产，同时利于清除杂草，防止病害，便于耕耘管理，在历史上作为水稻栽种技术的重大改进对提高其产量起到了很大的积极作用，但另一方面，“燠气将炎，农兴以出，伛偻如豚，至夕乃休，泥涂被体，热烁湿蒸，百亩告青【8】”，移栽使水稻种植成为一项与种植其它作物相比需要更多劳动力的工作，在农具、畜力这些辅助方式都变得不太现实和机会成本比较高的时候，（畜力分析见下）边际成本较低的添丁加口就成为了疲惫不堪的农户们最直接的选择。“田夫抛秧田妇接，小儿拔秧大儿插。”加上当时由于桑争稻田、棉争粮田，而桑、棉也需要大量人工，【9】就逐渐形成了“人口增加――每户耕作的面积减少――先进复杂的大型农具没有用武之地――人力劳动――劳动力不足――增加人口” 的怪圈。 另一个怪圈也是人口与粮食需求相互作用的结果。明清之际，江南地区“南方平原，田多一岁两栽两获者”，“其冬季播种，仲夏即收者，则广南之稻，地无霜雪故也”。人口增长和粮食供应的失衡不仅使得原本一些可以用来放牧地方都被开垦出来作为农田，而且促使人们不遗余力地提高复种指数。原来一些在收获之后可以用来放牧的农田纷纷种上了作物，农田没有一时闲，原来靠吃收获后闲置农田中作物便可养活的家畜就没有食物，但农户显然更愿意多种一茬粮食而放弃养家畜，从而导致了畜牧的萎缩和牛力的缺乏。唐朝江东犁的出现和明清铁搭的盛行，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10】人口增加使得铁搭的使用成为可能，而畜牧的萎缩又使得牛耕缺牛，只好用人力代替牛力，铁搭代替牛耕。这又进一步加大了对劳动力的需求，据宋应星估计“假如有牛者供办十亩，无牛用锄而勤力者半之”，这是一种比较保守的估计。一般说来，一牛可抵七到十人之力，因此少一头牛就相应地要补充七到十个劳力。这样就不自觉地使中国陷入了“人口增加--畜牧业用地改作农田--畜力不足—人力劳动—劳动力不足--增加人口”的恶性循环。 综上，我们可以分析得出明清人口与农业之间一些颇为微妙的关系。而人口与农业又是一个社会一切其它产业发展的基础。可以说，明清社会与经济的发展，无不与此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 注1 长 江 流 域 的 水 稻 文化 游 修龄 注2 吴 慧《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194页，农业出版社 1985 注3 陈关龙、高帆：明代农业自然灾害之透视，《中国农史》1991年第4期，页9 注4 数据来源：《明实录》 注5 光绪《承德府志》卷27载：“直隶、山东、山西人民出口耕种谋食者岁以为常，……东自八沟，西至土城子一带皆食田直隶山东无业贫民，出口耕种者不啻亿万，此汉唐宋明所无” 注6 宋 朱行中 摘自北宋·方勺：《泊宅编》一，卷三。丛书集成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91页37 注7 引自《中国农史》 明清时期中国南方稻田多熟种植的发展 作者：闵宗殿 注8 直播稻的历史研究 注9 曾雄生 明清桑争稻田、棉争粮田和西方圈地运动之比较曾 雄生 注10 参见《补农书校释（增订本》，第27页，农业出版社，1983年。 参考文献 1 我国水稻品种资源的历史考证 游修龄 2 中国水稻育秧发展史 桂慕文 3 宋元水稻栽培技术的发展与定型——宋元农书研究之一 陈伟明 4 明清时期江西水稻品种的特色 曾雄生 5 何炳棣：中国历史上的早熟稻，《农业考古》1990年第1期，页119 [1][1]原始资料，如明宋应星《天工开物·乃服》，有丝纺与棉纺技术的记载。如：“凡双茧，并缲丝锅底零余，并出种茧壳……”“凡棉布御寒，贵贱同之。……凡纺工能者一手握三管”等语。另有明徐一夔《始丰稿·织工对》、清叶梦珠《阅世编·食货六》等，对纺织手工业的技术、运作、交易情况都有所记录。郑天挺、傅衣凌、尚钺、李伯重先生都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 [2][2] 参见 [3][3] 如《博平县志》 “至正德嘉靖间而古风渐渺……甚至娇声充溢于乡曲，别号下于乞丐，逐末游食，相率成风”等描述，在明清地方志中有不少类似记载 [4][4] 如，李贽的一些思想。 [5][5]见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多视角看江南经济史》等著作 [6][1] 参见 李伯重 [7][2] 见许平中 [8][3] 见王国斌《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 [9][4] 参见 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1368-1988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