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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国先秦史学会、北京市历史学会、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青海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及史学所、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先秦史研究室等单位联合发起的中国奴隶制问题学术讨论会，9月1日至5日在北戴河召开。 五十四位从事中国史、考古学、民族学和世界史研究的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向会议提供论文36篇。大家就奴隶制的理论问题、中国奴隶制形态的特点等重要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会议期间，各派封建论者除了就各自的观点进行交锋之外，还着重讨论了以下问题： 一、五种社会形态的理论是否具有普遍性。一种意见认为，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依次经过五种社会形态的理论，在世界范围内具有普遍意义，各民族的发展固然有各自的特性，但又有鲜明的共性，研究中国奴隶社会问题，应当以五种社会形态的理论为指导。另一种意见认为，奴隶制与奴隶社会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不能混为一谈。奴隶制作为一种生产关系、剥削方式，的确在各民族的历史上长期存在过，但它仅仅在极个别地区（地中海沿岸的希腊、罗马）获得过充分的发展。因此，经过奴隶社会，只见之于世界极个别地区，是“变例”。中国古史问题长期聚讼不决的原因在于，人们所争论的是一个失去大前提的问题，一个不存在的问题，中国并没有经过奴隶社会，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分期断限又从何谈起呢？ 还有一些从事少数民族历史研究的学者认为，历史发展的规律是宏观总体的、由低级到高级发展的进程或趋势表现的单线论和微观具体、丰富多彩的多线论的对立统一。在人类历史上，并非每个民族都经过奴隶制，经过奴隶制的民族都有其特定的历史条件。就云南二十多个少数民族而言，除彝族外，绝大多数都没有经过奴隶社会。在人类历史上，五种社会形态都依次得到充分发展的实例，在任何一个民族中都不曾有过。从原始社会母系氏族时代跳跃到农奴制的实例，要比奴隶制多得多，因此，社会发展不平衡是一种普遍的历史现象，由此而来的历史跳跃也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 再有一种意见认为，中国经历过奴隶社会，但这是一种与希腊、罗马不同类型的奴隶社会，即家长制奴隶社会，或称授产奴隶社会、家族奴隶社会、氏族奴隶社会等等。 二、中国奴隶社会的形态和特点。一种意见认为，春秋以前中国停留在家长奴隶制阶段。其特点是，父系大家庭由家长及其妻子儿女和奴隶组成，家长对其家庭成员和或奴隶都具有生杀予夺的特殊权力。这种奴隶制最初是从养子制演化来的。奴隶劳动的经济作用，一解决贵族消费为主，主要社会生产者则是村社农民。战国到秦汉，私人占有奴隶普遍化，奴隶广泛使用于生产劳动，奴隶成为单独的个人，不复有自己的小家庭。奴隶买卖发达，奴隶劳动的目标转向于生产剩余产品，社会遂从不发达的家长奴隶制进入到劳动奴隶制。 另一种意见认为，产生文明时代的社会基础有两个：奴隶制产生的社会基础是发达的父权制或父系家长制，封建农奴制产生的社会基础多是母系制或母权制。姬周族以及欧洲中世纪建立农奴制国家的斯拉夫、日耳曼诸民族，都没有经过发达的父权制和奴隶制，在外因的影响、作用下，由母系制直接进入农奴制。而商代统治的中心地区则已处于奴隶制时代，这是与商人发达的父权制有关的。 还有种意见认为，我国夏商周三代是家内奴隶制（或称父家长奴隶制）。再有一种意见认为，商周是宗法制与奴隶制密切结合的宗族奴隶制，之后发展为宗法封建制。又有一种意见认为，中国奴隶社会是属于恩格斯所说的“东方的家庭奴隶制”类型。 三、研究中国奴隶制的方法问题。有的同志认为，过去研究奴隶社会问题时，视野不够开阔，就事论事者多，宏观研究少。今后应从全面考察入手，从三国到魏晋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都要研究，只有这样才能把握中国奴隶社会发生、发展和瓦解的全过程。但也有同志认为，应当从具体问题的研究入手，现在奴隶社会问题研究进展缓慢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许多具体问题没有弄清（比如众、庶人、隶臣妾等等的身份问题），因此，今后要把注意力放到具体问题上来。还有同志认为，奴隶制产生于原始社会末期，因此，只有从研究原始社会解体的原因入手，才能从根本上弄清奴隶社会的各种问题。 一些考古工作者指出，应该加强对传说时代的研究，大胆使用与文献记载相符的考古材料。建国以来，考古材料日新月异、层出不穷。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到春秋战国，有许多新的重大发现。史学工作者应当充分利用这些资料来印证和补充文献材料，逐渐将传说时代变为历史现实，这对于研究中国奴隶社会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大会秘书组） 大约是某期《中国史研究动态》上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