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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学术翻译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业，柏拉图著作的汉译尤其嘉惠学界。但柏拉图写的几乎都是哲学戏剧，因此翻译中的"信"首先要求在文风、文体等方面忠实于原著，并需要从文学和古典学的角度，而非仅仅从哲学的角度进入柏拉图思想，这样的翻译和理解或许才是真正的"回到柏拉图"。 Abstract：Academic translation is an enterprise of boundless beneficence, while the translation of Plato's works could be the most beneficial one to our academia. Whereas most of Plato's oeuvre is philosophical drama, the first demand of "literalness" in translation thus would rest on faithfulness in composition style, and we must enter Plato's thought not only through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 but also through literature and classics, such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can only be an austere "back to Plato". 近一两年来，我国的柏拉图著作翻译有了长足的进展，刘小枫译的《会饮》（2003）、谢文郁译的《蒂迈欧》（2004）、王太庆译的《柏拉图对话集》（2004）接踵面世，呈现出一番繁荣景象。而最值得一提的是《柏拉图全集》（王晓朝译，人民出版社2002-3年）的问世，这是汉语思想界柏拉图研究中的一件不算小的事情；译本并非没有瑕疵，但对于柏拉图著作的汉译事业来说，也算功德圆满了——当然，我们尚需等到柏拉图各篇著作的译注本出版，柏拉图研究的平台才算大致搭成。如果以此为契机，回顾汉译柏拉图的历程，也许会总结出一些有益的东西，一来可以更集中、更深入地反思前辈们所指明的门径，二来也可以在对前几次“战役”的总结中，为以后制订柏拉图研究（包括翻译）的“战略方针”找到一些经验教训。以往可鉴，来者可追。 一 柏拉图作品的汉译起自上世纪20年代——从吴献书、张师竹、郭斌和、景昌极诸先生的文言翻译到40年代陈康先生的《巴门尼德》译注达致顶峰，随后有严群、朱光潜、郭斌和、张竹明等大译师在50－60年代筚路蓝缕、辛勤耕耘（尽管有的译作直到80年代才得以面世，戴子钦译《柏拉图对话七篇》甚至到90年代才得出版：辽宁教育版1997）。到了新时期的90年代，其他各界人士亦加入柏拉图作品的汉译：黄克剑译《政治家》、杨绛译《斐多》、张智仁等译《法律篇》；尤其古希腊文学专家水建馥先生译的柏拉图对话四篇，译文精审、译笔练达，值得揣摩{1}——我们也不要忘记香港学者和台湾学者80年代到90年代的翻译（详后）。其实，柏拉图著作究竟该由谁来译，在西方也争论不休。{2}由于我们目前还暂时缺乏西方古典语文学方面的人才（我们没有培养古典语文学家的文化土壤和“文科中学”的制度措施），柏拉图著作由哲学家还是由文学家来翻译，绝非什么无聊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除了大力加强西方古典语文学的训练外，还需译者集哲学家和文学家之所长，尤其在翻译柏拉图作品时，因为，柏拉图兼有哲学家和文学家的双重身份。 翻译本是不得已而为的事情。对不懂外语的人来说，翻译是一座桥梁，架起两种文化间的通道。对懂外语的人来说，译者所持的翻译理念、选取的视角和采用的名称，本身就是一种理解，可以为所有研究者提供一种参考，因为，翻译绝不（能）是单纯的照抄照搬，何况还有着一种称为“竖译”的翻译方法。正如翻译大家王太庆先生所说：“翻译不止是为了不识外国字的人，也同样是为了识外国字的人，因为优秀的翻译可以纠正误解、加深理解，所以翻译并不是简单的舌人，负有更多的责任”。{3}语言间的翻译或“转渡”（über-setzen，如海德格尔所称），本身就包含了义理的移植和再生，因此，即便对懂外语的人来说，翻译也是一道了解异质文化的门径，这就是为什么翻译虽总也免不了受人垢病，却依然有如此多的学者前赴后继地“费力不讨好”的原因。正是译事之艰难与其引领之大德，体现着翻译的自身价值，这是我们看待学术翻译的出发点。 从积极方面看，翻译又并非不得已的事情，因为，翻译本身就是一种研究的方式，是借鉴他人成果、丰富本国文化的必要手段——翻译什么、怎么翻译，一定程度上影响甚至规定着母语文化发展的态势。拉丁文化对希腊文化的翻译，根本性地决定了罗马文化的样式，而佛经的翻译对宋明理学的深远影响怎么估计都不至太过。至于20世纪80年代急切而粗泛的“翻译运动”，对“尼采热”、“萨特热”和“弗洛伊德热”的推波助澜，应是记忆犹新的活证。相信《柏拉图全集》的翻译和出版，定会大大提升我们对柏拉图的热情，对我国的“博雅教育”（liberal education）或“通识教育”也必会产生不小的作用。尤为可待者，兴许会在古典学的滋养中，通过柏拉图而把人们的视线从甚嚣尘上的“后”学那里拉回到自我反思的内心深处，一如当年苏格拉底之所为。 具体到个体的学术人，翻译和研究本相辅相成，如果没有对相关学问作一番深入研究，那样的翻译是盲人骑瞎马。如果缺少了翻译这个环节，研究即便可能，也总容易孤陋寡闻。因此，翻译者承担着对自己和对他人的研究方面的责任，在我国翻译柏拉图的前辈陈康先生看来，这种责任就是“校勘”，陈康先生当然是在极宽泛的意义上提到校勘以及校勘以外的功夫，翻译者不仅要对不懂外语的人、而且还要对懂外语的人，提供字词的训诂和诠释，提供义理的分梳和条陈，这样的翻译才是有价值的，他的理想是“能使欧美的专门学者以不通中文为恨（这决非原则上不可能的事，成否只在人为！），甚至因此欲学习中文，那时中国人在学术方面的能力始真正的昭著于全世界”。{4}这个目标对于“现代”学者虽然过高了一点，但足可充分说明翻译学术著作乃“大事因缘”，既需“至少用汉译大藏的魄力去干才行”（王太庆语），还需以敬畏之心、虔诚之意去干，否则就不仅仅是“嚼饭喂人”那样让人恶心，更“败坏青年”，遗患无穷。 二 稍微懂行一点的人都深知希腊语之难，希腊文对操现代西文（甚至与之同源的印欧语系）的人来说，即已古奥难解，何况对于思维方式和精神气质完全相异的汉语文化！因此，王晓朝教授独以一人之力，译出柏拉图“全集”（柏拉图作品的真伪大概会是个没完没了的问题），就凭这一份干劲，已可在柏拉图著作的汉译史上占一席之地。 笔者早在90年代初就听说北大的王太庆先生拟独自完成柏拉图全集的翻译，当时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也只有靠宏大愿力才能做到的事情。结果，王太庆先生没有能够完成夙愿，个中缘由想来十分复杂，我猜测一是因为先生年事已高，二是他一贯的严谨和精益求精的治学本分，让他既不愿意以杂凑的劣质译文搪塞读者（我怀疑那一代学人脑子里可能从来就没想过“短平快”之类的取巧法门），更怕对不起柏拉图（我同样怀疑译品低下的当今译界还有多少这样的敬畏之情）。王太庆先生说“翻译不是欺世盗名”，{5}他的意思是说，欺世盗名的翻译是要烂舌头的。其实，翻译是一件既艰苦而又不算“科研成果”的事情（翻译是彻头彻尾的“遭洋罪”），而且最近名声还不太好，谁还会蠢得靠翻译来沽名钓誉？果真如此，“盗”或“钓”来的多半是“骂名”。其实正是在“译无达辞”而旬日踌躇的骚首煎熬中，在翻译之为“失”的无奈境地中，在翻译之为别一种“精神接生术”的本然状况中，我们更能体会到翻译的伟大之处来。贺麟、王太庆这一代学者大多“译而不作”，除了特定的时代氛围而外，可能就是因为他们悟出了翻译的价值之所在。 王晓朝教授的师尊严群先生，平生亦素抱尽译柏拉图著作之志，惜乎壮志未酬。幸先生传下薪火，后继有人。今王晓朝教授踵事其华，以尽早完成先师未竟心愿之热切希望，在前人努力的基础上翻译出版了这套里程碑式的《柏拉图全集》。据王晓朝的“导言”所述，它不是老译文的汇编，也不是老译文加新译文的杂编，而是由他全部重译并编辑而成的一个全集本。他这样做，首先是补上了尚未译成汉语的柏拉图真作，其次是取代了以前那些用文言文翻译的柏拉图作品（王太庆亦反对用文言文或语体文译柏拉图），还至少初步解决了译本出于多人之手而产生的译名混杂的现状，所以，“为了解决这些难题以适应时代和读者的需要，译者不得不放弃捷径，将柏拉图著作全部重译，这样做决不意味着对前人工作的不敬”。{6}在我看来，除了上述的成功之处而外，“重译”本身就体现了一种“爱吾师”与“爱真理”和“爱柏拉图”的和谐统一，也点明了翻译本身就是一个不断更新、不断提高的过程。王晓朝的译本，不仅在形式上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首尾一贯的柏拉图全集，而且这种“重译”精神也正是学界之所需，因为像柏拉图那样的大思想家的作品，再多十个八个译本也不为过，反而才能百家争鸣、集思广益，才能更深入地研究西方思想的根基——欧美学界近半个世纪以来，重新翻译和解释古典思想已蔚然成风，这也许就是重新滋润已被解构之火、疑古之风弄得干涸枯萎之心灵的灵丹妙药。亦愿我国蒸蒸日上的西学研究，能顺此广开“译”路，于细读经典之中再拾坠绪，如是，则柏拉图著作的翻译就不仅仅只是柏拉图思想的门径了。 三 思想或许无高低之分，但翻译（即思想的转渡性表达方式）却有优劣之别。思想依于表达，表达方式又几乎可以决定思想的样式。因此，用以判定译品档次的那个标准，既是翻译的行业规范，也是一种理想境界，它本身就是一种思想。柏拉图著作的汉译大多出自研究者之手，因此，相比较而言，在“机械复制时代”的翻译中，大多数柏拉图著作的汉译都还算上乘，但这并不意味着就不存在自身特定的和一般普遍的翻译问题。 自严复首倡“信、达、雅”的翻译标准以来，后来所有的翻译理论几乎都围绕这三个字而展开。本来，“信”，即忠实于原文，应当是天经地义的标准，或者可以说它不成其为一条翻译的标准，因为它是翻译得以可能的前提，不应该把它当作一种要求而提出来。如果“信”成了需要讨论的问题，那只能说明翻译之外的某种东西，比如时代的道德操守和社会规范，出了大问题。陈康先生虽有简要的定论：“‘不信’的翻译不是翻译；不以‘信’为理想的人可以不必翻译”。{7}施特劳斯学派在翻译古典名著时，也特别强调“信”，以至于为了“信”而不惜牺牲“达”和“雅”，就是要忠实地传达出原作者的“原意”。{8}但我们还是要问：什么是“信”，或者说“忠实”到什么程度才叫“信”？ 王太庆主张“翻译必须以原文的内容为内容，不增不减不走样”，{9}这就是“信”。但同时王太庆又说，翻译不是誊写和译电报，不是“传声筒”，也不是“机械的描红”，而是一种创造。翻译当然是一种创造，但这种创造和“信”之间就产生了一种紧张，怎样在创造和“信”之间保持最佳的张力，这就不仅仅是个理论问题，同时也变成了一个实践问题。香港学者邝健行在为柏拉图《波罗塔哥拉》（通译《普罗泰戈拉》）译本写的短序中，一方面表示了要忠于原著，一方面又坚决反对“直译”，{10}这和陈康“宁以义害辞，毋以辞害义”的近乎“硬译”的主张相对立，而这种对立正好反映了“信”的内在紧张。这种紧张不仅在文辞和义理不能兼顾时才会变得尖锐，一般情况下的守“信”仍然是有难度的。像杨绛先生那样“一句句死盯着原译文”，{11}这当然是“信”，但遇到具体情景时，死盯原译文的理论就显得不顶用了。比如“xenos”一词，原文就有“异乡人”、“外邦人”、“陌生人”、“客人”以及由此引申出的“朋友”等多重微妙的含意，单纯译成其中任何一个名称，都若有所失。把它译成“朋友”本已不到位，译成“先生”（gentleman，sir）则更索然无味。Hugh Tredennick把《申辩》开头的“雅典人啊”翻译成“先生们”，问题就更大了，因为，原文明明是“Andres Athenioi”。这虽还很难说是误译，但这种尚能以“意译”开解的处理方式，由于人为不恰当地抽去了这个词组巨大的解释空间，就离“不信”不远矣。 由于源语言和译入语之间的巨大差异，翻译中必然出现这种两难的困境：要忠实于原文，就顾不了母语，而当母语通顺了，译文的意思离“原意”已相去甚远，这就是“信”和“达”之间的冲突，在佛经翻译时代，也就是“质”和“文”之间的矛盾。陈康先生认为，“译文的‘达’与‘不达’，不能普遍地以一切可能的读者为标准，乃只相对于一部分人，即这篇翻译的理想读者”，{12}“达”只相对于在系统哲学方面曾受过不少训练，对于相关知识又有相当了解的人。因为翻译也是给会家子看的，对于门外汉，无所谓“达”、“不达”的问题。在这种以译者为主导的强硬翻译理念中，“信”高于“达”。后来，陈康高足王太庆和苗力田承接了这种精英式或专家式的翻译理念，但做了一些修正，比如苗力田先生提出了“确切、简洁、清通可读”的翻译原则，{13}就更为注重读者的接受。王太庆先生批评“拙劣的译文最常见的问题是两种语言在打架，既像这一种，又像那一种，两种都不像，于是非驴非马，稀里糊涂”，{14}则更注重“达”。 “雅”在学术翻译中，一般都认为是一个可有可无的标准，但在翻译才华横溢的柏拉图作品时，却是需要尤其用心的地方。当然，这也不是一个绝对的标准，否则，如韦卓民先生所要求的那样，在翻译时，如原作者的写作水平远远超过译者写这种外文的水平，则那样翻译是有些靠不住的，{15}那么，无人能够写得如此古旧的文字，也绝少有人同时还胸怀柏拉图那般的才华，那柏拉图著作的翻译就不能做了。韦卓民先生的这个高标准严要求，可能受到了康德如下观念的影响，即“在我们把一个作者在日常谈话中或者在著作中关于他的论题所表达的思想进行比较时，发现我们理解他甚于他理解他自己，这并不是不常见的事，由于他没有充分确定他的概念，他有时所说的乃至所想的就会和他自己的本意相违”（《纯粹理性批判》B370，韦卓民译）。施特劳斯说，这是一种要不得的现代性观念。{16}这种观念对翻译也有灾难性影响。 此外，如一般所见，“文”多用于文学作品，“质”多见于科学著作，哲学翻译则要兼综两者，这就牵涉到对柏拉图作品形式进行定位的问题了，容下文另述。总之，“文”和“质”以及“信”和“达”及其相互关系，是一个说来容易做来难的事情，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更多地是需要深入的研究和艰苦的锻炼。在我看来，“文”、“质”本来相生，因此“信达雅”的问题不是翻译的“本体论”，而是翻译的“功夫论”。 四 在翻译中，选用哪个或哪些母本和参考译本，也非常关键，这甚至直接决定着翻译是否可信以及是否成功。翻译中的选本，实际上考校译者的“小学”功夫，译者除了需要具备陈康所说的“校勘”能力以外以外，还需要具备一定的版本、目录方面的文献学功夫。当然，对于洋人祖传的东西来说，我们很难在文献学方面有什么实质性的一己之见，但如果不尽可能在形式上尊奉这一基本的学术规范，搞出来的东西，那才真是一孔之见呢。由于中西文化的巨大差异，翻译者不管懂不懂一点希腊文，在选本问题上都必须小心谨慎，因为这是在形式上选择通向柏拉图殿堂的道路，在这一点上失足就可能走弯路，甚至南辕北辙。大要言之，文献（学）乃是门径。 首先，译者如果不懂希腊文，就必须尽可能多地收集相关的西文译本（同一个国家就有同一语种的多个译本）。要在这种不利的条件下尽量准确地把握原文的意思，在翻译的时候，就得参照尽可能多的译本（当然首先应以权威译本为主）。在绝大多数译者的希腊文都还不过关的时候，不懂希腊文的译者这样尽可能博采众长，未始不能弄出好的译本来（相对而言）。如果真是兼善多种西文译本，就比那些懂希腊文的人冒称从希腊原文译出、实则仅仅从一种现代西语的一种译本（比如单纯的希－英对照中的英文，或希－德对照中的德文，或希－法对照中的法文，或者自称参考了希腊文）转译过来的汉译本，肯定要好的多。不同的是，那些不懂希腊文的译者“知耻近乎勇”（虽然可以不耻），故在小心翼翼中还有可能搞出佳构来。侯健在译《理想国》时，坦承“译者自感惭愧的是，不通希腊文，只能依靠英译本。但在他能力范围内，却也未敢掉以轻心”，所以搜集了包括布鲁姆（Allan Bloom）译本在内的多个本子，译出了一本“供攻错、观摩、参考”的书。{17}学术大师朱光潜先生在翻译的时候亦提出：“译者不懂希腊原文，这是本集的基本缺陷。弥补这个缺陷的办法是多搜比较可靠的英法文译本，仔细对照着看，来窥探原文的意思”。{18}这方面成功的范例不在少数，杨绛先生译的《斐多》，在汉语思想界即多被征引。总之，这不是个能力问题，而是关乎态度的问题。 其次，由于选本问题主要还是个态度问题，懂希腊文的译者也同样应该广收博揽，因为，古希腊作品对现代中国人来说，如果不借助西人的注疏和译本，那简直就是天书，几乎不可能“直接译自古希腊文”。王晓朝教授师从严群先生时，学习了希腊文，后留学英伦时又得洋人单独传授，希腊文不可谓不好，但仍然“未能达到抛开辞典和各种已有西文译本，仅依据希腊原文进行翻译”，而只能从英文本来译，可见翻译古典文本的艰难。刘小枫先生学了几年希腊文后，猜想“所谓‘直接译自古希腊文’，如果不是用横译冒充竖译，恐怕就是说起来骇人的”。{19}的确，“译自希腊本文”，对包括西洋古典语文学家在内的几乎所有人来说，恐怕都是可望而不可及的，还有什么理由不老老实实兼听而明呢？ 再次，柏拉图著作的希腊本文，公推牛津版的柏奈特（Ioannes Burnet）和法国布德学会的校勘本为权威，但不少译者都以洛布（Leob）丛书的希腊文为参照，包括对柏拉图著作版本十分熟稔的王晓朝教授也“明知故犯”，大概是由于苗力田先生所说的“这部丛书是在现时流行较广，而在我们目前条件下最容易到手的一个版本”，{20}其原因有二，一是条件所限，二是洛布丛书本为希－英对照，使用起来比较方便。王晓朝教授选用汉密尔顿（E. Hamilton）编的英语译本亦是出于“方便”的考虑。笔者没有能力比较柏奈特本和洛布本的优劣，但既然已经有公认的优劣标准，似乎就不该只图方便，尤其在学术条件已大为改善的今天。这不能不说王晓朝教授这套雄文四卷的白璧微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