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宾四先生之《秦汉史》，购之日久，然去岁倘读之，实未恰当。而今年通读《论语》一过，心思方趋沉稳。此时读之，或得益更多。《秦汉史》乃宾四先生之未竟稿，然虽写至王莽，而其中颇多精深之见解，故需细细研读。 以宾四先生言，商鞅车裂，张仪见逐，范雎退绌，乃至秦一统后之“焚书”，皆因秦人之文化心态。秦人僻居西土，文化远较东方落后，秦欲强国，东土文化之西渐势所必然。而究其根本，“秦人之视文化，亦仅以为致国富强之捷径”，“故东土文化之西渐之在秦人视之，仍为一种客体，并未能真有栽根立脚之点”。既等同于一种工具，“使其无所用，或且为我害，则摧残毁灭之不少惜”。吕不韦取祸之最大原因亦在此，而绝非吕氏为嬴政之真父耳，此为小说家言，实不足为信。至于“焚书”，除深究秦人之文化心态，宾四先生亦指出其与“郡县制”之推行其实一体。自嬴政于大一统局面下推行郡县制，已逾两千年，而沿用至今，其功在千秋，却因“焚书”事每遭后世诟病。焚书之起，在始皇三十四年，博士仆射周青臣与博士齐人湻于越，辩废封建之得失。宾四先生分析李斯建议焚书之理论，约有两端：“一、深恨当时愚儒不明朝廷措施精意，不达时变，妄援古昔，饰言乱实。二、鉴于战国游士嚣张，希复古代民力农工，仕学法律，政教官师不分之旧制”。析秦廷当时禁令，似并非以焚书为要，“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史记·秦始皇本纪第六》）。而最要所禁制者，“以古非今”也，其罪当“族”。而“偶语诗书”者，虽未必即议论时政，然既笃于古籍，亦不免有以古非今之嫌，故明令“弃市”。故“焚书”之实质，当细研之，人云亦云于学问之道无益。 所谓“坑儒”，宾四先生亦言，“其所重亦不在坑儒”，“夫一时所坑，限于咸阳诸生四百六十余人，而其意则在使天下惩之不敢为訞言诽上”，后谪之者也众。先生虽未明言，小子以为其与秦人一贯之作为，一贯之国民心态实一脉相承，绝非始皇帝一时一念之好恶使然。 小子向来只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今读先生之书，知其谬矣。先生条分缕析，明白晓畅，限于篇幅，不一一援引，概言之，先生言“汉人之尊六艺，并不以为其儒书而尊。而汉人之尊儒，则以其守六艺。”“当时之尊六艺，乃以其为古之王官书，非以其为晚出之儒家言，其义又断可识矣。”后人所谓儒术利专制而武帝独推尊，先生为之辨，汉之初兴，百废待举，与民休息，故黄老之说为胜；至于文景，生气转苏，而纲纪未张，文景遂外取黄老，内主申韩。武帝其时，物力既盈，纲纪亦立，而黄老申韩之学主于衰乱，惟经术儒术，高谈唐虞三代，礼乐教化，独为盛世之憧憬。如此，舍之为谁？汉武之设五经博士，“特为欲复古者王官之学之旧，以更易秦廷末世之所建。惟深推其用意，实亦不出秦廷统私学于王官，而以吏为师之故智耳”。此先生卓见，非一般史家可识。 宾四先生所析汉武文治武功之背景，大体有三：一、人才方面。“武帝内中于辞客之侈张，而外以经术为附会”，武帝广大之抱负，畅通无碍，其时张扬之国家精神，亦不受任何之滞怠，其间名将迭出，如卫青、霍去病等辈，方能重创匈奴，弭汉廷之边患。二、经济方面。汉兴七十年休养生息，社会经济日趋充盈。犹其边贸之拓展，《盐铁论·力耕篇》所云“异物内流则国用饶，利不外泄则民用给矣”，足可说明汉廷开边之得利甚多。经济兴，则人口众。匈奴为汉廷之最大威胁，《史》称其控弦之士三十余万，而考《汉书·地理志》，匈奴所值汉诸边郡，人口已逾三百万口，匈奴如何能敌？三、兵制方面。汉袭秦制，兵民不分。平民“人人有兵役之义务，亦人人有军事之素习”，更有当时尚武进取之风，故其军力实非匈奴可匹敌。以此三点，故宾四先生言汉武“其得相当之胜利，固无足奇”。 西汉之中衰，起自武帝。宾四先生考汉武一朝各项财政制度之得失，指出“汉政之所急，尚不在边寇，尚不在列侯诸王之变乱，而在社会经济不均，所造成种种之病态也”。故武帝虽平七国之乱，中央一统，“实际不啻以汉天子而代往者淮南梁赵吴楚之地位”；社会小民因工商兼并而骄纵，“初则中于列侯诸王，终则感及天子帝室也。其扬武威于四裔，实亦犹如诸王之叛变朝廷耳”，如此种种，发人深省。汉武之穷兵黩武，计其所得，得不偿失。宾四先生析观之有三：一者“人户之耗亡”；二者“财计之竭蹶”；三者“刑狱之滥矣”。故宾四先生论汉武一朝，“自其外面观之，确为西汉一代之全盛；而就其内情论之，亦实可谓是汉室之中衰也”。此言中肯。 至于儒术于西汉之隆盛，宾四先生考《儒林传》，一言以蔽之： 武帝特为辞赋文学浮夸所中，援儒术以为饰耳。昭宣元成以后，则儒家稽古益密，乃始以儒术矫抑往者文学浮夸之病，而汉代之复古运动更进一步。推至于极，遂成王莽之改制。 西汉之政制，惟封建与郡县耳。封建由汉初之封异姓诸侯王，而大封同姓诸侯王，继之汉武用主父偃谋行推恩令而封建分解削弱，乃至王莽改制走向末路。正如宾四先生所言： 汉之封建，自高祖一传至文帝，其势已变。齐分为七，淮南分为三，皆文帝（十五年）事。赵分为六，（全于景帝中四年。）梁分为五，（景帝中五年。）皆在景帝时。固不俟武帝用主父偃谋，而汉之诸侯封地，屡自分析，早已于文景二世继续见之。夫一帝临朝，必封其诸子为王，而所封诸子，又必各自于其封内分封其诸子。即此一端，已足使封建之制决不可久。 内患解决，帝室无忧，却亦因此为王莽利用，恐非文景武帝，贾晁偃可预料耳。 西汉之郡县，与秦迥异，以宾四先生言： 汉自高帝时，中央辖地，不过什二。而王国各自领郡，其时则国大而郡小。及景帝后，裁抑宗室，虽皇子受封，亦不过一郡之地。武帝用主父偃策，使诸王分地封子弟为侯，侯国皆别属汉郡，不领于王国，而王国日益削。故其时遂郡大而国小。 信然。汉之封建“非以对外，其势转成自裂”，故宾四先生指出“郡国之消长，封建郡县比率之升降，亦汉廷政治隆衰一大关键也”。 西汉之中央官制，大率沿秦旧制。中央最高者为三公：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其次为九卿。汉之丞相御史大夫，在宾四先生看来，“仍不失古者家宰仆御之遗意”，及于武帝，欲大有作为，遂移外廷宰相之权重于中朝。武帝崩，霍光金日磾以侍中受顾命，“于是外廷中朝，划然判别，而权重则在中朝”。然无论权重归家宰，抑或归戚党，宾四先生归结“其仍为不脱古者封建贵族私家临御之体制，则一也”。 汉之地方官，最要者为太守。汉之郡守有四权：辟官，莅政，理财，治军。其禄位略当九卿，亦字有少府。太守之下为县令长，《百官表》： 县令长皆秦官，掌治其县，万户以上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减万户为长，秩五百石至三百石。皆有丞尉。 县之下“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长。十亭一乡，乡有三老，有秩，啬夫，游徼”，三老啬夫，治行尤著者，可累擢升至大官，如朱邑由桐乡啬夫官至大司农。可见汉初地方有自由自治之权，民得以休息，利弊得以兴革，吏治之美，后世鲜矣。而待中央之政权日大，地方政权日削，一国才俊集于朝廷，地方吏治遂坏，吏治坏则国亡亦不远矣。 汉之郡守，无异于古之诸侯，中央乃特设“刺史”以监察之。刺史所辖一州之中，郡国守相皆为属官，得弹劾。然刺史秩仅六百石，远逊太守之二千石秩，不亦怪乎？刘元城一语概之：“盖秩卑则其人激昂，权重则能行志。”可叹！今人不及古人矣！ 汉初之封爵，率由军功，袭秦制。武帝后此风亦变。不述。 王莽之篡汉，其因果复杂，宾四先生考之，一者权重；二者为政之措施深孚众望；三者晚汉经学符瑞灾异三统五德禅国让贤之说亦为助澜。以此三者，遂移汉祚。 “富民豪族之兼并，贫富之不均”，为西汉二百年最大之问题所在，而汉之诸帝鲜有能注意及此，惟王莽锐意变法，一一见之于实政。宾四先生誉其为“当时一杰出人物”，然莽之局限亦一目了然，故先生叹之： 不幸而莽以一书生，不达政情，又无贤辅，徒以文字议论为政治，坐召天下之大乱。 拘古而操之过急，不知循序渐进，希一蹴而就，扰民之深，国亦遂亡。为政者当深鉴也！ 至此，《秦汉史》戛然而止，斯为憾事矣！ 通读全书，宾四先生所述此段历史，表里清晰，小子心中已有大致之印象，于先秦两汉之兴趣亦愈发浓厚矣！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