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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胡逢祥类似的观点王晴佳的看法。他认为，中国和欧洲古代史学的产生和发展，虽都离不了古代社会政治、经济等诸方面的条件；历史学家写作历史，必然受其阶级的政治观制约；然而，在具体的表现形式上，中国和欧洲不尽相同。欧洲古希腊和古罗马史学家的政治观，不一定与统治者吻合。中国封建史学家，虽然历来有“秉笔直书”的传统，但是，从总体上来说，中国封建史学家与统治阶级结合得更为密切些[28]。他还认为，中国的史官制度对于写作历史无疑具有很大便利，也容易受统治者的束缚，而古希腊和古罗马历史学始终是以私人著述的形式出现。中国史书体裁发达，欧洲古代史学则是叙述体的形式[29]。他还认为，中国的史官制度对于写作历史无疑具有很大便利，也容易受统治者的束缚，而古希腊和古罗马历史学始终是以私人著述的形式出现。中国史书体裁发达，欧洲古代史学则是叙述体的形式。 马雪萍指出，希腊的第一批散文记事家和中国殷周时期的史官的各自撰述标志着由叙事诗向叙事史的转变，中国史官记时比散文家精确，在求真意识上更自觉，在神人关系方面更重人，希腊把历史看成艺术享受，而中国则当成历史借鉴[30]。修昔底德以后尤其是到了罗马时期西方史学逐渐退缩，而中国史学表现为更大的发展。其原因在于：西方历史有太多的曲折，中国出现空前繁荣；希腊因被罗马征服而文明中断，而中国传统则被继承和发扬光大；罗马时代的史学，没有出现过能够综合希腊史学成就并超越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的大师，而两汉时期则有司马迁的“成一家之言”和班固的“博洽”及正史的创建。西方古典史学经历了复杂、曲折的发展、演变过程，最终被基督教史学所取代，但是中国“天人感应”说、阴阳五行及谶纬之说，终未能掩盖史学中的人本主义思想的光辉[31]。修昔底德以后尤其是到了罗马时期西方史学逐渐退缩，而中国史学表现为更大的发展。其原因在于：西方历史有太多的曲折，中国出现空前繁荣；希腊因被罗马征服而文明中断，而中国传统则被继承和发扬光大；罗马时代的史学，没有出现过能够综合希腊史学成就并超越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的大师，而两汉时期则有司马迁的“成一家之言”和班固的“博洽”及正史的创建。西方古典史学经历了复杂、曲折的发展、演变过程，最终被基督教史学所取代，但是中国“天人感应”说、阴阳五行及谶纬之说，终未能掩盖史学中的人本主义思想的光辉。 3、关于中西古代史学编纂理论与方法的比较 马雪萍撰文认为，古代的希腊、罗马和中国先秦、秦汉时代的历史思维基本上是人本主义的，差异是：在西方古典史学中，将人看作顶天立地的英雄；而在中国古代史学中，却揭示了人处处受环境制约以及人为了适应（或摆脱）这种控制所作的努力。从表面上看，在中国古代史学中将人的能力看小了，但却将人的历史活动的范围的考察扩大了许多。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古代的历史思维方式倾向于整体性和有机性。批判地考察所记、所闻、所传闻以及从文献中得到的资料。差异是，中国史家对这些档案材料的不仅比希腊的目击者所能提供的证词更广泛、更丰富、更系统和连续性，而且更富有历史意识[32]。 王东以中国史传著作的编修理论与实践为主线，并对中西传记著作加以比较，来把握和分析中西史学的精神差异。他认为，中国人的血缘意识和祖先崇拜，发展为后来的宗庙文化和巫术文化，使得有“功名”的人死后才能列入传记中，而且传主的家族渊源和官场生涯成为史传的主题，由此说明中国传统史传的精神是正史列传是本纪的附属，个人传记附属于家传之中，不可能有独立的个人传记。而西方英雄崇拜和悲剧意识，发展为英雄史诗和古典悲剧，人物传记具有浓烈的人文主义色彩，一个人完全各自的方式、各自的行为和思想影响历史，正是西方古典时期传记的主题[33]。 王晴佳概括了中西古代史学两个共同特征：内容集中在政治军事方面、重视史料的考订和批判工作[34]。 4、关于中西古代史学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比较 马雪萍认为，中西古代史学都有明确的实用目的，往往会与历史学的求真相冲突。古希腊罗马史学家所能做的是使事实判断屈从于价值判断。然而，中国古代提倡直书、述而不作、多闻阙疑等“微”、“晦”、“婉”的手法，将价值判断寓于事实判断中，同故意歪曲事实是有本质区别的[35]。 5、关于中西古代史学地位的比较 修彩波指出，学术上，中国古典史学的地位基本上是呈上升趋势发展的，而西方古典史学只是一门艺术。在社会中，中国古典史学是政治机制和社会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而西方古典史学则从属于基督教，并由此导致中、西史官地位的不同。导致这种差异的因素有二：一是思想文化背景不同；二是中、西史学运行机制不同[36]。 三、中西史学精神成为关注的焦点 随着比较的深入，仅仅对史家、史著及其方法进行比较显得不够了，因而中西史学精神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1、从历史观看中西史学的精神 汪涛以为，从中西历史观中可以看到中西史学的精神差异。中国史观强调自然和人类联系的协调，颇具神秘色彩，而欧洲史观强调自然和人类的区别，颇具思辨色彩；中国史观重综合，西方史观则更重分析；中国史学有“通史家风”，而西方史学则更注重探索历史表象的因果关系和内在规律；中国史观深受政治的影响，而西方史观则更多地受到宗教、科学、哲学等的影响；在中国史观指导下，中国出现了累世不断的官修史书，并形成固定的修史体例；而西方则缺乏连贯统一的官修史书，但仍有不乏个性的私人记载[37]。 曾凡跃也从历史观方法考察中西史学精神。他认为，在社会历史的起源观上，中国是圣王立国论、西方是社会契约论；中国人认为历史是稳定的、有序的、规律感和循环论；西方把历史看成偶然的存在、宿命感；原因是：中国以农业为主，基本要素是定居、农耕、自然经济、家庭统一；希腊是海的民族，航海、经商、殖民都是动态的，形成了历史偶然性的认识[38]。 李颖科认为，中国史学由于受到儒家“天人合一”思想、朝代更迭与封建专制统治的影响、小农经济的局限性，中国史学难以划分阶段，在整个古代和近代前期，几乎所有的史家徜徉在由“人事”与“天神”两种相互对立的史学观点交织融汇的精神氛围中，几千年来，史学思想的主旋律上总是跳动着这两种史学观点的音符。而西方史学具有明显的阶段性，这就是公元13世纪（古代和中世纪）的神权时代、14世纪到17世纪初叶（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时代和17世纪以后的理性时代。[39]。 陈建平则指出：同源于天命和英雄史观的前期中西史学，它们的相异之处，只是一神论和多神论的不同。我国封建社会的中后期，我国杰出的史学家已将历史的发展看作是人的作用，摈弃了天命观，并提出了历史是发展的、前进的进化论观点。史学家追求客观反映史事、直笔实录的精神，并扩大了史料的范围，最为可贵的是提出了史学所以经世的为现实服务观点。而西方史学由于基督教宗教思想的禁锢，除了基督教纪年外，则毫无建树。虽然，将历史看作是一个统一整体，认为历史是不断进步的，但最后还是归诸于上帝的宗教天命观控制了西方中世纪史学。西方中世纪只是一个为宗教神学服务的工具，仅仅是基督教神学的侍女而已。中西史学在这一时期唯一的相同点就是双方都把历史看成是发展的、前进的进化论观点[40]。 2、从人本主义看中西史学的精神 李平民以为，“中国传统史学中的人本思想十分突出，这与西方的传统史学在中世纪完全沦为神学的附庸相比大相径庭。”[41]他说：“比较中西封建史学思想，各有长短。一方面是中国传统史学观上虽未完全摆脱‘天命’的羁绊，但人本思想仍占主导地位而西方基督教史学却成为神学的附庸”。由于西方史学成为神学的附庸而贬损世俗历史，褒扬神权政治，“相比之下，由于中国史学中人本观念占主导地位，历代史学家为‘上助神明之鉴’而‘穷探治乱之迹’，在官方的支持下，中国史学的发展不仅西欧各国无法比拟，在世界各国中也罕有其匹。”[42] 他说：“比较中西封建史学思想，各有长短。一方面是中国传统史学观上虽未完全摆脱‘天命’的羁绊，但人本思想仍占主导地位而西方基督教史学却成为神学的附庸”。由于西方史学成为神学的附庸而贬损世俗历史，褒扬神权政治，“相比之下，由于中国史学中人本观念占主导地位，历代史学家为‘上助神明之鉴’而‘穷探治乱之迹’，在官方的支持下，中国史学的发展不仅西欧各国无法比拟，在世界各国中也罕有其匹。” 陈建平指出，中世纪过去了，西方迎来了充满人文精神和崇尚人类理性的时代。与此同时，我国近代学者，如梁启超、章太炎等也对近代意义上的史学作了努力的研究。最大的相同点是中西史学界在史学研究上都有突破性的发展，特别是在史学经世致用和史学指导现实、服务现实上有惊人的相同之处[43]。 3、从编修理论与实践看中西史学的精神 王东以中国史传著作的编修理论与实践为主线，并对中西传记著作加以比较，来把握和分析中西史学的精神差异。他认为，中国人的血缘意识和祖先崇拜，发展为后来的宗庙文化和巫术文化，使得有“功名”的人死后才能列入传记中，而且传主的家族渊源和官场生涯成为史传的主题，由此说明中国传统史传的精神是正史列传是本纪的附属，个人传记附属于家传之中，不可能有独立的个人传记。而西方英雄崇拜和悲剧意识，发展为英雄史诗和古典悲剧，人物传记具有浓烈的人文主义色彩，一个人完全各自的方式、各自的行为和思想影响历史，正是西方古典时期传记的主题[44]。 赵林提出，西方学者做学问常给人以大气磅礴之感，多采取宏观立论，六经注我的方法。相形之下，中国的学术传统过于注重训诂考据，旁征博引，于微观处做学问，给人一种纤巧玲珑之感。因此，中国虽然拥有汗牛充栋的记载历史事实的典籍和文献，却很少见到解释历史动因和规律的历史哲学著作。就此而论，中国传统的历史学不过是历史考据学[45]。 类似的观点是陈建平的说法，“我国近代史家似乎偏重于具体的、直接的历史研究，而西方史学家则偏重于抽象的研究，哲学的意味较浓郁。” [46] 雷戈就记录与批判的关系看中西史学精神，他说：中国史学的精神的本质就在于由“记”字出发而进一步突出“如何记”，即区分善恶的问题。因此，中国史学精神便对史家的记忆格外看重，问题被摒弃于中国史学精神之外，中国古代历史学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史料学，中国史学精神对历史学家个性和思想的摧残是极为严重的。如果说，在西方史学精神与法的精神密不可分的话，那么，在中国史学精神则与权的意志密不可分；如果说，在西方史学精神体现着法律的尊严的话，那么，在中国史学精神则标志着权力的高贵。中国史学精神中就看不到“审判”、“法”、“理性”、“批判”字眼。所以，人的好与坏、善与恶、是与非，在中国史学精神中是没有什么客观标准的。一切都以权力为标准。本质上，西方史学精神要求历史学成为历史的思考活动，中国史学精神要求历史学成为历史的记录过程。中国史学精神中始终有一种试图通过不断的对史书体例、体裁、文字、名号、称谓、书法等纯形式上的变革来使之更准确地反映历史，或使之更贴切地与历史事实相对应的要求和倾向[47]。 四、余论 在对中西史学进行比较同时，史学界在这个问题上开展了一定的理论探讨。 关于中西史学比较的重要性。杜维运在谈到这一问题时说：“将中西史学冶于一炉，以求会通，在原则上讲，应是史学上的盛事。”[48]此外，他还把中西史学比较的意义上升到“人类前途之所攸关”的高度，在他看来，“史学是人类文明的象征，也是人类文化的枢纽。”[49]而“世界和平，是人类最大的目标，谋求世界和平的方法非一，而利用历史与史学，不容质疑的是最重要的方法。一部包举四海的世界史，能使全世界人类互相了解，而生存于历史之中；一种超越国界的世界史学，是世界史的指导与灵魂，也是人类产生宽容思想的媒介。”[50]对此，张广智曾经在《关于深化西方史学研究的断想》中指出，“百年来的中西史学交汇的历史也是色泽丰富与颇具开拓性的学术课题。”“中西史学经过比较研究可以显示出各自的风格与特点，并看出它们在世界史乃至世界文明史上所做出的重要贡献。另外，……在这一过程中决定取舍，辨别良莠，从而可以避免引进中的盲目性与片面性。”[51]他除了指出中西史学比较对于人类文明的意义外，还强调了它对于当前史学学科建设的重要性。此外，他还把中西史学比较的意义上升到“人类前途之所攸关”的高度，在他看来，“史学是人类文明的象征，也是人类文化的枢纽。”而“世界和平，是人类最大的目标，谋求世界和平的方法非一，而利用历史与史学，不容质疑的是最重要的方法。一部包举四海的世界史，能使全世界人类互相了解，而生存于历史之中；一种超越国界的世界史学，是世界史的指导与灵魂，也是人类产生宽容思想的媒介。”对此，张广智曾经在《关于深化西方史学研究的断想》中指出，“百年来的中西史学交汇的历史也是色泽丰富与颇具开拓性的学术课题。”“中西史学经过比较研究可以显示出各自的风格与特点，并看出它们在世界史乃至世界文明史上所做出的重要贡献。另外，……在这一过程中决定取舍，辨别良莠，从而可以避免引进中的盲目性与片面性。”他除了指出中西史学比较对于人类文明的意义外，还强调了它对于当前史学学科建设的重要性。 的确，中西史学比较是非常重要的，其原因除了杜维运、张广智所说外，史学比较是文化比较的深化，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文化最绵延不断的体现就是历史学。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扩大，中西文化在一定时期可能互相包容，而在另一时期就可能激烈冲突，深入而全面比较中西史学对于建设具有中国特色而又能与西方文化平等的民族文化是有积极意义的。之所以要开展中西史学的比较，还是学科发展的需要。史学史学科发展的内在逻辑是：与中国史相关联有史学史的研究，相应地就有与世界史相联系的外国史学史的研究。过去，人们主要沿着中国史学史与外国史学史（更多时候是西方史学史）两条线索，开展专题研究，开展史学史的通史和断代史的撰述。接下来，就有中外史学结合研究的问题，因而20世纪80年代起中外史学交流和比较受到学术界较为普遍的关注[52]。 关于如何进行中西史学比较。对此，杜维运有自己的说法。首先，要充分认识中外史学，“以认识中国史学而言，应尽量认识中国的文化及社会，尽量精读历史名著及论史学的专书、专文，以认识中国史学的精髓”；而“认识外国史学，语言文字上的困难极大，且须大量应用其本国近代史学家论史学的作品，以作为认识的楷梯。”[53]其次，研究者“不以其进退失据为困而竭诚以赴”，“因为历史研究有各种方式……皆可以有预期丰盛的收获”[54]。最后，态度上，“阔然大公，不偏袒任何国家的史学”，他说：“史学有游劣，是必然的，但是在从事比较的时刻，不能先存有优劣的成见，要一视同仁，将所有国家的史学，放在同一水平线上作比较，优劣之分，是比较以后的结论。”[55]朱政惠的观点是，要“对一定范围内的不同民族史学之间的异同进行研究，探索其相同和不同原因，找出不同民族史学平行发展历史中的社会特征及其内在规律”，还要“注意不同国家和地区史学交流及其影响的研究。”[56]关于后者，学术界做了一定的工作[57]，但是重视的程度不够。中西史学交流[58]是双向的，毫无疑问，西方史学深深影响了中国史学，但不忍忽视的是中国史学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西方史学，这些都是必须加以研究的。而且，史学在交流或传播中会发生变异，也就是说一种史学在接受地会受到接受地的改造而后作为原生形态被接受，实际上已经与原本的它大相径庭了，于是在史学传播形态中对它进行比较是中西史学比较中一种新的视角。其次，研究者“不以其进退失据为困而竭诚以赴”，“因为历史研究有各种方式……皆可以有预期丰盛的收获”。最后，态度上，“阔然大公，不偏袒任何国家的史学”，他说：“史学有游劣，是必然的，但是在从事比较的时刻，不能先存有优劣的成见，要一视同仁，将所有国家的史学，放在同一水平线上作比较，优劣之分，是比较以后的结论。”朱政惠的观点是，要“对一定范围内的不同民族史学之间的异同进行研究，探索其相同和不同原因，找出不同民族史学平行发展历史中的社会特征及其内在规律”，还要“注意不同国家和地区史学交流及其影响的研究。”关于后者，学术界做了一定的工作，但是重视的程度不够。中西史学交流是双向的，毫无疑问，西方史学深深影响了中国史学，但不忍忽视的是中国史学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西方史学，这些都是必须加以研究的。而且，史学在交流或传播中会发生变异，也就是说一种史学在接受地会受到接受地的改造而后作为原生形态被接受，实际上已经与原本的它大相径庭了，于是在史学传播形态中对它进行比较是中西史学比较中一种新的视角。 在有些问题的比较讨论中，出现了明显的交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