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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例如，梁启超在《新史学》中推崇西方近代史学，批评中国传统史学；徐子明在《史学》（中央大学）1933年第2期上发表《中西史学之异同》；邓嗣禹有《司马迁与希罗多德（Herodotus）之比较》，载于《史语所集刊》1956年12月第28本；余英时《章实斋与柯灵乌的历史思想——中西历史哲学的一点比较》，发表在《自由学人》1957年10月第2至4期；沈刚伯在《征信新闻》1964年10月12日发表《古代中西史学的异同》以及1965年8月发表在《东海大学》上的《古代中西的史学及其异同》；196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杜维运的《与西方史家论中国史学》。 [②]有些文章没有见到，例如王永本《中西古代历史观之比较》（《内蒙民族师院学报》哲社版1993年2期）、邓功《中西两种史学观及其内在联系》（《黄石、九江电视大学学报》1989年1期）、陈剩勇《关于中西古代史学比较之尺度——答刘楠、殷梦霞和文常善》（《探索》1988年6期）、张齐政《中西古典史学比较二题》（《衡阳师专学报》1998年2期）、凌峰《希罗多德的<历史>与司马迁的<史记>》（《理论学习月刊》1990年7期）。 [③]国外学者的著作不涉及，例如，（韩）金甲均《中西史学思想潮流的发展趋向及省思》（《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3期）、依格斯等《中西史学思想之比较》（www.9fh.com / lunwen / wa_ok / 1m / wsz / 33.htm19k2004-10-13 / 2005-6-21.）一些定居海外后华人作品也不在考察之列，如汪荣祖《史传通说——中西史学之比较》（联经出版公司1988年）。还有化名孔老二者，所写文中提到该文合作者有王晴佳，故该文也不在讨论范围，该文是《中西史学思想比较》（www.dxnbiz.com / newbbs / printpage.asp?BoardID=26&…10k2005-4-1 / 2005-6-21）。 [④]该文发表在《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社）1990年1期上。 [⑤]该文发表在《湖北大学学报》哲社版2003年2期上。 [⑥]夏祖恩：《孔子<春秋>与希罗多德<历史>的比较论略》，《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社）1990年1期。 [⑦]马雪萍：《中西古代史学发展途径的异同》（待续），《史学理论研究》1993年3期。 [⑧]姜东光、万利生：《论孔子与希罗多德的史学思想、治史态度及治史方法》，《湖北师院学报》（哲社版）1994年2期。 [⑨]阎崇东：《司马迁之<史记>与希罗多德之<历史>》，《内蒙古师大学报》（哲社版）1992年4期。 [⑩]吴建华：《远隔千山万水，史家所见略同：比较司马迁与希罗多德的生平与史著》，《湛江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1994年2期。 [11]李晓卫：《<史记>与<历史>的文学性比较》，《西北师大学报》（社科版）1994年6期。 [12]凌峰：《希罗多德与司马迁》，《学术研究》1995年1期。 [13]扆晓红：《中西“史学之父”著史的共同特色》，《山西师大学报》（社科版）1995年2期。 [14]陈瑞：《章学成与维柯历史哲学之比较》，《杭州师范学院学报》1999年5期。 [15]陆伟芳、余大庆：《历史研究必须致用于社会：浅谈柯林伍德与章学诚的史学价值观》，《扬州师范学院》（哲社版）1990年4期。 [16]汤勤福：《朱熹与黑格尔历史哲学的比较研究》，《上饶师专学报》1991年6期、1992年1期。 [17]陈锐：《黄宗羲与黑格尔学术史观之比较》，《杭州师范学院学报》1995年1期。 [18]张晓松：《司马迁与李维之比较》，《漳州师院学报》1995年3期。 [19]徐善伟：《刘勰与琉善史学批评思想之比较》，《齐鲁学刊》1996年4期。 [20]王三义：《塔西佗与班固史学风格比较》，《青海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6期。 [21]载《史学理论研究》1992年第2、3期。 [22]载《史学理论研究》1994年第3、4期。 [23]载《史学理论研究》1996年第1、2期。 [24]朱本源：《<诗>亡然后<春秋>作》，《史学理论研究》1992年第2、3期。 [25]马雪萍：《20世纪上半叶中西方“新史学”思潮比较》，《近代史研究》1992年6期。 [26]胡逢祥：《中西史学源起比较论》，《史学理论研究》1992年4期。 [27]胡逢祥：《试论中西古代史学演变的不同途径与特点》，《学术月刊》1997年9期。 [28]王晴佳：《中国和欧洲古代史学比较试析》，《社会科学》（上海）1984年8期。 [29]王晴佳：《中国和欧洲古代史学比较试析》，《社会科学》（上海）1984年8期。 [30]马雪萍：《中西古代史学发展途径的异同》（待续），《史学理论研究》1993年3期。 [31]马雪萍：《中西古代史学发展途径的异同（续）》，《史学理论研究》1993年4期。 [32]马雪萍：《中西古代史学：历史编纂理论与方法的比较》，《史学理论研究》1995年第3期。 [33]王东：《中国史传的编修理论与实践：兼论中西史学精神的差异》，《史学理论研究》1993年1期。 [34]王晴佳：《中国和欧洲古代史学比较试析》，《社会科学》（上海）1984年8期。 [35]马雪萍：《中西古代史学：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冲突与协调》，《人文杂志》1995年4期。 [36]修彩波：《中西古典史学的社会地位及学术地位的简要比较》，《莱阳农学院学报》社科版2000年3期。 [37]汪涛：《中西史观的变流与比较》，《华夏文化》2000年2期。 [38]曾凡跃：《中西历史观差异之管见》，《重庆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3年1期。 [39]李颖科：《中西史学的反思》，《西北大学学报》（哲社）1988年4期。 [40]陈建平：《中西史学异同论》，《湖南师大社科学报》1989年5期。 [41]李平民：《中西史学思想变革比较》，《信阳师院学报》（哲社）1994年1期。 [42]李平民：《中西史学思想变革比较》，《信阳师院学报》（哲社）1994年1期。 [43]陈建平：《中西史学异同论》，《湖南师大社科学报》1989年5期。 [44]王东：《中国史传的编修理论与实践：兼论中西史学精神的差异》，《史学理论研究》1993年1期。 [45]赵林：《“六经注我”与“我注六经”：中西治学方法论的差异》，《开放时代》1997年2期。 [46]陈建平：《中西史学异同论》，《湖南师大社科学报》1989年5期。 [47]雷戈：《“历史”的文化阐释：中西史学精神之比较》，《学术月刊》2000年5期。 [48]杜维运：《中西史学的盛会》，《中西史学史研讨会论文集》，台湾久洋出版社1986年，第2页。 [49]杜维运：《中西史学的盛会》，《中西史学史研讨会论文集》，台湾久洋出版社1986年，第1页。 [50]杜维运：《史学方法论》，台湾三民书局1986年第8版，第357页。 [51]张广智：《关于深化西方史学研究的断想》，《社会科学》（沪），1992年第11期。 [52]参见李勇《多种维度与不同声音》（《淮北煤师院学报》哲社版，20000年第3期）。 [53]杜维运：《比较史学的困惑》，《第三届史学史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台湾青峰出版社1993年，第9-10页。 [54]杜维运：《比较史学的困惑》，《第三届史学史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台湾青峰出版社1993年，第9-10页。 [55]杜维运：《史学方法论》，台湾三民书局1986年第8版，第354页。 [56]朱政惠：《关于比较史学研究的若干问题》，《社会科学》1993年1期。 [57]当代学者对西方史学在中国传播和影响的研究，杜维运做得比较早，而且他的《西方史学输入中国考》是这个领域的经典之作。后来已故的俞旦初先生对西方史学观念在中国的传播做了重要的梳理，这些作品大都收入其论文集《爱国主义与中国近代史学》中。专题方面，桂遵义之对于马克思主义史学，胡逢祥之对于新史学，陈启能之对于年鉴学派，鲍绍霖之对于文明史学，于沛之对于文化形态史观，姜芃之对于英国新社会史学派，都有深入的研究。邹振环先生长期从事中西学术交流研究，其中亦涉及西方史学在中国的传播问题。年轻学人中，李勇、李孝迁等人也时有相关文章问世。张广智先生发表在《史学理论研究》1996年第1、2期上的《20世纪前期西方史学输入中国的行程》和《20世纪后期西方史学输入中国的行程》，以及发表在《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02年卷上的《关于20世纪中西史学交流史的若干问题》，则对20世纪西方史学在中国的传播做了总体勾勒。这一问题仍然需要继续探讨，而且是可以有大作为的。 [58]交流是一种提法，笔者以为传播也是一种提法。因为交流更多是有组织的、自觉的；而传播更多是自发的和无意识的。 [59]张广智：《克丽奥之路——历史长河中的西方史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230-231页。 [60]黄敏兰：《政治批判学术建设：梁启超和鲁滨逊<新史学>的比较研究》，《世界历史》1993年3期。 [61]宋学勤：《梁启超、鲁滨逊“新史学”思想比较研究》，《中州学刊》2003年1期。 [62]孙晴：《梁启超与鲁宾逊<新史学>“新”之相异原因》，《湖北大学学报》哲社版2003年2期。 [63]陈剩勇：《论中西古代史学差异及其特征》，《学习与探索》1987年6期。 [64]刘楠、殷梦霞、文善常：《对中西古代史学差异的几点看法》，《探索》1988年3期。 [65]《本世纪20年代中国历史计量研究例述》、《我国历史计量研究专（译）著统计》、《部分历史计量研究论文的分类统计》、《<世界史论文动态>1989-1993研究论文统计》、《<世界史研究动态>1989-1993定量论文统计》、《<世界历史>论文著年年龄统计》、《<世界历史论>文著者职称统计》。 [66]华薇娜：《对中外历史计量研究发展史的比较》，《史学理论研究》1995年3期。 [67]马雪萍：《中西古代史学：历史编纂理论与方法的比较》，《史学理论研究》1995年第3期。 [68] Herbert Butterfield. [69] History and Man’s Attitude to the Past. [70]转引自杜维运：《中西史学之争》，《学术与世变》环宇出版社1971年，第169页。 [71]杜维运：《史学方法论》，台湾三民书局1986年第8版，第259-360页。 [72]杜维运：《与西方史学家论中国史学》，台湾商务印书馆，1966年，第28页。 [73]朱玉麟《西方新史学关照中的<史记>范型》，《南京师大学报》（社科版）1997年1期。 [74]夏祖恩《中国史学刍议——兼及中外史学比较》，《福建论坛》（文史哲）1988年6期。 [75]阎崇东：《司马迁之<史记>与希罗多德之<历史>》，《内蒙古师大学报》（哲社版）1992年4期。 [76]陈锐：《黄宗羲与黑格尔学术史观之比较》，《杭州师范学院学报》1995年1期。 [77]例如陈建平在《中西史学异同论》（《湖南师大社科学报》1989年5期）中提出，中世纪“西方史学由于宗教思想的禁锢，除了基督教纪年外，则无所建树。虽然，将历史看作是一个统一整体，认为历史是不断进步的，但最后还是规诸于上帝的宗教天命史观控制了西方中世纪史学。西方史学只是一个为宗教服务的工具，仅仅是基督教神学的使女而已。” [78]例如雷戈在《“历史”的文化阐释：中西史学精神之比较》（《学术月刊》2000年5期）中认为，“西方史学精神中贯穿着法律精神”，“而中国史学精神中却充满着权力意志”。 [79]夏祖恩：《中国史学刍议——兼及中外史学比较》，《福建论坛》（文史哲版）1988年6期。 IV>[19]徐善伟：《刘勰与琉善史学批评思想之比较》，《齐鲁学刊》1996年4期。 [20]王三义：《塔西佗与班固史学风格比较》，《青海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6期。 [21]载《史学理论研究》1992年第2、3期。 [22]载《史学理论研究》1994年第3、4期。 [23]载《史学理论研究》1996年第1、2期。 [24]朱本源：《<诗>亡然后<春秋>作》，《史学理论研究》1992年第2、3期。 [25]马雪萍：《20世纪上半叶中西方“新史学”思潮比较》，《近代史研究》1992年6期。 [26]胡逢祥：《中西史学源起比较论》，《史学理论研究》1992年4期。 [27]胡逢祥：《试论中西古代史学演变的不同途径与特点》，《学术月刊》1997年9期。 [28]王晴佳：《中国和欧洲古代史学比较试析》，《社会科学》（上海）1984年8期。 [29]王晴佳：《中国和欧洲古代史学比较试析》，《社会科学》（上海）1984年8期。 [30]马雪萍：《中西古代史学发展途径的异同》（待续），《史学理论研究》1993年3期。 [31]马雪萍：《中西古代史学发展途径的异同（续）》，《史学理论研究》1993年4期。 [32]马雪萍：《中西古代史学：历史编纂理论与方法的比较》，《史学理论研究》1995年第3期。 [33]王东：《中国史传的编修理论与实践：兼论中西史学精神的差异》，《史学理论研究》1993年1期。 [34]王晴佳：《中国和欧洲古代史学比较试析》，《社会科学》（上海）1984年8期。 [35]马雪萍：《中西古代史学：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冲突与协调》，《人文杂志》1995年4期。 [36]修彩波：《中西古典史学的社会地位及学术地位的简要比较》，《莱阳农学院学报》社科版2000年3期。 [37]汪涛：《中西史观的变流与比较》，《华夏文化》2000年2期。 [38]曾凡跃：《中西历史观差异之管见》，《重庆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3年1期。 [39]李颖科：《中西史学的反思》，《西北大学学报》（哲社）1988年4期。 [40]陈建平：《中西史学异同论》，《湖南师大社科学报》1989年5期。 [41]李平民：《中西史学思想变革比较》，《信阳师院学报》（哲社）1994年1期。 [42]李平民：《中西史学思想变革比较》，《信阳师院学报》（哲社）1994年1期。 [43]陈建平：《中西史学异同论》，《湖南师大社科学报》1989年5期。 [44]王东：《中国史传的编修理论与实践：兼论中西史学精神的差异》，《史学理论研究》1993年1期。 [45]赵林：《“六经注我”与“我注六经”：中西治学方法论的差异》，《开放时代》1997年2期。 [46]陈建平：《中西史学异同论》，《湖南师大社科学报》1989年5期。 [47]雷戈：《“历史”的文化阐释：中西史学精神之比较》，《学术月刊》2000年5期。 [48]杜维运：《中西史学的盛会》，《中西史学史研讨会论文集》，台湾久洋出版社1986年，第2页。 [49]杜维运：《中西史学的盛会》，《中西史学史研讨会论文集》，台湾久洋出版社1986年，第1页。 [50]杜维运：《史学方法论》，台湾三民书局1986年第8版，第357页。 [51]张广智：《关于深化西方史学研究的断想》，《社会科学》（沪），1992年第11期。 [52]参见李勇《多种维度与不同声音》（《淮北煤师院学报》哲社版，20000年第3期）。 [53]杜维运：《比较史学的困惑》，《第三届史学史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台湾青峰出版社1993年，第9-10页。 [54]杜维运：《比较史学的困惑》，《第三届史学史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台湾青峰出版社1993年，第9-10页。 [55]杜维运：《史学方法论》，台湾三民书局1986年第8版，第354页。 [56]朱政惠：《关于比较史学研究的若干问题》，《社会科学》1993年1期。 [57]当代学者对西方史学在中国传播和影响的研究，杜维运做得比较早，而且他的《西方史学输入中国考》是这个领域的经典之作。后来已故的俞旦初先生对西方史学观念在中国的传播做了重要的梳理，这些作品大都收入其论文集《爱国主义与中国近代史学》中。专题方面，桂遵义之对于马克思主义史学，胡逢祥之对于新史学，陈启能之对于年鉴学派，鲍绍霖之对于文明史学，于沛之对于文化形态史观，姜芃之对于英国新社会史学派，都有深入的研究。邹振环先生长期从事中西学术交流研究，其中亦涉及西方史学在中国的传播问题。年轻学人中，李勇、李孝迁等人也时有相关文章问世。张广智先生发表在《史学理论研究》1996年第1、2期上的《20世纪前期西方史学输入中国的行程》和《20世纪后期西方史学输入中国的行程》，以及发表在《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02年卷上的《关于20世纪中西史学交流史的若干问题》，则对20世纪西方史学在中国的传播做了总体勾勒。这一问题仍然需要继续探讨，而且是可以有大作为的。 [58]交流是一种提法，笔者以为传播也是一种提法。因为交流更多是有组织的、自觉的；而传播更多是自发的和无意识的。 [59]张广智：《克丽奥之路——历史长河中的西方史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230-231页。 [60]黄敏兰：《政治批判学术建设：梁启超和鲁滨逊<新史学>的比较研究》，《世界历史》1993年3期。 [61]宋学勤：《梁启超、鲁滨逊“新史学”思想比较研究》，《中州学刊》2003年1期。 [62]孙晴：《梁启超与鲁宾逊<新史学>“新”之相异原因》，《湖北大学学报》哲社版2003年2期。 [63]陈剩勇：《论中西古代史学差异及其特征》，《学习与探索》1987年6期。 [64]刘楠、殷梦霞、文善常：《对中西古代史学差异的几点看法》，《探索》1988年3期。 [65]《本世纪20年代中国历史计量研究例述》、《我国历史计量研究专（译）著统计》、《部分历史计量研究论文的分类统计》、《<世界史论文动态>1989-1993研究论文统计》、《<世界史研究动态>1989-1993定量论文统计》、《<世界历史>论文著年年龄统计》、《<世界历史论>文著者职称统计》。 [66]华薇娜：《对中外历史计量研究发展史的比较》，《史学理论研究》1995年3期。 [67]马雪萍：《中西古代史学：历史编纂理论与方法的比较》，《史学理论研究》1995年第3期。 [68] Herbert Butterfield. [69] History and Man’s Attitude to the Past. [70]转引自杜维运：《中西史学之争》，《学术与世变》环宇出版社1971年，第169页。 [71]杜维运：《史学方法论》，台湾三民书局1986年第8版，第259-360页。 [72]杜维运：《与西方史学家论中国史学》，台湾商务印书馆，1966年，第28页。 [73]朱玉麟《西方新史学关照中的<史记>范型》，《南京师大学报》（社科版）1997年1期。 [74]夏祖恩《中国史学刍议——兼及中外史学比较》，《福建论坛》（文史哲）1988年6期。 [75]阎崇东：《司马迁之<史记>与希罗多德之<历史>》，《内蒙古师大学报》（哲社版）1992年4期。 [76]陈锐：《黄宗羲与黑格尔学术史观之比较》，《杭州师范学院学报》1995年1期。 [77]例如陈建平在《中西史学异同论》（《湖南师大社科学报》1989年5期）中提出，中世纪“西方史学由于宗教思想的禁锢，除了基督教纪年外，则无所建树。虽然，将历史看作是一个统一整体，认为历史是不断进步的，但最后还是规诸于上帝的宗教天命史观控制了西方中世纪史学。西方史学只是一个为宗教服务的工具，仅仅是基督教神学的使女而已。” [78]例如雷戈在《“历史”的文化阐释：中西史学精神之比较》（《学术月刊》2000年5期）中认为，“西方史学精神中贯穿着法律精神”，“而中国史学精神中却充满着权力意志”。 [79]夏祖恩：《中国史学刍议——兼及中外史学比较》，《福建论坛》（文史哲版）1988年6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