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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为什么要议论古希腊文明？ 凡讨论民主制度，必溯源至两千五百年前的古希腊，特别是古希腊的雅典城邦。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民主已经成了世界上的“神圣”概念。冷战以后，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们对雅典城邦的赞美也“与时俱进”，理想化了的古雅典成了一种当代迷信，贬抑斯巴达成了时髦。然而，至少到近代，欧洲赞美斯巴达甚于雅典。近到希特勒时代的欧洲，“平等简朴”的斯巴达依然被用于批评“腐朽没落”的雅典，理想化了的斯巴达是古希腊最纯粹的北欧日尔曼人，是“国家社会主义”（纳粹）价值观最伟大的榜样。无庸讳言，斯巴达精神对罗马精神，乃至整个西方文明精神的影响并不亚于雅典。[1] 当今大多数学人属“民主派”，认民主为“普世价值”，批评民主自然被视为“异端邪说”。然而，如茨威格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指出的，“异端的权利”之不可被剥夺是“现代文明的一般准则。”[2] 在公元前九世纪，斯巴达的英雄“利可古斯”(Lycurgus) 创立了斯巴达宪政，建立了一个正式而且稳定的公权体系，利可古斯的宪政体制持续了800年，城邦也保持了800年稳定。与之相对照的是，雅典的梭伦在公元前六世纪初期（公元前594年梭伦开始执政）制定了以扩大平民权力为导向的宪政体制。他在逝世之前，雅典平民就已经支持庇西特拉图在雅典实行专制了。四十年以后，庇西特拉图的继承人被驱逐，但雅典却实行了比梭伦激进得多的扩大平民权力的体制。新政削弱了社会妥协，伤害了城邦的共同利益，增长了党争，仅仅维持了一百年就陷入混乱和衰落。无论右翼的马基亚维利，还是左翼的卢梭，都赞美斯巴达而非雅典。[3] 世界史上第一个民主制产生于古代希腊。雅典民主制之前还有所谓“部落民主”，或“原始共产主义形态的民主”。然而，说民主制从来就有（因而天然合理）如同说专制从来就有（因而天然合理）一样没有多大意义。在古希腊最伟大的三大哲人中，苏格拉底（Sokrates, 前469-前399）和柏拉图（Plato, 前427-前347）明确表示了对雅典民主制的厌恶。亚里士多德（Aristotle, 前384-前322）也批评了雅典的直接民主，他把法治当作理想制度。亚里士多德写的《政治学》是人类第一部政治学著作。[4] 亚里士多德是柏拉图的学生。柏拉图遗下《理想国》和《法律篇》，深刻地讨论了政治生活，强烈批评了民主制度。[5] 柏拉图是苏格拉底的学生。苏格拉底诞生于我国思想家孔子 (前551-前479) 逝世以后的第十年，也象孔子一般“述而不作”，两人的政治理念有惊人的相通之处。他对民主制度的激烈批评导致雅典公民们投票处死了他。[6] 从苏格拉底诞生到亚里士多德逝世的一个半世纪是古希腊民主文明最兴盛的时代。世界上的第一个民主制度，即雅典民主制，也在这百年中经历了兴起和衰落。[7] 本文要讨论的问题有三个。（1）古希腊民主制度的社会起源和社会基础。（2）最早的民主制与其他制度怎样联系和区别。（3）古希腊民主制的优点、缺陷及其与文明兴衰之间的关系。 这里陈述的不是历史学意义上的古希腊史。与历史学不同，政治学密集地讨论历史是阐述理论的一种方法。与历史学不同，对政治学而言，历史永远是现代史，用于检讨已有的观念，让历史这颗常青之树给世界政治的灰色理论注入生机。 二． 什么是古希腊文明？ 大约两千五百年前（春秋战国之交的时期），在爱琴海和爱奥尼亚海之间的山区和海岛上生存着数百个独立自治而且骄傲自豪的城市国家（城邦），其中最著名的有三个，直接民主制的雅典 (Athens)、寡头法治制的斯巴达 (Sparta)、和缺少稳定制度的科林斯 (Corinth)。如同我们今天的世界，无论在哪个制度之下，古希腊全境都是充满智慧和热忱的地方。当其他文明还在用神话的语言来思考，希腊人已经用“思维”、“物质”、“形式”、“本质”、“自然”、“存在”、等等概念把抽象思考推到了极限。他们提出有永恒意义的疑问，而且严格依照理性标准来回答这些问题。苏格拉底的热诚，柏拉图的敏锐，以及亚里士多德的透彻都源于理性求知的渴望。社会自由与哲学、戏剧、建筑、和雕塑一道进入黄金时代。古希腊人对知识的渴望使他们从东方学来了很多，如医学、数学、应用几何、天文学、钟表、日历。希腊人的卓越之处是在学到的技艺中找出秩序，概括到系统和定理中，建立完整的理论。为此，他们发现了推理的规则，对逻辑学做出了伟大的贡献。古希腊人运用科学的方法检讨一切假设，不受制于成见，更不畏惧权威，而是仔细观察，不辞辛苦地收集材料，带着不懈的热情进行分析。他们在生物学上预见了达尔文的进化论；在物理学上提出了原子论；在天文学上发现地球是围绕太阳运转的。古希腊的很多科学思想后来失传了，一如他们的音乐、舞蹈、绘画、以及大部分文学作品。然而，那时留下的悲剧艺术在今天的歌剧院里仍然令我们深感震撼。那些戏剧表达了在自由意志和自尊与宇宙规则和法律之间所发生的激烈冲突。在残存的古希腊雕塑里，我们看到了栩栩如生的人，其精确的比例闪烁着理性主义、自然主义、和人本主义的光辉。如同中华文明，古希腊的宗教是多元混杂的。他们没有一个共同的宗教，没有教会，没有统一的基本教义。如同中国人舞龙，希腊人常拿他们的神明开玩笑，把宗教庆典奥林匹克节变成体育节，把众神描绘成爱争吵，不道德，受诱惑，盗窃，甚至相互开战的有特异功能的寻常人。如同对于中国人，希腊人的神明只是表达了现世，不似后来的基督教演进成“普世价值”和自由思想的羁绊。 古希腊的成就是无可质疑的，它的灿烂文化是西方文明的三大源泉之一。[8]政治体制构成所有文明的核心。但把古希腊的成就全归于雅典是浅薄的，全归于雅典的民主制更是荒唐，一如把现代世界文明仅归功于美国，把美国的成就全归功于民主制度。那断臂的维娜斯并不属于雅典，众多的希腊科学和文化成就是在雅典民主制确立之前或衰落之后取得的，绝大多数也不是在雅典产生的。雅典民主的辉煌仅维持了百十来年，从未“不可避免地”扩散，而是古希腊数百个城邦中的异数，也是古希腊实行的若干政治体制中的一种。民主的顺利运转要求特定的社会结构。象雅典一样采用民主制的城邦大多默默无闻，并未取得能与雅典比美的成就；其他多数城邦采用的是贵族寡头制，或个人专制。我们通过考察古希腊民主制产生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结构，说明民主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有自己的历史性，有兴也有衰。而且民主制的兴衰未必代表文明的兴衰。 三. 希腊文明的缘起 古希腊文明的崛起大约经历了三个重要阶段，分别是米塞尼文明，多利亚人的入侵，和殖民扩张。 （1）米赛尼人的文明 距今大约四千年前，在公元前二十世纪（前1999-前1900）我国夏朝刚开始不久，一些讲希腊语的原始部落从巴尔干北部地区进入了半岛的南端，即现今希腊的中部以及位于南部的伯罗奔尼撒半岛。《荷马史诗》称这些人为“阿加”人 (Achaians)，现在的历史学家称他们为“米赛尼”人 (Mycenaeans，又译“迈锡尼”人) ，因为他们文明的中心是伯罗奔尼撒半岛上的米赛尼城 (Mycenae), 在今日希腊的特里波利市 (Tripolis) 附近。米赛尼人深受克里特岛 (Crete) 上先进的米诺安 (Minoan) 文明影响（米诺安是欧洲地区第一个脱离野蛮时代的文明），从米诺安人那里学来了文字、艺术、陶器、建筑、和宗教。他们还从东方的西提特（位于小亚细亚半岛，今土耳其）和古埃及学来了装饰和雕塑。五百年后，米赛尼人在公元前1400到1200的二百年间把自己的文明推进到高峰。这个时期大体与我国的商朝（公元前16世纪到公元前1066年）同时代。自公元前十五世纪开始，克里特岛频遭天灾，内部叛乱，及希腊人的侵略，已经衰弱了。米赛尼人在公元前十五世纪的中期，攻占了克里特岛的中心科诺索斯城 (Knossos)，摧毁了那里的文明，使克里特岛成了希腊人的天下。科诺索斯城墙上的著名壁画描绘了一个和平而且先进的文明怎样被高度军事化的希腊人所淹没。由此，米赛尼人取代米诺安人成了地中海区域的霸主。地中海地区当时受两大帝国文明的包围，东面是位于小亚西亚半岛的西提特帝国 (Hittite Empire)，南面是北非的埃及帝国。没有证据显示米赛尼文明的安全受到这两大帝国的威胁；相反，爱琴海各岛上的米赛尼人显然参加了对西提特帝国首都和对埃及帝国北部沿岸的掠夺式攻击。 《荷马史诗》描绘了米赛尼人的文明，近代考古发现了米赛尼人的陶器、雕塑、工具、墓葬、建筑、等等，而且发掘出了《荷马史诗》中描绘的特洛伊城。考古证据显示，米赛尼人在富庶的东方和西北方蛮荒的欧洲大陆之间从事掮客，海盗，小规模的制造业，并经营一点农业。他们掠夺弱小落后的邻居，与不易掠夺的强大国家进行贸易，贩卖武器、奴隶、木材、原料、金属工具、首饰、香料、及皮革。其贸易网东至小亚细亚半岛，西到南意大利和西西里岛，法国的沿海地区，西班牙，甚至英伦三岛。如同他们的后辈，米赛尼人未能克服困难的地理条件而建成统一的帝国，仅在希腊本土和爱琴海的岛屿上建立了许多小型王国。但那些小国的社会管理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在希腊本土发现的皮罗斯国 (Pylos) 的政府档案显示，其王室的集中统治是经由组织完善而且机构复杂的官僚体系实现的，这个体系分区管理税收征集，货物分配，和宗教生活等方面事务，而且置有监督机构来控制腐败和纠正行政错误。这种专业化的机构显然不属于农业社会。这些小国政治上彼此互不隶属，但语言文化上却高度一致，说明他们之间的商业和文化交流非常密切。一位西方文明史专家就米赛尼人获得的成就评论道，“其高峰时期的文明比公元前六世纪的希腊文明更发达。”[9] 公元前六世纪的上半期是雅典的梭伦时代，下半期是雅典比西特拉图父子的僭主时期。 （2） 多里亚人的入侵和“英雄时代” 大约在公元前1200年左右，即我国商朝的末期，米赛尼文明的二百年繁荣被突然打断了，一些讲另一种希腊方言的野蛮部落从北部侵入，他们大约是进入希腊地区的最后一支讲希腊语的部落。这些被称为多里亚 (Dorians) 人的部落摧毁了米赛尼文明。一些米赛尼人向东逃亡到未被铁蹄践踏的“阿提加”平原 (Attica，即雅典地区)，以及爱琴海上的岛屿和小亚细亚沿岸，如后来的复兴基地爱奥尼亚地区。公元前1190年左右（即我国西周开始的前夕）在小亚细亚的爱琴海沿岸爆发了特洛伊战争。那大约是米赛尼人逃亡过程的一段插曲。直到公元前八世纪的四百年间，希腊和爱琴海地区陷入了史家所称的“黑暗时代”，作为多里亚人和米赛尼人后裔的古希腊人则据《荷马史诗》称其为“英雄时代”，是巨人在大地上行走，留下无数奇迹的时代。考古发现显示，那时希腊各部落王国间的联系中断了，各地形成了不同的方言和不同的陶艺风格。由于邻近的两大帝国也处于被侵略和混乱之中，希腊与东方的联系中断了。写作的技艺失传了，雄伟的宫殿塌毁了，地中海上的希腊商船没有了，商业财富消失了，墓葬里不再出现大量的金银制品，整个地区倒退到了简单和的农业社会。然而，讲不同方言的希腊人之间仍然能彼此交流，米赛尼文明并未被彻底摧毁，后来古希腊文明中的一些重要部分是米赛尼文明的翻版。代表多里亚文明的斯巴达把米塞尼人的后裔变成了奴隶。 米赛尼文明的兴起和衰落与世界其他文明史有相通之处：无论先进或落后或奉行哪种政治制度，（军事上的）安全是最终的保障。没有能力维持自身安全的文明是虚弱的文明。换言之，民族的兴衰不仅与文明的政治制度相关联，更与能否持续地拥有强盛的军事力量相关。不能维系强盛军事力量的政治制度是有重大缺陷的制度。 （3） 殖民扩张运动 希腊人花了大约四个世纪才重建和稳定了社会秩序。到荷马写作史诗的公元前八世纪 (前799-前700)，即我国西周末期与春秋时代之交的时期，希腊地区发生了一场技术革命和文化复兴运动。首先是铁制农具的普遍使用增加了农业产量，导致人口暴增，出现了所谓“生存空间”问题。其次是从来自黎巴嫩地区的腓尼基人 (Phoenicians, 因主要贩卖一种紫红色的织品而得其名) 那里学到了闪米特人（犹太和阿拉伯人的共同祖先）的西伯莱字母，经改造之后用于拼写希腊语言，这是一切西方语言字母之源。第三，在小亚西亚半岛上的特洛伊城附近形成了第一个城市社会爱奥尼亚 (Ionia)。爱奥尼亚是传承米赛尼文明的重要据点，更因重新沟通与东方发达社会的联系成为希腊的文化和商业中心。爱奥尼亚的文明贡献出了《荷马史诗》，史诗描绘的神话历史写成文字后迅速流传，促成了浪漫的英雄主义和泛希腊主义理想。公元前八世纪史诗出现后不久，古希腊为“生存空间”开始了一场持续二百年之久的殖民扩张运动，在公元前750-550年左右到处去建立独立于母邦的城邦。这个时期大体相当于我国的东周时期（前770—前481）。 那时的殖民扩张把古希腊文明推向辉煌。这场殖民运动虽比不上近代西方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抢地浪潮，却在空间和时间上同开拓北美的运动不相上下。如同古希腊人在《荷马史诗》的激励下四处殖民，英国早期的殖民者是吟唱着莎士比亚的诗歌开拓北美的（快乐的男人，渺小的世界，银色大海里的宝石 …This happy breed of men, this little world; This precious stone set in the silver sea …）。[10] 近代的殖民扩张有力地推动了近代欧洲资本主义文明。 一些人希望把希腊的成就描绘成民主制的成就，一如把近代欧美资本主义的发展史描绘成民主发展史。其实民主制是文明发展的结果之一，而非其原因。古希腊的主要科学成就获得于雅典民主制衰落之后。罗马的崛起不靠民主制度。近代西班牙帝国的建立不是民主制的结果。伊丽莎白女王建立的英帝国也不是民主国，但产生了莎士比亚和牛顿。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也并非出现在奉行民主制的美国。中国在近代以来的衰落不是因为专制，中国在现代的崛起也不是因为实行民主。谁又能因为沙皇俄国和苏联不是民主国家就可以忽视俄国人在这个时代取得的科学、艺术、和文化成就呢？美国作为现代最伟大的民主国家其实是英国殖民扩张的一个意外结果。神化民主制的作用是冷战之后的事情。 古代希腊的殖民点遍布地中海，西至西西里岛和法兰西海岸，东达黑海沿岸。著名的希腊殖民地包括西西里岛南端的希拉求斯 (Syracuse, 远征该城是雅典衰落的转折点，美国纽约州的一个重要城市即以此为名)，法国南部的重镇马塞 (Massilia, 即今Marseille), 和控制黑海出口的拜占廷 (Byzantium, 今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希腊人没有发明殖民扩张运动，只是步东方腓尼基人的后尘而已，颇似英国近代的殖民扩张学自西班牙。腓尼基的殖民扩张比希腊人早了两个世纪。大约在公元前1000年到公元前800年，腓尼基人在西班牙南部和北非的北部建立了若干殖民地。其中两个殖民点特别有名，一个称为“盖底斯”(Gades)，在直布罗托海峡的西班牙一侧，控制地中海的大西洋出口；另一个称为“卡萨基”(Carthage)，即今天突尼斯的首都突尼斯市，在北非隔西西里海峡与意大利的西西里岛相望。时至今日，黎巴嫩依然是阿拉伯世界与西欧的桥梁，黎巴嫩人也依然擅长国际贸易，但只有少数黎巴嫩人认为自己是腓尼基人的后裔。如同“地理大发现”是近代西欧社会变迁的动力，殖民运动对古希腊的社会结构也产生了重大影响，以部落血缘为基础的社会演变为“城邦” (polis)。 四. 古希腊的社会结构与城邦政体 希腊城邦政体的历史是一部英雄创制的历史，也是一部关于阶级力量对比的社会结构史。换言之，是英雄和人民共同创造的历史。在我国进入春秋时代（公元前722年）时，即公元前八世纪晚期，希腊的自由小农力量突然增强，中断了贵族阶层扩大耕地面积，变自由小农为农奴的缓慢进程。阶级力量对比的突然变化在当时的古希腊引发了普遍的政治危机。 中国传统社会的情况比较优越，既是自由小农为主体的社会，又有大一统的帝国结构来支撑文明的发展。由于地理条件造成的交通困难，古希腊难以形成大型帝国。然而，由于黑暗时期留下的简朴的农民生活习惯，为数庞大的小农经济在希腊的“黑暗时代”一直存在，未如近东地区发达的帝国那样演变成贵族世家的附属。古希腊自由小农人数和势力的突然增长与普遍使用铁器有关，也同殖民扩张中出现的军事发明有关。 在荷马的时代，军人骑马进行一对一格斗，配备一支用来投掷的长矛和一支近战用的短剑。如此进行的战争天然有利于贵族英雄获得地位和荣耀。然而在公元前八世纪后期，希腊地区出现了“重甲”(hopla, 包括头盔、胸甲、臂甲、盾牌，短剑、长矛) 和“重甲步兵”(Hoplites)，断送了贵族骑兵的个人英雄主义。战士们依旧佩带用于贴身格斗的短剑，却已不再进行单打独斗，大群着重铠甲的士兵列阵进行集体战斗。每个士兵左臂上带一面盾牌，保护自己身体的左侧又保护左方战友的右侧。长矛不用于投掷，而是握在右手用于冲刺。从此，战争的胜负不再取决于少数个人，而在于各方阵里大群战士之间的密切合作，在于严明的纪律和高昂的士气。古希腊的“军人方阵”(phalanx) 一词被近代法国社会主义者傅立叶用来称呼其理想的社会主义基层社区，即著名的“法郎吉”。无独有偶，毛泽东时代的农村人民公社不仅在称号上采用军事化的“大队”和“小队”，实践上也是准军事组织。由于殖民时代的社区命运严重依赖大量重甲步兵，而且大量的重甲步兵只能来源于大量自由的小农，小农的地位不可避免地提高了。同时，自由的小农也因为在一起战斗和训练，产生了超越传统部落血缘意识的集团型自我意识。我国西南地区的农村基层干部普遍由退伍军人担当，因为他们曾出门在外，视野容易超脱出本村家族血缘意识的限制，是落后地区社会现代化的重要动力。最后，因为参加重甲步兵的资格取决于购买铠甲兵器的能力，财力而非部落血缘关系就成为获取重要社会地位的手段。即便不是农民，通过经商致富也可以购买铠甲兵器，加入受尊重的战士阶层。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