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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半岛东西南三面濒临着浩瀚的印度洋，半岛的北面是著名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西北面向着蔚蓝的地中海。故它处于亚、非、欧三大洲的交会之地。自古以来东、西两方的文明在半岛多次碰撞与融合，终于在公元7世纪孕育了伊斯兰文明。 公元6世纪晚期到7世纪初在半岛西南部的麦加（Mecca）出现了一位先知哲人——穆罕默德（570—632年）。他创立了伊斯兰教，于公元610年开始在半岛传播。622年7月16日穆罕默德从麦加迁往麦地那（Medineh）。这件事被称为“希吉勒”（Hijrah）,乃“迁徙”之意。为纪念此重要日子，被定为伊斯兰历（亦称“希吉勒历”）纪元之始。632年先知穆罕默德仙逝，享年63岁。此时阿拉伯半岛已大体统一。在以后千余年的时间，穆罕默德留下的伊斯兰教在五大洲传播，成为了10亿以上人所崇信的世界第三大宗教。 伊斯兰文化是以伊斯兰教教义为指导思想而形成的。它是在西方吸收了希腊、罗马、埃及文化；在东方汲取了伊朗、印度、中国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中世纪文化发展的一个高峰。它对欧洲的文艺复兴及其近代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伊斯兰文化具有承上启下、东西交融的显著特点。早在穆罕默德传教时就教导弟子们说：“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这句话在以后近1400年来的中国与伊斯兰文化交流史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几乎在每一个历史时期，伊斯兰世界都与中国有着密切的联系。 我们今天在首都博物馆看到“世界文明珍宝”展中的伊斯兰展品时倍感亲切。因一些与展品相近似的伊斯兰文物也多在中国考古发掘中出土；另有些展品器类在我国文献中也多有记载；还有些展品体现出了中国与伊斯兰世界文化交流的某些特点。 中国瓷器与伊斯兰陶器在世界陶瓷史中均享有盛誉。中国瓷器有着三千余年的历史，向以胎质坚细、釉色晶莹、形纹具美著称。而伊斯兰陶器则以鲜艳的色彩、瑰丽的纹饰、独特的工艺为世人称道。双方在器形、纹饰和生产技法上多有相互影响。伊斯兰陶器可分两大类，一为日用器皿，二为壁砖。其壁砖的大量生产是与伊斯兰建筑特点分不开的。伊斯兰建筑往往在内墙壁，尤其是在外墙壁和顶部贴有色彩鲜艳、纹饰优美的壁砖，显得颇为雄伟壮观。壁砖有多种多样，这里展出的均为八尖星形。其与十字形壁砖搭配使用 展出的4件壁砖均为石胎（亦称熔块胎或组合胎等）。因其烧成温度较低，未达到瓷化标准，故以陶称之。它用钴蓝釉下彩与釉上拉斯特（Lustre）彩装饰。拉斯特彩技术是一种极为精细、复杂的生产过程。简言之是将氧化银、氧化铜等经特殊处理配置的溶液施绘在已烧好的素面或釉下青花的器物或壁砖的釉面上，然后在还原炉内二次低温烧成。这样使金属氧化物还原成金属状态固定在器物表面上，犹如一层金属薄膜，闪亮生辉。拉斯特彩是伊斯兰陶工的独特贡献，工艺难度极大，稍有失误则前功尽弃。这种工艺制品仅在中世纪的伊斯兰世界生产。另外，只有文艺复兴时期，在西班牙伊斯兰陶器影响下的意大利有少量的生产。值得注意的是，在展出的文物中有的纹饰反映了中国文化的影响，如拉斯特彩壁砖上的凤纹。 正如瓷器是中国的传统产品，享誉世界一样，玻璃是西亚、北非、西欧的传统产品，受到世人的珍视。伊斯兰兴起后继承了罗马、波斯萨珊朝玻璃的生产技术，并有了很大提高，玻璃产品成为了伊斯兰艺术品中的瑰宝。伊斯兰玻璃早在盛唐时传入中国，数量很大，其中尤以晚唐法门寺地宫出土的18件伊斯兰贴塑网纹玻璃、拉斯特彩玻璃、磨刻玻璃、描金磨刻玻璃等最为著名。据目前考古资料统计，我国出土唐五代辽宋时期的伊斯兰玻璃共20批47件。这些伊斯兰玻璃多为精品，且有两大特点。其一，多为完整器。其二，绝大多数器物有年代可考。故受到世界学者的注目。 目前在我国考古发掘中未发现有南宋、元代时期的伊斯兰玻璃。但据英国布里斯托尔城市博物馆学者彼德·哈迪(Peter Hardie)多年研究发现，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在中国传世的17件埃及马穆鲁克王朝的描金釉彩(enameled and gilded)玻璃器均被贩卖出国，现存于世界一些著名的博物馆中。伦敦不列颠博物馆就保存有一件。本展览中两件描金釉彩清真寺玻璃灯为我们提供了了解其生产技术的珍贵标本。描金釉彩玻璃是在已烧好的素面玻璃器上用红色釉彩画出轮廓，然后填以白、绿、蓝、紫和粉红色釉彩，并描以金彩，再经二次低温烧制而成。值得注意的是，有些描金釉彩玻璃在其器形（如玉壶春形瓶）、纹饰（如莲花、梅花、龙、凤纹等）上表现出中国文化的某些因素。 描金釉彩玻璃主要产于叙利亚和埃及，其生产盛期是13—14世纪，以后仍大量生产。其最主要的品种就是清真寺灯。据记载，15世纪90年代的耶路撒冷岩石圆顶清真寺就点燃着500盏清真寺灯。通过本次展览也许可以引起人们对此类文物的关注，或许国内尚有个别传世的埃及马穆鲁克描金釉彩玻璃器将被发现。 细密画也是伊斯兰艺术中的珍宝。早在阿拔斯王朝（公元750—1258年），萨马拉宫殿中绘制的一些壁画已有相当高的水平。12—13世纪伊朗陶器和壁砖上的一些人物故事画应是细密画的雏形。但伊朗细密画的真正发展始于14世纪初。细密画既小型、精密的绘画，多用于书（手抄本）中插画，也可组成画册便于携带。值得注意的是有些细密画的技法受到了中国绘画的影响。如伊尔汗国（公元1260—1335年）时的政治家、史学家拉施特所著《史集》，于公元1310—1315年在大不里士抄写并绘有插图。在绘有窝阔台大可汗接见使臣，蒙哥大可汗及其嫔妃、拖雷可汗之九子等画中均反映出中国文化的影响，这些插画技法全是中国式的。本展览展品“中国贤者呈献史书给完者都”是帖木儿帝国（公元1370—1506年）时期著名的历史学家哈菲兹·阿布鲁所著《史纲》(Majma'al Tavarikh)的一幅插画。此画简洁明朗，完者都端坐于树下，接受两位中国贤者李达志(Li-ta-chih)和马可逊(Maksun)呈献的历史书籍，一行人物排列突出于前景，浅白蓝色的大地起伏于画面的中间，夹有红色与金色条纹的蓝色天空隐示了无限的远方。这幅插画有较深刻的含义。帖木儿帝国第二代帝王沙哈鲁(Shah Rukh,1409—1447)以贤明著称，一直与中国保持着友好关系。他命哈菲兹·阿布鲁续写拉施特著作《史集》，抄写数部并配有插画。此插画用简洁的画风深刻地反映了这一历史事件，它强调了帖木儿所宣称的对伊朗和中亚统治的正统性。 伊斯兰钱币与中国古代钱币分属两个不同的钱币系统。中国钱币绝大多数为铜制，圆形方孔，有模浇铸而成。伊斯兰钱币为圆形无孔，压膜冲制，多为银币迪尔哈姆(dirham)和金币迪纳尔(dinar)，铜币较少。近几十年来我国多有发现传入的伊斯兰钱币。如 1959年新疆乌哈县窖藏就发现有900余枚银币，其中约有150枚阿拉伯—萨珊式伊斯兰银币；西安窑头村还在唐墓中出土了3枚伊斯兰金币。这三枚金币与展品中的一枚金币非常近似。 窑头村三枚金币为圆形，重4.2—4.3克，厚0.1厘米。分别制造于AH.(希吉拉历)83年（702年，即唐武后长安二年）；AH.100年（718—719年，即唐玄宗开元六至七年）；AH.129年（746—747年，即唐玄宗天宝五至六年）。金币均两面压印库菲体阿拉伯铭文。AH.83年金币正面中央三行及边缘一周（从右至左读）译为“安拉（真主）之外无神，它是独一无偶的。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安拉以中正的道和真理的教遣派了他，必定使他战胜了其他一切宗教。”背面中央三行是“安拉是惟一的。安拉是永劫的。他不生育，也不被生”。边缘一周“以安拉的名义，这第纳尔铸于八十又三年”。展品阿巴斯王朝金币（也是两面有铭文，亦为库菲体。铭文内容与前述大体相同，只不过稍晚数十年，字体已发展成库菲角形体。 在简单介绍了伊斯兰几种艺术门类后，人们会发现在伊斯兰艺术品中的装饰多为植物花卉、几何图案和文字，甚至在早期钱币上以阿拉伯文代替了以前普遍出现的人物肖像。一般来讲在清真寺、圣陵等宗教活动场所及在宗教典籍中是不允许出现有生命的人物和动物的。但在世俗建筑和一般艺术品中则没有此禁忌。英国著名伊斯兰艺术学者阿伦曾指出，认为在伊斯兰艺术中不存在人物和有生命的动物是一种普遍的错误。实际上在伊斯兰艺术品中人物和动物形象大量存在。在本次展览的伊斯兰艺术展品中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点。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