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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中心论”宛如变幻莫测的巨大幽灵在人文社会科学界逡巡游荡，业已成为众多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挥之不去的梦魇。对“欧洲中心论”的批判既让人们体味到理论思维上的羁绊被解除后的舒畅和清新，又常常使人在实证研究中感知到无法自拔的无奈与焦灼。尽管不同学科的研究者从不同的视角、以不同批判理论对“欧洲中心论”进行了长期的理论批判，但总体上仍差强人意，甚至不能令批评者自身满意。因而，“欧洲中心论”依旧是各个学科领域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难题，不得不跨越的一个理论创新与学术实践的峡谷。在对“欧洲中心论”的批判中，世界史研究领域更是成为各种批判理论的“竞技场”。正是由于上述情形的存在，在全球化时代，特别是在非西方世界的世界史学界，批判和超越“欧洲中心论”不再显得老生常谈，而成为了一个历久弥新的话题。对于建构世界史研究的“中国学派”而言，批判和超越“欧洲中心论”既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前提，又是一个必经的实践路径。 一、世界史研究中的三种“欧洲中心论” “欧洲中心论”有时也被称为“欧洲中心主义”，它不仅是一个地理意义上的用语，而且是一个文化用语，甚至还成为了一个意识形态意义上的用语。正是由于文化和意识形态层面上的影响，“欧洲中心论”亦被称为“西方中心论”或“西方中心主义”。一般而言，“欧洲中心论”涵盖了所有认为欧洲人在过去和现在都比非欧洲人优越的观点。然而，这种虽然简洁但过于空泛的界定却无助于人们深入地认识“欧洲中心论”的复杂内涵及其对人文社会科学所产生的种种影响，因为“欧洲中心论是一个多头怪物，而且有许多化身”。①由于“欧洲中心论”是一个历史的概念和命题，因此，我们认知“欧洲中心论”不能仅仅聚焦其价值判断上的偏见和狭隘，更应该注重其作为学术研究的经验主义信条方面所产生的根深蒂固的影响。为了更好地辨析“欧洲中心论”，本文将其划分为“假定前提的欧洲中心论”、“文化传播的欧洲中心论”以及“反欧洲中心论的欧洲中心论”，并将其置于世界史研究的背景之下加以探讨。 “假定前提的欧洲中心论”是指欧洲中心论者将他们的个案研究置于宗教的、种族的、环境的以及文化的假定的优越性之上，并在此基础上来解释世界。由此，我们可以将“假定前提的欧洲中心论”分为上述四个维度，分别称之为宗教的、种族的、环境的以及文化的“欧洲中心论”。美国学者J．M．布劳特在近年出版的两部作品中，对“欧洲中心论”的内涵进行了深入而具体的分析，他不仅按照历史的顺序列举了一系列(14条乃至更多)重要的欧洲中心主义的命题，②而且特别指出八位大名鼎鼎的欧洲中心论者。这些欧洲中心论者在他们的作品中，论证了在现代文明的创造过程中欧洲的中心地位和欧洲文化的优越性。这八位欧洲中心论者包括：以《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1958年)闻名于世的文化决定论者马克斯·韦伯(Marx Weber)；在《中世纪的技术和社会变化》(1962年)中宣扬欧洲人拥有举世无双的发明才智和伟大科技才华的小林恩·怀特(Lynn White，Jr．)；在多篇论文中抨击依附理论和拒不接受欧洲帝国主义对当今欠发达所造成伤害的指责的罗伯特·布伦纳(Robert Brenner)；《欧洲的奇迹：欧亚历史中的环境、经济及地缘政治》(1981年)的作者埃里克·琼斯(Eric Jones)；《国富国穷》(1998年)的作者戴维·兰德斯(David Landes)；《权力与自由》(1985年)的作者约翰·霍尔(John A．Hall)；《社会权力的来源》(第1、2卷分别在1986、1993年出版)的作者迈克尔·曼；以及《枪支、细菌、钢铁：人类社会的各种命运》(1997年)的作者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戴蒙德(Jared Diamond)。布劳特指责他们的作品是“错误的主张”、“不足信的论点”、“正统派的谬论”以及“不公平的比较”。③从上述八位欧洲中心论者的作品成书的时间上来看，宗教的、种族的“欧洲中心论”在当今西方学术界因其有限的可信度而日渐式微，不再占据主导地位，但环境的、文化的“欧洲中心论”的影响却挥之不去。时至今日，仍有不少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极力主张文化和环境是欧洲获得优势的因素。如果说“陈旧的环境决定论不仅在地理学界而且在历史学界，仍然存活着并且生机勃勃”，④或者说环境的“欧洲中心论”是一种显性的、易感知的甚至从情感上可以理解的现象，那么，文化的“欧洲中心论”的表现却不易为人察觉，而且其产生的原因和表现的形式也远比环境的“欧洲中心论”复杂。之所以如此，一个原因在于“文化”是一个见仁见智、众说纷纭的概念，常常令人难以界定甚至无所适从；另一个原因在于历史学科或世界史学科的产生和扩散过程中所形成的“文化传播的欧洲中心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所知世界的终结——21世纪的社会科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84页。 ② 参见J．M．布劳特：《殖民者的世界模式：地理传播主义和欧洲中心主义史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笫8—9页。 ③ 上述著作的出版时间系英文版的出版时间。参见J．M．Blaut，Eight Eurocentric Historians，The Guilford Press，2000．PP．177—183 ④ J.M. Blaut, "Environmentalism and Eurocentrism", Geographical Review ,Jul.,1999, p.391. “文化传播的欧洲中心论”是指“假定前提的欧洲中心论”在学科规范、理论方法方面的文化抽象和总框架，在某种意义上，它是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划分和西方历史学形态的发生、演进及其向非西方世界扩散的产物。19世纪，历史学在欧洲被确定为一种求真的知识，并且以自然科学为蓝本，被建构为一门科学。与此同时，自然科学所倡导的“客观中立性”成为历史学奉行的圭臬和追求的目标。直至20世纪六七十年代，科学的历史学才受到后现代主义思潮①的强大冲击，并由此引发了“历史学的危机”。在历史学成长为一门独立学科的过程中，它被深深地打上了“欧洲烙印”，这种烙印的核心质材就是欧洲的现代性以及由此所衍生的现代化理论。正如乔伊斯·阿普尔比等美国学者所言：“20世纪的专业性历史虽然种类繁多，但大多是在‘现代化’的标志下写的……马克思、涂尔干、韦伯促成20世纪三个西方解释法的主要学派：马克思主义、法国年鉴学派和美国的现代化理论……三派的信徒都认为自家的理论是普遍适用的，而且自己的方法是科学的。”②与乔伊斯·阿普尔比等学者相似的是，沃勒斯坦也总结出欧洲中心主义在社会科学中的四种表现：1．它的历史研究法；2．其普遍主义的偏狭性；3．其关于(西方)文明的假定；4．其东方学及其推行进步论的企图。③其中，历史研究法制造了历史学研究的诸多核心概念，如工业革命、现代性、资本主义以及个人自由，并凭借这些基于欧洲特定经验所产生的概念来阐释欧洲对现代世界的支配以及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普遍主义认为人世问存在着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科学真理，具体表现为牛顿—笛卡尔式的采取线性平衡态过程的形式的决定论法则，以及孔德、斯宾塞、马克思的阶段论。文明视角有两个含义：一是指与原始性或野蛮性截然不同的一系列社会特征；二是指现代欧洲认为自己不仅是几种文明中的一种而且认为自己是“文明开化的”。东方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西方与东方、现代与非现代、农业社会与工业社会等对社会世界的二分法上。进步论认为进步是真实的与不可避免的，进步成为世界历史的根本解释，并几乎成为一切阶段论的逻辑依据。这样，在世界史研究范式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西方历史学形态的演进使非西方世界的历史叙事同质化，并将其纳入西方式的一般的历史发展模式中。“文化传播的欧洲中心论”所产生的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划分、核心概念、理论方法等在全球知识界、学术界的扩散，其结果是产生了一种令人惊诧的学术现象——“反欧洲中心论的欧洲中心论”的出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 后现代主义思潮对“欧洲中心论”的批判主要表现在理论上，其在历史学和世界史的研究实践上却无太多建树，但是“后现代主义的思想就由于其警告人们要反对空想主义的与进步的观念而对当代历史学的讨论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参见伊格尔斯：《20世纪的历史学：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69页。 ② 参见乔伊斯·阿普尔比、林恩·亨特、马格里特·雅各布：《历史的真相》，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第61—63页。 ③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所知世界的终结——21世纪的社会科学》，第184页。 “反欧洲中心论的欧洲中心论”集中体现在历史学和世界史研究的认识、理论方法和实践层面上，其批判矛头指向“欧洲中心论”，但结果不是削弱了而是强化了“欧洲中心论”的影响。“反欧洲中心论的欧洲中心论”在世界史研究领域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在认识方面强调世界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必然性和一致性。之所以产生这种认识，与进步论、阶段论、目的论等诸理论的盛行密不可分。具体言之，无论是欧洲(西方)还是世界其他地方，必然是从蒙昧走向文明，必然经历过古代和古典时代、中世纪、现代或是原始、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等各个阶段的发展，现代性、自由主义等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归宿。在世界历史的连续性进程中，欧洲只不过稍稍领先而已，欧洲人所做的事情，世界其他地方的人也同样在做，只是步伐快慢不一和欧洲人得以暂时领先罢了。其次，在理论方法上盛行还原论和一元方法论。无论是还原论还是一元方法论，其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妥，问题在于非西方世界对世界历史的阐释都以西方所确立的标准为圭臬。作为自然科学的传统方法论，还原论主张观察单位的本质和它们如何互动来理解体系的运转。非西方学术界在阐释他们的世界历史时，所采用的分析单位(如部落、城邦、国家以及社会形态等)都等同或近似于西方或欧洲的经验。认为主题只能通过单一理论视角来探讨的一元方法论对非西方世界的影响似乎更加强大，无论是阶级斗争理论还是现代化理论，大致都是些基于西方经验的理论方法，非西方世界却用其建构和编撰自身的历史来批驳“欧洲中心论”，结果不言自明。第三，非西方学术界在世界历史的编纂实践上过于依赖西方的元叙事。前两种表现在实践层面上明显地凸现了非西方世界在元叙事上的匮乏或亏空。作为安排历史诠释与写作总纲的元叙事，是人们理解和解释世界历史的必要工具。但今天可资利用的元叙事几乎都在讲述着西方的一言以蔽之的故事，西方的过去、现在和将来左右着非西方世界关于自身历史的理解、现实生活的选择以及关于未来的抉择。因而，有的西方学者反驳了以贡德·弗兰克为代表的基于(欧洲或世界其他地方的)经验主义的反欧洲中心论新近论调，在理论上似乎并非全然无力。①产生“反欧洲中心论的欧洲中心论”最重要的原因，恰如巴勒克拉夫所言：“他们(指非西方世界的历史学家——引者)摆脱了欧洲中心论的思想束缚，从而能够用崭新的认识能力去看待各种问题，并且赋予这些问题的答案以积极的内容。然而，他们身边使用的那一整箱工具却全是由欧洲(或北美)制造的，恐怕一时还不可能将它完全更换。”②换言之，“反欧洲中心论的欧洲中心论”的危害性远远超过了前两种，正是由于它的存在和盛行，才使西方、尤其是非西方学术界和世界史学界陷入了难以自拔的困境。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假定前提的欧洲中心论”、“文化传播的欧洲中心论”以及“反欧洲中心论的欧洲中心论”三者之间并不是泾渭分明、相互孤立地存在，在世界史的研究实践中，它们往往令人眩目地纠缠在一起。它们是异种同形或异质同形的同构关系。“假定前提的欧洲中心论”是原生态的中心论，是孕育后两种“欧洲中心论”的土壤；“文化传播的欧洲中心论”是次生态的、知识传播的中心论，是“假定前提的欧洲中心论”在世界范围内扩张的文化反应和景观；而“反欧洲中心论的欧洲中心论”则既是次生态的中心论，又是前两种“欧洲中心论”相互作用的产物，是前两种“欧洲中心论”负面影响的“集大成者”。另外，在某种意义上，对具有批判意识的人来讲，“假定前提的欧洲中心论”是一种可理解的“客观的欧洲中心论”，而“文化传播的欧洲中心论”和“反欧洲中心论的欧洲中心论”则是“无可奈何的欧洲中心论”；对没有批判意识的人而言，“假定前提的欧洲中心论”是“浑然不觉的欧洲中心论”，“文化传播的欧洲中心论”和“反欧洲中心论的欧洲中心论”则是“心甘情愿的欧洲中心论”。正是由于“欧洲中心论”在情感、态度以及价值上的诸多影响，所以，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对“欧洲中心论”批判的斑斓纷繁的场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 被批评的人除了贡德·弗兰克外还包括杰克·古迪，王国斌，彭慕兰，杰克·戈德斯通和布劳特。尽管这些修正主义历史学家对欧洲为什么最终成为第一个工业力量给予了不同的答案，但他们都强调，直到18世纪的某一时刻，在欧洲和亚洲的主要文明之间不存在着真实的经济和文化上的差别。参见Richardo Duchesne，“Eurocentrisrn and Historical Variety”，Science aTug Society，Sprin9，2003，PP.100—104． ② 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55页。 二、对“欧洲中心论"的反思及批判 反思是批判的前提。三种“欧洲中心论”，特别是“文化传播的欧洲中心论”和“反欧洲中心论的欧洲中心论”的出现，以及它们左右并主导世界史研究取向的原因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原因是近代西方历史哲学的强大影响，进步论、阶段论、目的论、普遍主义等理论倾向在世界史研究中的盛行和泛滥。从哲学视角书写的世界历史都强调过去、现在和将来能够作为符合某种类型的结构和形态来观察，代表人物从康德、黑格尔一直延续到20世纪末的福山，这些“哲学的历史学家都同意一种令人无法接受的目的论，即把历史看作是朝向某种预定目标运动着的”。①哲学的世界史大都追求一种目的论，旨在寻求归宿；而与其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科学的世界史大都追求一种决定论，旨在探寻规律。西方历史哲学的影响使非西方世界的学术研究或是陷入思维上的“集体无意识”境地，或是“削足适履”地将非西方的史料填装进西方历史哲学的框架之中。第二个原因是西方现代殖民主义“塑造”和“建构”了包括非西方世界在内的世界历史图景。殖民主义韵影响对人类历史和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最重要的一点是，歪曲和贬低了非西方世界的成就和贡献。一个极端的例子居然出现在自然科学领域，在否认或削弱阿拉伯人与其他非欧洲人对数学发展所做的贡献的过程中，殖民主义发挥了至关重要的影响。②为了抵消殖民主义的不真实、不客观的恶劣影响，非西方世界采取了民族主义的理论视角来书写自己的历史以及它们与外部世界关系的历史，结果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对世界历史大相径庭的解释，这一结果令西方和非西方世界的精英和大众都感到困惑不已。第三个原因是文化传播主义制造了西方主导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话语霸权”。文化传播主义既是殖民主义的产物，又是欧洲中心论在文化上的一种抽象。按照布劳特的解释，“欧洲中心主义从字面上说是殖民者的世界模式：它不仅是一套信条，而是一批信条。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已经演变成为一个非常精雕细琢的模式、一个构件整体；实际上是自成体系的理论；一套高超的理论，是许多历史、地理、心理、社会逻辑和哲学等次等级理论的总架构。这一超级理论就是文化传播主义。”③文化传播主义在世界史研究领域的一个突出例证就是文化西来说。④在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创制方面，文化西来说似乎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遗憾的是，将人类在文化领域内所取得绝大多数成就都归结到西方的名下，则显然有失偏颇。正因为如此，在世界范围内人们对“欧洲中心论”展开了持久的批判。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 Axex Callinicos, Theories and Narratives : Reflections on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Polity Press,1995, p.45. ② Arthur B. Powell and Marilyn Frankenstein, eds., Ethnomathematics: Challenging Eurocentrism in Mathematics Education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7, p.63. 63. ③ J．M．布劳特：《殖民者的世界模式：地理传播主义和欧洲中心主义史观》，第12页。 ④ 例如《草原帝国》的作者格鲁塞就深受文化传播论的影响，认为中国文明源于埃及或两河文明，即文化西来说。参见勒内·格鲁塞：《草原帝国》，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3年版，第11—12页。 对“欧洲中心论”批判的形式可以分为替代论、调和论和修正论，三种批判形式的批判对象大致分别对应“假定前提的欧洲中心论”、“文化传播的欧洲中心论”和“反欧洲中心论的欧洲中心论”。在三种形式中，调和论侧重于理论，修正论强调实证研究，替代论则兼顾了理论和实践。 替代论是指寻求新的理论方法和研究实践取代原先以各种“假定前提的欧洲中心论”为根基的对世界历史的解释，其具体表现形式为全球史观、人类中心史观和多中心史观。尽管全球史观得到了非西方学术界的肯定和赞许，但颇具玩味的是，即使是享有盛誉的、反映全球史观的代表作品，如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和威廉·麦克尼尔的《世界史》也被认为尚未脱离“欧洲中心论”的窠臼。同样主张全球史观的巴勒克拉夫就指出斯塔夫里阿诺斯依然是以西方为中心的。①而威廉·麦克尼尔直至今日还认为：通过考察和对比通讯和运输网络，欧洲尤其是西欧处于一个得天独厚的位置。②人类中心史观的代表人物是安德烈·贡德·弗兰克和巴里·K．吉尔斯，他们主张以涵盖面较广的世界历史人类中心主义论替代欧洲中心论，并提出这种替代的理由：“以人类为中心的历史能够、也必然会超越意识形态上的文化自我肯定，在多样性中，且透过多样性认识到我们历史的整体性和时代的一致性。”③我国学者陈志强教授也有过近似的观点，认为“克服‘欧洲中心论’和‘西方文明优越论’是世界史体系重新构建中必须扫除的思想障碍，而关注人与环境和资源的关系为其中的核心。人类世界的历史就是一部对生存环境和自然资源的关系以及由此引申出来的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发展史。”④替代论中较为极端的形式是多中心主义，例如萨米尔·阿明的东地中海沿岸理论和北非论以及非裔美国学者提出的“非洲中心论”。在美国坦普尔大学的非裔美国人研究系，系主任阿桑迪(Molefi Kete Asante)现正推行一项全国性的计划，要设置以非洲为中心的课程表，以强调非洲人对西方文化的贡献以及非裔美国人对美国历史的贡献。求实地说，替代论的批判形式对克服“假定前提的欧洲中心论”作用巨大、效果明显，但对“文化传播的欧洲中心论”的批判却稍嫌不足。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 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第248页。 ② William H．McNeill，“World History and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West”，Journal of World History，Fall，1998，PP．215—236． ③ 安德烈·贡德·弗兰克、巴里·K．吉尔斯主编：《世界体系：500年还是5000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6页。 ④ 陈志强：《历史研究变革大趋势下的世界史重构》，《历史研究》2003年第1期。 调和论是指调和、超越东西方的二分法，对“东方主义”的批判是其主要表现。所谓纯学术研究的“东方学”，是在解读东方古典文本的基础上形成的，它不但制造和虚构了一个“东方”，而且强调了东方(Orient)与西方(Occident)的差异是本体论意义上的差异。如果仅仅如此，“东方主义”还只是停留在“假定前提的欧洲中心论”的层面上，然而，随着欧洲和西方对世界主导地位的确立和现代帝国主义的兴起，已经演变成一种认识论的“东方主义”成为“文化传播的欧洲中心论”的最重要表现形式之一，从纯学术研究滑向了政治和学术强权。面对“东方主义”所造成的窘境，有的学者强烈呼吁：“西方必须放弃将‘现代性’和‘西方’视为同义的和可互换的知识上的帝国主义，同时也不要否定世界其他地方可以独立思考的权利。”①学者们对“东方主义”批判的目标和指向是为了使欧洲与其他地方的文化关系正常化，但是仅仅陷于理论的批判，那么至多也就是指出了“文化传播的欧洲中心论”的问题所在，而在学术实践上对“反欧洲中心论的欧洲中心论”的批判则贡献甚微。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