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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北方的灾荒与救济》即将出版，作者王培华教授问序于我。我和王培华是在中国农史学会的活动中认识的。她对水利史和灾害史都有深入的研究。我于元史和灾害史均是外行，无由置喙。推辞再三，还是拗她不过。说点什么好呢？王教授的大作，尤其是“绪论”，把灾害史纳入环境史的范围内考察。我对环境史倒是作过一些思考，那就让我从环境史的视角谈谈对灾害史的粗浅理解和拜读王教授书稿的初步体会，聊以应吧。 二十世纪中叶以来，随着人类物质文明的迅猛发展，出现了日益严重的全球性环境危机，导致了人类新的生态觉醒，环境史学亦由此应运而生。它兴起于西方，然后风靡至我国，掀起了环境史研究的热潮。所以，我国虽然自古以来就有关于自然环境及其异变的记载，近世也有一些学者研究中国历史上环境的变迁及其与人类社会的相互影响，但现代意义的环境史学，应该说是当代中外学术交流和引进西方环境史学思潮的结果。 我关注环境史及相关问题是从二十世纪后期开始的。经过学习和思考，深深感到，环境史的兴起不但开辟了史学的新领域，而且给史学带来了革命性的新思维。在现代生态理念的指引下，环境史学把人与自然结合起来进行总体的动态的考察。人类社会不再是抽离于自然的孤立的存在，而是“人-社会-自然”复合生态系统的一部分。自然环境不再是人类历史中可以被忽略的消极被动的因素，或者仅仅是外在于人类历史的背景或道具，而是参与人类历史活剧演出的积极能动的因素。我曾用“人类回归自然，自然进入历史”来概括它，认为这是环境史学中最有价值的东西，用这种理念研究历史，会产生许多不同于以往的认识和结论。我的这种表述获得史学界一些朋友的认可。南开大学中国生态环境史研究中心创办的中国生态环境史学网，用“人类回归自然，自然进入历史；取百科之道术，求故实之新知”标明其学术旨趣，深得我心。 人与自然的关系，既有协调共生的一面，又有矛盾对抗的一面，后者极端的表现形式就是自然灾害。所以环境史学十分重视对自然灾害历史的研究。我国的灾害史不是环境史兴起以后才有的，它起步相当早，二十世纪初以来已经积累了不少研究成果，但是，环境史的异军突起，加上现实环境问题越来越严重，确实使灾害史研究在二十世纪末出现了新高潮，进入新的阶段。那么，环境史学提供的视野和理念，对灾害史研究的推进有什么意义呢？关于这个问题，高国荣的《环境史学对自然灾害的文化反思》（《史学理论研究》2004年第4期）和阎守诚的《自然进入历史》（《中国经济史研究》2006年第1期）已经有很好的论述，我赞成他们的意见，现在仅就思考所及，作些补充。 环境史是研究人类历史上自然与人的联接和互动的。我曾以自然的“参与”和人类的“应对”来概括自然与人联接和互动的方式。在自然灾害中，人与自然的联接和互动、“参与”和“应对”，也是灾害史研究的核心内容，但它又显现出不同于一般环境史的特点。 自然对人类历史的参与虽说从人类诞生那一刻就开始了，但这种参与及其对人类历史进程的影响，在自然灾害中表现得格外明显。诚如阎守诚先生所说，自然灾害“是以最直接、最粗暴的方式进入历史的”，它往往打乱正常的经济秩序，引起社会的激烈震荡，其影响及于经济、政治、文化各个层面。 自然灾害一般是由自然异变引发的。一类自然异变是自然界自己运动发生的，基本上没有受到人类活动影响，另一类自然异变是由于人类不当的生产活动和生活方式破坏了环境所诱发的。后者实际上就是自然界对人类的“报复”，是人与自然互动的一种表现，人类在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之前，是经常发生的。现代环境史学被全球性生态环境危机所催生，孕育了强烈的批判精神，所以西方环境史学者重视灾害史研究，强调人为的致灾因素，着意在对世人的儆诫。中国的灾害史研究者也应发扬这种批判精神，好为今人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提供历史的经验教训。不过，古往今来许多自然灾害是人类无法控制的自然因素引起的，所以还是要实事求是的全面分析。 在环境史中，人与自然的互动是以联接为前提的；人与自然实现了某种联接，互动就同时开始了。自然异变要形成灾害，首先也要与人类社会发生某种联接；在人类社会之外的自然异变，是无所谓灾害的。即使已经实现某种联接，自然异变能否形成灾害，以及成灾的程度如何，仍然要视不同的社会条件而异。因此，我们不但要分析致灾的原因，而且要从自然与人的联接中分析成灾的社会条件，诸如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人口的多寡及其分布、社会组织程度和动员能力的强弱等等，都应该进入我们的视野。不同生产方式对同一自然异变的反应是不一样的。例如，我国魏晋南北朝进入一个新的寒冷干旱时期，但北魏初期干旱记载很少，而北魏中后期干旱记载显著增加。重要原因之一是由于北魏初期鲜卑拓抜部仍未脱离游牧习惯，随逐水草，一般水旱对他们生产生活影响不大，故容易被忽略，待他们统一北方，越来越接受和融入中原的农耕文化以后，旱灾就突显出来了。农耕生产方式中的不同生产类型，对同一自然异变的反应也是不一样的。我国黄河流域中下游降雨往往集中在夏秋之际，河流含沙量又大，故洪水泛滥早就发生。但原始农业早期耕地多选择在在山前或山坡，人民逐高而居，洪水对他们影响不大，及至原始社会晚期，人们逐步迁至低平地区发展生产，洪水就成为一种威胁了。传说中尧舜禹时期的洪水灾害，除了自然因素以外，当与社会条件的这种变化分不开。同一生产类型，如果其他条件发生变化，对同一类自然异变也会产生不同的反应。我国长江流域及其以南曾经长期实行火耕水耨的水稻种植法，它是与地旷人稀的条件相适应的，这时，雨潦一般不构成对生产的威胁。东汉末年以来，北方屡遭战乱，人口锐减，土地荒芜，在这种情况下，筑陂种稻，火耕水耨，是垦田积谷比较省力而见效较快的办法，因此，曹魏时期火耕水耨有由江南向黄淮流域扩展之势，而相应的各式陂塘也就纷纷修建起来。到了西晋，人口回增，又遇霖雨相继，出现水灾频仍的局面。故杜预要求废弃曹魏以来工程质量低劣的陂塘，也就说明火耕水耨已经不适应改变了的条件了。在我国历史文献的记载中，越到后来灾害发生的次数越多，固然有灾害呈报和记载古略今详的因素，但更重要的原因应该是人口越来越多，人类活动的空间越来越拓展，人类与自然联接的面越来越宽，人与自然发生冲突的机率也相应增大了。新中国建立以后，气候等自然条件没有发生变化，灾异天气时有发生，但却有很大程度上扭转了以前逢灾必荒的局面，以前经常缺口泛滥的黄河也实现了几十年的安澜，这无疑得力于社会组织程度和动员能力的增强。 中国灾害史历来重视人类对自然灾害的应对，其中救灾和防灾研究最多，已经取得丰硕的成果。但人类对自然灾害的应对方面还有一些应该引起注意和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自然灾害诚然会给人类带来灾难，但也会激发人们应对这种挑战的勇气和智慧，从而成为生产技术和资源利用方式创新的契机。这在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上都不乏其例。埃及先民利用尼罗河泛滥带来的肥沃淤泥发展农业，建立了灿烂的古代文明，这是大家所熟知的。中国古代农业与大河泛滥无关，但也创造了以自己的方式利用河流泥沙淤灌的经验。西汉黄河频繁的水灾，引发了以关中为中心的农田水利建设高潮。黄河中下游春旱多风，成为农业生产的严重制约因素，尤其是魏晋南北朝进入寒冷时期，黄河中下游干旱连年，为此，人们创造了“耕-耙-耱-压-锄”的防旱保墑土壤耕作技术，在相当程度上缓解了旱灾的威胁。这在《齐民要术》有精彩的论述。我们扩大一些看，中国自然条件在许多方面对农业生产的确是严峻的，自古以来就灾害频仍，被外国人称为“灾荒之国”，但中国创造了发达的传统农业，精耕细作农业技术长期领先于世界，支撑了中华文明从未中断的发展，这很大程度上正是中国人民以其勇气和智慧应对自然灾害，善于趋利避害、化害为利所致。这种情况可以追溯到更早。我曾经写过一篇短文《略谈气候异变对中国上古时期农业转型的影响》（《气象与减灾研究》2007年第4期），指出我国上古农业发展中有两次重大的转型，一次是农业“边缘”地区游牧经济的形成，另一次是黄河中下游地区“沟洫农业”的出现，这两次转型都与上古时期曾经发生过的严重降温事件有关，也就是说，这也是我们的祖先应对自然灾害的产物。 总之，在自然灾害中，人和自然也是在联接和互动中、在“参与”和“应对”中演绎其色彩斑斓、悲喜交集的历史的。我们从中看到了灾难、挫折和教训，也看到了经验、希望和光明。 这些思考是否有当，请读者和王培华教授指正。 王培华教授对元代灾害史的研究是在上世纪末，正值中国灾害史研究新高潮。我粗粗拜读书稿后，很受启发。我觉得起码有三点是值得赞许的。第一，在王教授着手她的研究之前，中国灾害史虽然已经有丰硕的成果，但研究相对集中在汉、宋和明清诸代，元代的研究很薄弱。王教授对元代灾害史的一些重大问题和重要灾种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起了填补空白的作用，这是为当时学术界所公认的。第二，王教授是学历史出身的，对历史文献很熟悉，她的研究从系统收集材料入手，注意材料的准确性，注意新材料的发掘，并把材料整理成各种表格。她又广泛学习和吸收了有关自然科学（历史自然地理、生物、天文物理、历法、气候等）的知识和理论方法，融会贯通后形成自己的分析方法，用以分析各种灾害的时空分布规律，等等。这种研究是扎实的，在深度的。第三，她对若干问题进行了有创意的探索，得出了不同于前人的新认识。例如，她的发现元代蝗灾呈现显著的时聚性和周期性发生的特点，又指出大蝗灾具有与太阳黑子活动周期大体一致的韵律性，均为发前人之未发，对推动蝗灾史研究的深入是有意义的。为了集中研究一些问题，王教授在时间、空间和内容上都给自己的研究作了若干限定，所以，这还不是对元代灾害史的全面研究，但其成果无疑给元代灾害史的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 元朝虽然国祚短暂，但在灾害史研究上具有其特殊意义。中国历史上以农耕经济为主，同时存在游牧经济和海洋经济，我曾经把它们比作中国传统经济的主体和两翼。以前“主体”研究较多，“两翼”研究相对薄弱。这是就经济史研究而言的。近年陈髙华先生提出，灾害史不但要研究农耕经济的灾害史，而且应当加强对游牧经济和海洋经济灾害史的研究，我是很赞成的。元朝第一次把农耕经济地区和游牧经济地区统一在同一政权和同一版图之下，而且海洋经济也比前代有较大发展，这种情况可能会给在更大范围内研究这三种经济的灾害史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联，提供某种有利条件。我期待着元代灾害史研究新的更大的发展。 李根蟠 2010-3-17于京南枫叶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