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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昌起义的爆发有其历史必然性，但一些偶然性因素，比如传言(有些史料中也称流言或谣言)在其中起到了催化作用，本文对这一催化因素做些分析。 武昌起义，传言在一定程度上起了催化作用 在武昌起义爆发前夕，中国社会已经散布着各种各样的政治传言。比较集中的有两种：(1)预言清朝灭亡。譬如，1911年在陕西就流传着“不用掐，不用算，宣统不过二年半”的民谣。(2)渲染上层矛盾。譬如，1910年汪精卫等人在北京以炸弹暗杀摄政王事泄，而在破案之前北京城内流传的说法则是清廷的内部斗争，“有谓系溥伦贝子谋篡位者;有谓庆王因与肃王有隙，故为此以害之者;又有谓(炸弹)系载洵、载涛两贝勒，自英国带回者，以包药之纸，有伦敦字样也”。这些传言从根本上侵蚀着清政府统治的合法性，在其刺激下，人们对政府的不满与轻视日益增长。 1911年10月9日，革命党人孙武等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赶制炸药时发生意外，起义计划暴露。不过，从后来的处置看，以湖广总督瑞澂为首的地方政府可能并不想扩大事态，有两条线索可为佐证：其一，在逮捕彭楚藩、刘复基与杨洪胜三人后，尽管进行了简短的严刑逼供，但当夜即将他们予以处决;如果清朝地方政府想顺藤摸瓜进而将革命党人赶尽杀绝，按常理应该继续套取被捕革命党人的口供。其二，在事发的第二天，即10月10日，瑞澂即向中央政府报告案件经过，并为有关人员邀功请赏，大有巨浪过后复归太平的意思。 但一则传言将事态再次引入白热化。这则传言便是：“清政府正在捕杀革命党人。” 从现在掌握的诸种材料皆可以证明，在宝善里事件之后，瑞澂采纳了多数新军军官的建议，准备销毁缴获的花名册，对军队中的革命党人不予深究。但这种柔性处理结果无法告知广大士兵，从而使上述传言的流传有了可能。 这则传言源于革命党人的一种猜测。当1911年10月9日上午，宝善里据点发生爆炸之后，共进会首领孙武等人纵火灭迹未果，在逃脱之后，孙武猜想“名册等定被俄租界巡捕房搜去，转瞬即交给清吏，将来必定按名册捉拿”。当天，彭、刘、杨三位革命党人被捕，并于当晚遇害。这时，传言已演变为“清政府正在按有无长辫捉拿革命党人”，因为遭难的彭、刘、杨三位革命党人皆曾剪去长辫。而在1911年10月10日清晨，另一位革命党人、同样已经剪辫的30标排长张廷辅被捕。尽管这是彭、刘、杨被处决后仅有的一次逮捕行为，但更加证实了传言的真实性。 最后，甚至有人说官员们正在编制所有汉族士兵的花名册，将以革命党罪名逮捕并惩罚所有湖北新军的汉族士兵。在1910-1911年间，湖北新军中曾刮起一股“剪辫潮”，剪辫的汉族士兵尤多。根据专家较为乐观的估计，“到1911年7月，在总数约1万7千名的湖北新军中……总计有组织的革命党人将近2000人，经过联系而同情革命的约4000人”。也就是说，在湖北新军中，除了三分之一的人倾向于革命外，绝大多数士兵还是处于游离观望状态。而压垮骆驼背的最后一根稻草，则是这则涉及到众多汉族士兵身家性命的传言。 湖北新军起义之后，电报、电话线路被切断，革命党与清政府都是在揣测中做出各种决策的，这便给传言的传播提供了空间 1911年10月10日夜，湖北新军起义之后，11日上午即切断了电报、电话线路，革命党与清政府都是在揣测中做出各种决策，这便给传言的传播提供了更大的空间。 出于求生的本能，革命党人在起义发动之后，必定要夸大革命力量，以打消中间分子对政府的恐惧心理，从而吸引更多人加入其中。于是，关于革命党声势如何浩大的各种传言便纷纷出台。应该承认，革命党人的攻心战是相当成功的。经过革命党人有意无意地制造，当时坊间甚至流行着一则富有戏剧性的传言，据当时的报纸记载： “督署火起后，瑞澂出走，革军都统黎元洪曾遇之，瑞欲自匿，黎忽举枪问曰：公欲成名乎?(谓殉城而死)欲全命乎?瑞闻而泣下，俯首乞免，黎竟笑而纵之曰：公且去，毋溷吾辈事，瑞乃狼狈遁去。” 尽管这则消息属于毫无根据的无稽之谈，但它暗含的两个信息则是革命党人十分需要的。首先，像黎元洪这样的高级军官都加入了革命阵营;其次，以瑞澂为代表的清朝地方官员极其无能。这两层含义无疑都可以壮大革命党人的声势。 相对于革命党人的攻心战，清政府在对舆论的掌握与控制方面明显处于下风。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清政府始终无法了解革命党人的实情。自起义正式爆发之后，武昌与外界基本断绝了消息。当起义爆发时，清内阁即电问新任命的湖广总督袁世凯：“驻鄂陆军营队众多，未必全与匪通，何至无一用命者?”显然，在信息来源上，除了地方官员的报告，清朝中央政府并无其他管道。而一旦地方官员有意或无意隐瞒实情，中央政府便只能在想当然中决策。最为荒唐的一个例子是，当时闽浙总督松寿听到一则传言——革命党人在新加坡制造军舰，并已驶抵澳门，于是松寿要求海军部派军舰到福州、厦门一带“以备不虞”，而当海军部向内阁请示办法时，皇帝的朱批只是“知道了”。对于消息的真伪竟然不能置一词。 其二，清政府始终不能掌握社会舆论的主动。在当时清政府往还的电文中，充斥着“人心浮动”的词语。在各种真假消息的刺激之下，北京城内是“人心惶惶，米价飞涨”，人们纷纷到银行挤兑套现，以致“市面买卖非现银不可”。为了收拾人心，清政府又是下罪己诏，又是派宣慰使，最后甚至答应改组皇族内阁，立即实行立宪，但仍没有将社会舆论引向对自己有利的一面。这中间的关键原因还是在于清政府已经失去了当时介于政府与大众之间的绅士们的支持。在皇族内阁与铁路国有政策的双重打压下，当时的绅士头面人物已大多对清政府由失望变成绝望了。清政府任命的那些作为宣慰使的绅士领袖，如江苏的张謇、浙江的汤寿潜、湖南的谭延闿竟先后加入了革命党的阵营。据说，当湖南的新军士兵听到谭延闿亦发表反清革命的演说后，纷纷欢呼：“谭翰林且言之，大事可行。” 考察传言在武昌起义中的作用，要联系人心向背 清末，随着电报与报纸在中国的广泛引入，从理论上讲，清政府具有了更好的控制舆论与巩固权力的传播手段，但由于内外两层因素的影响，这种理论上的优势没有转化为现实中的胜势。从外部因素看，由于外国媒体在治外法权的庇护下，往往能轻易冲破清政府的新闻封锁。从内部因素看，由于绅士阶层同情甚至支持革命，在缺乏大众传媒的情况下，舆论领袖又不肯合作，清政府便不可能将其收拾人心的举措传诸民间。于是，在各种传言的侵蚀下，其崩溃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当然，从武昌首义的历史看，清政府官员也在多种场合利用传言来应变。譬如，在武昌起义爆发之初，湖广总督瑞澂即“派人分途散播谣言，谓清廷已派大兵南下，革命党不日即可消灭”。而率湖北新军入川镇压保路运动的端方为防止部下哗变，也捏造了“武汉于某日为官军克复，宜昌于某日亦为萨军(萨镇冰率领的清朝海军——引者注)收回”的传言。但从总体上看，革命党人的攻心战术更为成功。这中间的原因，主要还是因为当时国人普遍同情并支持革命，渴望革命党人取胜的心情自然更易于让他们接受对革命党人更为有利的各种传言，换言之，到革命范围扩大之后，他们想知道的已经成为他们希望出现的。据亲历革命的黄炎培先生事后回忆： “(武昌起义爆发后)上海息楼所在的望平街每晚人山人海，发生了大影响。望平街左右相望的报馆，家家大玻璃窗外，张贴各地消息。街上日日夜夜群众挤得满满地在探听，一个捷报到来，鼓掌狂欢;一个报告失败，认为这家报馆受清廷指使，诬胜为败，群众极度愤恨地把大玻璃窗砰轰砰轰地立刻打得粉碎。从此报馆不但不敢在门首披露失败消息，特别不敢在报上披露。” 正是在这种心理支配下，有利于革命党人的一些非常离谱的传言，也能被广大民众所接受。譬如，当清军攻下汉口与汉阳后，武昌城内一片混乱，不得已，革命党人通过《大汉报》在半日之内连出6份号外，伪称“他省战胜、援兵立至及北京反正”等毫无根据的消息，结果“人心稍安，士气复振”，以致武昌童谣皆唱：“大汉报真个巧，见了他胆大了。” 根据政治传播学中“确定性偏见”的原则，在群体中容易产生一种偏见，即“人们倾向于寻求能够确认自己现有信念与态度的信息，而可能忽视甚至歪曲与之相左的信息”。当政府的公信力丧失殆尽的时候，有利于革命党人的传言在“确定性偏见”的作用之下，已经不需要刻意传播，便能不胫而走了。 (作者为华中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