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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人物研究中的“翻案”问题

http://www.newdu.com 2017-12-29 《史学理论研究》200903 刘克辉 参加讨论

    [提要]20世纪50年代末,郭沫若提出“应该为曹操翻案”,翦伯赞也发表了《应该替曹操恢复名誉》的文章,在学界引起了一场争论。本世纪以来,有关“翻案”的文章,也不时出现。“翻案”说往往与“定论”的思维方式联系在一起,这种思维方法,阻碍了史学研究的深入开展。但确实也存在着另一种“翻案”文章,其目的是篡改历史。这是另一种性质的问题,不在本文讨论的范围之內。
    [关键词]历史人物研究翻案曹操盖棺论定
    在历史人物研究中,存在着为某某人“翻案”的说法。如何看待评价历史人物中的“翻案”问题?“翻案”的提法是否确切?“翻案”思维对史学研究会产生什么影响?本文试就这些问题做一些初步的讨论。
    一、关于翻案:从对曹操、李鸿章的评价说起
    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翻案就是要推翻原定的判决,泛指推翻原来的处分、评价、决定等等。可以看出,所谓翻案,是针对传统的定论而言的,它是对传统定论的一种颠覆或否定。用郭沫若的话来说,就是站在今天的立场,“推翻历史的成案,对于既成事实加以新的解释、新的阐发。”①
    1959年,郭沫若提出“应该为曹操翻案”,并以实际行动为“翻案”做了诠释:1959年1月7日,郭沫若在《谈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一文中坚信《胡笳十八拍》系蔡文姬所作,并根据此诗内容认定曹操蒙受了“不白之冤”,应以“民族英雄”称代之。他为曹操鸣不平:“曹操对于民族的贡献是应该作高度评价的,他应该被称为一位民族英雄。然而自宋以来所谓‘正统’观念确定了之后,这位杰出的历史人物却蒙受了不白之冤。自《三国演义》风行之后,人们都把曹操当成坏人,当成一个粉脸的奸臣,实在是历史上的一大歪曲。”②
    3月14日,郭沫若撰写《替曹操翻案》一文,发表于当月23日的《人民日报》,引起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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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郭沫若:《我怎样写<棠棣之花>》,《沫若文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l68页。
    ②郭沫若:《谈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光明日报》1959年1月25日。对曹操这一评价受到学术界批评后,他将“高度评价”改为“适度评价”,将“民族英雄”改为“杰出的历史人物”。参见http://hi.baidu.com/lc|bbbl3/blog/iteITI/dd65eb7ac8b284ea2e73b3e8html。
    界强烈反响。这篇文章是《蔡》剧“塑造的曹操形象的基础”,他称曹操是“了不起的历史人物”,“曹操对于民族的发展和文化的发展有大的贡献”,在同时代人中贡献“最大”;“曹操冤枉地做了一千多年的反面教员,我们在今天是要替他恢复名誉”。①
    翦伯赞也认为:“在我看来,曹操不仅是三国豪族中第一流的政治家,军事家和诗人,而且是中国封建统治阶级中有数的杰出人物。”“这样一个中国史上有数的杰出人物,却长期被当作奸臣,这是不公平的。我们应该替曹操摘去奸臣的帽子,替曹操恢复名誉”,“在否定曹操的过程中,三国演义的作者可以说尽了文学的能事。三国演义简直是曹操的谤书”。②
    自从郭沫若、翦伯赞发表替曹操翻案的文章后,全国学术界就投入了热烈的讨论。短短几个月里,各地陆续发表的文章和报道有一百多篇。在争论的过程中,史学家们的意见分为截然对立的两极:一是赞成郭沫若的观点,认为应该为过去否定的历史人物“翻案”;另一种观点则不同意翻案,持这种观点的一部分人认为:既然历史上对于曹操的评价并不是一边倒,不存在翻案问题;另一部分人认为历史上对一些(反面)人物有定论,就不应该“翻案”。
    谭其骧是反对“翻案”的学者之一,他的观点是不存在翻案问题。在《论曹操》一文中,谭先生谈道:“对曹操不存在翻案的问题。说是替某人翻案,无论正翻反也好,反翻正也好,总得新的评价和旧的评价完全相反或基本上相反,才算得上翻案。但自古及今,果然有很多人说曹操坏,却也有不少说他好,也有人在某些方面认为他好,同时在某些方面又认为他坏的。”他列举了近几十年来所出版的历史课本中,对曹操的评价一般并不特别坏;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和吕振羽的《简明中国通史》虽然骂了他,但只是当作汉末军阀的一员,对他的评价远在刘备、孙权之上;解放前后专论曹操的论文或小册子,对他也是肯定多于否定。“既然过去人们对曹操的评价不全是否定的,也有肯定的,那么我们今天要肯定曹操怎能说是替他恢复名誉,替他翻案呢?古人对曹操的评价也是有毁有誉,甚至连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中的评价,也几乎是全盘接受了曹魏本朝臣子王沈的话。至于小说戏曲中都说曹操坏,不说他好,那又是历史小说、历史剧是否要符合于历史事实的问题,也不是翻案不翻案的问题。”③
    在讨论中,坚持全盘否定曹操而不能为其翻案的也不乏其人。杨柄就主张根据战争来评价曹操,认为“曹操不只是战争的积极参加者,而且是许多战争的发动者,许多重大战争的主使者,许多战争的严重后果的责任者”,“曹操的一切政策和措施全部服务于战争”。他把曹操从事的战争分成四类,认为全是反革命、反人民的性质,④因而不应该为曹操“翻案”。这是不同于谭其驤先生讲的不存在翻案的观点。
    2003年,59集电视剧《走向共和》在中央电视台播出,沉寂了多年的“翻案”话题又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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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郭沫若:《替曹操翻案》,《人民日报》1959 年3月23日。
    ②翦伯赞:《应该替曹操恢复名誉——从<赤壁之战>说到曹操》,《光明日报》1959年2月19日。
    ③谭其骧:《论曹操》,《文汇报》1959年3月31日。
    ④杨柄:《曹操应当被肯定吗?》,《人民日报》1959年4月21日。
    提了出来。有的观众说这部《走向共和》可以当作历史教科书,能够客观地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审视历史,给历史人物一个客观的评价;也有观众认为,电视剧不能这样随意“更改”人们对李鸿章、袁世凯、慈禧等人的评价,“是对反面人物的翻案”,是不负责任的做法。
    李鸿章是《走向共和》这部电视剧前半部的主角,是编创者所着力塑造的重点人物。电视剧中的李鸿章一反往昔历史教科书中昏庸无能、卖国求荣的嘴脸。反对者认为:为了.美化李鸿章,编创者随心所欲,玩历史于股掌之中,或随意裁剪,或作不合理的虚构。尽管电视剧和历史教科书不同,历史教科书要完全根据史实,不能虚构,电视剧允许虚构,不然就不成为历史剧。但是,既然是历史剧,就要受历史时代的制约,受历史事实(包括人物)的制约,不能随心所欲地捏造,任意修改。不论写历史教科书也好,编历史题材的电视剧也罢,都要对历史负责,对民族、对子孙后代负责。历史不是历史工作者的专利,中华民族的历史是炎黄子孙们所共有的,大家都有责任,谁也不应该糟蹋我们民族的历史。①
    在中国,老百姓获得历史知识的途径主要不是历史课本,而是演义、小说等,就像《三国演义》对人们的影响一样,因此,撰写历史文学或历史影视剧本也应有一种鲜明的社会责任感,自觉坚持唯物史观的理论指导。
    二、“翻案”问题与定论思维
    在讨论“翻案”问题的文章中,持反对意见的学者经常说的话是:“这个问题早已有定论,没有必要再讨论”,“此人尽人皆知的,早有公论”等等。这里面有两个关键词:一是定论,二是公论。
    当前,在历史人物评价中,人们虽然很少提“千古不变之真理”,但由定论所涵养成的思维定式却是存在的,很不容易改变。一种新的问题提出来之后,人们的反应首先是这种说法是否与书本“一致”,是否与传统的观念相冲突,而不是去分析它是否具有合理性。自从有历史学以来,就有了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有多少历史人物是我们能够给予“定论”的呢?即使这样,也还有许多人坚信自己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是“定论”。还有一些人也承认不可能对历史人物下定论,可是在研究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思维模式仍未能脱离“定论”的窠臼。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史学认识论的研究受到史学界的重视,人们对于史家主体意识问题进行了多角度的探讨,认为史家的主体意识在史学认识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一般认为,史学认识大致包括考实性认识、抽象性认识和价值性认识三种形式。考实性认识的目的在于求得历史之真,弄清历史客体的客观面貌,是全部历史认识中基础的一步。②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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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参见李文海等编:《近代中国是怎样走向共和的》,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关于近代史上的一些重大是非问题,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史学界讨论比较激烈的问题,参考沙健孙、龚书铎主编:《走什么路——关于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若干重大是非问题》,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②参考李振宏:《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河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l94—210页。抽象性认识,是把历史客体所蕴涵的必然性揭示出来,予以解释和说明。而价值性认识,就是对历史客体的时代价值、历史价值的价值判断。这两个方面都有史家的主体意识渗入,分歧和变化其基本特征。
    考实性认识阶段,很多历史事实是不能改变的,可以有“定论”。但在抽象性认识和价值性认识阶段,无论从认识的主体方面还是客体方面讲,史学研究都不可能穷极历史真理。
    第一,从史学研究的主体方面来讲,认识主体在认识事物时,不可避免要受哲学观点、政治立场、知识基础、生活经验、情感、性格气质的影响,因而任何认识都带有认识者个人的印记,①这决定了每个历史学家对于问题的认识是不同的,并且是会随着认识的深入而改变的。至于说到不同时代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则差别更大。
    从新中国成立后“翻案”问题的主角曹操身上可以看出,对他的评价并不是一味否定的,这一点从前引谭其骧的文章中已经谈到。而历史上不同时期对于曹操的评价也不存在定论。按照吴晗先生的观点,在北宋以前,没有什么人说过曹操的坏话。陈寿在《三国志》中对曹操的优点和缺点都有涉及,并不是一边倒的评价。到了唐代,唐太宗就把曹操看成是一个了不起的人。大约在10世纪以后,曹操的评价改变了,被说成一个反面人物。从宋代以来,对魏蜀谁是正统问题发生了争论。历史上,隋唐继自魏晋,承认魏是正统。但宋朝情况改变了,北宋的北方有辽,南宋和金南北对立。如以魏作正统,北边的辽、金就成为正统,宋便不是正统了。特别南宋和蜀汉的处境相似,以此朱熹便帝蜀寇魏,以刘备为正统。到元代这种争论更加激烈,元人要自命正统,又反过来帝魏寇蜀,但民间广大人民和爱国知识分子,不甘于民族压迫,又通过戏曲表达帝蜀寇魏,说刘备的好话而大骂曹操。这期间由于封建的正统观念和复杂的民族关系,由于时代的变换,对曹操的评价也就不会不发生影响。②小说《三国演义》写曹操的基调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全书奉行“尊刘贬曹”,为了丑化曹操,作者在他身上集中了阴险狡诈、虚伪冷酷、专横跋扈、好色贪财等种种污行秽德。根据《三国演义》改编的戏剧,更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读史书《三国志》者少,读小说《三国演义》者多,由于《三国演义》思想和艺术的巨大成就,产生了深远的社会影响,集残暴和奸诈于一身的曹操形象从此更加深人人心,曹操也就成了一个更加定型的反面人物。③但很多学者认为,作为文学作品的《三国演义》中对曹操的评价不能代替史学评价,即使它在民众中的影响很大,也不能成为史学研究的结论。
    从对李鸿章的评价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史学认识是发展变化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专家胡滨1955年著《卖国贼李鸿章》一书,反映了新中国成立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对李鸿章评价的基本观点。他认为:李鸿章一生的历史,是一部对内镇压人民起义、对外出卖民族利益的反动历史。④而到了80年代初,随着“现代化”和“革命还是改良”等问题的提出,胡滨在他和李时岳共同发表的文章中又认为,李鸿章与当时的顽固派相比较,是开明和进步的;李鸿章积极倡导的洋务思想是积极向上的;他所举办的各项洋务事业在军事上提高了清军的实力,有抵抗外国侵略的一面,在经济上一定程度地阻止或限制了外国经济侵略和扩张,并符合了近代中国发展民族经济的趋势,在教育上不但培养了洋务人才,而且对近代资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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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李振宏:《历史学家的主体意识》,《历史研究》1988年第3期。
    ②吴晗:《从曹操问题的讨论谈历史人物评价问题——在北京教师进修学院对中学历史教师的讲话》,《历史教学》1959年第7期。
    ③邱复兴:《曹操今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04页。
    ④胡滨:《卖国贼李鸿章》,新知识出版社1955年版。
    力量的兴起有某种促进作用。胡滨、李时岳对李鸿章创办轮船招商局给予了基本肯定的评价,认为轮船招商局在经营上虽最终走向失败,但基本上是一个民族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是作为外国资本主义的对立物出现的,在适应中国近代民族经济的发展趋势和收回民族权利上有着积极的意义。①同一个人对于李鸿章的评价前后的变化,说明史学认识是不断变化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对李鸿章的评价不同应该是史学认识的常态。戴仕军在《李鸿章研究概述》一文中,对于李鸿章死后人们的评价进行了一番梳理,可以看出对李鸿章评价的变化。他总结道:“百年来海内外的李鸿章研究,数量众多,成果丰硕。鉴于李鸿章在晚清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和影响,这些研究无疑推动了我们对整个近代史的认识。但我们仍可以看到,李鸿章的研究还存在许多缺漏和不足之处。首先表现在材料的使用上,虽然研究者们不断发现和挖掘新材料,但仍多以吴汝纶所编《李文忠公全集》为蓝本。事实上,这部全集由于种种原因,只出版了所订全部文稿的1/2强,再加上其他未刊印的原始档案材料,其所含内容的完整性如何,可想而知。……其次,对李鸿章的研究虽多,但重复和价值不高的论著亦不在少数,这一方面与研究者个人学术素质有关,但历史的研究往往多受时代的影响,研究者不能实事求是、客观地探讨问题恐怕是更为关键的原因。三是研究者们对某些问题的研究还不够深入或忽视未谈。比如,学者们长期以来重视对李鸿章办理洋务和外交的研究,而忽视了李鸿章仍是一个封疆大吏,对他治理直隶的研究远远不够。还比如,人们对李鸿章的各类思想虽多有阐述,却没有系统地分析他思想形成的根源。此外,对李鸿章和淮系集团,李鸿章个人的品质、性格和做人等问题的研究也有待进一步的深入。”②既然这样,对于李鸿章的研究就还有很多工作可以做,需要学者们从多个角度继续进行研究。
    人类的思维水平是不断提高的,历史的划时代变革、历史进程中重大事件内涵的逐渐揭露、当代社会开始自我批判从而促进对过去的反省、新材料的发现,等等因素,决定了人们对历史进行再认识的必要性。推动历史再认识的因素,是时代发展的需要、认识主体的创造精神、整个人类认识水平的发展。正是这些因素,要求人们站在现代科学的高度去审视过去,并由此推动历史认识的深化和发展。③而历史认识提高了,对于同一人物的评价就会有很大的不同,以前人们公认的所谓“定论”也就会改变。
    第二,从史学研究的客体方面讲,更不存在什么绝对真理。历史人物评价中的客体是已经成为过去而且一般是历史上有影响的人。人的一生的活动不是单一的,而是多面复杂的,一生中的多面性和复杂性很难一下子被完全揭示。正因为如此,梁启超才这样说:“天下惟庸人无咎无誉。举天下人而恶之,斯可谓非常之奸雄矣乎。举天下人而誉之,斯可谓非常之豪杰矣乎。虽然,天下人云者,常人居其千百,而非常人不得其一,以常人而论非常人,乌见其可?故誉满天下,未必不为乡愿;谤满天下,未必不为伟人。语曰:盖棺论定。吾见有盖棺后数十年数百年,而论犹未定者矣。各是其所是,非其所非,论人者将乌从而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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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参见胡滨、李时岳:《略论李鸿章的洋务思想》,《文汇报》1980年12月29日;胡滨、李时岳:《李鸿章和轮船招商局》,见汤连照编:《轮船招商局与中国近代化》,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另外可以参考李时岳、胡滨:《从闭关到开封——晚清“洋务”热透视》,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②戴仕军:《李鸿章研究概述》,《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增刊。
    ③参考李振宏:《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河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11—227页。
    之。曰:有人于此,誉之者千万,而毁之者亦千万;誉之者达其极点,毁之者亦达其极点;今之所毁,适足与前之所誉相消,他之所誉,亦足与此之所毁相偿;若此者何如人乎?曰是可谓非常人矣。其为非常之奸雄与为非常之豪杰姑勿论,而要之其位置行事,必非可以寻常庸人之眼之舌所得烛照而雌黄之者也。知此义者可以读我之‘李鸿章’”。①看来,梁启超早就看到李鸿章的人生所表现出的多面性和复杂性。
    充分认识客体的多面性或复杂性,对于史学工作者是非常重要的,它有助于提出新的问题,从不同的角度去认识客体,并促使史学研究者的头脑复杂起来,从而使自己的研究成果更加丰富多彩,笔下的人物更加鲜活。
    三、两点认识
    历史人物研究的过程中,所有的评说不过是大家从不同角度对历史人物进行的研究,不过是在认识不断发展过程中的“旧说”与“新说”。谭其骧就觉得“恢复名誉”、“翻案”这样的字眼用得不大妥当,他认为郭沫若对曹操的评价,不过是历史研究进程中的一个新观点而已,对这个新观点,他还颇不认同,因为“评价历史人物,应该是是非非,尽可能做到恰如其分,不应该恶之则恨不得把他打入地狱,爱之则唯恐捧不上天。在郭老的笔底下,似乎曹操简直没有什么不是,即使有也算不得什么大不是,我看郭老这种看法在许多地方是值得商榷的。”②
    邱复兴的《曹操今论》详细地叙述了曹操生前死后千余年来的褒贬。认为曹操是有两重性的伟人,唐以前,说曹操好话的人多些,骂曹操的也不乏其人,北宋以来,贬斥较多,颂扬的也大有人在。曹操有功有罪,评论者有褒有贬,相互争议,并没一边倒,没有什么案由可以立案。今天我们肯定曹操的功绩,也不是翻历史上否定曹操罪过的案子。反之亦然。论功说过,都是评论曹操之所为,谈不上翻不翻案的问题。③
    尽管有人不同意“翻案”的提法,但并未陈述“翻案”会导致的后果,实际上“翻案”说的存在既有强化定论思维的弊端,也会使“两分法”成为人物评价中的准则。
    (一)“翻案”说容易强化人们的“定论”思维
    史学研究中强调“定论”,无益他人提出新的看法。而“定论”成为习惯之后,也会使一部分史学家形成思维定式,把某一评价凝固化,导致了人物评价中因人废言或因言因事废人,或者相反——因人立言立事或因言因事立人。“一锤定音”,表面上看是统一了思想和意见,但从认识的发展规律看,这是最有害的做法。在这些结论或定论面前,史学工作者不仅失去丫主体意识,一切要以此为准,而且还要顺着这个方向广搜材料为这些结论与定论作证,甚至有意无意地阉割、歪曲历史事实以顺从或迎合这些结论或定论,其结果是导致历史失真,并由此带来一系列荒谬的后果。更为严重的是,当我们的研究者想方设法让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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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梁启超:《李鸿章传》,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l页。
    ②谭其骧:《论曹操》,《文汇报》1959年3月31日。
    ③邱复兴:《曹操今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11页。
    相信他的思考是惟一的思考,读者也会形成一种惰性思维习惯,慢慢地就失去了自己的个性和判断力。因为只有一种答案,就不需要判断,只需把书本上的结论记下来就可以了。
    中国有句古话:“是非功过,任由后人评说。”武则天死后留下一块“无字碑”就是这个意思。的确,任何人的功和过,都不认“金口玉言”,都要接受后人的评头论足。而后人复后人,无穷尽也。任何一代后人如果下了“定论”,就等于剥夺了更多后人评说的权利,实际上这也是做不到的。①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人们对问题的认识肯定会有所改变,史学认识会不断向前发展,也应该向前发展,变得更为全面和公允。
    (二)“翻案”说使“正面和反面人物的两分法”成为人物评价的准则,影响人物研究的正常开展。
    现在的翻案文章一般都是针对过去人们心目中的“反面人物”,由于公众对这一类人物固定的思维模式,认为反面人物就是反面人物,不容重新评价。一旦出现不同的观点,便接受不了。翦伯赞说“替曹操说好话是很危险的,因为他是人所共知的奸臣”。②简单地将历史人物区分为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是一种形而上学贴标签的方法。人物的性格及承担的社会角色是非常复杂的,需要我们多角度的观察和评价历史人物。
    长期以来,在评价所谓的“反面人物”的时候,存在很多问题,主要有:
    第一,以偏概全,在历史人物的评价上,流行着一种“逆推论”。某个人物只要后来在政治上出了问题,就把他说成生来就坏、一切皆坏,予以全盘否定。
    第二,夸大错误,把原来属于一般认识上的错误说成是罪恶。反面历史人物的演变有一个过程。之所以夸大错误,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说坏人坏,总不会有错,似乎把反面人物说得丑恶一点没有关系。殊不知真理朝前跨出一步,哪怕是一小步,也会变成谬误。
    第三,掩饰优点,对反面人物在历史上曾经起过的进步作用,一些人物传记和历史读本往往隐而不显,略而不言,或者语焉不详。第四,简单对号,使反面历史人物脸谱化、公式化。③经过时间的推移,形成了定式之后,就很难改变。
    因此,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评价一些历史人物的要义所在,所有的研究者都应认识到,史学研究从来没有达到“终极真理”的观点。只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才能把我们的史学研究不断推向前进,促进史学的真正繁荣。
    (作者刘克辉,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邮编475001)
    (责任编辑:吴英)
    (责任校对:王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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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参考盛大林:《历史何曾有“定论”》,http://www.southcn.com/news/china/gdspcn/200305130520.htm。
    ②翦伯赞:《应该替曹操恢复名誉——从<赤壁之战>说到曹操》,《光明日报》1959年2月19日。
    ③夏宏根:《略论反面历史人物评价中的几个问题》,《求实》1986年第3期。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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