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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布洛赫的头衔不多，却全都让人印象深刻：法国最伟大的中世纪史专家，年鉴学派的创始者与一代宗师，两次世界大战的参战者和反法西斯战士，求学于德国又被德国人杀害的史学天才，等等。近两年来，随着他的巨著《封建社会》（商务印书馆，2004）被译为中文出版，布洛赫在中国史学界的位置，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与布洛赫的崇高声誉比起来，这册《为历史学辩护》实在小得可怜。它是一部遗稿，还是一部残稿。译成汉语，尚不足十万言。不过，早有人说过，此书是年鉴派史学的宣言书。而且，它的整理者，是布洛赫的好朋友、年鉴学派的另一位创始人和史学大师费弗尔。两位大师打造一部小书，正印证了一句俗语：只要温馨，小屋子也能成极乐世界。 这部残稿主要写于1941年下半年和1942年上半年的二战期间。布洛赫在献词中说：国难当头，感时伤世，草此小书，聊抒忧愤。同一时期，钱锺书也曾写道：“《谈艺录》一书，虽赏析之作，而实忧患之书也。”1944年，布洛赫惨遭纳粹杀害，年仅58岁。所以，这本小书虽然与费弗尔的《为史学而战》（1953）构成法国年鉴派史学思想的双璧，却因其为感时伤世的忧患之书，而带上了浓重的悲壮色彩。 以实践显明理论 谈到此书，人们多强调它的通俗性。因为，它主要不是写给同行看的，而是为“满足大众的好奇心”而写。布洛赫开篇即申明，他写此书的动因，只是要回答小儿子的一个问题：历史有什么用？ 但是，人们似乎忽略了布洛赫对此书的另一定性：“手艺人的工作手册”、“技工的笔记本”。这绝不仅仅是布洛赫的谦虚。法国哲学家保罗·利科就曾说过，此书是工匠为反映本人技艺而创作的专著。在《法国史学对史学理论的贡献》小册子中，利科给整个年鉴学派戴了顶帽子——“历史学家的技艺”。这就向我们提供了一个暗示：此书是历史学家的经验总结，而非历史哲学家的名理思辨。 简单讲，欧洲大陆的史学思想，可分为两大系统。德国史家兰克代表的是科学史学的传统，以据实直书为原则。尼采和康德则代表了批判的历史哲学的两种形态，主要在认识论与知识论领域对历史进行高度的哲学思考。法国人雷蒙·阿隆的《历史哲学导论》（1938）即属于后一系统，保罗·韦纳的《怎样写历史：方法论》（1971）则属于前一系统，马鲁的《论历史认识》（1954）则反映了融合两大系统的努力。惟独20世纪法国史学的教主——年鉴学派，既不属于这一系统，也不属于那一系统，可似乎又与两大系统都有关联。 年鉴派的历史或史学思想，不同于历史哲学家的“空口说白话”，而是基于深厚的历史研究经验。所以，他们的立论，更容易让史家及普通读者信服。不过，也正因如此，年鉴派史家都不太善于系统地、条分缕析地把自己的思想说清楚，总给人东一榔头，西一棒槌、模糊影响、混沌未凿的感觉，需要读者去拼合。思想家们会指责说，他们是职业历史学家，缺乏哲学头脑，根本就不熟悉认识论方面的讨论，就算有一点方法论，也不过源于史学技艺。年鉴派自己则会说，只有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论点，才立得住脚；只有处于历史学实践的潮流之中，才超常出众。因此，要了解年鉴派的史学思想，绝不能仅仅听他们“说”什么，还必须看他们“做”什么。布洛赫这本书的立足点，就在如何“做”上。 所以，在此书的字里行间，我们会明显感觉到，谈起史学思想，布洛赫就像是挤牙膏，显得既寒窘，又笨拙，可是一谈到历史考据学，立即思如泉涌，手滑笔快，要山得山，要水得水，口中的话加快了频率都说不完。通过布洛赫来体会欧洲人的考证功夫，真让我们觉得原来他们也“很乾嘉”。甚至他所指摘的毛病、所使用的词句，都让我们觉得很亲切。诚然，史学家的习性，是不分国界的。 1929年1月，布洛赫与费弗尔共同创办《社会经济历史年鉴》杂志，成为年鉴学派形成的标志。他们上来便声明，不追求专门的方法论和理论撰述，而是通过实例和具体研究来“显明”自己的理论。这一价值取向，使得年鉴派靠着自己的研究著作，而不是靠着系统的理论阐述，成为了法国史坛的霸主。 俗言：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年鉴学派“以实践显明理论”的特点，自然非常投合深受乾嘉学风影响的中国史家的脾胃。当然，年鉴学派绝不轻视理论。但是，比起历史哲学家，年鉴学派确实不擅长理论思辨。所以，我们不能奢望从布洛赫的小书中读出康德或黑格尔一类的感觉。 扬弃实证主义 这里自然牵涉到年鉴学派与实证主义的关系问题。笔者觉得，人们过分强调了年鉴派与实证主义史学之间的断裂，却忽略了他们之间的关联。 布洛赫受过完整的实证主义史学教育。他的老师瑟诺博斯1898年曾经与朗格诺瓦合著《历史研究引论》，被誉为实证主义的史学理论总结，在上世纪20、30年代的中国风行一时，名气仅次于鲁宾逊的《新史学》。深厚的实证主义教育和影响，在布洛赫身上是不可能淘洗干净的。 布洛赫确实反对实证主义。不过，他所反对的实证主义，主要指孔德哲学的机械化和不通融，特别是反对将19世纪的自然科学概念机械地套接到历史研究当中。所以，在谈到将实证主义应用于历史学的涂尔干学派时，布洛赫说他怀着无比的感激和敬意，除了赞扬，几乎没有批评（第11页）。可在评论浪漫主义史学时，他却用了醉鬼的孩子、狂欢滥饮一类极富攻击性的词语（第13页）。他与实证主义的关系，属于扬弃。而他与浪漫主义，才属于对立。 实证主义追求肯定性、明确性、确定性和可证明性。据此，孔德主张严格区分真实与虚幻、有用与无用、肯定与犹豫、精确与模糊、肯定与否定。布洛赫修正了这些概念，改变了它们之间的关系。他说，历史学具有不确定性，不遵守一成不变的思想模式。所以，他同样追求客观性，却并不是那种可以与物理学相媲美的客观性。他当然重视文献搜集和考证，而且强调“必须遵守考证的法则”（第67页），但他并不把历史学简化为文献搜集和考证（博学）。他也相信文献中包含事实，但并不相信事实就在文献中。与实证主义一样，他重视把偶然事件联系起来，重视文献的编年顺序，也同样重视历史上的个人，但是，他不把历史学的任务局限于此。总之，他扩大了实证主义的范围，突破了实证主义的界限。他对实证主义，是添加、扩展、超越，而非断裂。所以，看到他批评实证主义，就认为他们之间势不两立，笔者以为是值得商榷的。 其实，实证是历史研究的基础，实证主义是历史认识的基础。历史学家固然不能满足于实证，但任何史学流派却离不开实证。当然，实证主义者断不可自以为天外无天，人外无人，尽管他们同样可以振振有词地指责布洛赫和年鉴派。 布洛赫所以能扬弃实证主义，从根本上说，是由于他能够紧紧盯着自然科学的最新进展，“远远地尾随着科学上的伟大思想”。他深刻地认识到，气体动力学、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以及量子力学，已经使传统的科学概念发生深刻变化，科学开始“以无限的或然性取代确定性，以永恒的相对可测性概念取代绝对的可测性”。人的器官、精神状态、饮食和健康等等，无不发生了变化。但是，他坚信，永恒的根本性的东西依然存在（第36页）。如历史学的最高价值，就永远是“真实”。《为历史学辩护》一书最令人激动和钦敬的地方，就在这里。 总体史思想 布洛赫既是年鉴学派的开山，自然属于过渡性人物。后世年鉴学派拾级增高，实已去圣日远。从年鉴学派的典型形态看，他们对实证主义的扬弃，主要在于由个人、事件、政治、单位，转而重视群体、结构、社会、总体，以及情势、周期、增长、范畴、群体、阶级等等。就是说，跳出庐山看庐山，更注重时间跨度大、节奏较慢的历史。这种历史，被人称作“基本上静止不动的历史”，“人类与周围环境关系的历史”，无名无姓、深刻和沉默的历史，等等。传统的政治史、外交史、事件史、个人史，变成了地理史、经济史、社会史、群体史。借梁启超《新史学》的概念来表述，就是由“君史”变成了“民史”。“历史时间”，也成了所谓的“地理时间”。年鉴派就像是坐着航天飞机上天的宇航员。他们所看到的地球，完全是一个没有疆界的“整体”，即“整个社会实在”、“时间上的统一体”。这就是年鉴派所说的“总体史”。 总体史（Universal History）是布洛赫此书的核心概念。他说：“历史研究不容画地为牢，若囿于一隅之见，即使在你的研究领域内，也只能得出片面的结论。惟有总体的历史，才是真历史，而只有通过众人的协作，才能接近真正的历史。”（第40页） 但是，布洛赫并没有对总体史概念作详细和深入的阐述。我们不妨借助我国著名史学家 周谷城说，史料是历史的片断，从片断中可以发现完整的历史，但完整的历史决非等于片断的史料。历史是一个完整的整体，如果将历史的某一部分从整体中抽离出来，那就不能得到正解。历史完形论就是“对历史整体的认取”。布洛赫则说，单一历史事件实际并不单一，因为它“产生于总体的社会状态”。“一个教义包含着人类环境的所有问题”，“小小的橡子可以长成参天大树，但离不开适宜的土壤和气候条件，而这些条件又超出了胚胎学的范围。”（第27页） 可见，所谓“总体”，是个有机体、生命体，是各种“关系”的结合体和综合体。典型的总体史，应该不是国别史或世界史（国别史的拼合），而是全球史（国别史的交融）。 那么，如何认取历史整体呢？布洛赫归之于“长时段”，周谷城则归之于“通史”。“通史”的时间跨度，必然是“长时段”的。 可是，这种总体史的起点、结构的分界点在哪里呢？布洛赫似乎不喜欢人们探讨“起源”的问题，特别是为了某种价值而去追寻历史的起源，认为它是“历史死敌的化身”或“判断癖”。他的这种态度，难免使得“总体史”概念带有某种理想色彩。而周谷城，同样没有回答一个根本性的提问，即到底应当用一种什么样的著作体裁才能完整地再现客观的“历史完形”。他们两人都只给了我们一个轮廓，仿佛是古代国家间的边界。所以，极端的年鉴派，忽视短时段，讨厌事件，甚至否定叙述，饱受争议，必不能免。 可爱的史思 比起“总体史”这类宏大构想，布洛赫的具体史思，更加可爱。 他认为，历史首先是一个审美的对象，它千姿百态，富有美感，令人销魂。因此，历史研究是一个娱乐的过程。因为历史可供审美、娱乐和消遣，所以人们才对它有兴趣。就此而言，大仲马的读者均是潜在的史学家。他又认为，历史学家只有具备想象力，才能将古代文献中记载的情景拼接成形（第38页）。史家如对文明掉以轻心，伪史就会殃及信史。他在书中使用了若干“掘土机铲子”一类的妙喻，甚至告诫人们一定不要让历史学失去诗意。既然情感不会损伤理智，又何必对历史的诗意惶惑不安呢？ 读了这些充满人情味的感性话语，简直让我们不敢相信他会向往“总体史”这类“非人”的历史。可是，我们明明看到，在布洛赫笔下，“人”占据着第一重要的位置。他说：“优秀的史学家犹如神话中的巨人，他善于捕捉人肉的气味，人才是他追寻的目标。”（第21页）历史学就是处于时间中的人类的科学。如果历史学不能掌握人类，那充其量只能算是博学的把戏而已。在给费弗尔的献辞中，他说，他们并肩作战，只是“为了使历史学更富有人性”。 我们甚至能在布洛赫笔下读出克罗齐的味道。比如他说，史学家并非抽象地思索人类，在他们的思想中总是注入时代的气息。这不就很有克罗齐所谓“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的意味吗？在布洛赫笔下，历史与现实是贯通互动、双向交流的。一方面，对现实的曲解和困惑往往源于对历史的无知；另一方面，过去并不能完全说明现在，现实知识却可以帮助人们更直接地了解过去。因此，他反对史学家成为古董迷，呼吁将历史学的范围延伸到当代。他甚至说，对现实一无所知，欲了解历史必定徒劳无功。置身现实、感受生活、热爱生活、理解生活，是史家的主要素质。故尔，史家研史，可以由近及远、倒溯而上。这不禁让我们想到钱锺书的名言：“自省可以忖人，而观人亦资自知；鉴古足佐明今，而察今亦裨识古；鸟之两翼，剪之双刃，缺一孤行，未见其可。”（《管锥编》第171页）更让我们想到马克思的名句：“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 布洛赫还说了一句非常深刻的话：“一个社会如果可以完全由前一代任意塑造，那么，其社会结构必然像无脊椎动物那样软弱无力。”（第34页）他还说：“即使已经消失的历史对象，也有其现实价值，因为，它能够让我们与流传下来的东西相比较。”（第36页） 可是，布洛赫坚决反对在史著中卖弄词藻，更不能容忍谣传和传闻逸事。他排斥经验主义，视历史为知识的源泉，认为它可以满足人们超物质利益的求知欲望，同时反对将历史仅仅当作精神的奢侈品。他的思想趋向，毕竟在对历史的理性分析上。所以，他最终将历史学定义为一门分类适当、日益言之成理的科学。可是，在理性与情感、人与非人之间如何协调，他却并未给出令我们满意的解答。 对译本的一点意见 1992年6月，此书曾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题为《历史学家的技艺》，标明原版是巴黎阿尔芒·戈兰出版社1974年本。这家出版社的老板是年鉴学派的支持者，故年鉴杂志创刊号就是在这家出版社出版的。此次译者修订再版，采用“为历史学辩护”的书名重新推出，却未标明所据底本，修订情况也未作说明，这不能说不是一个缺憾。 从夹注看，此书似乎是从英文翻译过来的，但布洛赫是用法文写作的。据悉，1993年法国曾出版此书的修订本。这些，自以说明为佳。 布洛赫说过：“一部严肃的史书总会附有参考资料的目录和引文出处”，“每一本名副其实的历史著作都应该包括一章自白，或在适当的地方插入几段，小标题可写成‘写作缘起’”（第61页）。准此而言，书中一些偏僻的外国人名，如果首见时能标出原文，并且在译文中加些译注，就更好了。 《为历史学辩护》，［法］马克·布洛赫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7月出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