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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中国封建社会论” 中国封建社会的断代应该是从商朝开始直到战国末期结束。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建立起中央集权的国家，是中国封建社会解体的标志。 中国的社会发展形态，在商、周之时被称为“封建社会”，封建的含义就是“封国土，建诸侯”，各个诸侯国在自己领地上享有独立的军事、立法、行政和税收大权。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极为松散，诸侯之间因为互相嫉妒不断地爆发兼并战争。在秦朝统一中国后，“废封建，设郡县”，在全国实行中央高度集权的郡县制，封建制的社会形态就已消失。冯友兰在《中国哲学简史》中有论：“这种封土建国制度被秦朝始皇帝于公元前221年正式废除。” 在日本战国时代，所谓国家的最高领袖天皇只是一个有名无实的傀儡，国家大权掌握在幕府将军手里，在幕府下面有各地的大名，大名把自己的领地再分封给宣誓效忠自己的武士。大名之间连年征战，通过武力进行扩张和土地兼并，军事优胜者获得幕府将军的宝座。 相比之下，中国古代“大一统”的国家管理模式更加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我们的祖先也正是因此创造了领先当时世界水平的古代文明。现代欧洲从“煤铁共同体”开始经过中间的“欧共体”直到今天的“欧盟”，实现了政治经济“用同一个声音说话”的协同行动，这正是中国古代“大一统”精神的再现。 如果坚持认为“大一统”占据主要地位的中国中世纪历史属于封建社会，那么日本战国时代和欧洲中世纪的社会形态与中国截然不同，为何也叫封建社会，这难道不是在概念上的自相矛盾么？ 清朝末年，西学东渐，一些西方的历史著作被翻译过来。“封建”一词对应于英文的Feudal,正好是对中世纪欧洲“诸侯林立，混战不已”的社会现实的确切描述。魏源在翻译时参照日本文献，应该说是非常准确的。 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史学界为了适应苏联斯大林的历史教条，强行削足适履，推翻中国历史事实去迎合所谓人类历史发展“五阶段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 由以上分析，既然不能把中国中世纪简单地冠以“封建社会”的称号，那么中国社会的历史阶段就必须重新划分。单纯以国家管理的形式来分类：商、周时期的社会形态为封建社会；秦朝以后为中央集权的大一统的国家管理模式；虽然阶级斗争有时被激化，但是民族斗争则更为残酷无情，元朝和清朝是野蛮民族对汉族血腥武力征服和贪婪的殖民寄生时期；鸦片战争后中国沦为满清和西方列强联合掠食吸血的双重或多重殖民地，中国近代社会的定性决不是什么不伦不类、似是而非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既然知道错了，就应当迅速地改正错误。教科书影响人们最初观念的养成，人们在离开学校后很少再有机会去思考和深究这些问题。我本人因为受到了正统学校里历史教材的误导，直到后来一次偶然的阅读才修正了我的错误历史观念。真不知道今天还有多少中国人的头脑中还被错误的历史观念充斥着，这直接影响国民对我们中华民族伟大历史文明的正确定位。 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如果再坚持把“封建社会”的帽子硬往秦朝以后的中国历史上套，就应该首先对自己的无知感到羞耻。历史记载的是过去的真实，澄清对中国历史认识上的误区，还中国历史一个清楚的本来面目，是中国社会人文学者当前一个“文化兴国” 的时代使命。作者在后面的文章中还将继续深入探讨这类问题。 2005年3月26 日初稿 2005年7月8日 改定 附录 封建社会之说从何而来 如果说，中国古代在经济上是市场经济，在各王朝的中后期甚至是大资产阶级群体主导的资本主义经济，那么中国二千多年封建社会一说从何而来？ 封建者，“封国土，建诸侯”也。西周是典型的封建社会。每一个受封的诸侯在自己的领地上有完整的立法、司法和行政权，有自己的军队和臣僚，还有可世袭领地。有的诸侯统治有方，开疆拓土，贸易有无，人丁兴旺，逐渐成为一方霸主；有的诸侯内廷分裂动荡，外廷争权夺利，公卿势力坐大，统治无能，逐渐依附、衰落，成为蚕食、鲸吞和瓜分的对象。如此数百年后，西周王室逐渐丧失中央权威，中原大地诸侯争霸，进入春秋战国时代。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废封建、置郡县，统一货币、度量衡、交通、文字等，建立了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百代都行秦政制”，“封土建国”的时代从此就一去不复返了。 如果说什么是真正的历史趋势、历史规律的话，从孤立、分散到联系密切，从小国寡民到大国众民，从承包制到直线职能制，从邦联到联邦，从弱联邦到强联邦，从封土建国到中央集权，一句话，从混沌到有序，倒是一个真正的、适用于古今中外各类组织的共同历史趋势。欧洲各国内部的废封建、置郡县过程大约完成于18世纪和19世纪，相当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商鞅变法和管仲改革。内部整合一经完成，便为对外征战称霸奠定了基础：先是拿破仑横扫欧洲大陆，接着是俾斯麦德国征服法国，时隔不久，又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这相当于中国的战国时期。二战结束后，欧洲各国开始合纵进程，先是煤钢共同体，后是欧共体，再是欧盟，直到目前出现欧洲宪法框架，统一欧洲货币。美国则想方设法破坏欧洲的一体化进程，用英国牵制法、德，用新出现的东欧诸国牵制西欧大国，让法、德两国相互猜疑，令人想起秦国对山东六国的连横战略。 可见，把秦以后的中国当成是18世纪以前欧洲那样的封建社会，恐怕是很难有解释力的。对此，中外历史学家多数还是有共识的。那么，为什么还把封建社会的帽子扣到中央集权制的中国古代社会头上呢？ 有一种典型的说法认为，中国古代社会存在超经济强制，因此是封建社会。然而，什么是超经济强制呢？其实，任何社会只要存在政府，就需要征税，就存在超经济强制。如果由于中国古代社会存在超经济强制而是封建社会，那么当代美国、欧洲各国、日本都是封建社会。 为什么会把超经济强制的存在认作是封建社会的标志呢？这是不是意味着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不存在超经济强制呢？一个不存在超经济强制的资本主义社会只能是连亚当·斯密都不敢想象的没有政府的放任自由的市场经济社会。也就是说，把存在超经济强制的社会当成是封建社会，实际上是透过亚当·斯密型的有色眼镜才能得出的结论。这实际上意味着，我们长期以来的历史观居然是放任自由的市场经济理论的历史观，是商人的历史观，是新自由主义的历史观。对此，我有着颇为痛切的感受。这些年来，我一直在批判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危害，但是，出了经济学界，应者寥寥。在历史学界、政治学界、社会学界、哲学界乃至马克思主义理论界，普遍流行着这种新自由主义的历史观。面对着日益加深的剥削和压迫，日益严重的两极分化，学界普遍以为，这是中国摆脱封建社会、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代价，是历史进步的代价。这种态度固然与学界被廉价收买有关，但不能不说，也与新自由主义历史观的长期熏陶有关。 封建说的另一个更加重要的来源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认为，每一个社会都要经历从封建社会、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社会各个阶段。中国历史在这一序列的哪个位置呢？是共产主义吗？显然不是。是资本主义吗？没有工业革命，没有机器磨，怎么能是资本主义？是此前的奴隶社会吗？中国农民有人身自由，有拥有和买卖财产的自由。所以。也不是奴隶社会。排来排去，只有封建社会的帽子勉强可用。然而，即使马克思主义者也都注意到，秦汉以后的中国社会有市场经济，也有资产阶级。怎样使封建社会的判断与这些事实相容呢？于是，出现了所谓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说。按照这种理论，中国的资本主义不断萌芽，又反复随着王朝更替而中断发育。看，中央集权的专制政治扼杀了资本主义的发育，阻碍了工业革命在中国的出现，阻碍了中国的强大，罪莫大焉！ 然而，这种学说不仅在回避了封建政治与中央集权政治的差别，而且不能解释各王朝后期大地主、大商人富可敌国的事实，不能解释大地主、大商人对政治的腐蚀能力和控制能力都十分强大的事实，恐怕是削中国历史之足而适欧洲历史之履的学说。 真正的历史恐怕是，从西周到春秋，从春秋到战国，从战国到秦帝国，中国在2000多年以前已经在相当程度预演了近代以来的世界历史。相应地，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的百家争鸣也预演了近代东西方的学说纷争。 当然，新自由主义历史观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阶段论内在还有着密切关联。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