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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史学着重见异，有别于社会科学的主要求同。所以治史不宜归纳，而要贯通。不过见异并非仅仅关注具体，反而更加注重整体，要在整体之下研究具体，探寻个别的普遍联系。中国近现代史的通，既要贯通古今中外，还须沟通各门各类。可是本为整体学问的史学，由于史料繁多和分科教学与治学的影响，近代以来却被不断肢解，专家之学流行，读书但求为人，加上不当的学术交流与评价标准，削足适履而非量体裁衣，导致学界乱象渐深。只有回到本原，把握学问系统及各部分的渊源流变，执简御繁，放眼读书，温故而知新，破除分科的成见和局限，胸有成竹，才能游刃有余，以免盲人摸象。 关键词 中国近现代史 贯通 读书 史学为一整体的学问，应在全面关照之下研究具体。所以读完书再做学问，乃治学的必由之路。所谓通识，应是贯通融通之通，通透通达之通。若以道听途说、似是而非的横通为通，则势必南辕北辙。中国近现代史材料多，史事繁，本来要求学人功力更强，才有可能求通，可是研究的起步较晚，结论过快，史料史事大都未经认真梳理，学人的训练不足，取径又不免偏狭，往往由专门学习直接进入专题研究，很少经过放眼读书的阶段。其所谓宏观，大多教科书式的泛论，或格义舶来的范式，看似笼罩，实则隔膜。如今大学教学和学界治学的取法途径，每每与应有之道相离相悖，主要问题显然并不在守成有余，创新不足，而是似有越来越不会做史学，所获也越来越不像历史的趋向。长此以往，当年章太炎、张尔田等人“真学问必不能于学校中求，真著述亦必不能于杂志中求”①的预言，终将不幸而言中。在体制和导向变更之前，要想根本改变这种出货而不出人，结果货难免劣质的状况，似无可能，况且并非人人可以达到贯通的境界。不过，任何环境条件下，都有高下优劣之别，而芸芸众生中间，总有读书种子。为来者计，回到起点，可能是解决问题的最好途径。而卑之无甚高论的老生常谈，或不无温故而知新的作用。只是越基本的规则把握和做到越有难度，与畏难的人之常情适相反对。于是呈现一种怪相，超越成了趋易避难的遁词，做不了史学于是便一言以蔽之日旧而追求新史学。然而，最新最美的图画固然可以画在一张白纸上，却不能任由全外行随意涂鸦，而美其名曰后现代。 ———————— ①《夏承焘集》第5册，浙江古籍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27页。 一、治史不宜归纳，而要贯通 受“科学”即是分科治学以及社会科学泛化的误导影响，近人治史，好用归纳或附会式比较，所论看似有理，其实相当危险。因为，（1）历史事件均为单体，绝无可能重复发生两件完全相同的史事，有的看似相近甚至相同，其实千差万别，所谓形似而实不同，除非削足适履，无法归纳。受欧洲基督教神学一元化观念、进化论主导的社会发展史和社会科学求同取向的影响，以为讲究规律是排列近似性，实为一大误解。（2）所有个别事件相互之间存在着无限延伸的直接或间接联系，历史的规律即体现于史事的无限联系之中。而历史记录多为片断，拼合联缀，讲究由时间空间规定的相关性。史料越多，可以重现的相关联系的可能性越是复杂。不仅正确的指向可以征实，错误的联接有时也居然可证。（3）史事已经发生，不可改变，但发生过的史事须由当事者的相关记述来探求（或分别称之为第一历史和第二历史），所得著述实为第三历史。无论怎样详尽的记述，也不可能完整覆盖全部史事的各个层面，而且当事者利害各异，立场有别，所记的罗生门现象相当普遍。由此衍生层垒叠加的史书，实事往往无直接证据，可以征实的部分相对简单，其余只能近真。而近真使得一事多解的情形常常发生，好疑者误以为尽是有意作伪，善读者则从伪书中可见真材料。有鉴于上述，治史不宜归纳，只能贯通。相应地史学着重见异，有别于社会科学的主要求同。不过见异并非仅仅关注具体，反而更加注重整体，要在整体之下研究具体，探寻个别的普遍联系。因此，治史最要也是最基本的方法为长编考异，即按时空顺序比较不同的材料，以求史事的生成衍化及其内在联系。此法随研究对象的不同而有所变化，但万变不离其宗，基本的做法一脉相承。在此之上，可以千变万化，在此之下，主要还是如何入门的问题。 治史不宜归纳，本是常识通则，而今似乎成了高难问题。1935年傅斯年所写《闲谈历史教科书》即称：“算学与物理科学是可以拿大原则概括无限的引申事实的。这个凭藉，在地质、生物各种科学已难，在历史几不适用……物质科学只和百来种元素办交涉，社会科学乃须和无限数的元素办交涉，算学家解决不了三体问题，难道治史学者能解决三十体？若史学家不安于此一个庞氏所谓‘天命’（庞加赉，Henri Poineare，认为可以重复出现的事实，如元素、种类，使科学得以发展），而以简单公式概括古今史实，那么是史论不是史学，是一家言不是客观知识了。在一人著书时，作史论，成一家言，本无不可，然而写起历史教科书来，若这样办，却是大罪过，因为这是以‘我’替代史实了。物质科学中，设立一个命题，可以概括无限度的引申命题……大约有三个领导的原则。第一项，列定概括命题，以包涵甚多引申的命题与无限的事实。第二项，据切近于读者的例，以喻命题之意义。第三项，在应用上着想。这些情形，一想到历史教科书上，几乎全不适用。第一项固不必说，历史学中没有这东西。第二项也不相干，历史上件件事都是单体的，本无所谓则与例。第三项，历史知识之应用，也是和物质知识之应用全然不同的。”“没有九等人品微分方程式和百行元素表，人物、行动只得一个个、一件件叙说。没有两件相同的史事，因果是谈不定的。因果二词，既非近代物理学所用，亦不适用于任何客观事实之解释，其由来本自神学思想出。现在用此一名词，只当作一个‘方便名词’，叙说先后关系而已，并无深意。”①l942年10月11日，他复函好用社会学方法研究中国历史的吴景超，有的放矢地强调：“历史上事，无全同者，为了解之，须从其演化看去，史学之作用正在此。如以横切面看之，何贵乎有史学？”①一般平行比较研究者，每每喜欢求同，落入隔义附会的俗套。而史学的比较研究，因缘事实联系，更加着重于见异。这并非排斥规律，历史事实均为特殊、个别，不等于没有联系，只是不能用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的原理来强求史料与史实的一律及连贯。 ———————— ①《教与学》第1卷第4期，l935年l0月1日，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5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52—55页。 近代学人当中，梁启超最好讲归纳法，自清季以来，不仅一直认为归纳是近代西洋科学方法的核心，而且判定清代考据学所长亦在于善用归纳法。可是到了1923年的《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态度逆转。他自我反省，首先即讨论“史学应用归纳研究法的最大效率如何”，表示：“现代所谓科学，人人都知道是从归纳研究法产生出来。我们要建设新史学，自然也离不了走这条路。所以我旧著《中国历史研究法》极力提倡这一点。最近所讲演历史统计学等篇，也是这一路精神。但我们须知道，这种研究法的效率是有限制的。简单说，整理史料要用归纳法，自然毫无疑义。若说用归纳法就能知道‘历史其物’，这却太不成问题了。归纳法最大的工作是求‘共相’，把许多事物相异的属性剔去，相同的属性抽出，各归各类，以规定该事物之内容及行历何如。这种方法应用到史学，却是绝对不可能。为什么呢？因为历史现象只是‘一躺过’，自古及今，从没有同铸一型的史迹。这又为什么呢？因为史迹是人类自由意志的反影。而各人自由意志之内容，绝对不会从同。所以史家的工作，和自然科学家正相反，专务求‘不共相’。倘若把许多史迹相异的属性剔去，专抽出那相同的属性，结果便将史的精魂剥夺净尽了。因此我想归纳研究法之在史学界，其效率只到整理史料而止，不能更进一步。然则把许多‘不共相’堆叠起来，怎么能成为一种有组织的学问。我们常说历史是整个的，又作何解呢？你根问到这一点吗。依我看，什有九要从直觉得来，不是什么归纳演绎的问题。这是历史哲学里头的最大关键，我现在还没有研究成熟，等将来再发表意见罢。”②并由此怀疑历史可以因果律来求。 梁启超的转变，缘于他读了新康德主义弗赖堡学派的主要代表李凯尔特（Heinrieh Riekert）的著作，受自由意志论的影响。从来好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的梁启超，这一次的转变也有几分轻率。史学不宜用归纳法求同，并非自由意志论者的独见，而整理史料同样不宜归纳，历史的整体性更不应由直觉得来。梁启超想不清楚的问题，循着历史哲学之道，大概永远不可能研究成熟，更找不到答案。反倒是后来傅斯年由比较不同史料而近真并得其头绪的认识，将求真与寻求史事普遍的内在联系有机结合，远胜于梁启超的看法。③杨联隍认为钱锤书著《管锥编》若在见异处再多著笔，可能更富于启发，即基于人事不会完全重合的史家之见。 傅斯年、梁启超的说法在倡导社会科学影响史学的学人或许难以接受。清季以来，不仅许多史家曾经受过社会科学的影响，整个史学研究也有社会科学影响与日俱增之势。戊戌时因《时务报》等事一度反目成仇的章太炎，1902年因为读各种社会学书而欲重修《中国通志》，引抱有相同志趣的梁启超为同道。所订计划，除以纪传鼓舞民气、启导方来之外，就是以典志“发明社会政治进化衰微之原理”，将“心理、社会、宗教诸学，一切可以熔铸入之”。④而清季担任京师大学堂史学教习的陈黻宸认为：“无史学则一切科学不能成，无一切科学则史学亦不能立。故无辨析科学之识解者，不足与言史学，无振厉科学之能力者，尤不足与兴史学。”而“古中国学者之知此罕矣”。“故读史而兼及法律学、教育学、心理学、伦理学、物理学、舆地学、兵政学、财政学、术数学、农工商学者，史 ———————— ①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7卷，第267页。 ②粱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中华书局l989年版，第l_2页。 ③详见拙著《晚清民国的学人与学术》第九章《傅斯年“史学只是史料学”再析》，中华书局2008年版。 ④章太炎：《致梁启超书》（1902年7月），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l67页。 家之分法也；读史而首重政治学、社会学者，史家之总法也。是固不可与不解科学者道矣。盖史一科学也，而史学者又合一切科学而自为一科者也。”①后来唐德刚还指胡适其实不懂科学也就是社会科学，所以方法只是符合科学而并非科学，整理国故因而不能得法。② 限于材料，群体的历史以类像方式处理，有其不得不然的苦衷或道理。而但凡归类，都要一定限度的求同不存异，所以异的存在不断挑战类的合理性。新文化史和新社会史一方面延续由精英而大众的取向，一方面则由群体而个案，以小人物的视角故事颠覆精英和群体的历史叙述。只是必须显示所选人物与群体乃至社会整体的关系，才能呈现意义，却并非轻而易举之事。 要将这样的历史轨迹解释为学术发展的与时俱进，似嫌简单，因为这一时期的学人往往呈现年轻时好趋新，读书愈多则反而守成的现象。其实归纳之所以被视为科学方法的核心，正是因为用西洋系统条理本国材料被视为理所应当的进步。对此陈寅恪曾经批评新派留学生的所谓“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看上去似很有条理，然甚危险”③，并借着评审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的机缘，针对中国号称整理国故之普通状况感叹道：“但此种同情之态度，最易流于穿凿傅会之恶习。因今日所得见之古代材料，或散佚而仅存，或晦涩而难解，非经过解释及排比之程序，绝无哲学史之可言。然若加以连贯综合之搜集及统系条理之整理，则著者有意无意之间，往往依其自身所遭际之时代，所居处之环境，所薰染之学说，以推测解释古人之意志。由此之故，今日之谈中国古代哲学者，大抵即谈其今日自身之哲学者也。所著之中国哲学史者，即其今日自身之哲学史者也。其言论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④在他看来，理想的整理国故应是“具有统系与不涉傅会”⑤，而要达到这样的境界，谈何容易。 历史是各部分有机联系的整体，因而通历来是史家追求的至高境界。即使晚近分科治学已成笼罩性趋向，有识之士仍以求通为目的，分乃不得已而为之或是走向通的必经阶段。后来则以专攻为独门，浑然一体的学问被划成彼此分离的条块。久而久之，不仅各科之间相互隔绝，每科内部也日益细碎。以史学而论，近代学人重写历史，以及用西洋系统整理国故，还能将断代、专门、国别各史皆视为通史之一体⑥，后来则纵向分段，横向分类，林林总总的所谓断代、专门、国别史，本来是贯通历史必备的条件基础，扬之则附庸蔚为大国，抑之则婢作夫人。尤其近现代史，虽然已是断代之一部，还要进一步时间上分段，空间上分类。这种割据分封的专家之学，看似占山为王，转换角度和准则，其实就是落草为寇。 不通不仅不能揭示和把握历史整体的渊源大势及内在联系，甚至无法恰当研究具体的历史。治史首先应回到历史现场，以汉还汉，由求其古而致求其是。否则，脱离原有的时空位置，以后来间架先入为主，无非对历史想当然的看法，还谈不上认识，亦不是事实，至于古人的本意，更加无从谈起。研究单位再小，解释一字即作一部中国文化史，也非贯通不能奏功。所以，任何具体人事，都要置于历史错综复杂的整体联系脉络之中，才有可能认识得当。也就是说，在体的观照下，安放点、条理线和展示面，以求得其所哉。⑦只有成竹在胸，才能庖丁解牛，以免盲人摸象。 ———————— ①陈黻宸：《京师大学堂中国史讲义》，陈德溥编：《陈黻宸集》下，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676q77页。 ②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23-226页。 ③卞僧慧：《怀念陈寅恪先生》，引自蒋天枢《陈寅恪先生传》，《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百年学术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页。 ④陈美延编：《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79—280页。 ⑤《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陈美延编：《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第361页。 ⑥金毓黻：《静晤室日记》，辽沈书社1993年版，第4739页。 ⑦关于点、线、面、体之说，参见蒙默编《蒙文通学记》（增补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2页。 要达到通的境界，还须在博通与专精之间平衡协调，大而全也许只是庞杂的变形。教科书与通史，形式上似乎通括，未必真能提纲挈领，条贯所有史事。若以主观裁剪史实，即使面面俱到，不仅流于宽泛表浅，而且极易陷入愈有条理，去事实真相愈远的尴尬。 作为断代的近现代史，要想贯通无碍，尤其需要通的把握。中国近现代史的通，既要贯通古今，还要沟通中外。所谓通史，一是与断代史相对的纵贯古今的通史，一是与专史相对的横贯政治、经济、学术、宗教等门类的通史。①形式上的通相对容易，至于对史事内在联系的贯通，需要兼顾纵横两面，即钱穆所说“融贯空间诸相，通透时间诸相而综合一视之"②，要求学人具有很高的见识功力。近代中国在清代集历代之大成的基础上经历千古未有的大变局，社会历史文化看似一脉相承，实际上观念制度，精神行为全然改观。在与知识制度相关的思想学术、典章体制等观念行事方面，都要由古至今，自外而内地了解把握渊源流变，才能条理通贯。而专家之学背后如果没有通识，其叠加并不能够打通各个部分，即使通史，也难免出现合而不同的尴尬。当年钱穆即批评北京大学中国通史课由多人分授，实增听课学生之不通，因而奋力要求独任全部。可是其时能够独力胜任中国通史一门而愉快者，已经难得其选。③ 近代学人得清代学术梳理历代学问的余荫（当然也有其偏蔽的负面影响），兼受西洋学术新风的熏染，名家辈出，但也并非如今人所说，大师成群结队，个个学贯中西。能够沟通古今，且不受分科的局限，已经难能可贵，要想兼通中外，只能相对而言。或者指陈寅恪未必通西学，整体而言固然，可是要说近代中国学人中西学最好的有数之人，陈寅恪恐怕也是不二人选（详情另文申论）。章太炎、梁启超、刘师培、王国维、陈垣等人的西学，多由读译书或东学转手而来，钱穆的西学更被讥讽为看《东方杂志》的杂志之学。④所以后来章、王等人绝口不谈西学，梁和钱继续谈而显拙。西学稍好的严复和辜鸿铭，中学功底太差，后虽恶补，难臻化境，而且其西学也只是较当时国人的理解深入而已，距离通还相去甚远。胡适的输入新知在学衡派看来粗浅谬误，其中学在章太炎看来则是游谈无根。这并非贬低前贤，只是说明兼通中外实为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极高境界。除了明治、大正时期日本少数“支那学”者，以了解中国的水准远在国人了解外国之上的东西各国人士，试问有谁敢自诩贯通中学？何况中国一统，西洋分立，难易程度相去何止道里计。 以贯通的眼光，则宏观与微观并无分际，考史与史学相辅相成，史料与史观互为表里。所谓宏观，若非贯通而来，非妄断即臆说。若以讲宋学，做汉学的态度，识一字可以成活一片，一句话可以体现通，否则开口便错，句句绽论，包罗万象（无论纵横）也许不过大杂烩。高明者一语中的，而长篇大论却是门外文谈。 ———————— ①周予同：《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增订本），上海人民出版社l996年版，第535页。 ②钱穆：《中国今日所需之新史学与新史学家》，《思想与时代》第l8期，l943年1月，第11页。 ③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l71页。 ④钱穆不得不讲西学，固然未能免俗，同时表明时势变迁，像章太炎、刘师培、王国雏那样后来不谈西学，已经不大可能。1929年傅斯年声称此时修史非留学生不可（1929年9月9日致陈寅恪函），抗战期间胡适不满于《思想与时代》杂志的态度，特意指出其中“张其昀与钱穆二君均为从未出国门的苦学者”（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7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540页）。其实除此'-AJ'I-，该刊的重要成员如冯友兰、贺麟、张荫麟等，均曾留学欧美。在渐居主流者挟洋自重的取向之下，不留学大有不能“预流”之势，可见中西学乾坤颠倒至于此极，则未曾留学者所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 二、分科教学与治学的局限 以贯通为准则，今日的分科教学与治学大抵反其道而行之。韩愈指为师须授业、解惑、明道。 金毓黻认为，小学教师可以授业，中学教师能够解惑，大学教师则须明道。明道本指道统，在清季尤其是五四以来反传统和反正统取向的背景下，备受质疑和批判。而据陈寅恪《论韩愈》：明道即“建立道统，证明传授之渊源”。因为“华夏学术最重传授渊源，盖非此不足以征信于人”。①如此解读，明道实则讲求学问系统及其分支的渊源流变。求学之道在于问学，为师的作用在于明道，学海无涯，为师不仅要指示读书治学的一般轨则，更须具体指点学问整体和各个部分的源流。张之洞《书目答问》附《国朝著述诸家姓名略》，即因为“读书欲知门径，必须有师，师不易得，莫如即以国朝著述诸名家为师”。清代整理历代学术，故“知国朝人学术之流别，便知历代学术之流别，胸有绳尺，自不为野言谬说所误，其为良师，不已多乎!”②历代学术经过清人依据清代意识的条理和谱系化，固然添加了清人的时代意见，却也指引了门径和途则。尤其是清代学风受顾炎武等人的影响，反对讲学⑧，后来者一书在手，不啻于获得读书的钥匙，可以自学成才。所谓指点迷津，金针度人，此之谓也。在分科教学与专门治学的时代，学人能够把握一科甚至一专门的传授渊源，已经难能可贵，大学为师要明了学问整体和所有部分渊源流变的脉络，谈何容易？若是乱发横通之论，非但不能显示博与通，反而见其隘和陋。乱教书误人子弟，乱讲学误导众生，罪莫大焉。虽然二国手门下可出大国手，但小师不可能培养出大师，不通之人教不出通才。求通乃取法乎上，本非人人可以企及，在分科治学的取向下，学术进入侏儒时代，尤其难以达到通的境界。专家之学纵横均已隔断，以之教通识，而且妄谈教出大师通儒，恰如陈寅恪批评马建忠：“文通文通，何其不通如是耶？”④以钱玄同、章太炎等人论读经和鲁迅、郭沫若等人谈国学的态度，无论配不配和算不算，至少还有能不能的问题。否则，势必良材雕成朽木，将人教到无法再教的程度，何况出通儒？ 历史本事、相关记述和后来著史，彼此联系，又各自不同，而分际模糊，容易混淆，况且著史还有层累叠加的问题。今日学人的知识系统，多由学校教育而来。大学教育，尤其研究生阶段，为治学基础，所谓教书好比扶醉汉，扶得东来又西倒，教师若未得道，自己仿佛醉汉，如何能扶学生行于正道？今日所教所学，大都是分门别类的教科书，得一套支离破碎的后设系统，而不能探索书中有学的门径。套用前贤的意思，即虽有统系而由附会。所有系统，均由后人归纳，可以表明编制者的看法，不可以简单地当做所指时代的事实。前贤所谓以汉还汉，也只是汉代人对先秦思想各不相同的认识。分科教学的各种科目，大都后出外来观念使然，不仅将原来浑然一体的历史肢解成相互脱离的部分，而且扭曲变形，或化有为无（如经学），或无中生有（如哲学、政治学、社会学以及各种专史等），或名同而实异（如文学、“经济”学等）。如张荫麟所说：“以现代自觉的统系比附古代断片的思想，此乃近今治中国思想史者之通病。此种比附，实预断一无法证明之大前提，即谓凡古人之思想皆有自觉的统系及一致的组织。然从思想发达之历程观之，此实极晚近之事也。在不与原来之断片思想冲突之范围内，每可构成数多种统系。以统系化之方法治古代思想，适足以愈治而愈棼耳。”⑤分科治学从无到有（而非学科转型），导致中国学术系统全然改观，起点立意一错，则差之毫厘，谬以千里，要想解读历史文化得当，无异于缘木求鱼。 ———————— ①陈美延编：《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初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319-322页。 ②范希曾编：《书目答问补正》，"Lr-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302页。 ③讲学一事，能否讲，如何讲，历代不同，别有讲究。清季以来，以q-国固有学校书院学塾与西式教育体制相比附，以为前者也是教育机构且实施教学，误解特甚。另文详论。 ④陈寅恪：《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陈美延编：《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52页。 ⑤张荫麟：《评冯友兰（儒家对于婚丧祭礼之理论）》，l928年7月9日《大公报.文学副刊》。 先天严重不足，后天又不得弥补，教学体制所限，听完照本宣科的讲授之后，紧接着就进入专题研究阶段，未经放眼读书的必须过程，做什么即只看什么，难免看朱成碧，甚至指鹿为马。由于没有读过基本书，不知学问的渊源脉络，不能把握学问的整体，也不知在整体的观照下做学问，分科学习种下的偏蔽祸根，在专门治学中不断发酵膨胀。学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情形相当普遍，如果再将视野遮蔽，左右不顾，很难有超越的胸怀，对久远复杂的历史产生深刻认识。研究领域过于偏狭和整体史的严重缺失，已经成为制约史学发展的瓶颈症结。不读书而只是动手动脚找材料，“上穷碧落下黄泉”的结果，自然是“两处茫茫皆不见”。 起于晚清的分科治学用西洋系统条理中国材料，一度被认为是建立新的学术典范。不仅胡适，此前梁启超、章太炎、王国维、刘师培等，其学术生涯也都分别经历过套用西洋系统（包括由东洋转手而来）的阶段。只不过对西洋系统的了解不够系统，而所受中国学问的熏陶相对较深，所以不如后来者彻底而已。可是用分科的观念看待史料史事，难免强分疆界，隔义附会。而缩短战线、分门别类的专题研究虽然有利于穷尽材料，却割裂了历史的整体性。所以高明者治专题而不以专家自许，目的仍在贯通。后来学人读书治学，一生固守一隅，不仅自得，且以授徒，导致学问支离破碎，失去整体性，其所治窄而深的局部研究乃至对于学问的见识判断也渐趋扭曲变形。具体表现为：其一，不温故而欲知新。“学问必先通晓前人之大体，必当知前人所已知，必先对此门类之知识有宽博成系统之认识。然后可以进而为窄而深之研讨，可以继续发现前人所未知。”①所谓于本源处登高人深，才能开阔方面。若连前人的大体和已知尚未把握，却急于超越，所谓创新，充其量不过瞎猫捕死鼠，甚至是无知者无畏的自曝其短。 其二，不能把握整体与具体的关系。迫于史料史事头绪纷繁而缩小范围，专门之学日趋精细。可是随着专题研究的细分化，历史的整体性逐渐丧失，不知具体在整体中的位置与意义，反过来具体研究也难以拿捏得当。若无大局整体，横切竖斩，未必深入核心，很容易将天边的浮云误认为树林。②专门化逐渐形成小圈子的学问，参与者的能力决定其整体水准。若无高明领军，难免等而下之。而学人又不甘于局部边缘，贯通无力，却好以各种名义将局部放大为整体，或用其偏见看待评判其他学问。因为不知高下，所以自视甚高，身陷其中，而不觉偏蔽，一方面不断细分化，一方面则片面解读陈寅恪预流之意，以竞逐江湖胜流而趋时，以夸大其专门为引领时趋。近年来有一日趋明显的现象，由专家之学成名的海内外学人，即使号称严谨的日本学人，稍有抱负者，晚年也察觉到一味专门的局限，而往往好谈宏观整体。只是由专门而来的宏论，固然间有孔见，却容易误解整体与局部的关系，以局部为整体，如同盲人摸象；从局部看整体，容易看朱成碧；由局部求通论，则势必强人以就我。 其三，不能分别历史本相、前人本意与后来认识，所研究的问题，因缘所学分科知识和治学眼界而来，符合后来的界域，不合当日的实情本意，不会将主观努力体现于重现历史的过程之中，一味以己意揣度古人，既不见古人面，亦不知古人心。所谓用外来系统重新条理固有材料，犹如将亭台楼阁拆散，按西洋样式将原有的砖瓦木石重新组装，虽也不失为建筑，可是材料本来的相互关系及其作用，已经面目全非，由此产生的意境韵味，更加迥异。 ———————— ①钱穆：《新亚学报》发刊辞，《新亚学报》第1卷第l期，l955年，第5页。 ②杨联陞：《敬挽萧公权先生》，杨联陞著，蒋力主编：《哈佛遗墨——杨联陞诗文简》，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87页。 通是中外史学共同推崇的至高境界，只是人力有限，难以掌握驾驭无涯的知识，才有分科分段分类治学。治史划分过窄，各守一隅，窄而深的努力往往流于隘而陋的积习。现有解决之道，一是集众的分工合作，可是分门别类适宜专题研究，未必能化解由此而来的偏蔽而致兼通，要想实现聚集而非凑合，诚非易事。二是跨学科，提倡跨学科旨在打破分界所造成的束缚和限制，实际进行则有取径各异的四种类型，一是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方法研究史学。二是不同学科的科际整合，运用各自的资源和方法，优势互补，共同解决重大难题。三是将各学科的相关研究重新归类组合。四是借跨学科之名凸显个人感兴趣的方向或主题。迄今为止的跨学科，多为拼凑和放大。由断代、专门而来的各种学和史，看似跨学科，实则大都畛域自囿，未能将史学基本方法运用得当，甚至不能体会其中奥妙，以别科的陈说，为趋时的新解，自成小圈子的学问。等而下之者，成为趋易避难的取巧捷径，不过造成一二转瞬即逝的新名词而已。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