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重臣李鸿章氏，深切感受西洋的船坚炮利，内心深知此种局面，何止大清不是对手，就是放在二十四史中，实乃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应对亡种灭国危局的，前有林则徐、魏源，后有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纵使具有林公“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伟大情怀，在艰难万状的形势面前，如何驾驭着曾经威震四海的“泰坦尼克号”，穿过急流险滩，进而跨越历史的三峡，实在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
    也就是说，大清能否跨越“历史的三峡”?也就成为清朝能否与时俱进，进而挽狂澜于既倒的存亡绝续的历史关头。
    晚清四大名臣——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高举林则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伟大旗帜，开启了器物——制度——文化的变革三部曲。
    洋务运动的领袖、晚清重臣李鸿章，“一生功夫糊裱匠”、“李二先生是汉奸”。前一句话，至少还承认洋务运动的工作，后一句话，只是一味追究李氏签订割地赔款条约。
    这里，暂且不论李氏的见识和胸怀，也不论李氏的操守和境界，只是客观和公正的立场，洋务运动纵使失败和破产，尽管步履蹒跚，但是，清朝已经开启了迈向近代化的步伐，这个过程，诚然是痛苦的，因为，中国属于被近代化。
    汤因比氏所言“文明的挑战与应战模式”，委实有道理。中国历史的演变，清朝不能不抬头看看：到底生活在什么样的世界。
    既然中国已经开启了近代化的步伐，那么，近代史学，就已经滥觞。
    梁启超先生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的卓越人物，以深切的历史意识，论述近代史，精彩纷呈，启人心扉。百年之后，依然可以在《饮冰室合集》里面，感受到历史的看窾坎镗鞳的声响。
    梁启超先生不仅通过《李鸿章传》和《清代学术概论》，梳理近代政治史和学术史，而且，更加难能可贵的是，老先生所具有的全球视野，指出：中国经历中国之中国、亚洲之中国、世界之中国三大历史阶段，从晚明开始，中国开始进入世界之中国的历史，而晚清，只不过更加深切而已。
    梁启超先生之后，吕思勉和蒋廷黻两位先生，出于史家的自觉，对于中国近代史，都具有开拓性的贡献，体现在《吕著中国近代史》和《中国近代史》(蒋廷黻)两部著作里面。
    蒋廷黻先生，中国近代史学的拓荒者，是近代编撰《海国图志》的大家——魏源的邵阳老乡。此种偶然的巧合，实在有趣!
    从长沙的教会学校毕业之后，1912年，来到美国奥柏林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受教于海斯先生。1923年归国，任教于南开大学，1929年——1935年，任教于清华大学，担任《西洋史》、《欧洲势力扩张史》的课程。蒋廷黻先生，传统文史的功底不够强，积累了很多近代外交史的材料，很自然走上了中国近代史的路径。
    这在当时，不能说石破天惊，但是，也是特立独行的。因为，尽管清华的根底，是留美预备学校，渊源于1909年的游美学务处;但是，自从设立国学研究院，由吴宓主持，聘请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担任导师，清华慢慢形成古今贯通、中西会通、文理融通的学术传统。在这种风气中，蒋廷黻先生学术研究的重心，也自然由西洋史向中国史的滑动，这就不难理解，何以新诗人闻一多、新散文家朱自清，在清华国文系，都要苦读传统经典?因为，国文系有刘文典那样的国学大家。无奈，蒋廷黻先生很早就在教会学校，十分欠缺国学的根底，一时半会儿，也没有办法补课。
    今天，指出这一点，不是为了指摘蒋廷黻先生，只是为了说明，那时候，在文化古城北平，讲近代史，是要冒着一点风险的。其实，直到今天的学术界，依然，存在着这种见识，那就是：搞古代史的看不起搞近代史的，搞近代史的看不起搞现代史的，搞现代史的看不起搞当代史的。更何况八十年前的学术界?
    正因为，蒋廷黻先生是搞世界史出身，所以，先天具有开辟中国近代史学科的优势。无奈，从1935年始，蒋廷黻跟着翁文灏先生从政，1936——1938年担任驻苏大使，后来曾任善后救济总署署长，中国驻联合国首席代表，国民党驻美大使。1938年蒋先生卸任驻苏大使，在汉口有几个月“赋闲”，在抗战的隆隆炮声中，蒋先生撰写《中国近代史》，五万字的篇幅，这在现在的学者看来，恐怕连一章的篇幅都不够，蒋先生认为，这只是一个大纲，搭起了一个架子，还是轮廓而已，一直希望在此基础上，写一本翔实的中国近代史，无奈，成为遗愿。
    因为，蒋先生具有世界史的素养和视野，所以，能够克制民族主义的强烈感情冲动，理性客观地观察近代以来的中国与世界。在蒋先生看来，不只中国，几乎全球亚非拉，不管是部落还是朝廷，都遇到亡国灭种的危机，尽管不是“情所必然”，但属于“势所必至”。因为，欧洲文明的扩张，不以亚非拉的意志为转移。谴责帝国主义的侵略，并不能挽狂澜于既倒。蒋廷黻先生深刻认识，中国所处的世界，已经不属于“天朝大国”的生态，以前，中国蔑视西洋人，把他们看得低人一等，现在，乾坤倒转，西洋人蔑视清朝，把中国人看的低人一等。以前，“用夏变夷”，现在，“用夷变夏”。
    蒋廷黻先生只问：中国能否适应这个变化?
    “近百年的中华民族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能废除我们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能的话，我们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话，我们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因为在世界上，一切的国家能接受近代文化者必致富强，不能者必遭惨败，毫无例外。并且接受得愈早愈速就愈好。日本就是一个好例子。”
    蒋先生写于72年前的话语，现在阅读，依然那么激越，那么慷慨!唐德刚先生把中国人近代化的过程，形容为“历史的三峡”。那是，在“照着说”，而非“接着说”，不是说唐先生的学养和境界不够，而是说，中国人跨越历史三峡的任务，尚未完成。
    在蒋廷黻先生看来，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都是在追寻现代化的努力，都是为了赶上西洋人。
    吕思勉先生是和陈垣、陈寅恪、钱穆相媲美的史学大家，遗憾的是，有一段时间，被后学所淡忘了。笔者看来，这种淡忘，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深刻的因缘的。踉踉跄跄，步履蹒跚，意识形态的作用，限制了后学的视野和胸襟。如果说故意遗忘蒋廷黻，那么，对于吕思勉，那是不自觉地淡忘。
    吕思勉先生(1884——1927年)，字诚之。长期任教于上海光华大学，院系调整之后，被调整到华东师范大学。从百年学术地图的角度，吕思勉和小自己十一岁的蒋廷黻，大体上属于第二代学人。尽管老先生国学功底扎实阅读二十四史三遍，也没有出洋，吕思勉先生著史，不仅诚恳真挚，而且具有远见卓识，老先生不仅完成了《先秦史》、《秦汉史》、《两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而且对于宋元明清史，也具有同情的了解和温情的敬意，老辈的文化胸怀，令人景仰。《吕著中国近代史》(华东师范大学1997年1版)，得以窥见一代史学通才的缜密的思考和通达的识见。
    吕思勉先生将中国文化史分为三个历史时期：中国文化独立发展时期，中国文化受印度影响时期，中国文化受欧洲影响时期。如果说蒋廷黻注重从世界生态理解中国近代史，那么，吕思勉先生，侧重从中国心态体贴中国近代史，吕思勉先生治史，何止是史料丰富，何止是融会贯通，关键是把握社会变迁的内在肌理和节奏。
    吕思勉先生在讲解中国近代史，深情地说：转变，伟大的转变。
    是啊!中国近代的主题实在是转变，伟大的转变!中国近代史的研究，由吕思勉和蒋廷黻两位开山，这才符合中国近代史学的实际。
    1938年，武进吕思勉先生在上海孤岛，坚持民族气节;宝庆蒋廷黻先生在武汉撰写《中国近代史》;而百年学术史上特立独行的绍兴范文澜先生，随河南大学辗转来到鸡公山，在遂平军办抗战训练班，仆仆奔走于桐柏山区，1940年1月，终于到达延安。
    范文澜氏1917年毕业于国立北京大学，曾从黄侃先生学习《文心雕龙》，在平津任教于多所学府，是一位远近闻名的“红色教授”。这位国学根底深厚的红色教授，来到延安，用红色的观点，撰写《中国通史简编》，近代部分，尽管仅写到义和团，但是，伴随着1949年的鼎革，形成了大陆长期奉行的中国近代史的书写范式，影响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既深且远。
    当然，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刘大年《中国近代史稿》，对形成中国近代史的书写范式，都有极大的贡献。
    笔者1985年入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刘炼、桑咸之等老师，运用范文澜范式，可谓驾轻就熟，游刃有余，所以，尽管自大学始，就开始对这种范式，有些“水土不服”，并在大三开始进行初步的反省，但是，笔者吸收的精神滋养，长期以来，都属于“范文澜范式”。
    这种范式，最终形成“一条线索、两个过程、三次高潮、八大事件”。这里的“一条线索”，指的是阶级斗争。“两个过程”，指的是帝国主义把中国变成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又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三次高潮”指的是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八大事件”，是指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辛亥革命。
    上世纪九十年代，随着社会史和文化史的兴起，“范文澜范式”，开始凸现理路的缺失。但是，由于背后的意识形态的支撑，尽管，近代史学者进行了社会史和文化史的开拓，但是，“范文澜范式”，依然在《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的课本中，占据主流地位。
    尽管1949年之后，国民党退往台湾，郭廷以先生带着蒋廷黻先生的理念，主持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弟子张朋园(1926年—— )，曾任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所长，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等。著有《梁启超与清季革命》、《立宪派与辛亥革命》、《梁启超与民国政治》、《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湖南省》、《知识分子与近代中国的现代化》、《中国民主政治的困境，1909-1949：晩清以来历届议会选举述论》，对于推进台湾的近代史研究，做出了切实的贡献。
    大陆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1978年之后，转制成为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由于刘大年长期主持近代史所，所以，坚守“范文澜范式”，便成为这个所的第一要务。两岸近代史研究人员，理念各异，方法不同，但是，都对辛亥革命持肯定态度。只不过，在很长时期之内，台湾遵奉孙中山先生为“国父”。而大陆，则称孙中山为伟大的革命先行者。每年五一、十一，都要把孙中山的画像摆放在天安门广场，各地城市的“中山路”，寄予着对孙中山先生的怀念之情。
    辛亥革命，作为中国近代史的有机组成部分，尽管，符合历史潮流，但是，也遭遇到了尴尬：固然，台湾把孙中山遵奉为国父，但是，台湾的学人，很长时期之内，既然已经神化孙中山，必然遮蔽黄兴等革命家的贡献。大陆盛行“范文澜范式”，但是，辛亥革命毕竟属于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即使高估辛亥革命，也不可能与以后的革命相提并论。
    尽管1955年华东师范大学陈旭麓已经出版《辛亥革命》的小册子，直到1961年，由于华中师范学院章开沅的大胆提议，才在武汉举办纪念辛亥革命五十周年学术研讨会。当年纪念辛亥革命的风声很大，董必武、何香凝、宋庆龄、周恩来都在纪念大会上讲话，朱德、吴玉章开始回忆辛亥革命。随着四清和社教的来临，更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来临，学者惶惶然，大陆之大，哪里有一张平静的书桌?
    机缘巧合，富有趣味的是，文化大革命中，华中师范学院的章开沅，居然与末代皇帝——溥仪，成为牛棚的战友，一起拔草，无形之中，辛亥革命史，在章开沅心中开始发酵。1979年，拨乱反正，章开沅走出国门，进行辛亥革命的学术交流，海外史家根本不承认，大陆居然还存在什么辛亥革命史的研究!给在武昌首义之地，教书育人的章先生刺激之大，实在是如芒在背，如刺在喉。
    回国之后，章开沅倡议撰写《辛亥革命史》，得到了多位学者的响应，特别是老朋友——林增平，两位同心同德，同舟共济，共同成就了120万字的《辛亥革命史》，成为中国近代史学术研究中著名的“林章配”，不争名、不争利，得益于“林章”谦虚的品质。
    林增平(1923年12月31日——1992年12月27日)，出生于江西萍乡煤矿。1947年毕业于胡先啸先生主持的中正大学文史系，毕业之后，担任中正大学助教，后来院系合并中，被调整到南昌大学，1954年前往湖南师范学院，从事近代史教学。而章开沅先生(1926年—— )小林增平三岁，1948年金陵大学肄业，前往中原解放区，随军南下，最后到中南师范学院。要不是林增平先生1992年遽然离世，那么，中国近代史的湖湘学派，必然成为近代史研究的大本营，蔚为大观。
    章开沅先生大气磅礴，林增平先生平实朴素，章开沅先生酣畅淋漓，林增平先生绵密细致，可谓学术研究的“绝配”。为了修订《辛亥革命史》，林增平先生曾在北京，句斟字酌，整齐润饰，达三年之久。但是，提到《辛亥革命史》的贡献，林先生谦虚地说：襄助章开沅同志。至于林先生自己撰写的那本《中国近代史》，编辑写“林增平著”，林先生提笔勾掉“著”，改称“编”，最后，编辑妥协成为“编著”。老辈学人的道德境界，吾辈连想都不敢想吧!
    1949年之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重镇，多为百年中国学术地图的第四代学人，这一代学人，由于遭逢特殊的历史际遇，学术滋养的关键时刻，赶上了内战，学术成长期，遭遇政权鼎革。哪怕是章开沅，主动投奔中原解放区，至少具有主动适应历史潮流的“自觉”，在意识形态的漩涡中，也会有所不适。况且，中国近代史的主流范式，就是建立在浓厚意识形态基准之上的。
    但是，就在这种双重困难的境遇之下，林增平、李时岳、陈旭麓、章开沅先生，在迎来拨乱反正的大时代，开始进行深切的反省，本着梁启超先生“以今日之我战昨日之我”的精神，呕心沥血，在反省的基础上，重新移动自己的基准，开始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再出发。这是何等的情怀!此情此景，怎不令人奋发!
    固然，第四代学者，学问普遍不够大，但是，陈旭麓、林增平、章开沅、李时岳四先生，感召着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第五代学者，事实证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第五代学者，并没有让老辈失望，茅海建、熊月之、郭世佑、马敏、朱英、桑兵、雷颐，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翘楚，决非偶然。
    陈旭麓先生为湖南湘乡人，与近代史上大名鼎鼎的中兴名臣——曾国藩，是老乡。1938年，陈氏入已经西迁贵阳的大夏大学历史社会学系，1946年始，担任大夏大学、圣约翰大学教职，1951年院系调整，来到组建的华东师范大学。陈旭麓先生是从中国通史转到近代史的，所以，陈先生在近代史研究中，具有难得的通识;同时，陈旭麓与哲学家冯契友善，经常探讨哲学，所以，陈先生又具有历史哲学的高度。
    陈旭麓先生著有《辛亥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近代史思辨录》(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浮想录》(重庆出版社1991年版)、《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后来经过家属整理，形成《陈旭麓文集》(4卷本)，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实在是对中国近代史研究旧范式的突破，具有学术转型的重大意义。陈先生对于自己信从多年的范式，进行深入的反省，这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特别是在冰点事件中，张海鹏氏对袁伟时的批判，就可以见出，时移势转，斗转星移，陈先生去世将近二十年，而意识形态的惯性，是多么残酷地渗透在学者的内心深处。由此，更可以窥见，陈先生在八十年代，进行学术和思想的突破，是何等可贵!是何等勇敢!
    辛亥革命之后，何以是袁世凯，而不是孙中山成为大总统?由于，后来袁世凯复辟，海峡两岸的学者，对于，这段历史都刻骨铭心。所以，不能理性客观地观察与思考。而陈先生，由于彻底的反省，也由于早岁大夏大学的社会学素养，从社会心理学视角，得出自己的看法，拨云见雾，耳目一新。
    陈先生娓娓道来：袁世凯有过开明的形象，有过保境安民的举措，有过被满清贵族压制的情形，同时，也是通过选举上来的，更主要的是，社会大多数人相信，袁世凯可以带来安定，而革命家孙中山却不能带来。中国走向共和，确实经历艰难险阻，但是，前辈确实往这条路走过。不能说袁世凯后来的复辟，来说当时选举袁世凯，就是一个错误。而且，就是袁世凯北洋军阀执掌政柄，思想也存在相对自由的空间，整个社会向市民社会迈进的态势，尽管是初步的，但，也是非常可贵的。
    辛亥革命属于资产阶级革命，孙中山自然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这在中国近代史的范文澜范式里面，属于约定俗成，也可以说是“先验判断”。而林增平、章开沅主编的《辛亥革命史》，势所必致，就要梳理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的生长历程。这可为难了朴素细致的林增平先生。
    林先生给湖南师范学院历史系78级学生开设《中国近代史》，班上有位两次高考成绩偏高，连遭冷落，最后侥幸来到岳麓山的郭世佑，竟然被林增平先生平实的讲课风格所吸引，摆脱了“本是河中一破舟，人生何必苦相求”的心理，对市民社会的问题，进行深入的阅读，发现林增平先生的破绽。
    很倔强的郭世佑，想不通，直接到林先生府上，当面向林先生说出自己的疑问：《辛亥革命史》上册第一章里，您说近代以前的中国社会已经产生市民阶级;但您随后不久发表的《近代中国资产阶级论略》一文中，又阐明还没有产生市民等级。您对这个问题究竟怎么看?衡量中国市民等级产生与否的标准是什么?面对如此咄咄逼人的问话，林先生却笑着回答说：“你问得不错。这个问题我还没考虑好，你可以继续思考。”(郭世佑《申江挥泪悼恩师》)
    遥想当年，笔者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刘炼老师开设的《中国宪政运动史》，对于梁启超和张謇，不具有同情的理解，更谈不上温情的敬意，引发了笔者强烈的反弹，要为梁启超和张謇平反，刘炼老师，极其亲切，给我做耐心的思想工作：志浩啊!敢想是好的，但是，思想可不能建立在沙滩之上啊!
    在林先生的鼓舞之下，郭世佑对近代中国革命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主要集中在《晚清政治革命新论》一书(湖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郭世佑是书最可贵的地方，摆脱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范文澜范式，而将梁启超、张謇立宪派纳入政治革命的视线，摒弃狭隘的革命等同于暴力的思维惯性，拓宽了政治革命的研究视野，革新了近代史书写的范式。
    当代中国学术地图，章开沅带出了很好的团队。学术团队的掌门人，必然具有学术魅力，这是题中应有之义，但是，仅有学术魅力还不够，必须有人格的魅力，能够散发人性的光芒。同时，师生之间聚合在一起，切磋琢磨，才能够产生氛围和能量。章开沅先生不仅具有学术和人格的魅力，特别难的是，章开沅先生具有陈寅恪先生所说的“学术预流”，对学术发展的大趋势，具有预见性，而且，极具学术组织的能力。
    章开沅先生著述有：《辛亥革命与近代社会》(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年)、《开拓者的足迹——张謇传稿》(中华书局 1986年)、《辛亥前后史事论丛》(华中师大出版社 1990年)、《辛亥前后史事论丛续编》(华中师大出版社 1996年)、《张謇与近代社会》(华中师范大学 2001年版)
    由于近代史家章开沅先生精心作育人才，朱英、马敏两位在近代经济史的研究中，创获极多，且义理、考据组合得非常巧妙，不露痕迹，水乳交融，成为近代经济史学，有望成为祭酒之人物。朱英(1956年10月—— )、马敏(1955年—— )都是章开沅先生所领导的学术团队中的骨干，深切体悟章先生的学术理念头与史学兴寄，皆有团队精神，长期合作整理苏州商会档案，达十年之久。朱英、马敏近代经济史研究之创获，皆非偶然。他们有广阔的学术视野，在章先生循循善诱之下，切入中观研究的独特维度，视角独特，学理性高，亦不失扎实贴切。他们的著述，有着典型的作用，有方法论之启迪。
    朱英曾出版《辛亥革命时期新式商人社团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概论》(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晚清经济政策与改革措施》(华中师大出版社1996年)。马敏《过渡形态：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构成之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3月版)。两人合作《传统与近代的二重变奏——晚清苏州商会个案研究》(巴蜀书社1993年7月版)。曾看到章开沅、朱英、马敏合作主编的《中国近代的官商绅学》，极有趣味。朱英、马敏通过苏州商会档案的整理，掌握到了一手的资料，不仅可以体悟商人的文化性格，进而通盘思考市民社会的方方面面。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华中学派，就呼之欲出了。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的桑兵，本科在四川大学、研究生在中山大学，博士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很少谈论自己的师承。桑兵师从章开沅先生，章先生的主张“史学的参与、参与的史学”，不可能不影响桑兵。在华中师范大学，桑兵与唐文权先生合编《戴季陶集》，对于桑兵的学术路径，似乎具有直接的影响。著有《清末新知识界的社团与活动》、《国学与汉学》、《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孙中山的活动与思想》、《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桑兵在近代史研究的第五代学者里面，向以功力深厚、材料翔实见长。章开沅先生给《清末新知识界的社团与活动》的评语是：抉剔爬梳，条分缕析，于缜密考订功夫中驰骋宏观思维，精深而不流于繁琐，博大而不失之空疏，体现了严谨而又深沉的治学风格，识见精辟独到，为时下不多见的史学力作。桑兵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够重现历史，实在不是一桩易事。
    雷颐师从于近代史名家李时岳先生。在郭世佑看来，李时岳先生实乃近代史学界少有的才情、史识俱佳的第一流大家。李先生对洋务运动的重新思考，在那个时代，属于难得的突破。雷颐1985年吉林大学毕业之后，分配到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这里，可谓近代史学传统范式的大本营，雷颐先生本着独立的人格、进行着艰苦的思考。雷颐著有《取静集》、《时空游走：历史与现实的对话》、《雷颐自选集》、《被延误的现代化》、《历史的进退》、《历史的裂缝》、《李鸿章与晚清四十年》(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1月)、《历史：何以至此?》(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8月)。
    茅海建和熊月之属于华东师范大学陈旭麓先生的得意门生。陈先生由于历史的误会，生前不甚得志，没有指导博士的资格，所以，陈先生的门生，都很有志气，硕士毕业于“陈门”，师傅既然已经领进门，那么，修行全靠个人，何必再考取什么博士!
    茅海建著有《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戊戌变法史事考》，都是蹲档案馆的实打实的材料，茅氏著述极为严谨，对于重构中国近代史，贡献极大。
    陈门另一位弟子——熊月之，写有《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都是大部头，且能给人以启发。熊月之主编的《上海通史》，实乃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的集大成之作。上海的发端，在近代化的意义上来说，实在是中国近代化的发端。
    雷颐先生在近代史学界，特立独行，这是人所共知的;雷颐先生具有公共知识分子的情怀，研究近代史，存在深切的问题意识。中国人民大学的张鸣先生，与雷颐一样，具有问题意识，对当代社会，有着强烈的人文关怀。不同的是，雷颐对近代史的研究，比较冷峻，而张鸣，这位曾经的兽医和拖拉机手，异常奇崛。张鸣著有《乡土心路八十年》、《武夫治国梦》、《历史的坏脾气》、《历史的底稿》、《再说戊戌变法》等等。
    遥想八十年代，那是一个具有文艺复兴气象的时代，五十年代美学辩论中，应运而生的李泽厚，可谓八十年代的思想领袖，《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1979年)、《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东方出版社1987年)，每出一书，都会引发学界热烈的讨论，先生清通的文笔，通达的思考，令人过目难忘。而贯穿在李先生两部书中的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深深镌刻在读者的心中，挥之不去。
    (2010年12月20日，书菜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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