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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研究》2001年第4期发表了蒋大椿的《当代中国史学思潮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发展》一文，文章简要评述了新时期中国多种史学思潮的内在联系，指出“就史学思潮而言，唯物史观的影响在下降，多种思潮竞争，史学思潮的多元化正在逐步形成”，唯物史观主张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些最基本原理存在着严重的理论缺陷”，“现在应当结束其使命”，认为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应当发展成为唯物辩证的以实践为基础的系统史观，并对马克思主义新历史观的基本内容作了分析的和综合的探索，勾画出大致的理论轮廓及其建设线索。 这篇文章发表后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大反响。《历史研究》2002年第1期发表了吴英、庞卓恒的题为《弘扬唯物史观的科学理性》的与蒋大椿的商榷文章。文章认为，从前苏联传过来的“唯物史观”，是在上世纪30年代为了适应当时苏共所处的国内外环境和面临的任务而形成的理论范式，经过大半个世纪世界历史进程的实践检验和社会历史科学研究的检验，证明它确实有许多严重缺陷，但不能因此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基本原理本身的正确性。我们需要的是在理论上正本清源，并根据新的历史实践和历史研究的新成果，重新认识唯物史观的科学真理，与时俱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弘扬唯物史观的科学理性。 《哲学研究》2002年第1期发表了王锐生的题为《唯物史观：发展还是超越？》一文，文章对将“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发展”“建立在否定或超越唯物史观的基础上”的提法表示异义，指出不应“把背离唯物史观本质的缺陷归罪于真正唯物史观”，批评蒋文“确实与唯物史观的基本立场存在着相当大的距离”，“在泼‘洗澡水’的同时把‘婴儿’（真正的唯物史观）也泼掉”了。新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仍然只能是唯物史观——与当代实践紧密结合、根据当代的情况加以发展了的唯物史观。 此后，对这个问题的讨论继续进行，一些论者也发表了他们对此问题的看法与观点。 沈长云在《在历史研究中坚持与发展唯物史观》（《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第1期）一文中认为，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指坚持它的基本原理，近一个世纪历史研究的实践证明，只有这种理论提供给了人们认识历史问题的最锐利的武器，而那种赋予唯物史观的过多的含义，把本来不属于它的范畴的东西也当作其基本原理去宣传的教条主义，反倒有碍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健康发展。今天，我们还必须通过历史研究的实践，吸收古今中外一切有益的史学理论和方法，去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 郭小凌在《论唯物史观及其历史命运》（《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第1期）一文中认为，尽管唯物史观的一些基本原理需要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但世界历史和当代生活本身仍然可以在唯物史观的理论框架内得到很好的解释。唯物史观的核心理论或最基本原理只有一条，即人类历史归根到底是由“社会的物质生产力”所制约的合乎规律的过程。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之所以犯教条主义的毛病，其因盖出于理性时代形成的规律崇拜。马克思、恩格斯多次指出，要用不变的、终极的真理的标准来衡量人类的历史，那将是无知荒谬的，科学永远不能通过对绝对真理的发现而达到认识的终点。我们如果把唯物史观放到马克思恩格斯的这种开阔的视域内来认识，我们对唯物史观在当代的命运又有什么忧虑的呢？ 张立达在《评蒋大椿和吴英、庞卓恒围绕唯物史观的理论争鸣》（《史学月刊》2003年第3期）一文中认为，蒋、庞二先生都是以人类实践为中心看待唯物史观，但是庞先生强调物质生产实践的基础性，蒋先生更注重以系统的方式把握人类实践的总体性。合理的态度应当是结合这两种眼光，兼顾抽象与具体，开展历史观与历史学的对话以及跨学科的理论吸收，建构中介层次的社会有机体理论，作为唯物史观新的生长点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