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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三）] 四 关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命运 到20世纪末，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已经走过了80年的奋斗里程。这期间，既有辉煌的业绩彪炳于史册，也有严重的挫折和教训，特别是"四人帮"时期，它的严重的政治化，意识形态化，教条化和公式化，使它遭到致命的摧残。80年代以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面临严重的危机。大体说，其危机来自几个方面：一是它本身的教条化和公式化倾向，导致了人们对这种史学所尊奉的理论产生了怀疑；二是在新的形势发展面前，这种史学的传统课题失去了价值性灵光；三是随着西方文化的引进以及现代科学的发展，大量新的理论和方法涌入历史研究领域，对传统唯物史观的理论和方法形成了冲击。所有这些方面，使人们为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前途和命运感到担忧，并自然形成人们所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围绕这个问题的讨论，主要分成两个方面：一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未来命运，二是围绕蒋大椿先生关于超越唯物史观、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理论争鸣。 1、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未来命运 何兹全先生说，唯物史观在21世纪、在今后的命运会如何，我的认识是：（一）在近期，随着自然科学和技术的涌入，中国现代化向深处走，西方人文科学的影响会在中国更发展，更为多数人所执持。（二）但我相信，随着历史科学的发展，历史研究的深入，对人类社会历史实际认识的深入，辩证唯物史观会再次回来，为史学家所接受。真理，在没有完成它 的历史使命之前，是打不倒的。[43] 瞿林东先生认为，21世纪中国史学仍将同唯物史观保持密切的联系。要关注四个方面的问题：（一）从严重教训的阴影中走出来；（二）进一步认识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科学价值；（三）在唯物史观与具体的研究对象相结合的过程中，推动理论上的创新；（四）运用唯物史观，要有气度，要有吸收那些有益的理论和方法的雅量与勇气。[44]在另一个地方，瞿林东先生还讲到，中国史学在迈进21世纪之后，继续坚持正确地运用唯物史观作为历史研究的指南，有两个认识上和实践上的症结。第一，纠正对于唯物史观的简单化、公式化搬用，并不是由此证明唯物史观的根本原则不可以用来指导历史研究。所谓"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最终还是要明确什么是"正"，什么是"源"，并把这个"正"和"源"坚持下去。第二，纠正对于唯物史观的简单化、公式化搬用，使历史研究者的思想得到解放，从而能够在唯物史观的总的原则的指导下进行创造性的研究，并善于吸收当代国内外各个学科在理论、方法论上的新发展，以丰富唯物史观的内涵。[45] 于沛先生认为，迈入21世纪的唯物史观面临着来自诸多方面的挑战：首先，由于历史的原因，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被误解和歪曲，在一些人的心中造成较严重的思想混乱，重新回到马克思，澄清一些人的思想混乱，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许多艰苦的工作要做。其次，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国际上出现了攻击、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思潮，国内历史研究领域也出现了否定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倾向。再次，外国历史学理论思潮大量涌入国内，但多缺乏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分析，致使在一些人心中，特别是在年轻人心中对其盲目崇拜，误认为这些理论可以代替唯物史观的科学理论。最后，20世纪80年代以后，当代社会发展和科技革命都发生了许多新变化，提出了许多新的、重大的理论问题，迫切需要从理论与实践结合上作出回答。[46] 郭小凌先生说，唯物史观同历史上的许多论证严密的理论体系一样，经过客观历史的剥蚀销解，露出一些难以自圆其说的缺陷，从而引起部分老一代唯物史观信仰者的怀疑，遭到部分新一代史学工作者的冷落。这是一种富有活力的理论体系在结出累累硕果之后所付出的代价。在务实尚新的21世纪，唯物史观的命运取决于它是否能够为人类的历史反思继续提供有效的思想武器。我对唯物史观的命运并不悲观。唯物史观作为一种有效地解释历史的方法并没有过时，原创的唯物史观在21世纪仍然要表现出难以否定的合理性。如何在新的世纪里继承和发扬唯物史观，将是我们必须应对的挑战。只有在坚持基本原理的基础上努力发展和完善唯物史观，为这一历史观注入新的活力，才能使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保持解释利器的功能。如若像过去一样死守教条，就势必会把唯物史观推向荒谬，从而最终葬送这一伟大的思想体系。[47] 李振宏说，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历史穿透力，它以人们的经济活动为基础去观察人类的一切社会活动的特有的思维角度，证明了它是一种很具特色的史学派别，它在21世纪顽强地生存与发展是没有疑义的。但其发展，可能与上个世纪有着不同的形式。逐渐脱去意识形态外衣而向纯学术的属性回归，并作为一种普通的史学派别和其他历史学派处于平等的学术地位，可能是未来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一种不可回避的趋势。如果马克思主义史学回到一种普通史学派别的正常地位，每个历史学家都有权从自己的角度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概念、范畴、思想体系作出自己的理解，那么，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内部，就会逐渐形成众多的不同的学术派别；而不同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流派的对立和争鸣，也就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繁荣和发展，使马克思主义史学重新焕发出新的生命活力。[48] 时殷弘先生说，马克思主义确实有非常独到的历史性、时代性。但不能否认，它在中国的史学发展中，确实渗入了政治性的利益和政治性的问题。指导思想具有一种启发人们、鼓励人们不断去认识真理的功能，指导思想并不意味着一个完整的、包罗万象的、垄断一切的理论体系。20世纪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但到后来却发展到无论大小事情都要由它来解释，把它作为至高真理。马克思主义是指导思想，关键在于"指导"二字。马克思主义本身也没有把自己置于垄断一切的地位，它对于非马克思主义者，对异己思想，采取的态度是容许表示、展现和辩论的，在争鸣中互相发展。在任何一种领域中都有多种多样的理论，没有一种理论是可能垄断的。马克思主义的最大贡献在于它给我们提供的是理论性的思考。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在新世纪的指导思想地位是没有问题的。[49] 2、围绕蒋大椿先生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理论争鸣 2001年《历史研究》第4期发表了蒋大椿先生题为《当代中国史学思潮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发展》的长篇论文，提出超越唯物史观的、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问题，由此引发了一场理论争鸣。蒋大椿先生说，传统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可以概括为六点：其一，人类社会及其历史是客观存在的；其二，人类社会历史按照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必然规律向前发展；其三，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被视为社会历史观的根本问题，并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反作用；其四，由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决定，主要以生产关系作为标准，人类历史由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依次演进；其五，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科学实验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其六，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亦承认杰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但是，正是唯物史观的这些最基本的原理存在着严重的理论缺陷。蒋大椿先生对上述唯物史观的六点原理，逐一进行了分析批评。他说，关于第一点，承认人类社会历史的客观存在在理论方向上并没有错，其主要缺陷在于对社会历史内容的理解，它讲的社会实质上是指社会环境，因而存在忽视作为社会主体的人及其实践活动的严重缺陷。关于第二点，社会历史规律问题，社会历史领域有规律，但却不同于自然规律，历史领域不存在那种完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的必然的规律。历史是人的实践活动创造的，有规律也只能是人的实践活动的规律。同时唯物史观所说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规律，在人类历史的实际进程中根本就不存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离开占支配地位的社会力量的历史实践活动，也是不存在的。关于第三点，传统唯物史观从分析"社会"而得出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未必是正确的。首先，传统唯物史观从直观的观察中所区分的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概念是片面的。从本体论的即历史对象的角度看，对于生活在一定时代的社会主体人来说，社会历史的物质经济环境因素、政治环境因素、精神文化环境因素等，都应属于社会存在的范畴，传统唯物史观对社会存在的理解过于狭隘；其次，对于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传统唯物史观认为物质生产方式、经济制度等的社会存在是第一性的，社会意识是第二性的，这是离开人及其实践活动来抽象地思辨二者的关系；再次，传统唯物史观所讲的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反作用，离开社会主体的人及其实践活动也是不存在的。社会意识也可以超越社会存在，可以经过人们的社会实践而决定社会存在。关于第五点，三大实践的概括，对于人类社会实践及其作用的认识是相当片面的。马克思说：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传统唯物史观显然对此缺乏全面深入的理解。关于传统唯物史观第四、第六两个原理，学界已有系统的批评。总括起来看，传统唯物史观的理论缺陷确实是相当严重的，我们在实际工作中和历史研究中反复出现的那种根深蒂固的教条主义顽症，其最深刻的认识根源即在于存在着严重理论缺陷的传统唯物史观自身。我们应当超越唯物史观，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历史观。蒋大椿先生在作了大量论证之后提出，经过重新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可暂定名为"唯物辩证的以实践为基础的系统史观"。 蒋大椿先生的文章发表后，引起了史学界、哲学界的关注，一些与之讨论或商榷的文章陆续发表出来。吴英、庞卓恒先生共同撰文指出，蒋大椿先生所指的唯物史观"最基本原理存在着严重的理论缺陷"，实际上并不是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缺陷，而是后人对唯物史观的误释或曲解所造成的问题；而蒋文对那些理论缺陷的纠正，不但未能更接近于真理，反而给人们增加了更多的困惑。针对蒋文把政治环境因素、精神文化环境因素都包括进社会存在范畴的观点，吴、庞二人指出，长期以来，人们对"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原理有一个严重误解，就是把"社会存在"理解为人之外的"客观环境"，由此就把"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误解为"人们所处的客观环境决定人们的意识"。蒋先生也没有摆脱这种误解。针对蒋文对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规律的否定，吴、庞二人指出，当我们按马克思的本意把生产力定义为人们的物质生产实践能力，而且用劳动生产率、产量和产值之类的"尺度"来加以衡量，生产力就再也不是像蒋先生讲的是"涵义不一的混乱概念"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规律也就是确定不移的了。针对蒋文对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的否定，吴、庞二人指出，教条式的唯物史观阐释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五种生产方式依次更迭等规律，确实不能成立。但真正的唯物史观还是揭示了一条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人类谋取生存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和生产能力的发展，必然要相应地推动经济关系以及社会、政治、精神的交往关系和交往形式从低级向高级发展，或者说，必然要推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和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从低级向高级发展。唯物史观和它揭示的人类历史发展规律是颠扑不破的真理。[50] 张立达发表文章，对蒋大椿和吴英、庞卓恒的文章进行评论。张立达说，两文的主要分歧并不在于对历史进程特点的认识，而在于思考角度和思维方式的差异。蒋先生着眼于史观对史学的影响，对决定论抱有存疑性反思态度，因此强调历史是以人的实践为中心，由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直接原因生成的系统结构。庞先生则着眼于唯物史观本身，捍卫它的基本原则的确定性，因此强调的是历史的根本原因，以此来解构蒋先生的"系统"，揭示出一条摆脱不掉的纵向历史线索。重视根本原因和直接原因两种方式各有其价值。根本原因的追问可以帮助人抓住历史的阿基米德点和历史的统一性，只有从统一的存在中才能揭示出统一的意义，历史的相对主义、虚无主义才可能得以克服。这正是唯物史观的价值。在这个层面上，庞先生对历史统一性的认识，对历史规律的概括显得比蒋先生更高一筹。庞先生的论述不足之处在于思维中的实践人学范式是不够彻底的，过于注重物质生产实践这一基本方面，而对于人类实践的总体性有所轻视；视野过于宏观，过于注重人类实践合规律性的一面，而对人类实践的现实性、具体性有所轻视，因此对实践活动的中介和系统没有进行更具体的把握。这样的理论虽不为错，但是它的功能域只能局限在高度宏观的层次上，对具体历史研究的指导性必然有限。张立达最后说，在对历史统一性的理解和对历史规律性的表述上，庞、吴二位更高一筹，而从理论的发展创新来说，蒋先生的思考更有启发意义。把庞、吴二位的物质实践基础观同蒋先生的总体实践观、系统观结合起来，或许能为唯物史观乃至整个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开辟一片新的天地。[51] 马捷莎发表文章认为，蒋大椿先生关于历史规律的论述，混淆了人类活动与活动规律的区别，也把活动的选择性与规律的客观性绝对对立了。他对蒋大椿关于历史规律客观性问题、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社会基本矛盾问题的论述进行了一一批评，最后强调说，蒋文虽然强调说自己否定的是传统唯物史观，而不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但是究其实质，蒋文所谓的"传统唯物史观"，就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因为，他十分明确地提出超越"唯物史观"，而不是超越"传统唯物史观"；十分明确地提出"唯物史观"的自我批判，而不是"传统唯物史观"的自我批判；十分肯定地指出"唯物史观"存在相当多而且是严重的理论缺陷，而不是"传统唯物史观"存在相当多而且是严重的理论缺陷。而"唯物史观"亦即马克思主义历史观，这在中外学术界是没有疑义的。[52] 王锐生也对蒋大椿先生提出了批评。他回顾了20多年来哲学领域对唯物史观的研究，说：长达20多年的讨论不但使"传统唯物史观"的缺陷得到清理，同时也使它得到发展。过去20年唯物史观所取得的进展，大体可以用三个关键词来概括：实践、人与价值。这正是蒋文认为"传统唯物史观"所缺乏的那些东西。在马克思的文本中，这些在"传统唯物史观"中失去的内容人们都可以找到。所以，过去20年对唯物史观来说，首先是回到马克思，同时也有很多发展。在当前，一个严肃的学者要评述唯物史观，就不能无视这20余年人们做过的回到马克思和发展马克思的工作。然而蒋文评述唯物史观的出发点却是停留在20多年前的那种严重背离了马克思文本的所谓"传统唯物史观"，并把它当作真正的唯物史观来批判。蒋文的动机出发点是想摆脱那种被教条主义的、极左思潮所扭曲的唯物史观，但是他在泼"洗澡水"的同时把"婴儿"也泼掉就不对了。新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仍然只能是唯物史观--与当代实践紧密结合、根据当代情况加以发展了的唯物史观。[53] 陈先达先生从捍卫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出发，对蒋大椿先生提到的唯物史观的社会历史规律问题，进行了正面阐述，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在当代是不可超越的。他说，如果在批评所谓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同时，完全否定哲学教科书中阐述的社会规律，认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都是纯思辨范畴，根本不存在，这就不是如何看待教科书的问题，而是一个关系到如何理解甚至捍卫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则问题了。在这个意义上，所谓对传统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缺点的批判，实际上也就成为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批判。因为否定上述规律就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全面颠覆。如果否定上述规律，所谓回到马克思的唯物辩证的以实践为基础的新历史观，也只能被视为虚晃一枪的空话。[54] 围绕马克思主义史学历史命运的讨论，提出了一些颇有价值的思想。从上面的情况看，这些讨论主要归结为这样两个问题：一是肯定马克思主义史学一定会继续保持生命活力，甚至继续保持中国史学的主导地位；二是马克思主义史学怎样才会保持它的主导地位，保持生命活力。在笔者看来，马克思主义史学继续保持顽强的生命活力是没有问题的。这主要是因为，它是一个很有特色的历史学派。它以人们的经济活动为基础去观察人类一切社会活动的特有的思维角度，以探索终极原因为特征的方法论思想，使它比其他历史学派更具有解读历史的思考力。即便不是因为政治因素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整个历史学科领域中也完全可以占有一席之地。关键的问题是，它要克服20世纪中国史学附加在它身上的太多的非科学属性。科学的发展，必须遵循科学自身的规律。人们已经提到的它要克服公式化、教条化倾向，它要摆脱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影响等等，都是对马克思主义史学向学术化方向复归的要求。笔者认为，在未来的发展中，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方向，很可能是向着两个方向复归：一是向学术化的方向复归，二是向作为一家之言的普通历史学派的地位复归。这两个方向的复归，不是降低了它的地位，改变了它的命运，而是使它获得新的发展的前提。如果我们不是从君临天下的角度去期待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前途和命运，那么，它的前途和命运是不必担心的。 至于蒋大椿先生提出的超越唯物史观、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问题，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严肃的理论问题，现在的讨论还远远没有展开。以笔者之浅见，蒋大椿先生提出的问题，是一个如何发展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问题；而现在的讨论，大部分与之商榷的文章，阐述的则是一个如何回到马克思的问题。不管蒋大椿先生的文章存在多少问题，其努力、其方向，都是应该肯定的；而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文本主义态度，对于中国的理论界来说，应该成为历史。马克思主义理论需要的是发展，而不是回归；单纯的文本解读的方法，永远达不到我们的目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