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阐扬唯物史观是史学工作者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向燕南 一、史学工作者在社会历史意识的形成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与作用。 历史对于现实的影响事实上来自于两个方面：一、客观的历史(history-as-event)； 二、写的历史(history-as-account)。客观的历史之所以对现实存在影响，是因为我们 今天的一切，都是过去历史的发展，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发展的结果。写的 历史之所以对现实存在影响，是因为作为客观的具体过程的历史，必然地随着时间的流 逝成为不可完全复原的过去，于是，凝结主体对客体认识的历史作品，便承担起传递过去信息的重要工具。所谓传统，实质是在客观的历史与写的历史交互作用中逐渐积淀形 成的。其中写的历史，作为一代代不断承继的历史资源，作为一个民族记忆的形成，有 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因此，隐在客观历史与写的历史之间的“历史叙述者”——史学工 作者的工作，对于社会历史意识、历史观点的形成，具有重要的作用与地位。 二、唯物史观是唯一正确的历史观也是指导社会生活的人生观、改造世界的方法论的 理论基础。 “真理是时间的产儿，不是权威的产儿”。历史证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问世， 是历史哲学史上的巨大飞跃、巨大贡献。唯物史观把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运用到人类社 会和人类社会史上，阐明了一系列根本性的问题，形成了指导史学工作的理论体系，使 史学成为科学。同时，唯物史观作为唯一正确的历史观，也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 的锐利思想武器和方法论；是形成正确人生观的理论基础，所以李大钊说：“故历史观 者，实为人生的准据，欲得一正确的人生观，必先得一正确的历史观。”(李大钊：《 史观》) 唯物史观作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锐利思想武器及方法论的价值，是因为：(一)唯 物史观正确地反映了客观世界，为认识客观世界的规律指明了正确途径；(二)唯物史观 在正确地反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为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有效的方法理论。实践证明，坚 持唯物史观，是正确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前提。 唯物史观对于正确人生观形成的积极意义在于：(一)指出历史是一个不断进步的客观 过程，为形成一个积极的、奋发向上的、为美好明天而积极奋斗的人生目标提供了理论 基础；(二)强调历史是人民所创造，“使我们自觉我们自己的权威，知道过去的历史就 是我们这样的人人共同创造出来的，现在乃至将来的历史还是如此”(李大钊：《现代 史学的研究及于人生态度的影响》)，于是人们在历史中发现自我，增加了自觉。 三、通过自己的研究和撰述阐扬唯物史观是史学工作者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和义务。 面对21世纪，以及随着新局面而来的新挑战，高扬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旗帜，是我们取 得胜利的重要保障。江泽民总书记提出的“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深刻地体现了唯物 史观的精髓，对于发展新时期的各项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史学工作者的工作性 质，决定了史学工作者在社会普遍历史观的形成中的重要作用。因此，按照“三个代表 ”思想，通过自己的研究和撰述来阐扬唯物史观，建立积极健康的、富有生命力的思想 文化传统和民族的历史记忆，塑造新的国民精神，是史学工作者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和 义务。李大钊说：“吾侪治史学于今日的中国，新史观的树立，对于旧史观的抗辩，其 兴味正自深切，其责任正自重大。”(李大钊：《史学思想史讲义》)今日的史学工作者 应以此自励自勉，在工作中高举唯物主义历史观旗帜，发展我们的历史研究与历史教育 的崇高事业。 建国后十七年历史研究的评价与唯物史观的价值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研究员 陈其泰 一、关于“十七年”历史研究的基本估价，学术界实际上存在着完全不同的两种看法 ：一种意见认为十七年历史研究虽然走过了曲折道路，但是总的来说取得了巨大的成绩 ；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十七年的史学完全服务于政治，它被“农民战争史的研究体系” 所笼罩，故无学术独立性可言，甚至将十七年史学与“文革”十年中“四人帮”疯狂践 踏、摧残历史科学、蓄意制造混乱、颠倒黑白扯到一起，认为建国后三十年的史学应划 作一个历史阶段。如果后一种观点确有道理，那么，十七年中用以指导历史研究的唯物 史观基本观点也就早已过时或应宣布为非科学的，当前史学应当彻底地改辙更张的看法 ，似乎也就有道理了。可见，对十七年史学的方向如何正确评价，实则是直接关系到怎 样认识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地位，和怎样看待唯物史观的科学价值及其在 新世纪史学中的作用这样一个全局性的问题。 二、建国初期史学界出现了健康积极向上的学术风气，广大史学工作者热情地、自觉 地学习马克思主义。谭其骧先生对此曾有过很好的概括。在学术刊物上发表指名道姓的 批评文章，大家都认为很正常，被批评者认为是帮助自己克服缺点的“药石良言”。19 53年，筹办《历史研究》时，“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即鉴于史 学界对一些重要问题存在有不同见解，需要讨论，故会议上传达中央的指示：“要开展 批评和自我批评，不宜把方式弄得死板”，以及考虑由陈寅恪任历史研究所二所所长和 聘顾颉刚到所工作等问题。这一时期，人民出版社等先后出版了吴晗、刘节、蒙文通等 学者一批基本上属于考证性的专著，这对于只熟悉考证方法的学者是很大的鼓舞。《替 曹操翻案》一文发表后迅速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仅一年时间内各种报刊共发表百余篇 文章。史学界开展的关于古史分期、历史人物评价、近代史分期等等问题的讨论，各方 讨论十分热烈，持续时间甚长。热烈争鸣的局面，即是上述提倡不同学术见解自由讨论 的继续和发展。 三、十七年中一批具有卓识的学者运用唯物史观有两点很自觉的认识：(一)认真做到 普遍原理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二)研究中国历史的规律和特点，为丰富唯物史观理 论宝库作出贡献。在这一正确方向指导下，历史研究取得巨大的成绩。通史研究难度最 大，十七年中恰恰在通史领域成就卓著，出版了多部通史或已陆续写出初稿，其中范文 澜著《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影响最大。断代史和专史 领域也产生出一批优秀史著。 开拓了众多新的研究领域，包括：近代史和现代史；世界史；经济史；民族史；史学 史等。 史学理论方面，有范文澜《修订本中国通史简编绪言》和翦伯赞《对处理若干历史问 题的初步意见》、《目前史学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等文，依我的浅见，上述文章具 有标志着中国学者运用唯物史观已经走向成熟的意义。还有其他史学家以唯物史观撰成 探讨本学科领域的理论文章，也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在整理历史文献方面，不仅有整理、标点《资治通鉴》和《二十四史》的浩巨工作， 而且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10种，共3千余万字)、《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 、《明清史料》、《中国通史参考资料》等多种大型工程，生动地体现出广大史学工作 者的科学精神和奉献精神。 建立了基本完整的学科体系。培养了一批人才，以后在新时期中为开创新局面作出贡 献，成为各个领域的学术带头人。 四、十七年中教条化的盛行，主要在1958年及其后一段时间，打着“革命”的旗号， 势头很猛。对于造成其盛行的原因应作具体分析。属于因史学工作者水平不高者，通过 学术实践和争鸣即能逐步解决。属于政治上“左倾”错误影响者，随着纠正“左”的路 线，即能被迅速纠正；1962年的“调整”和新时期的拨乱反正均立即产生的效果，即为 明证。至于“四人帮”及其爪牙蓄意制造混乱、颠倒是非，那是为了实现其反革命图谋 ，则明显地不属于学术问题的范围。决不能用“教条化、公式化盛行”来概括整个十七 年的历史研究，更不是因建国后马克思主义在全国确立了主导地位，就必然造成教条化 错误。恰恰相反，教条化本身正是唯物史观的对立物。当错误倾向袭来的时候，坚持唯 物史观指导的、成熟的史学家，如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等人，勇于挺身而出抵制教 条化错误，明确指出应坚持历史研究的正确方向。他们发表的文章和言论，是对教条化 倾向的大声猛喝，在他们的身上才真正代表了唯物史观的风格。 五、站在新世纪的时代高度回顾建国后十余年历史研究的历程，可以看得很清楚：当 时存在着两种对立的倾向，两种对立的学风。一种是坚持创造性运用唯物史观、提倡百 家争鸣的正确学风。一种是只会套用现成公式、不愿作艰苦的史料分析工作的教条化学 风。十七年历史研究取得的巨大成绩，正是因实践、发扬正确学风而取得的，也是在与 教条化倾向作斗争中取得的，由此而显示出唯物史观的科学价值和生命力。 新世纪的史学，必定前景更加广阔，风格更加多样，方法更有不断创新。然而，唯物 史观是科学的体系，它能在吸收许多有益的学说、原理之中丰富自己，在实践中发展自 己。新世纪中最有前途的史学，能真正拿出来与外国同行平等对话的史学，必定是坚持 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又善于发扬前人学术遗产，并通过对外交流、学习外国有用东西以 丰富自己，在此基础上勇于开拓创新的史学流派和著作。 唯物史观与中国现代史学传统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胡逢祥 说到“学术传统”，一般人多易将其笼统理解为古代形成的文化统绪或学术规范。但 实际上，这只是事实的一个方面。应当看到，“学术传统”本身并非凝固不变之物，而 是一种处于不断积累和新陈代谢之中的文化现象。在长期的历史变迁过程中，它既汇聚 了各时代文化的沉淀物，也在不断扬弃某些传统学术因素或范式。而每一时代的学术， 在继承传统的同时，也必然会依据当前的需求和条件建立起自己的学术重心与研究模式 ，从而形成新的学术传统以影响后人。这种新的学术传统，既可以是改造旧学术的产物 ，也可能是一些体现时代精神的新文化因子。这里所说的“中国现代史学传统”，便是 指“五四”以后逐步形成，具有新一代规模的学术主导意识、运行机制和基本范式。由 于它在今天仍然对我们的学术研究事业发挥着直接的影响，故对其形成过程、内涵、特 点和利弊得失加以认真的考察，显然有着十分现实的意义。 在中国现代史学传统形成的诸多学术因素中，除了本国历史文化传统的内在制约外， 影响最大的厥为实证主义和唯物史观两大思潮。在建设现代史学的道路上，这两大思潮 既表现出某些共识，又有其鲜明的差异甚至对立。最明显的，如两者都主张把历史学建 设成一门“现代科学”，但在对“历史科学”内涵的理解和实现途径上又表现出很大的 分歧。在整个现代史学史上，实证主义虽一度占据了主导地位，唯物史观指导下的历史 研究却并未因各种压力而归于消沉，而是显现出旺盛的生命力；反过来，在建国以后唯 物史观作为指导思想“一家独尊”的形势下，实证主义史学事实上也仍保持着相当的影 响力。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约有两端：一是从史学专业理论的角度看，两者实际上 存在着互补性。众所周知，中国现代实证主义对史学的主要贡献在于史料和史实考证等 比较微观的技术层面，它放弃或者说也无法对历史的宏观变迁作出科学的解释。而马克 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更确切地说是一种认识一切事物的世界观和社会学理论，当它在中国 被直接引入历史学领域时，主要是作为一种宏观的历史解释系统，至于在处理史料等基 础工作方面一般仍不得不采用实证主义的一些方法。所以，两者的理论既存在对立之处 ，也有其相互影响和共存的一面。二是这两种由西方传入的思潮，应当说都在中国本土 文化中找到了自己的结合点。前者与中国古代十分发达的考据学结下了不解之缘，后者 则不仅顺应了中国社会变革的的时代需要，且在治学观念上与传统史学讲求经世致用的 精神有相当的契合处。故都能在中国现代史坛上扎下深根而形成持久的影响。 建国以后，由于唯物史观成为人们从事历史研究的指导思想，故其现代以来逐步形成 的新传统对于当代中国史学的影响也更为直接和深切。这种传统，从理论观念上说主要 反映在三个方面：首先是精神上表现出强烈的战斗性。这一传统的形成，与中国马克思 主义史学自身在斗争中发展的历史是分不开的。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代表被压迫阶级的 文化意识，在现代历史条件下，一传入中国，为争取生存和发展，不仅要在实践层面经 历与中国国情的磨合或者叫作“中国化”的过程，还会在思想文化战线受到各种非马克 思主义思想的挤压，如不斗争，就无法生存。这种斗争性，本是其具有顽强生命力的表 现。也正是通过斗争，增强了其自身的免疫力和完善度，并使之不断趋于成熟。其次是 功能上形成了为现实政治服务的鲜明特征。中国古代史学原来就有为政治服务的深厚传 统，进入近代以后，由于社会的剧烈变动，政治变革成为百余年中最为突出的历史主旋 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作为一种革命世界观指导下的学术，其成长过程复受上述传 统与现实二重因素的影响，在实践上偏重发挥为政治服务的功能，在当时显然有其现实 性和合理性。三是在学理上强调历史发展规律中必然性的解释。这是唯物史观指导下历 史科学的一个最基本立足点。 这些治史理念和范式的确立，不仅在中国史学由传统转向现代的变革中产生了革命性 的影响，对当代史学的建设也具有十分积极的作用。但与此同时，也应看到，我们在强 调发扬这些现代史学的传统时，由于存在着某些认识上或操作上的偏差，确实也有不少 值得总结的教训。如自五十年代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思想界占了主导地位后，逐渐出现了 一种不分层次和性质地把同非马克思主义学术观点的各种争论绝对化、政治化和阶级斗 争化的倾向(这在对电影《武训传》、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以及“胡风集团”的批 判中已有所反映)，看上去是坚持了战斗性，实际上是把社会主义条件下复杂的文化建 设问题和各种不同学术观念之间的争论作了简单化的硬性处理，这种做法后来产生的消 极影响是十分明显的。同时，在和平建设的环境下，依然把史学的社会功能定位在为现 实政治服务的方面，其所导致的不良后果，人们也是记忆犹新的。而在强调运用唯物史 观探讨历史发展规律的过程中，我们的部分史学工作者也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教条主义和 机械论倾向，如只承认历史发展的必然性而忽视甚至否认其多样性，只看到经济基础对 历史演变的决定作用而忽视其他各种因素的影响等。这些问题的存在，都在相当程度上 影响了我国历史学的发展和历史认识论的进一步深化。 为推进我国历史学的建设，我们应当认真研究中国现当代史学的发展史，从中总结正 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在此基础上，营造并逐步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史学发展的理论体系 及其运行机制，使之在新世纪更好地承担起自己的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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