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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经济史是一门与时代脉搏同步跳动的基础学科，2003年在研究领域的拓展与深入方面有以下特点：1．随着行政体制特别是政府管理经济职能改革提上日程，以及国际经济学界对行为经济学和心理经济学的肯定，本年度增加了对政府管理经济行为历史演变的研究。2．伴随市场化改革深入以后出现的新问题，以及“十六大”以来关于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明确，对于社会保障、商业信用、就业与农民土地产权等社会经济政策史的研究增加了关注。3．对经济政策与经济发展历史作国际比较的成果增加。4．西部大开发与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现实问题促进了区域经济史研究的开拓。5．近现代经济史贯串研究多了起来。部分研究单位已将上个世纪50年代经济史纳入了近代领域。 中国经济史学会中国现代经济史专业委员会与中国海洋大学管理学院于2003年4月在青岛联合召开了中国现代经济史年会。与会学者就我国计划经济体制、“三农”问题、企业管理、对外贸易、投资体制、劳动就业等方面展开了讨论，对计划经济体制的回顾与评价是其中的热点。 一、关于宏观经济历史与国际比较研究 刘国光在中国现代经济史年会上关于建国53年来中国宏观经济发展的若干特点的学术报告(当代中国史研究4)指出：建国初期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中国的宏观经济可划分为“一五”、“二五”、调整和“文革”四个阶段，每个阶段各有特点。总的经济发展战略是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主导，强调发展速度；战略推行的结果虽然成功地建立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但在产业结构、积累和消费的关系、增长方式、增长的波动性方面存在不少问题。与此相适应建立起来的计划经济体制对于集中力量搞建设起了作用，但从效率上讲是失败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的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模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依然对今后的改革与发展构成一定的障碍。武力认为(当代中国史研究4)，中国在50年代之所以选择计划经济体制，除主观认识因素外，当时的工业化压力、资源短缺和政府动员能力强也是重要因素。董志凯论述了1953—80年我国计划管理的6个特点，指出计划经济在历史上曾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由于在决策方面的信息不充分、滞后甚至扭曲，决策科学化难度很大，实施形式趋于单一，微观管死与宏观多变，以“条”、“块”为特征的整体与局部分割，需求和可能割裂、投入与产出分家，重基建轻技改等，致使5个五年计划中有4个未曾正式公布和真正实施(当代中国史研究5)．赵梦涵对新中国经济结构战略调整的历史变迁及宏观政策作了分析(中国经济史研究4)。卫兴华全面回顾和评析了新中国党的经济理论和思想发展(当代中国史研究1)。吕书正对1956—1978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作国际比较(首都师范大学学报1)认为，1956年中国虽然是一个低收人国家，但是起点水平并不很低，大体属于当时世界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1978年，由于几经曲折和世界整体水平的提高，中国在世界上的位置提升幅度比较小，大体上略高于世界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与发达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的差距进一步拉大。赵德馨回顾了2 800多年中国商业发展的历史(论商兴国兴，中国经济史研究3)认为：在1842—2001年的160年间，中间经历40年(1937—1976)的W型衰退期。其与1—5世纪商业长期衰退的原因根本不同，是人们的主观行为造成的。1937—1949年是战争行为，1953—1976年是抑商行为，1953年开始的商业衰退与l世纪东汉章帝、和帝之间开始的商业衰退有一点是相同的：都是在和平、统一，国家政治军事力量强大时期发生的。麦迪逊关于1820—1992年中国GDP在世界GDP中所占比重的绝对数有待商榷，但他的数据所反映的趋势，与国内学者研究的结论基本一致。秦晖在中国现代经济史年会的论文《中国改革前旧体制下经济发展绩效刍议》中认为，1949年起直到改革前我国经历了近代以来从未有过的30年和平建设时代，在这个背景下旧体制与“计划经济”类似的高积累机制也的确对工业化原始积累发挥了巨大作用。在这两个条件下，横向与意识形态相似的苏俄比较，与同为发展中国家的印度比较。纵向则与民国比较，30年来统计表中经济增长的幅度还是相当可观的。中国在这个历史时期的经济面貌比起兵荒马乱的民国末世确实是有了巨大的发展，但与民国史上的相对和平时期相比，增长速度并不更快，与印度相比具有的优势总的来讲也没有超过民国史上相对和平时期的水平，而经济总量(更不用说人均水平)一直到改革开始时是否高于印度也还有待研究。 对宏观运行历史作较大跨度、较大题材研究的专著有：赵德馨主编的《中国经济通史》中，苏少之、赵凌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49—1992)》(河南人民出版社2002)在以往同名著作的基础上进一步精炼，运用了近年新的研究成果。姚开建、陈勇勤主编的《改变中国——中国的十个“五年计划”》(中国经济出版社)以中国的“五年计划”为主线回顾了经济发展历程，但史料发掘和分析尚感不足。蔡防、林毅夫的新作《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章百家等撰写的《中国改革开放史》(辽宁人民出版社2002)评述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 二、关于20世纪50--70年代经济的研究 (一)对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研究 匡家在对建国前后统一财经评价(中国经济史研究1)认为，统一财经能够遏制住通货膨胀，有其内在逻辑。建立高度集中的财经体制是这一进程的终点。姚会元回顾了陈毅领导上海解放之初的经济恢复工作(当代中国史研究3)，侧重于如何完成“与进步的产业界和一切爱国民主人士通力合作，克服困难，恢复生产”的任务。迟爱萍研究了新中国第一笔国债“人民胜利折实公债”的发行思想(中国经济史研究3)。李占才回顾了建国初期共产党人的工商业经营管理思想(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2．5)指出，调整工商业主要是调整公营与私营、公营与公营、私营与私营、工业与商业、金融业与工商业、城市与乡村、各区域之间、各企业内部、出口与人口等方方面面的关系。吴景平、张徐乐阐述了从1949年5月下旬上海解放到年底约7个月中，上海军管会金融处和中国人民银行华东区行对上海私营金融业实施了行政监管和业务引导的情况(社会科学(沪)5)，认为其使国家银行与私营行庄之间确立起了一定的业务联系甚至合作，体现了初步的国家资本主义，但在稳定上海金融市场过程中，对私营金融业的扶植及其合法利益维护不够，对其积极一面认识也不够充分。赵学军研究了建国初期我国国内保险市场(中国经济史研究2)从人民政府重建国营保险机构到1958年停办国内保险业务经历的三个阶段。袁宝华回顾了1948—50年东北工业部与新中国工业的起步(中共党史资料3)。 (二)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和工业化 鲁振祥等对过渡时期总路线研究综述(党的文献4)指出，毛泽东1953年6月15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是这个问题最受关注的文献，应认识毛泽东当时设想的合理性以及追求单一公有制的历史局限性。林蕴晖分析20世纪50年代中国社会主义探索中的矛盾及其逆转的原因(当代中国史研究4)，认为具有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制度层面探索，集中体现于陈云提出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由于“八大”仍把消灭资本家所有制和个体劳动者所有制的残余规定为党的任务，使探索没能摆脱苏联模式，也因此中断以至逆转。金冲及认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主体和三大改造两翼(一体两翼)，是根据中国的国情创造性地说了新话。社会主义在中国好像十月怀胎，八个月就生下来了。但新生命的诞生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虽然先天有一点不足，但不能重新塞回到娘肚子里去，只能在后天成长过程中补充了(当代中国史研究2002．5)。杨献珍秘书萧岛泉回顾了关于过渡时期经济基础问题(上海行政学院学报1)，杨献珍认为由五种经济成份组成，而“单一经济基础论”者反对把“生产关系总和”了解为“各种经济成份的总和”，其后果助长了实践中极左思潮的蔓延滋长。武力评论新民主主义社会提前终结(党史研究与教学3)的原因，除了社会主义理论局限和国际环境的影响外，最根本的是选择了赶超型工业化战略，多种经济成分并存体制和公私兼顾政策所形成的均衡发展机制，不能保证这种战略的实施．吕政、郭克莎、张其仔论我国传统工业化道路的经验与教训(中国工业经济1)认为，传统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使我国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完成初步工业化任务的同时，付出了很高的代价。李幼斌认为(吉首大学学报3)新中国从1953年到1978年走了一条反常规工业化道路．原因主要有：迅速实现工业化的需要；对我国历史上工业化教训的反思；实现积累的需要；国家安全的需要。王奇(当代中国史研究2)和孔寒冰(俄罗斯研究(沪)2002．4)从中苏关系的角度探索中国工业化的体制特征。认为对苏联的选择以及由苏联援建出台的“156项工程”如同助长器，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雏形由此被注入了苏式基因。沈志华的《苏联专家在中国》(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工业化初期引进国外技术的经历。师吉金认为(党史研究资料2)，要使有数的资源配置到最急需的地方，必须实行计划管理。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1949—52年的初步建立阶段，1953—56年的形成阶段。周含华、曾长秋认为(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政治原因是对资改造的决定因素；其次是推行计划经济的必然要求；赶超西方国家的强烈愿望是改造的主观动因。 (三)关于农业合作化 曾康、周志强评论建国初期中共党内关于农业发展道路的争论(党的文献1)指出，这场争论是具体道路选择上的不一致，原因在于对新民主主义农业发展道路的不同理解。从实践看，刘少奇的主张更符合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和大多数农民的愿望。罗平汉认为(史学月刊2002．11)，1956年秋后至1957年春夏在全国农村展开的以富裕中农为主要批判对象的大辩论，是在对农村形势作了不切实际估计的前提下开展的。虽然达到了预期的目的，但给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长期的负面影响。范晓春对1957年刘介梅“忘本回头”事件再评价(党史研究资料4)认为，在农民群众中，宣传党关于农业合作化的方针、政策和办法是正确的。但是合作化高潮中逐渐偏离了正确方针，造成分不清什么是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农民怕提富裕，以穷为荣，谈富色变。严重影响了农民生产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发挥。刘建平从现代化的角度分析农业合作化决策的过程及其政治学意义(开放时代2)认为，农业合作化既是以资本主义标签否定新民主主义的思想过程，又是打破尚在建构中的新民主主义秩序的政治过程。 (四)对“大跃进”与人民公社的思索 李付安认为(当代中国史研究3)“大跃进”运动是党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一次悲剧性探索。这次探索从理性的认识出发，最终滑向非理性的歧途。其中的复杂原因和深刻教训包括：工作着重点的转移受到了“政治统帅经济”的干扰；“以苏为鉴”误人回归革命经验的歧途；解放思想、破除迷信为唯意志论所扭曲；赶超战略在积极平衡论的支配下走向极端。刘明钢、周霜梅回顾了“深翻土地运动”(党史研究资料6)，由于不尊重科学，到头来只是一场毫无效益的蛮干。李端祥回顾了1958—1962年的城市人民公社运动始末(中共党史资料3)。薛驹回顾了1961年随田家英在浙江农村搞调研的经历(中共党史资料3)。赵云山等阐述了徐水“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前后(中共党史资料2)。 罗平汉的《农村人民公社史》(福建人民出版社)阐述了人民公社自1958年建立至1984年全国撤社建乡的全过程，提出区分人民公社运动、体制、时期三个概念，指出实行“六十条”后人民公社体制的最大弊端，是政社合一和造成产权不明的“三级所有”。张进选对林毅夫关于中国农业制度变迁理论提出质疑(中州学刊4)：认为林在《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中充分考虑了国家、政治、意识形态和社会科学知识在制度变迁中的重要作用，但在分析中国农业制度变迁时又完全放弃了对这些因素的分析和对这些理论的运用。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王玉贵以苏州地区为考察对象研究了20世纪60年代初农村人民公社退赔(当代中国史研究1)，结论为：1．退赔工作对迅速恢复农业生产起到了重要而又积极的促进作用。2．退赔工作十赔九不足，拖延不决；被平调的物资在退赔时过于精细折算，导致出现农民因害怕退赔“过头”要倒赔找补而不要退赔的现象；一些干部从中舞弊；劳动力一律不再补算；使农民受到无形损失；基层干部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刘娅思考人民公社制度兴衰(当代中国史研究1)认为，理想目标、行政手段以及受压抑的自主需求诉求权利的交互作用对公社制度起了解构作用。戴清亮探源“共产风”这个词，是毛泽东在1959年2月第二次郑州会议的讲话中首先使用的。它的基本内容为：贫富拉平；积累太多，义务劳动太多；“共”各种“产”。概括为“一平二调三收款”。人民公社的体制是“共产风”的直接风源；军事共产主义思想是又一重要风源；自然经济小生产是经济基础；传统的“均等”思想是历史根源。游海华分析了赣闽粤边区集体化时期农村人口流动剖析(当代中国史研究3)认为：从理论上说，20世纪50年代以来，实际上城乡互流和农村内部迁流从来就没有真正停止过。集体化时期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由体制安排移民的时代。 (五)关于金融、保险与贸易 赵学军指出，建国初期发展国内保险业务的经验教训为垄断带来效益低下。业务经营存在四个弊病：盲目扩大责任范围，费率设计不合理，保险队伍素质不高，经营成本奇高，导致效益低下。(会议论文4)中国经济时报(7月8曰)载文回顾农村信用合作社发展4个阶段：1951—1959年资本金由农民人股，基本保持了合作制的性质。1959—1979年先后下放给人民公社、生产大队、贫下中农管理，基本成为基层社队的金融工具。1979—1996年由农业银行管理，成了农业银行的“基层机构”。1996年至今，农村信用社由中国人民银行托管，人民银行具有金融监管和行业管理机构的双重身份，2000年开始试点改革，试图趟出一条新路。宋士云回顾了1949—1978年中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中国经济史研究3)．认为其虽然在保障农民的基本生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由于脱离了生产力水平，混淆了分配与再分配的关系，缺乏社会保障基金的积累，因此，在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广和人民公社组织体制的解体，它便趋于瓦解。 徐建青在我国商品检验市场即将开放之际回顾了百年来的商品检验史的曲折发展，从一个方面透视了中国对外关系的变化(会议交流论文)。曲韵对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对外贸易的回顾与反思，指出这一时期的外贸除贸易额的剧烈波动外，外贸进出口结构和方向发生了许多根本性变化，总体上看对外贸易陷入停顿与倒退(中国经济史研究4)。 (六)“文革”时期经济与“三线”建设研究 蔡防、都阳论述了“文化大革命”对人力资本的破坏(经济学季刊2卷4期)：该文推算“文革”通过缩短学制、停办大学等造成的人力资本存量变化，及其对后；来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使受教育年限减少了14．3％。其长期影响更为深远。 陈东林的《三线建设——备战时期的西部开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是目前关于三线建设比较完整的专著，通过对比古今中外。对跨度近半个世纪的三线建设评价为：使我国建立了比较巩固的西部战略后方，初步改变了东西部经济发展差距过大的状况，成绩是主要的；在决策、布局、效益、实施等方面也出现了不容忽视的失误和偏差。袁宝华回顾了“文革”期间三线建设的物资保障(当代中国史研究4)指出，从1964—1974年，国家把全国计划内50％的投资和40％的设计与施工力量投入到三线建设，保证了几百个大中型骨干项目和数目众多的小型配套工业项目的建设，从而使三线企业的许多工业产品数量达到全国的1／3左右，改变了工业的地区配置和地方经济面貌。 (七)中外经济关系研究 刘志光、王磊阐述了新中国之初的对外经济合作(中共党史资料3)。沈志华研究了苏联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态度及结果(中共党史资料1)。栾景河评介了俄罗斯联邦青年学者扎捷尔斯卡娅的《从中国召回专家的原因及其后果》(中共党史资料1)。 三、关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研究 (一)对增长发展的历程综述与比较研究 本年度有两部比较有份量的关于改革开放史的专著，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章百家等撰写的<中国改革开放史}，从党史的角度阐述了1978年到2002年的历史。特点为来龙去脉比较清晰，经济分析尚感不足。另一部是蔡防、林毅夫的《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其开拓了以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脉络阐述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全书平实易读，便于内外沟通交流，但有些问题涉及不足。如关于“融人世界经济”，没有回答为什么中国的储蓄率如此之高，却仍然需要这么多的外国直接投资(何帆，书评周刊10．24)?此外，对改革之前相关历史的考察和分析私营经济也略感不足(吴敬琏，序)。 吴敬琏在清华大学关于现代经济学与中国经济改革的演讲(4月5日文汇网)认为：1．1956—1976年为“不受学理影响”的“经济管理体制改革”。一些具有敏锐观察力的经济学家如孙冶方对这种改革战略提出了批评，但因为缺乏足够的现代经济学的素养而没有能完全突破“调动积极因素就能实现多快好省”的思维定式，直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一段时间也没有完全摒弃“行政性分权”的做法。2．在新古典经济学支撑下的“增量改革”。标志为1985年9月由国家体改委、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世界银行共同召开的“宏观经济改革国际讨论会”。当时比较熟悉的是所谓“新古典综合”的某些结论，却忽视了它的假设。这种思想的另一个缺陷是，把计划和市场看作与制度无关的两种资源配置方法，忽视了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必要性。3．现代经济学在20世纪最后30年革新与中国的“整体推进”改革，标志为1993年11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若干问题的决议》。为国企改革走出“放权让利”的误区和进入制度创新的正轨铺平了道路。 杨开忠、陶然、刘明兴(中国社会科学3)认为，有关中国转轨过程的解释分为“资源有效配置论”和“制度安排论”的解释并不完全令人满意。认为规模经济以及下游产业间的联系不应该被忽略。中国改革成功的关键在于解除管制，并通过体制外的增量改革来提高效率。同时又由于新兴的最终产品生产部门需要中间产品部门为其提供中间投入和技术装备，所以不仅避免了对存量的冲击，甚至提高了上游国有部门的产出、就业乃至于技术效率，从而实现了平稳过渡。李曙光(战略与管理3)认为，中国经济改革成功只是量的变化，在质上即现代市场经济的建立这个目标上，经济转型并没有完成。因为至今没有真正具备市场经济的两个基本前提：良好完善的宪法；具有“硬约束”的破产机制。 世界银行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斯特恩(经济仕会体制比较4)认为：中国改革可分为三个阶段，即包产到户之试验基础上的农业改革阶段、通过放松计划经济时代的各种限制以释放巨大能量的乡镇企业发展阶段和针对全球经济进行结构重组的国有企业改革阶段。中国经济呈现出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相交织的混合经济特征，不过，这种混合状态在不断发生变化。有三种制度性因素发挥了至为关键的作用：分散经营、农村改革、新的企业模式(比如说，乡镇企业模式)的实验与创新。最主要的挑战是各种源泉正在逐渐枯竭和各种负面效应所带来的问题正在加剧而导致的日益激烈的竞争；第二是就业压力。 杨启先认为，改革理论有三次大突破(中国经济时报¨月3日)：一是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改革开放；二是1992年基本解决了计划经济问题；三是公有制问题，以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了现代产权制度，明确了“股份制是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为标志。杨继绳透视中国改革之路(政策动向与数据解读4)指出，中国的改革路径是当时现实条件下的选择，即先经济市场化、后政治民主化。就经济市场化来说是先农村，后城市；先增量，后存量；先体制外，后体制内。这种先易后难的路径选择，在改革初期形成了一种良性循环。但是，这使政治改革严重滞后于经济改革，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保留新旧并存的双轨制。造成三个问题：怎样解决在中国特有的改革路径中造成的社会不公正?怎样面对资本奴役劳动?怎样防止过度消费压榨自然?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社会以政治权力为中心已经转向了以财富为中心。90年代中期以前是政府根据宏观需要推动改革；90年代中期以后是社会利益集团根据各自利益的需要推动改革。 易纲、林明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中国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持续“宏观好，微观不好”的原因为1．国有企业的行为方式是费用最大化，导致经济流量(GDP)高速增长、个人收入超分配、资源向非国有部门漏出、而国有企业利润低等后果。其直接后果是形成巨大的银行不良资产。2．以毛利润率相比较，国有工业企业要明显好于非国有工业企业；但是，如果以剔除了相关费用的净利润率相比较，非国有工业企业反而要好于国有工业企业。3．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警醒下，1998年开始严格银行贷款标准，启动了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表现在宏观上就是GDP增长率略低和增长质量的提高。4．积极的财政政策作为短期至多中期的对策，是弥补GDP增长缺口的次优选择。但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必须靠改革，一是明晰产权；二是完善税收制度。刘树成分析中国经济增长的新轨迹及其未来趋势(4月5日中经网)认为1998—2002年，我国经济走出了一条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既稳定又较快增长的新轨迹。五年 GDP增长率平均为7．6％，最高点与最低点之间的波幅仅为0．9个百分点。冒天启认为，经济高速增长及其伴随着的新情况和潜在问题(经济研究资料2)在现行的统计制度和社会政治体制下，统计数据还很难制止虚假。如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01年全国 GDP为95 933亿元，比上一年增长7．3％；而全国各地区GI)P之和为106 766亿元，其中只有4个省份增速在8．4％以下，其余均在9％以上。所以GDP的经济可信度，误差1—2个百分点很正常。 (二)关于中央地方关系与区域经济研究 郑毓盛、李崇高认为(中国社会科学1)中国的改革具有明显的地方分权特征。一些学者认为，地方分权促进了市场的竞争，另一种观点指出地方分割产生了市场扭曲。该文用实证方法，将中国的宏观技术效率分解为省内的技术效率、产出结构的配置效率及省际要素配置效率。结果表明，前者自改革以来已大幅下降，但后二者却呈现上升的趋势，反映了地方分割带来的巨大效率损失，中国的改革未竟全功。姚洋、杨雷也探索了制度供给失衡和中国财政分权的后果(战略与管理3)，认为适度的财政分权有积极的作用，但目前中国财政分权由于制度供给的失衡而远远超过了适度的界限，其后果是导致了各级政府对事权的推诿和由此而产生的矛盾在基层的积累。政府行为的商业化和机会主义倾向，地方公共品提供的分散化和小型化，地区差距的扩大，以及政府预算约束的软化等．何枫、陈荣、何炼成探索了对外经济开放对中国经济效率跨省差异的影响(中国经济问题6)。文章证实了对外经济开放度不均衡性对经济效率差异的重大影响：贸易依存度与外资依存度这两个指标东部的平均水平要高出中西部的5—7倍左右。各省的技术效率状态东部要高出西部地区约25％左右。 陈淮认为(宏观经济研究3)在20年的改革过程中，西部地区曾面临多次有利的发展机会。如80年代初期四川等地曾在农村“联产计酬责任制”的改革中走在前列；80年代中后期“军转民”等改造与挖潜；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初期超大型的三峡工程、黄河中上游水利综合开发、西部石油与中部煤田加快发展以及沿陇海线延伸等大规模增量资金的投入主要聚于西部；在90年代初中期，与俄罗斯、西亚、东南亚等边境贸易发展成为一个对外开放新高潮；90年代中后期，小康战略和扶贫攻坚战的重心也在中西部。但这些机会并未促进西部的普遍崛起。重要原因在于大量存量资源仍停留在旧体制的束缚下。吴江(中国经济史研究2)对中美西部开发作对比认为，美国西部开发模式是在市场经济背景下，通过各种措施利用市场机制促进区域开发；中国则是在计划经济框架下，通过强有力的国家计划，集中有限资源布局中国工业，促进中国西部发展的区域开发。童星、严新明关于中美西部开发之比较(社会科学战线4)认为美国西部开发具有绝对“有利”的国际经济环境和可以任意进行制度建构的国内经济环境以及符合经济发展要求的开发主体；而我国国际、国内经济环境都是既定的，国家长期扮演着惟一的开发主体角色，西部开发必须培育更多的、有活力的开发主体。 高伯文回顾了改革开放以来闽台经贸关系的发展及其影响(中国经济史研究4)，认为其进程大体经历了闽台贸易为主导，到贸易与台商对闽投资并重，再到全面的经贸合作三个阶段。闽台经贸关系的发展实现了两地的“双赢”。 (三)关于收入分配、就业和社会保障问题 李实等(经济学季刊2卷2期)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内部、城镇内部、城乡之间收入差距的变动情况及其经验测量结果进行了综述认为：直至90年代中期，没有发现中国城镇明显两极分化。90年代末期。因为出现大量下岗失业人员，不仅部分城镇居民货币收入绝对下降，而且他们原来享有的社会保障和实物性补贴丧失。因此，仅用货币收入验证两极分化趋势已经不够了，还须考虑到城镇居民获取的非货币收入的变化情况，特别是低收入人群的社会保障和福利的变化情况。主张对不同省份之间或不同市县之间收入差距变动与社会稳定的关系做经验分析。孙立平认为(南方周末1月1日)19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一些非常重要的、根本性的变化．1980年代经济增长一般会带来社会状况的自然改善。到了1990年代，经济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不能导致社会状况的自然改善。其在2000年表现得尤具象征性。2000年是中国经济初步复苏的一年，增长速度达到8％。但贫富状况、就业状况，以及各种社会问题的状况并没有得到明显的改善。一种新的经济社会发展的逻辑正在出现：即使经济有一个较为快速的增长，但社会中的很大一部分人并不能从中受益；而如果没有一个较为快速的经济增长。社会中的大部分人却会从经济停滞中受害。 曾湘泉、李丽林认为(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与许多国家相比，劳动力人口在人口中所占比重的指标即劳动力参与率在中国相当高，2000年是84．9％，比世界总体水平73。3％高了1．1个百分点还多。从性别看，中国的女性劳动力参与率更高。在2000年为80．o％，比世界总体水平60．7％高19．3个百分点，比香港的56．5％高23．5个百分点。中国的劳动力参与率呈明显下降趋势，总体水平从1995年的85．4％降到2000年的84．9％，预计到2010年要降到82．6％，意味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步人非劳动力行列。 郑功成(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认为，近10多年来，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经历了从自下而上到自上而下、从为国有企业改革配套到成为市场经济五大支柱之一的历程。洪大用回顾了改革以来的中国城市扶贫(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认为与农村扶贫类似，最初都是从生产经营体制改革人手的。改革开放以来城市扶贫发生六个重大转变：1．从扶持企业到直接救助贫困人口；2．从道义性扶贫到制度性扶贫；：!．从救助制度分立到救助制度整合；4．从基本生活救助到综合救助；5．从消极救助取向到积极开发取向；6．从依托单位到重视社区作用。 (四)关于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 袁宝华阐述了扩权让利是国有企业改革的突破口(百年潮8)，认为1979年国企放权让利改革的意义在于：1．企业有了一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和独立的经济效益。2．企业开始重视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普遍增强了经营观念、市场观念、服务观念和竞争观念。3．企业有了一定的发展生产的资金。4．涌现出一批有才干的经营管理领导干部。5．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地改善了职工生活。问题是：1．企业的产量、产值、利润、劳动、物资等计划指标仍然是分头下达，互不衔接。2．开展市场调节仍然有不少的阻力。3．企业参与外贸和外汇分成的规定当时没有兑现。4．企业没有支配利润留成资金的充分权利。5．企业用人的权力也不落实。计算基数不合理，“鞭打快牛”、“先进吃亏”。韩朝华提出(经济研究2)，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放权让利含有丰富的产权改革内涵。但是，这种改革未能实现国有企业的产权明晰化，这是行政权利益左右中国改革走向的结果。结果是大量国有企业至今未能实现政企分离。朱地回顾了“放小”战略在罗湖的实践(百年潮5)指出，1995年以来，人们更多地关注和肯定“抓大”的一面，而对于“放小”疑虑者不少，实施起来阻力颇大。实际上，“放小”是国有企业改革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陈明星、李若愚(政策动向与数据解读1)认为，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可以简要的分为四个阶段。即：1．酝酿阶段：1979—1984年，农村承包制的成功，直接决定或极大影响了其后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改革。2．起步阶段：1985—1992年，国有企业的改革在大面积铺开后尝试了众多的方式，如利税改革、承包制、经营责任制等，但核心的方式还是承包制。3．探索阶段，1993—2002年“十六大”前，突出成就是证券市场的迅速发展和壮大等。4．深化阶段。钟瑛则将改革开放以来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演变(当代中国史研究5)分为1988—1997年、1998—2002年、2002年中共“十六大”至今三个阶段，不同阶段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对上市公司国有股权转让、国有资产并购重组的影响不同。 财政部统计评价司课题组认为(宏观经济研究1)：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有经济规模总量始终保持快速扩张态势。在1990—2001年间，国有企业总户数减少1．4倍，但占用资产总额增加5．7倍，年均递增速度为14．8％。近10年国有经济产业发展特点：1．电子、信息等高新技术产业呈高速成长态势；2．石油、电力等基础行业保持快速增长势头；3．原材料、机械制造业发展速度减缓；4．专用设备、仪器仪表、电机制造及商业经纪、零售、餐饮、批发等行业发展缓慢；5．一般加工、森工、外贸行业衰退。张军等(中国社会科学5)谈国企民营化的内生机制指出，中国转轨至今没有出现衰退的原因在于国企民营化遵循了“成本差异达到门槛值的先民营化，否则暂维持现状”的内在逻辑，更为重要的是自然发育的私有经济很好的成长降低了各行业国企民营化的门槛值，为加快竞争性行业国企民营化创造了条件。 (五)关于民营资本和中国市场化进程 司南、张翔回顾了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的七个时期(中华文摘3)：1．濒亡时代，从1949—1956年。2．萌芽时代，1979—1982年，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把发展和保护个体经济写入宪法。3．观望时代，1982—1988年，私营经济开始出现。国家对超过8个员工的私营企业，持“看一看”的谨慎态度。4．承认时代，从1988年第二次修宪起始，1992—1997年，党中央确立把非公有制经济视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5．确认时代，1997年9月中共十五大，把“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确定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6．鼓励时代，2001年7月1日。江泽民把私营企业主定位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在政治上应该一视同仁，平等对待。7．求同时代，2002年11月，在中国共产党“十六大”上，中国共产党向民营企业家敞开大门。陈明星(政策动向与数据解读11)则将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间投资的发展分为三个时期：!．1978—1984年农村家庭承包制的市场经济萌芽的示范时期；2．1985—1991年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所带来的民间投资从无到有的初步发展时期；3．1992一目前。民间投资从小到大、从点到面、从工业到服务业、从传统产业到现代产业、从竞争性领域到垄断性领域的全面、迅速的发展和破冰时期。高尚全总结了25年来民间投资发展的5大模式：苏锡常的乡镇企业模式；珠江三角洲的海外贸易合作模式；温州的市场自然演进模式；中关村的民营高科技企业模式；一些国有企业的改制发展模式等。同时，非市场因素对民间资本迅速扩张或膨胀有三大财富落差：价格双轨制下的财富落差，如钢材、石油等；计划审批下的财富落差，如进出口配额、土地使用权等；资本市场孕育下的财富落差，如上市额度、原始股等。徐正元以“傻子瓜子”为例，剖析当代私营经济初创时期的发展轨迹和阶段特征(中国经济史研究3)：在企业管理方面的基本特征是家族式的企业制度和家长式的管理方法，20世纪90年代以来有所弱化。 王小鲁(中国经济时报3月20日)述评了自1978年至今关于中国市场化的总体进展状况的研究。如卢中原、胡鞍钢从投资、价格、生产、商业四个方面评价，得出的结论是到1994年中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达到65％的水平。顾海兵则强调要素市场发育不良，估计经济的市场化程度不会超过35％。江晓薇、宋红旭认为市场化程度约在37％左右。陈宗胜计算1995年“中国工商企业市场化程度”为46％，“政府行为方式市场化程度”为73％，“金融市场化程度”为9％。认为上述研究注重了价格决定和资源配置机制，但没有对政府职能的转换和与市场相关的法律制度环境的建设给以足够的关注。较近的一些文献做出了重要补充。如董辅扔将市场化归纳为自由化、规范化、法制化、国际化四个方面。习近平认为中国农村经济的市场化程度在1998年达到49％。樊纲、王小鲁等认为关于市场化程度绝对水平的度量还不具备充分的科学依据。 (六)关于金融、财税与投融资体制改革 凌志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回顾了1993年5月世界银行向中国政府发出金融问题的警告后，中央颁布与实施了“16条”，对银行施加压力，使其收回贷款的历程。陈明星(政策动向与数据解读21)回顾了90年代上半期经济过热的背景：“八五”时期投资每年平均增长36．5％，高于“六五”时期的19．5％和“七五”时期的16。5％，是迄今经济始终处于通货紧缩阴影之中最重要的宏观环境。凌华薇回顾了贷款分类改革的10年曲折(财经15)。杨帆(福建论坛3)认为改革开放以来的人民币汇率与购买力变化经历了4个时期：1978—1993年，人民币名义汇率从1美元兑换1．7人民币贬值到8．7元人民币，其贬值速度快过国内购买力下降的速度。1994—1997年11月，人民币名义汇率稳中有升，与国内购买力迅速下降并存。1997年11月以后，人民币名义汇率继续稳定与国内购买力提高并存，并由于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产生严重的贬值预期。2001年加人世界贸易组织后，外资大量涌人，贬值预期变为升值预期。伍志文分析了1991—2000年我国金融的脆弱性(经济评论2)，认为整体金融脆弱性水平大体上呈现先升后降的趋势，10年中有6年处于脆弱性程度令人关注的状态，1993年为最高，其脆弱性综合指数为59．7分，10年脆弱性综合指数平均水平约为49．9分，银行系统脆弱性10年平均水平高达59．94分，成为影响我国整体金融脆弱性的主要诱因。 刘佐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中国税制改革做了阐述，(当代中国史研究5)认为1994年实施了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范围最广、内容最深刻的一次税制改革。刘守刚(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回顾了我国公共财政制度在晚清财政转型背景下产生，在民国得到发展，在新中国达到高潮的历史。郭励弘(经济社会体制比较5)认为中国的投融资改革严重滞后，其原因不仅是受到国资国企延误改革的拖累，还因为它既秉承了传统计划经济最核心的内容，又在渐进改革过程中衍生出了许多与市场经济不相容的“特色”。改革的根本措施是完善出资人制度，将管理的重点从项目转向资本市场，从“投”转向“融”。 (七)关于政府经济职能转变 刘国光(政策动向与数据解读39)回顾与展望了我国政府功能转变的历程：1983年，提出了要把追求 GDP的经济增长目标转变为在经济增长基础上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使人民获得实惠。20多年来，GDP增长事实上依然作为政绩考评的主要指标．各级政府在公共服务上偏弱，致使大量社会问题，重重社会矛盾难以得到及时的缓解。实施以人为中心的人类发展战略，与20世纪80年代初满足人们“基本需要”的“新战略目标”一脉相承。武力回顾了中国政府经济职能演进历史(当代中国研究所第三届国史学术年会论文)，1．建立和完善“全能”政府阶段(1949—1978)；2．1978年以来政府经济职能的转变是对政府干预经济范围和力度过度化的修正。吴敬琏分析中国腐败的治理(战略与管理2)，认为腐败现象的经济源头一是利用行政干预市场活动的权力，进行权钱交易；二是利用转轨时期财产关系调整和变化的时机，将公共财产掠为已有；三是利用市场体制的不完善、不规范牟取暴利。这三类腐败活动都与权力有关。 (八)关于“三农”和乡镇企业 胡书东分析(社会科学战线1)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产业农民负担率低于15％的年份只有1978、1980—1985、1987年、1990年，低于10％(传统上认为比较合理的什一税)的年份只有1982、1983和1985年，1992年以来负担率均在20％以上，1999年以来增加到30％以上，2001年达到36．55％，绝对值人均671．10元，比1997年净增250．54元。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最快的1978—1984年恰恰是改革开放以来农民负担最低的时期。原因为当时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人民公社组织生产经营的职能基本取消，乡村机构和人员却保持了人民公社时的水平，加上国家采取了一系列促进农业发展的政策。20世纪90年代至今，十几年来的圈地运动至少造成农村2000余万农民“下岗”(中国经济时报9月2日)。任波分析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新圈地运动”(财经16)，“土地征用”一词始见于1953年，此后几十年中，逐渐形成了一套富有中国特色的征地制度。其中存在“三乱一难”现象：一是征地范围乱，远远超出“公共利益”范畴；二是征地补偿乱；三是征地费用分配乱。“一难”指被征地农民安置难。1992年春出现的南海模式揭示了解决征地问题的第三条路径，有关法律的修订也在进行当中。张晓山、苑鹏等的(中国乡镇企业产权改革备忘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2002．6)将乡镇企业改革20年的历程进行了梳理。其中指出，乡镇企业产权制度变革或股份合作制改造是极为复杂和多样化的实践进程：1．权力的资本化。2．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资本化。3．资本向权力的渗透或资本的权力化进程。改制的现实印证了“之所以资本雇佣劳动，是因为资本比劳动更为稀缺”。农村股份合作制改革的实质，是解决经理人员(企业家)积极性的问题，经营者及管理阶层在企业中持大股成为一种必然的趋势。也使股份合作企业的“合作”两个字成为一种讽刺。 四、贯穿50年的专题研究 (一)关于工业化、城市化和人口问题（略） (二)物流和旅游业（略） 五、关于学科建设 对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的需求正在成为越来越多专家学者的共识。章百家(北京党史2002．6)指出，“当代人不修当代史”是过时的传统观念。事实上，历史越修越近是一种世界趋势，原因是客观需要。武力(教学与研究5)认为，经济史的研究尚存较多有待重新审视的问题。如改革开放前经济发展缓慢的原因，除了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体制弊病外，还有人口多、人均资源少、产业结构落后等生产力因素。牧惠认为：把这50多年我们走过的路告诉学生，哪一件作对了，哪一件有缺陷，哪一件根本错了，目前又还有哪些不同看法。对学生和每一个公民都好。(北京日报3月10日)赵凌云提出创立中国共产党经济工作史学科(中共党史研究3)。何帆认为(中国图书商报10月24日)在短短20多年的时间内，中国经济巨大的变革使得中国成为一个千载难逢的经济学实验室，对中国经济的研究不仅仅能够让我们更清楚自己由何而来，向何处去，而且能够丰富整个经济学对发展、增长、制度的理解。教师应该用中国经济的特征不断提出追问，让学生在中国经济现实和主流经济的巨大反差之间感受到智力的挑战，加深对经济学和中国经济的理解。 原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2期，转发自中国经济史论坛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