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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文刪節本刊於《二十一世紀》雙月刊2004年6月號，第83期。本文會分成兩部分，今期先刊登第一部分。請各位讀者留意 。 中共自成立之初就不能不依靠共產國際和聯共（布）中央（以下為敘述方便，在難以區分二者的情況下，將統稱為莫斯科）定期提供的經費援助開展活動，這種情況一直延續到30年代初中共建立起南方根據地，中共中央由上海遷往中央蘇區，才有了根本性的轉變。定期獲得經費的情況雖然就此改變，但中共依據自身的實際需要，不定期地向莫斯科提出申請，進而獲得相應的財政援助的情況，卻一直延續到抗日戰爭結束前夕。來自莫斯科的這種財政援助，無疑對中共自身的發展與成長起過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由於莫斯科方面提供援助的部門和渠道變動不定，再加上中共長期處於秘密工作狀態和戰爭環境之中，接受莫斯科資金支持一事極其敏感，因此，不僅許多相關資料未能保存下來，對此一問題的研究也倍受限制。在很長一段時間裏，特別是在中國國內，有關這方面的資料幾乎無從獲取。任何涉及這一問題的討論，都不可避免地會遭遇到「獨立自主」論者的強烈反對。絕大多數中共黨史的研究者都相信，至少從1935年遵義會議開始，莫斯科除了馬列書籍或少量藥品以外，再沒有給過中共任何實質性的援助。一些學者甚至相信包惠僧關於陳獨秀自建黨之初即「堅決主張」「不能要第三國際的錢」，「不能受制於人」的那些並不十分可靠的晚年回憶1。 筆者注意到這個問題，是基於一個常識性判斷，即幾乎全身心投入到事業之中的共產黨人，他們靠甚麼租房辦公、發行雜誌、印宣傳品、召開會議、組織工會、舉辦夜校、去全國各地活動串連……，以及靠甚麼維持自己作為職業革命家的日常生活？1980年在國內公開發表的共產國際代表馬林（Hendricus Sneevliet）1921年7月11日給共產國際執委會的報告，以及包惠僧1979年回憶中不經意透露的情況，從一個側面加深了筆者的這一疑問。因為馬林在報告中明確講到，1920年春天俄共（布）西伯利亞局東方民族部代表維經斯基（Gregori Voitinsky，又稱威金斯基）來到上海之後，「中國共產主義者已在陳獨秀同志──他主編《新青年》雜誌多年──的領導下形成一個團體。這個團體在七、八個城市有小組……，但自威金斯基離華後，經費無著，不得不停止。」2包惠僧在回憶中則印證了這一情況。他談到，1921年上半年，因陳獨秀應廣東陳炯明之請去了廣州，威金斯基這時也離開了上海，代理書記的李漢俊無法開展工作。他告訴包惠僧說：「人都走了，經費也沒了，沒辦法幹了。」包惠僧想去廣州找陳獨秀，也因為沒有路費而不能成行。後來還是靠朋友的贊助，才走成的3。早期共產黨人中一些人尚未全職從事黨的工作，個別人還有不菲的收入，如陳獨秀、李大釗等，故還能夠合夥自辦一兩種雜誌之類。隨著中國共產黨宣告成立，愈來愈多的人成為黨的一分子，並且大都成了職業革命家，黨在財政上如何能夠不要莫斯科的援助呢？ 無論如何困難，研究中共的成長過程，對於來自莫斯科的援助問題無疑都是必須要去面對的一個課題。筆者從80年代中期即開始留心並搜尋這方面的史料，雖時有斬獲，所得始終十分零散而無法做全面系統的研究。但這種情況在最近幾年卻有了較大的改觀。不僅國內國外大批重要史料的公開和出版披露了更多的歷史線索，而且討論這樣的問題也已經不再是甚麼敏感話題了。當然，這種改觀也並不意味著事情就此有了根本性的轉變。事實上，近二十年來陸續披露出來的史料，更多的只是滿足了我們想要將有關這一問題的歷史線索大致描繪出來的願望。要利用它們列出一張莫斯科在共產國際存續期間，在經費以及財政援助方面如何逐年幫助中共的一目了然的賬目表來，卻是不可能的。依據目前的資料情況，筆者在這裏所能夠做到的，僅僅是把那些看起來散布於各種資料之中互不相關的史料稍加釐清考訂，並將其整合貫穿起來，從而讓讀者了解：（1）共產國際是不是曾經為中共提供了經費的以及財政的援助；（2）這些援助的由來與具體形式的變化；（3）這種援助的規模及其對中共成長的作用；（4）這種援助具體帶來了怎樣的問題或負面的影響，如此而已。 一 相關史料狀況概述 要具體釐清自1920年至1943年共產國際為中共提供經費和財政援助的情況，是一個頗為枯燥甚至是繁瑣的過程。為便於讀者把握整個過程，並了解以下種種史料整理考據的必要性，筆者相信有必要首先說明一下筆者將要據以討論的相關文獻檔案公開和發表出版的情況。 有關中共得到共產國際或聯共（布）中央提供的經費或財政援助的說法由來已久，但卻極具爭議性。世人最早看到相關的文字材料，是來自中共工人出身的總書記向忠發在1931年被捕後的一份自供狀。中共總書記親口承認接受共產國際經費幫助，自然被當年敵視中共的學者所重視，故台灣中共黨史專家王健民於1965年將其全文發表於《中國共產黨史稿》中。然而，因為這一資料的口供性質和僅為一孤證，因此長期以來似乎並沒有人試圖利用它來作為研究這一問題的憑據。 最早披露中共早期曾得到共產國際經費援助情況的，還是中共自己。1982年由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的《中共中央檔選集》第一冊中公開了陳獨秀1922年寫給共產國際的工作報告，其中即明確提到中共從共產國際那裏獲得活動經費的情況4。儘管這個時候出版的這套檔選集，標明「黨內發行」，事實上卻在國內許多書店中公開發售，因此不僅國內，包括國外的研究者，大都也能夠讀到它。不過，對於陳獨秀報告中透露的這一情況，絕大多數研究者幾乎未予重視。 1989年，「黨內發行」的《中共中央文件選集》改為公開發行，並增加了公開文獻的數量。其中新增加的陳獨秀在中共三大會議上的政治報告，更是清楚地說明了黨的活動經費的來源問題5。1989年和1991年由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列所和近代史研究所合作編譯的《馬林與第一次國共合作》，以及由荷蘭學者塞奇（Tony Saich）編譯的《中國第一次統一戰線的起源》這兩部資料集的相繼出版，更是提供了一批有關共產國際在經費和財政上援助中共的非常具體的文獻史料6。 新一波相關文獻史料的公開和出版，發生在90年代中後期。1994年和1996年分別出版的俄文版的《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920－1925）和（1926－1927），進一步具體地披露了從1923－1927年間共產國際向中共提供經費或財政援助的一些情況7。就在這兩部資料集被譯成中文，先後出版於1997年和1998年的時候，英文版的《中國法律與政府》雜誌也在其1997年第1、2期上，發表了一組從30年代中後期到40年代中後期共產國際與中共關係問題的檔案史料，其中部分史料也直接涉及到共產國際財政援助的問題8。這也是世人第一次看到1935年遵義會議以後，直至抗戰期間，共產國際仍在繼續援助中共的檔案文獻資料。 直到二十世紀末為止，研究者們可以利用來研究共產國際向中共提供經費和財政援助問題的檔案文獻史料，更多的仍只是集中在1921年以後至1927年以前。不僅1927年至30年代中期存在著一段空白，而且30年代中期以後直至抗戰期間可資利用的資料也相當欠缺，很難據以勾勒出一個完整的歷史輪廓。這一缺憾的彌補，極大地得益於1997年在保加利亞和2000年在俄國相繼出版，並在2002年在中國被譯成中文的《季米特洛夫日記選編》9和《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蘇維埃運動》（1927－1931）10。前者通過1934－1943年間一直擔任著共產國際總書記的季米特洛夫（Georgi Dimitrov）的日記，記錄了經由共產國際提供的幾乎每一筆重要援款的申請和批准的情況；後者則提供了前所未見的涉及到1927－1931年間共產國際為中共提供經費和財政援助的相當具體的資料。與此同時，俄國學者石克強（K. V. Schevelyoff）2001年在中國發表的有關中共建黨過程中的幾份檔案，也從一個側面提供了了解1920－1921年俄共（布）和共產國際在資金上幫助中共建黨問題的一些線索11。 當然，除了公開出版的文獻檔案資料之外，中國和俄國的檔案館保存並提供利用的相關檔案更值得重視。因為十分明顯的是，以上所介紹的相當部分的檔案資料，正是來自於中俄兩國的檔案館。儘管筆者目前的討論還無法真正建立在檔案查閱的基礎上，但筆者在80年代和90年代曾經有機會前往保存有這方面檔案文獻的兩國檔案館查閱檔案，因此，部分地交待以下討論中可能涉及的檔案情況亦屬必要。 在中共中央檔案館裏，涉及到這方面情況的檔案主要有三部分： 一部分是1957年前蘇聯交還給中共中央的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保存於莫斯科的近十萬件檔案資料。在這些檔案資料當中，除去數以萬件有關共產國際協助中共在東北開展工作問題的檔案資料以外，20年代的會議以及30年代的一些來往信件當中，都有少量涉及到經費和財政援助問題的內容。 一部分是30年代中期共產國際與中共中央之間的來往電報。當年中央紅軍到達陝北，與莫斯科之間開始建立起直接的電台聯絡。在當時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與中共中央書記處相互往來的電報抄稿中，不難找到共產國際為中共和紅軍提供財政援助的記錄。 一部分是20－30年代的中共中央會議記錄。當年保存得最完整的會議記錄主要集中在1927年至1932年，以及1935年下半年至1949年建國前這兩個時間段。由於後一個時間段裏中共在經濟上已經基本上獨立自主，因此，雖早期仍有個別會議討論過向共產國際請求財政援助問題的內容，但數量極少。與此相反，在前一個時間段裏，無論是中央政治局會議記錄，還是中央常委會的會議記錄，涉及到共產國際經費和財政援助問題的內容卻絕不是個別的現象。 在負責保存自十月革命後到史達林逝世前黨務活動，包括共產國際工作的相關檔案的前蘇共中央黨務檔案館，也保存有涉及這方面情況的檔案資料。尤其應當提及的是，上述中共中央檔案中保存的檔案資料，由於當年中共與共產國際之間存在著上下級關係，因此相當部分其實也可以在這裏查閱到。以筆者所見，相關檔案主要也有三部分： 一部分是季米特洛夫檔案，它主要是季米特洛夫擔任共產國際總書記期間的工作檔案。由於他自1935年起即親自負責中國事務，因此他處理的有關中國問題的各種文件當中，不可避免地存有向中共提供財政援助的相關資料。 一部分是共產國際聯絡局檔案，因為該機構具體負責與各國共產黨的聯絡工作，包括向各國黨撥發經費和援助款項，故其檔案中涉及到這方面的內容自然相當可觀。但該檔案的開放程度似乎受到限制。 一部分則是中共提交給共產國際的各種會議記錄和工作報告。作為共產國際的下級支部之一，中共按照規定必須要將其工作記錄定期提交共產國際備案和審核，並隨時提交相關的工作報告。故20－30年代中共中央的幾乎所有會議記錄和從中央到地方的工作報告，大都在這裏存有備份。所不同的只是，保存在中國的會議記錄多半是會議召開時的記錄稿，而提交給莫斯科的其實已是謄清稿和翻譯稿，由於種種複雜的原因，後者時常會有一些增刪甚至修改，似難避免。 二 關於1920－1923年莫斯科提供經費的情況 還在中共一大正式召開之前，即1921年7月23日以前，維經斯基就曾經為陳獨秀領導的中共上海發起組提供過經濟上的援助。關於這方面的情況，2001年第12期《百年潮》雜誌所刊載俄國學者石克強整理的一組檔案文獻，披露了其間的一些內幕。綜合指派維經斯基來華的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亞局東方民族部1920年9月30日、10月23日的電報，共產國際派駐遠東的代表舒米亞茨基1921年1月21日給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科別茨基的信，遠東書記處主席團與中國支部1921年7月20日的聯席會議記錄，以及先前在《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920－1925）一書中所發表的維經斯基1920年8月17日給西伯利亞東方民族部的信，以及該部1920年12月21日給共產國際執委會的報告等文獻，可以了解到以下情況： （1）維經斯基這一階段是受西伯利亞局東方民族部指派前往中國開展工作，其相關的活動經費亦由東方民族部提供。東方民族部為籌措經費，曾派遣特使帶上價值10萬美元的鑽石到上海去賣，並不止一次地託人帶錢或匯款給維經斯基，已知一次帶去的確切的經費數目為2,000美元。 （2）維經斯基利用西伯利亞局東方民族部提供的活動經費，在中國上海成功地展開了工作。其報告的工作成果是：「在上海成立了革命局，由五人組成（四名中國革命者和我），下設三個部，即出版部、宣傳報導部和組織部。」「出版部現在有自己的印刷廠，印刷一些小冊子。」並將出版《勞動界》週報。「宣傳報導部成立了華俄通訊社，現在該社為中國三十一家報紙提供消息」，並在北京成立了分社。「組織部忙於在學生中間做宣傳工作，並派遣他們去同工人和士兵建立聯繫。」同時還將召開有十個當地工會和行會代表參加的會議，以便成立勞動組合書記部。 （3）隨著共產國際成立遠東書記處，中國工作全部歸遠東書記處領導，維經斯基因此於1920年12月離開上海並返回了俄國，「中國共產主義組織經費一度支絀，今年（指1921年）1月份後半個月，工作出現停滯。為使之重新啟動並得以改善，我（指共產國際全權代表舒米亞茨基）不得不採取大膽的辦法，舉借貸款和使用其他手段，這才挽回了局面，報紙和出版工作才得以維持下來（如布哈林和普里奧勃拉任斯基的《共產主義ABC》用中文印行了兩萬冊）。」 （4）維經斯基改歸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領導後，「帶著檔和今後工作的經費」曾計劃重返中國，因「遇到了麻煩」而未能達到目的，這種情況又一度使「我們在中國的工作稍微有些停頓」12。 目前所能見到最早的較為具體的中共取得共產國際經費援助數目的資料，仍舊是1922年6月30日陳獨秀以中共中央執委會書記的名義，給共產國際的報告。報告中明確提到：「黨費，自一九二一年十月起至一九二二年六月止，由中央機關支出一萬七千六百五十五元；收入計國際協款一萬六千六百五十五元，自行募捐一千元。用途：各地方勞動運動約一萬元，整頓印刷所一千六百元，刷印品三千元，勞動大會一千餘元，其他約二千餘元。」 在這裏需要說明的是，中共一大召開於1921年7月，而陳獨秀是1921年9月前後由廣州回到上海，擔任中共第一次代表大會選舉的中央書記一職的。故陳獨秀報告的黨費收入與支出時間，是指他接手中央至中共二大召開，即從1921年10月至1922年6月的這一段時間。它並不意味著中共從1921年7月到10月之間沒有黨費收入與支出。而從陳獨秀的報告中可以了解到兩點：（1）這個時候中共的黨費收入與支出是包括黨的一般活動經費和工運經費在內的。相比之下，黨的一般活動經費的收支，僅為6,600餘元，而工運經費，亦即勞動運動方面的花費，則佔去了這時黨的全部經費的將近三分之二。（2）這時黨的全部經費當中，自籌款數不足6％，只夠開一次「勞動大會」，絕大部分活動經費都來自於「國際協款」13。 從中共二大召開之後，共產國際為中共提供經費的方式發生了一定的變化，由於赤色職工國際14也開始為中共提供一些財政援助，中共用於工運上的開支明顯減少了。這一點在中共三大陳獨秀的政治報告中和馬林檔案裏，都有明顯的反映。在馬林檔案中不僅可以看到張國燾、蔡和森、陳獨秀於1922年12月9日、1923年4月30日、5月17日、5月19日、5月20日分別簽收得到工作用款400美元、1,000墨西哥元（即當年也在中國流通的所謂「鷹洋」）、2,940港幣，及兩個3,000中國元的收條，而且可以看到赤色職工國際在1923年5月即開始與共產國際一同向中共匯款3,500美元，用於幫助中共、救濟受到中國政府迫害的同志等。故陳獨秀在三大的政治報告中所提到的經費支出，沒有提到在黨的工作中佔據最大份額的勞動運動的開支，似非偶然。報告稱：「黨的經費，幾乎完全是我們從共產國際得到的，黨員繳納的黨費很少。今年我們從共產國際得到的約有一萬五千，其中一千六百用在這次代表會議上。經費是分發給各個小組的，同時還用在中央委員會的工作上，用在聯絡上和用在出版周刊上。」15在這裏可以清楚地了解到：（1）與上一年度的情況相比，黨費的支出中原先佔三分之二的勞動運動的開支幾乎不存在了。（2）即使加上上一年度少算的八、九兩個月的收入，在中共一大至二大期間，共產國際提供的黨的月活動經費也不超過740元。而在中共二大至三大期間，共產國際提供的黨的月活動經費實際上已經達到1,250元，較上一年度有明顯的增長。 陳獨秀的報告沒有提到工運費開支的情況，並不意味著在二大至三大期間中共所從事的勞動運動已減少到無足輕重的地步，沒有單獨列項提及的必要。事實上，在1922年7月到1923年6月之間，中國的工人運動相當活躍，而北方的工人運動尤其受到中共的影響。像著名的「二七」大罷工，就發生在這個時期。儘管目前找不到赤色職工國際提供援助的具體資料，但僅在並非赤色職工國際代表的馬林的檔案中，也還是可以看到一些在陳獨秀報告中沒有提到的俄國人援助的工運費用的記載。這包括：（1）1922年11月，蘇聯外交人民委員會全權代表越飛（Adolf Joffe）為唐山罷工工人提供的1,000元和準備進一步籌集的400元。（2）1923年「二七」大罷工發生後，俄國鐵路工人捐贈給中國京漢鐵路工人受難者家屬3萬盧布。（3）1923年3月赤色職工國際為中國召開第二次全國勞動大會提供了1,000金盧布。（4）1923年5月莫斯科經由北京轉交中共278英鎊，要求三分之二用於組織中國的工人運動和即將召開的勞動大會。（5）1923年5月赤色職工國際交給中共中央2,000金盧布用於幫助中國的工會組織。（6）1923年7月莫斯科匯款1,840墨西哥元，說明用於撫恤「二七」大罷工罹難者家屬16。 綜合這一年度共產國際提供經費的已知的情況，可以了解的是：（1）共產國際提供經費的額度、途徑和方式都不固定，有時甚至會出現混亂。如共產國際執委會確定給中共的預算僅為每月1,000金盧布17，事實上共產國際的撥款經常超過此限額，以致其代表經常會弄不清楚莫斯科寄來的錢是做甚麼用的，應該給中共多少。共產國際在華全權代表利金更抱怨說：「國外工作的撥款無論在我以前還是我在（莫斯科）之時都沒有完全明確的計劃」，而且數額經常變動不定。「例如，朝鮮中央得到的是：9月份6,000，11月和12月份4,000，1月份2,000，3月份1,000。在中國工作的條件下，這種波動就會造成直接有害的影響」18。（2）由於各地黨員工作境遇不同，得到生活費的情況不一，因而難免會在黨內引發矛盾。如湖南的黨組織「大約有一半開支靠當地財源，一直在爭取自給」，得到的援款自然很少，結果那裏的「一些同志指責其他一些同志，說甚麼他們從莫斯科那裏拿了錢而且生活得不錯，但不關心別人，等等。」19（3）由於人員增多，辦公、交通及生活開支明顯增加。根據保存在馬林檔案中的一項1922年下半年的中共月開支的預算表，即不難了解到這種情況。在總計660元的勞動運動月預算中，人員工資一項已達到370元。在總計1,200元的出版宣傳費用月預算中，人員工資一項已達到610元，租房一項也達到110元。而在總計不過170元的辦公費用中，交通費一項就達到100元。由此不難看出，隨著中共組織的不斷發展壯大，其經費的需求也必然會相應地增長起來，從而不可避免地會與共產國際發生矛盾。馬林在中共三大結束之後，就表明了他的擔憂。他寫信告訴共產國際執委會說：「黨現有黨員420名，其中工人160名，但應指出以下情況：1、繳納黨費的黨員不到十分之一；2、因此，整個工作幾乎都是依靠外國經費；3、黨內的財政管理狀況至今不明；4、多數黨員沒有職業，所以黨同在職的工人、職員、教師等幾乎沒有聯繫。」20 馬林的擔心一時難以找到解決的辦法。儘管馬林就此專門在中共三大上提出過批評，並與陳獨秀等人進行過談話，但是現實的狀況一時難以改變。出於開展工作的現實需要，陳獨秀依舊不能不致信赤色職工國際，要求赤色職工國際提供固定的工作經費。根據他在三大後開列的工人運動每月預算表，中共為幫助京漢鐵路工會、漢口湖北聯合會、上海和廣州的工人俱樂部、北京、上海和廣州的工人周刊，以及勞動組合書記部等，每月至少需要1,630墨西哥元。他在信中寫道：「望每月支援我們1,000金盧布，其餘630元我黨自籌。」另外第二次全國勞動大會因故延期，中共雖已得到1,000元金盧布用於開會，但所需費用非2,000元墨西哥元不可，亦「望支援1,000墨西哥元，其餘部分擬請國民黨予以幫助」21。與此同時，陳獨秀亦明確要求共產國際每月提供黨費1,000－1,400金盧布。明確不贊成依靠外國經費開展工作的馬林，也深知中共中央的要求與現實的需要相比，已經是相當克制了。因此，他也不能不分別致信赤色職工國際和共產國際執委會，要求前者務必定期為中共中央提供經費，同時增加對召開第二次全國勞動大會的財政支持；要求後者同意中共中央的預算。他寫道：「罷工的失敗確實使這個小黨處境艱難，我想支持中央委員會的請求，建議你們批准至少從7月到今年年底這個期間每月資助1,400盧布。以後再要求估算黨可以從中國的財源方面拿出多少錢用於工作。」22 但是，自中共三大之後，由於蘇聯與國民黨之間的合作取得了重大進展，蘇聯顧問鮑羅廷等到達廣州，國民黨即將改組，整個聯共（布）中央注意的重心發生了某種程度的轉移，儘管共產黨人因為被要求加入國民黨而使自身的工作負擔明顯加重，來自共產國際的經費援助卻發生了問題。《工人周刊》因缺錢而拖期，《前鋒》乾脆無法繼續出版。就連共產國際來華的工作人員都注意到了這種不正常的現象，他們特別提醒莫斯科注意：中共中央「從10月、11月、12月都沒有從共產國際執委會那裏得到錢，而有整整六個月沒有從紅色工會國際那裏得到錢了」。這種情況給中共造成的巨大財政困難會引起不良後果，共產國際務必「要盡快採取措施把這些錢立即匯出來」23。 三 關於1924－1926年莫斯科提供經費的情況 1924年度共產國際提供給中共的經費數額，陳獨秀在1925年4月9日給共產國際的報告中有過具體的說明。這應該是迄今為止筆者所見到最詳盡的一個年度收入與支出報告。故將其主要內容摘錄如下： 「1924年1月至6月的預算： （一）收入總額：800美元和10,174.93元。A、由維爾德同志經手的有5,926.1元和400美元；B、由維經斯基經手的有用於中央擴大全會的400美元，6月至11月的每月生活費補貼2,409.5元。C、由鮑羅廷同志經手的有用於鐵路工人總工會的500元，用於民族運動的500元（借款）。D、紅色工會國際匯來的500元。E、其他289.33元24。 （二）支出總額：300美元和9,341.366元。A、中央委員會一共收入3,335.026元。（1）機關開支和各種開支：639.099元；（2）工作人員生活費：364元；（3）印刷、郵寄和電報：337.012元；（4）交通運輸：1,161元；（5）專項開支及中央全會開支833.415元。B、地方黨組織共收入2,973.84元。（1）山東：306.84元；（2）湖北：540元；（3）鐵路工人總工會：1,310元；（4）上海：265元；（5）湖南：240元；（6）北京：100元；（7）秘書處：170元；（8）唐山：42元。C、共產主義青年團借款50美元，共產主義青年團湖南地區委員會和上海委員會向黨借款共1,833元。D、償還債款250美元和1,200元。收支相抵尚餘520美元和833.064多元。 1924年7月至10月的預算： （一）收入總額：14,510.0164元。A、每月生活費共4,000元；B、紅色工會國際提供了7、8、9月的一半經費1,575元；C、向鮑羅廷同志借款2,550元，民族運動經費3,200元；D、前幾個月結餘833.064元和500美元；E、各地上交1,398.6元。 （二）支出總額：12,053.234元。A、中央委員會（一共收入）：5,802.87元。（1）機關開支和各種開支：1,218.54元；（2）郵件和電報：148.61元；（3）工作人員生活費：2,203元；（4）印刷388元；（5）專項支出：799.72元；（6）交通運輸：1,045.5元。B、地方黨組織共收入4,259元。（1）安徽（用於民族運動）：195元；（2）上海（用於民族運動）：1,200元；（3）湖南（用於民族運動）：400元；（4）香港：100元；（5）鐵路總工會：820元；（6）湖南：305元；（7）武昌和漢口：330元；（8）濟南：375元；（9）唐山：142元；（10）北京：180元；（11）天津：212元。C、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央、上海委員會、上海店員工會、全國學聯等共借款1,991.364元。收支相抵尚餘2456.93多元。 1924年11月至12月預算： （一）收入總額：740美元和8,242.225元。A、共產國際和紅色工會國際共提供2,687.795元和740美元；B、共產國際給第四次代表大會的援款870元；C、向鮑羅廷同志借款1,000元；D、過去結餘2456.93元；E、各地上交227.6元。 （二）支出總額：6,952.17元。A、中央委員會2,554.17元。（1）機關開支和各種開支：432.82元；（2）工作人員生活費1,903元；（3）郵件、電報：128.65元；（4）交通運輸：202元；（5）專項開支：162元；（6）印刷：598.7元。B、地方組織：2,548元。（1）北京：550元；（2）鐵路總工會：200元；（3）山東：233元；（4）湖南：100元；（5）唐山：90元；（6）武昌和漢口：275元；（7）上海：1,100元。C、各地民族運動總開支：1,850元。D、償還借款：740美元和698元。E、學生聯合會借款：20元。收支相抵尚餘552.055多元。」25 陳獨秀在1925年3月給共產國際執委會的報告中曾經提到，共產國際此前批准的黨費為每月2,250元26。相比之下，可知1924年度共產國際實際提供的經費要大大超過預算的數字。因為計算1924年1月至12月中共總收入情況，可以很清楚地了解到，中共這一年度每月的平均收入應當在2,960元上下。但與上述報告中頗為樂觀的「收支相抵尚餘 ××× 元」有相當距離的是，根據1924年黨員增長的數量，和中共在國共黨內合作的情況下所擔負的工作量，無論是陳獨秀，還是共產國際在中國的代表，顯然都對莫斯科提供的經費數額不十分滿意。不僅如此，共產國際的經費提供仍舊時常出現延誤數月的情況，中共中央1－6月收到的月平均經費數額與11－12月收到的月平均經費數額，相差了將近一倍。故1924年9月上旬陳獨秀在給維經斯基信中就曾對此頗多抱怨，說：「我們黨的經濟狀況很嚴重，由於經費不足許多方面工作處於荒廢狀態。我們希望您立即從共產國際和紅色工會國際給我們寄7、8、9、10月份的錢來。」27在他看來：「由於我們黨做工作，職工運動和國民運動在日益發展，因此我們黨的組織工作也在不斷發展。但由於工作人員和物質力量不足，我們失去了許多有利的發展機會」。共產國際不僅不應再拖欠經費，而且應當增加原有的預算，將月費2,250元提高到月費3,650元的水平28。對此，1924年底前來中國的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也有同感。他的建議是：「請從國民黨經費中撥給我們一定的數額來為實現國共兩黨提出的口號開展強大的宣傳運動。」他明確提出：如果堅持要中共在原有的預算範圍內進行工作，「那會是個大的錯誤」。莫斯科有必要從給國民黨的巨額援助中撥出一定的數額給共產黨，用來增加中共中央機關刊物《嚮導》周報和《民國日報》的印數，出版幾萬幾十萬呼籲書、傳單和通俗小冊子29。 中共四大召開於1925年1月。在四大之後的一段時間裏，共產國際批准的中共經費預算一時間並沒有加以調整，但隨著赤色職工國際從1月份正式開始提供援助，從2月份開始工運費已單獨預算，因此整體上黨的活動經費明顯增加了。據陳獨秀4月9日的報告稱： 「1925年1月預算： （一）收入總額：5,297元。A、紅色工會國際和共產國際4,700元；B、過去結餘552.055元。 （二）支出總額：5,520.86元。A、中央委員會1,491.86元。（1）機關開支、工作人員生活費以及中央組織部各種開支：190.5元；（2）工農部：344.6元；（3）宣傳鼓動部：250元；（4）出版部：399元。B、地方組織（一共收入）：3,056元。（1）上海：875元；（2）天津：170元；（3）山東：306元；（4）武昌和漢口：560元；（5）香港：100元；（6）湖南：565元；（7）北京：150元；（8）唐山：30元。C、第四次代表大會開支：897元。（1）代表們的零雜開支：103元；（2）代表們的路費：490元；（3）膳食費及各種開支：310元。D、民族團結促進委員會借款：76元。收支相抵尚餘51.195多元。 1925年2月預算： （一）收入：1,998.065元。A、過去結餘：51.195元；B、共產國際提供：1,946.86元。 （二）支出：1,961.65元。A、中央委員會：1,006.65元。（1）組織部：343.65元；（2）工農部：190.01元；（3）宣傳鼓動部：407.9元；（4）婦女部：65元。B、地方組織：885元。（1）上海：200元；（2）湖北：180元；（3）北京：255元；（4）山東：110元；（5）湖南：115元；（6）北京：20元。C、民族團結促進委員會借款：70元。收支相抵尚餘36.315多元。 1925年2月工人運動開支的預算： （一）由共產國際提供的收入總額：1,280.033。 （二）支出：1,058.02。（1）上海：350元；（2）湖北：179元；（3）湖南：210元；（4）山東：130元；（5）北京：50元；（6）天津：130元；（7）郵資：9.02元。收支相抵尚餘222.31元。」30 由上不難看出，從1925年1月起，赤色職工國際已經開始和共產國際一同向中共中央提供經費援助；從2月起，黨費和工運費已開始分開單獨預算了。即以2月兩項經費之和3,226元計算，也可以看出中共所得月經費額已超過上一年度月經費的平均額了。 1925年，是中共組織發展發生重大飛躍的一年。由於中共成功領導了「五卅」運動，其影響前所未有地擴大起來，以致黨員的數量從中共四大召開時的不足千人，到1926年竟達到了上萬人，到1927年5月中共五大召開時，更達到了近六萬人的規模。從一個數百人的小組織，發展到上萬人的革命黨，共產國際原有的預算無論如何都跟不上形勢了。因此，進入1926年以後，共產國際提供給中共的經費預算，已經達到每月6,000元的水平了。即使如此，也仍然無法滿足中共組織發展的需要。1926年「三二○」事變的發生，使得加大對中共資金援助的力度問題變得更加迫切和重要起來了。5月20日，聯共（布）中央政治局會議甚至通過了要「想方設法加強對中國共產黨的人員和資金援助」的正式決定31。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對此更是再三呼籲。他指出：「中國的同志不僅具有良好的意願，而且具有堅強的意志、堅韌不拔的精神和巨大的工作熱情，只是需要給他們以幫助。」中共現有的經費完全不足以在全國範圍內擴展自己的工作和影響，「我想再一次提醒並堅決請求，根據中央的要求給中國黨增加預算，即從每月6,000盧布增加到14,000盧布。」「這個問題不能再拖延了」，必須盡快履行政治局的決定，「因為工作確實廣泛地開展起來了，在這裏感覺到非常需要經費。不應讓我們的工作由於缺少共產國際執委會的必要幫助而被迫收縮。」32 四 關於1927年莫斯科提供經費的情況 聯共（布）中央政治局的決定和維經斯基等人的呼籲發生了作用。在1927年初的帳單上我們可以發現，共產國際批准的中共經費預算已經達到了1.2萬元。赤色職工國際和青年國際還有單獨的預算幫助中國的工人運動和青年團組織。但是，隨著1926年7月北伐戰爭的開始，中共組織的發展和工作推進的需要，變得更加迅速和難以預測了。於是不僅赤色職工國際、青年國際要向中共提供工運費和青運費，農民國際和濟難國際33也一度開始專項提供農運費和濟難費。再加上軍事工作的全面展開，聯共（布）還不得不委託蘇聯軍事當局設法提供兵運費。為應付頻繁出現的意外事件，共產國際還通過專項撥款給在華的共產國際代表一筆特別費。進入到1927年以後，隨著上海工人武裝起義的舉行、蔣介石發動「四一二」事變、國共關係全面破裂後中共轉入地下並在全國範圍進行武裝暴動，大小事件頻繁演出，整個經費援助的情況自然也就成了一筆糊塗帳。 下面僅據已有的資料說明共產國際為幾次重大事件提供資金的情況： （1）上海工人武裝起義。據上海區委檢討第二次（2月22日）武裝暴動的情況時談到，此次暴動經費約支出2,470元，實際花掉1,789元，餘671元。據特委會報告稱，為第二次武裝暴動，曾準備用3,000元活動海軍，僅花掉1,000元。在準備第三次武裝起義的過程中，據上海區委報告，曾向俄國人要求援助6,500元，俄國人同意提供7,000元；又向國民黨人提出援款要求，國民黨人則同意給罷工工人5,000元。3月5日下午已得款1.3萬元。 （2）開辦黨校。經莫斯科批准，決定在漢口辦黨校，開辦費4.97萬元，月費預算為1.42萬元。 （3）湖南農運。7月5日，共產國際代表同意為復興湖南農運撥款3.95萬元。 （4）轉入地下。8月9日，鑑於白色恐怖嚴重，中共中央決定政治局委員要單獨租房居住，不可兩人同住，以免發生危險。國際代表為此撥款1,000元。 （5）秋收暴動。8月10日，經中共中央批准，並國際代表同意，決定秋收暴動預算「至多不可超過滬鈔一萬元。」 （6）建立軍隊。8月11日，聯共（布）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批准軍事總顧問加倫（Vasilii K. Blyukher）關於組織南昌暴動，然後南下佔領廣東汕頭，接運蘇聯武器，以便裝備一個軍的提議。為此，在已向蘇聯駐武漢總領事和軍事顧問加倫送款30萬美元之後，會議決定：還應「為此目的撥給15,000枝步槍、1,000萬發子彈（算在庫倫儲備物資帳上）、30挺機關槍和4門山炮，帶2,000發炮彈，總金額110萬盧布。」 （7）為將已經送去庫倫接受過軍事或政治工作訓練的41名中國學生送往廣東，加強南昌暴動部隊的骨幹隊伍，聯共（布）中央政治局決定為把他們送回國去撥款4,000美元。 （8）京漢粵漢鐵路罷工。9月，經中共中央批准，並國際代表同意，決定由林育南帶去給岳州以南至安源的罷工基金1,500元，岳州及其以北（漢口）的罷工基金由中央直接接濟。初步計劃：平均一個工人6元，堅持一個月。 （9）北方暴動。10月，共產國際代表未經中央同志，單獨匯給北方局3,000美元用於組織暴動，後又寄出4,500美元。 （10）緊急會議。11月，為召開中共中央緊急會議，共產國際代表同意中共中央所提2,000元的預算。 （11）廣州暴動。據中共中央1928年1月16日報告稱，從1927年11月至1928年1月，總計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已為廣州暴動用去了近10萬元34。 除上述重要事件的專項撥款以外，已知1927年的經費援助情況亦可扼要列舉如下： （1）5月26日，青年團中央書記報告稱：共產國際原定每年2.4萬元的預算已取消，青年共產國際決定每三個月提供經費7,000元。中共中央書記報告稱：黨的預算，連同特別費，只能有1.5萬元。 （2）8月，鑑於國共關係破裂，蘇聯對國民黨的援助全面停止，中共中央反覆開會討論以後的預算問題。從最初提出總的預算每月8.2萬元，後減至4萬到5萬元，強調一定要細細地與共產國際代表核算。同時也要求黨員要自己謀生活，組織部要切實收黨費。據組織部長報告稱，自籌黨費估計或可有3,000元。 （3）9月6日，共產國際為中共撥款17,128美元。 （4）9月15日，中共中央組織部長報告，已與濟難國際代表商定：濟難國際每月提供兩湖地區1,500元，江蘇2,000元，廣東1,000元，北京700元，由中央轉交各地。中共中央提出，應請濟難國際每月再增加1,500美元的援助。濟難國際1928年初為1927年後3個月實際撥款1.9萬美元。 （5）11月17日，因與共產國際代表交涉困難，中共中央決定黨費月預算仍維持1.2萬元，中央7,000，各省5,000，工運費和特別費單列。 （6）1927年12月，中共中央又提出1928年月預算為5.5萬元。但與共產國際代表交涉談判未果。 （7）除非正常性開支外，共產國際在1927年預算內的撥款總數為187,674元35。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