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目前中国经济史的研究可说有三大学派：一派偏重从历史本身来探讨经济的发展，并重视典章制度的演变。一派偏重从经济理论上来阐释经济的发展，有的力求作出计量分析。一派兼雇社会和文化思想变迁，可称社会经济史学派。同时，也必然对经济史的理论和方法问题有不同观点和见解。我以为这是一大好事。百家争呜才能促进学科的发展。如果只有一个观点，用一个声音讲话，我们经济史就要寿终正寝了。 历 史 经济史首先是[史]，是历史研究的一个分支。 历史研究(不是写历史)是研究过去的、我们还不认识或识不清楚的历史实践， 如果已认识清楚， 就不要去研究了。 因此，实证主义是不可须臾或离的治史方法。19 世纪末期以来反对实证主义的议论，都集中在历史认识论上。我以为， 应当承认我们对历史的认识有相对性(卡雨)、时代性(克罗齐)、思想主观性(柯林伍德)， 但都可归之于[认识还不清楚]， 需要再认识。历史需要没完没了地认识， 否则历史学者都可下岗了。 历史学的首要任务是探求历史真实，史料考证非常重要。50年代史学革命要打倒历史主义，代之以[科学的史学]。结果出现了模式论、逻辑实证主义和包含目的论、决定论的历史研究法，我看都不足取。 价值判断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史学本来有实证分析(positive analysis)和规范分析(normative analysis)两种功能。作实证分析时要把所论事物或行为放在它产生或运行的具体历史条件下，不可怨天或尤人。作规范分析时，则是用今天的价值观， 不仅评论当时效果，还包括它对后人以至今人的潜在效应，但不要苛求古人。 每个人都有自已的历史哲学，即世界观和历史观。但只应作为思维方法，而非推理根据。[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恩格斯)；[历史唯物主义……只是……说明历史的方法](列宁)。我赞成[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思维方法，前句是说经济的发展应与自然界相适应，后句是说要有意义地考察中国历史发展的辩证法。 经 济 经济史是研究各历史时期的经济是怎样运行的，以及它运行的机制和效果。这就是必然涉及经济学理论。在经济史研究中，一切经济学理论都应视为方法论；任何伟大的经济学说，在历史的长河中，都会变成经济分析的一种方法。没有一个古 今 中外都通用的经济理论。[史无定法]， 需根据时空条件、问题性质和史料的可能，选用适当的经济理论作为分析方法。 任何经济学理论都要假设若干条件或因素可以略去或不变，否则不可能抽象出理论来。这种假设是与历史相悖的，因而，在应用时必须用历史学的特长来规范时间、空间(地区特点)和考察范围，使理论在小环境内起分析方法的作用。在对待[经济人]这个假设时，还要从社会和文化传统上来规范它。 经济史凡能计量的都应尽可能计量，乃至模糊数学；有时比较值更重要于绝对值，这是史的特点。回归分析要谨慎，例如不少于十个连续数据。除非当代史，我不赞成用模型，也不赞 成用反拟法(counterfactual)。 经济史利用经济学的理论进行经济分析，但应指出更复杂的历史条件，提供社会制度、文化习俗等广阔的视野。经济史应当成为经济学的源，而不是它的流。 制 度 任何经济都是在一定的制度保障下运行，才能持久。制度机制着经济的有序运行，要有稳定性；但历史上也常有变迁，尤其像田制、赋役制度、劳动制度等。这种变迁是不可逆的，表现历史的进步。但也会出现反复和逆流，造成停滞和倒退。一般说，生产和(或)交换的发展要求制度的革新，而在一定的生产力水平下，制度的良窳决定经济的盛衰。 近代经济史是研究传统经济向现代化经济的转变过程，也就是新的(现代化的)经济因素产生和发展的过程。这种的经济因素，不仅要求有一般制度的革新，还要有体制上的(systematic)以至根本性的(constitutional)变革，才能完成(以工业化为标志的)转变。这是西方从重商主义到工业革命的历史经验，也是马克思[交往与生产力]的理论。(该理论认为16世纪交换和世界市场的扩大，引起商业制度变革和政治革命，最后导至机器大工业的建立，载《德意志意识形态》。) 我认为，我国在16、17世纪已经产生了现代化的经济因素或萌芽，也有了赋役、租佃、信雇工等制度一定的变迁，但由于一元化专制统治的牢固和18世纪的众多逆流，未能引起体制的和政治的制度变革，因而未能实现工业化。 社 会 经济发展和制度变革，必然引起社会结构、群体组识和行为的变迁；同时，体制度和政治的变革，需要创新集团和社会群体两种力量，才能实现。 近代经济史无力研究整个社会，主要是考察人中与分业(土农工商)、宗族制度、等级制度、乡绅和社区组织、消费习俗等变迁，这些变迁反映社会现代化的趋向。 应注意到，经济变迁与社会变迁不是同步的，因为还有其他因素。经济史研究中的非经济因素最大的是政府和文化两项。中国封建政府对促进经济发展和障碍社会现代化的效率都远大于西方中西方中世纪王朝。 文 化 经济发展——制度改革——社会变迁，在最高层次上都要受文化思想的制衡。制衡(conditioned)有变重含义：一方面，不合民族文化传统的制度变革往往不能持久(如人民公社)；另方面，文化思想殖Ｊ巧缁嶂贫缺涓锏南鹊迹庵窒鹊祭飞铣浦猍启蒙]。 经济史学者，限于精力，只能考察居于主导地位的文化思想；这在西方是基督教文化，在中国就是儒家文化实际上已渗入他家，就国家统治说，大部分历史是[儒表法里]的。 文化思想变迁不是与经济发展如影之随形，不可以经济决定论。就近代史而言。我以为儒学的变化就是自宋以来，它汲取佛老哲学，使自身逐步理性化(李约瑟称之为科学化)。至明王阳明创致良知说，起了解放思想的作用。16世纪出现了以泰州学派、李贽和东林党人为代表的反传统思潮，17世纪出现了以顾炎武、黄宗义、王夫之和颜李学派为代表的启蒙思潮。但是，入清以后，一元化专制主义在文化上的逆流比在经济上逆流严重得多，儒学转入经学，万马齐暗。到19世纪以西学改造儒学，才有第二次启蒙思潮。这以后，文化思想的作用又是先导为主了。 出处：载《近代中国经济研讨会1999论文集》张伟保、黎华标主编，新亚研究所1999年9月版。转发自中国经济史论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