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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改革开放以来；明史研究；史学观念；问题意识；研究取向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明史研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大繁荣局面。这首先表现为研究队伍日益扩大，论著数量空前增加。其次是思想解放不断深化、认识水平不断提高，对皇权政治、农民战争等一系列历史问题的评价变得越来越理性和客观。再次是研究方法日益多样，研究领域日益拓展，史学观念、问题意识和研究取向发生了深刻变化。其中社会史的兴起尤其值得关注，不仅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对传统的政治史、经济史、思想文化研究也产生了深刻的渗透和影响。尽管明史研究形势喜人，成就巨大，但也存在一些不足和缺陷，如选题重复、内容肤浅、对国内外研究状况不够了解等。 [中图分类号]K092—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10)02—0005—24 The Studies of the Ming Dynasty in China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GAO Shou—xian (EditorialDepartment ofExpanding Horizons，BeijingAdministrative College，BeOin9100044，China) Keywords：since the Reforrn and Opening-up；studies of the Ming Dynasty；idea of historiography；problem conscious— ness；research approach Abstract：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the studies of the Ming Dynasty has shown great development and prosperity in an unprecedented situation．Firstly，it manifested in the continuous growth of research team，and unprecedented hum— ber increase of research results．Secondly，it was shown in the continuous deepening of ideological emancipation，im— provement of awareness level，and more and more rational and obj ective evaluation for a series of historical issues as im— perial power politics，peasant war．Thirdly，it was seen in the increasingly diverse of research methods，eve-developing of research field，profound changes of idea of historiography，problem consciousness，and research approach．The rise of social history attracted special attention．It not only opened up a new area of research；moreover，it has produced a deep penetration and impact on traditional political history，economic history，thought and culture studies．Though the situa— tion is gratifyin9，the achievements are great，there are a number of shortcomings and deficiencies，such as the repeated topics，superficial content，the insufficient knowledge for research status at home and abroad． 1978年以后，在改革开放春风的吹拂下，明史研究不仅很快从“文革”期间的冷寂状态中恢复过来，而且呈现出愈来愈快的发展势头，发表的论著之多，完全可以用汗牛充栋来形容。作为一篇容量有限的回顾性文章，本文无意承担也不可能完成全面介绍30年来明史研究实绩的任务，已发表的大量综述性论著①和一部即将出版的论著目录②，自会给读者提供了解明史研究全貌的足够信息。因此，本文对30年来明史研究所做的回顾和评述③，带有管中窥豹的性质，重点关注史学观念、问题意识和研究取向的变化。其中一些变化尚处于起始阶段，远未成为学术主流。很显然，这样的学术史梳理，很大程度上会受到个人学识和兴趣的局限，未必能完整反映明史研究的真实状况，挂一漏万，自属必然，遗珠弃璧，亦难避免。疏漏讹误之处，敬请学界同仁教正。 ———————— ①如李小林、李晟文主编，南炳文审订：《明史研究备览》，天津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林金树：《研究概况》，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第九卷(明时期)，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南炳文：《辉煌、曲折与启示：20世纪中国明史研究回顾》，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赵毅、栾凡：《20世纪明史研究综述》，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钞晓鸿：《明清史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此外，《明史研究论丛》第三辑(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刊载了《l979～1982年明史研究概述》，《中国史研究动态》自1983年开始都会发表上一年度明史研究综述。 ②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编：《百年明史研究论著目录》，安徽教育出版社即将出版。承蒙编者提供并惠允参阅这部尚未出版的著作，谨此致谢。 ③本文评述对象主要限于中国内地学者在内地发表的论著，但在明史研究日益“国际化”的新时代，严格固守疆界似乎既不可能也无必要，为了保持学术线索的完整和连贯，偶尔也会提及内地学者在境外发表以及境外学者在内地出版的论著。 一 重新认识明朝：观念与视角的变化 在许多人心目中，明朝是中国漫长王朝史上的一个阴暗时段，不要说与气象宏大的汉唐盛世难以比肩，就是与代明而兴的清朝也无法相比。这种状况引起一些明史学者的反思，他们要求重新审视和评价明朝的政治局面、经济发展和社会变化，而学术观念的转变和具体研究的深入，则为重新认识明朝提供了必要的理论基础和事实依据。 1．“明史观”的转变：对皇权政治的批判与反思 笼罩在明朝历史上的阴暗色调，很大程度上是由专制政体和皇帝行为构成的。早在明清之际，黄宗羲等人就对明朝皇权政治进行了深刻的批判。近人吴晗、丁易描绘的那幅暴虐的专制君主和黑暗的特务政治画面，在学术界和社会上都产生了深刻影响。上世纪80年代前期，学界兴起一股研究明清专制主义中央集权问题的热潮，或总结专制集权的特征，或论述加强皇权的措施，或探讨专制集权的社会基础，或检讨专制集权的社会经济影响，或与同期欧洲君主制度进行对比。其时刚从“文革”创痛中恢复过来，学者们深感封建专制残余遗留之重、危害之深，尽管对专制集权在惩治贪污和恶霸豪强、恢复社会经济上的作用有所肯定，但总体上是持批判态度的，认为其后果是加强了对人民的统治，导致明朝中后期出现宦官专权等弊端，阻碍了社会生产和文化科学技术的进步，束缚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延缓了封建社会的瓦解和崩溃。① 80年代后期以来，这种传统观点仍然很有影响。个别学者痛惜中国现代化步履之艰难，将其根源追溯到明朝，对明朝皇权政治作出更加极端化的负面评价。如吴祥安认为，经过朱元璋的一系列制度改革，“一个极端的君主寡头专制的格局就奠定下来，封建专制主义就有了完备的形式和内容，中国的封建主义政治制度就走上了极端，发展到了它的顶点"，这“使中国封建主义政治制度从此失去了发展更新的机制与活力，在世界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更替的关键时期，中国丧失了一次跻身近代世界先进行列的机会”。王毅也评论说，“明代权力体制是皇权制度恶性化发展的典型”，“明代为代表的中国皇权社会晚期形态所具有的一系列最主要特点，无不是与世界的现代化进程完全相逆的”。他提醒说：“以往的明史研究多是对一个具体王朝兴衰原因的分析，其实明史的更大意义，在于鲜明昭示了那因为历史和文化的滋养而发展到极为完善坚固的专制权力制度，因为自身不可克服的内在规定性而腐溃、挣扎，直至走到生命尽头的过程。”② 对于上述流行观点，近来一些学者提出强烈批评。如潘星辉系统考察了自清初以来“明史观”形成与嬗变的过程，认为“它既自成体系，又支离破碎，既漏洞百出，又有理有据，它糅合了史事的真、错、假、幻，最终使一个三百年的王朝黯然失色”，可以说，在中国古代史上，“似乎没有哪个王朝像明代那样被众多的误解所扭曲、被十足的偏见所辱没”。陈梧桐也对“扭曲和贬抑明史的几种观点”进行了比较系统的分析和批评。王天有对作为负面象征屡被提及的明朝皇帝不上朝、宦官等问题进行了新的分析，他指出：皇帝不上朝不等于不问政，而是大政的处理形式发生了变化，即以“钦承宸断”为特点的上朝机制逐渐为“廷议一票拟(内阁)一批红(皇帝或司礼监)一封驳(六科)～执行(六部)”的形式所取代，这种变革多少带有一些民主色彩；有关明代宦官问题的研究多如牛毛，基本上都是作为“阉祸”来表述的，应当正确看待明朝宦官问题，既要看到宦官权重所带来的危害，也要看到宦官在国家权力运作中的作用。商传也提醒“不要误读晚明史”，认为论者多谓晚明政治腐败，其实是对明史的误读，晚明政治与经济、文化、社会生活一样，也发生了较大变化，最突出的一点就是专制统治的松动。③ ———————— ①参看南炳文《辉煌、曲折与启示：20世纪中国明史研究回顾》第88～89页。 ②吴祥安：《关于朱元璋集权的若干思考》，《学术界>71995年第5期；王毅：《中国皇权制度逆现代性的主要路径：从明代的历史教训谈起》，《开放时代>>2000年第7期。③潘星辉：《被扭曲与被辱没的历史》，《明清论丛》第六辑，紫禁城出版社2005年版；陈梧桐、彭勇：《明史十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一讲；王天有：《有关明史地位的四个问题》，《明清论丛》第七辑，紫禁城出版社2006年版；商传：《不要误读晚明史》，《中国社会科学院报》，2009年3月3日第ll版。 2．从“萌芽”到“转型"：社会变化的视角转换 随着唯物史观主导地位的确立，“五阶段论”成为分析中国历史发展的标准模式。明朝与鸦片战争以前的清朝共同构成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阶段。新中国成立后，围绕“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和“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展开的学术大讨论，都与明清时期有关。尽管对于这个最后阶段属于“末期”还是“晚期"尚有争议，但基本判断并无大别，很多学者认为明代后期已经出现“资本主义萌芽”，但只是“稀疏地”出现在个别地区，并受到势力强大的封建上层建筑的阻碍，因而发展缓慢甚至夭折。 80年代前期，上继五六十年代之余绪，再次掀起“资本主义萌芽”研究热潮。这次讨论在深度和广度方面都有很大进步，特别是几部具有经典意义的著作的出版，如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一卷《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李文治、魏金玉、经君健《明清时代的农业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傅衣凌《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等，把“资本主义萌芽”研究推向鼎盛状态。此外，以前的研究偏重于理论性的阐发和举例式的说明，此期加强了专题式的实证研究，或以某地区、或以某城镇、或以某行业为对象，其主旨固然是要证明“资本主义萌芽”的存在，但具体内容牵涉甚广，大大加深了对明清时期地区经济和部门经济的认识。不过，从理论模式、问题意识及分析方法看，此期研究多因循而少创新，缺乏推动后继研究的动力，因而绚烂之后很快归于平淡。 在实际研究中，一些学者对“资本主义萌芽”概念产生了疑惑和反思，认为这一源自西方历史经验的理论模式未必适用于对中国史的解释。如傅衣凌指出：“长期以来，人们坚信不疑：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中国也将和西欧一样，自发地依靠自身的力量进入资本主义社会。这一立论是从马克思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引伸而来的，但不一定符合马克思本人的观点……所以关于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讨论，必须从中国历史发展的实际出发。”吴承明则起而号召说：“在历史研究上，不要提研究资本主义萌芽了。与其说资本主义萌芽，不如叫近代化萌芽，即市场经济的萌芽。”傅衣凌的学生李伯重也批评说：此种研究深受“欧洲中心主义"史学观影响，虽然取得巨大成绩，但也存在巨大失误，甚至连“资本主义萌芽是什么”这样的基本概念都没有弄清楚，因而中国学者对“萌芽”的信念只不过是一种“情结”，缺乏事实根据和理论基础。① 经过批评和反思，9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萌芽”基本退出主流话语的行列，取而代之的是“近代化萌芽”、“社会变迁”、“社会转型”这样一些比较中性的概念。吴承明《16、17世纪中国的经济现代化因素与社会思想变迁》是一篇具有“范式”意义的论文，系统梳理了当时中国的经济现代化因素、社会变迁和思想变迁。②牛建强《明代中后期社会变迁研究：社会风尚理论拟构及其运用》(台北，文津出版社l997年版)以社会风尚的变化为切入点，对明代中后期社会变迁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考察，尤其关注不同地域社会风尚变化的时间差别问题。万明主编的《晚明社会变迁：问题与研究》(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通过对一些专题的深入考察，透视晚明社会新旧交替、多元混合的复杂变化，认为晚明是一个关键的历史转折时期，由此开始了中国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的转型。张显清主编的《明代后期社会转型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对明代后期社会转型进行了全方位的考察与总结，认为明代后期，中国古代封建社会高度成熟并开始起步向近代社会转型，明代后期是中国早期近代化历程的起点。 就研究取向而言，这些新成果与“资本主义萌芽论”具有同质性，两者都是在旧的社会母体中寻找可以导致质变的新因素。但两者对明代社会变化程度的估计颇有差异。“萌芽"论者虽然承认明代后期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但对其表现、水平和前景估计较低，而“变迁”或“转型”论者对明代发展变化程度的评价则要高得多，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思想文化领域都发现了“现代性因素”，似乎已隐约可以看到那轮喷薄欲出的近代社会的朝日。 ———————— ①傅衣凌：《中国传统社会：多元的结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l988年第3期；吴承明：《要重视商品流通在传统经济向市场经济转换中的作用》，《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2期；李伯重：《中国经济史学中的“资本主义萌芽情结”》，《读书》1996年第8期。 ②吴承明：《中国的现代化：市场与社会》，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30～50页。 3．从边缘到中心：世界地位的重新审视 早在改革开放以前，出于中西对比的直观感觉，就形成这样一种“规范认识"：明代中后期是中国从先进走向落后的转折点。改革开放初期，有感于中国与西方差距之大，这种认识得到更加广泛的认同。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华书局1982年版)中曾评论说：明朝“维护落后的农业经济，不愿发展商业及金融的做法，正是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由先进的汉唐演变为落后的明清的主要原因”。此书能够风靡波流，除了文笔摇曳生姿外，其观点正好契合国人之心态，也是很重要的原因。对明朝历史地位的类似判断，至今在社会上和学术界都仍然十分流行。 随着经济稳定而快速的发展，中国成为世界瞩目的中心，一些学者要求重新审视历史上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角色和地位。这方面最强烈的呐喊，发自大洋彼岸并在中国引起强烈回响。如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认为最迟自1500年以来，全球就存在一个世界经济及其世界范围的劳动分工和多边贸易，而这个世界经济体系的中心就是中国。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也试图证明：“迟至18世纪中叶，西欧的生产力或经济并没有独一无二的高效率”，在此之前，中国的发展模式和水平决不低于西欧，甚至还要更好一些。这些新的判断与明代都有密切关系，如果确能成立，不但可以否定明代中后期已落后于欧洲的观点，甚至还可以进一步确定当时中国仍较欧洲优越的地位。 对于这些与传统看法迥异的新看法，一些明清史学者表示由衷的赞赏和积极支持。其中李伯重的研究，与弗兰克、彭慕兰等人构成相互支持、相互呼应的关系。他对于明清经济史研究中影响广泛的那些成说，如“人口压力”、“技术停滞"、“劳动生产率下降”等，予以全面否定和批判，认为在欧洲工业革命之前的几个世纪中，中国在经济发展的许多方面都不逊于欧洲。樊树志受到弗兰克观点的“深深震撼"，针对晚明中国的世界地位评论说：“在以往人们头脑中的思维定势似乎久已深入人心，以为老大的中华帝国已经日趋没落了。然而令人难以置信的历史事实雄辩地表明，当时的中国竟然在经济全球化的起步阶段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不仅邻近的国家在保持传统的朝贡贸易的同时，民间走私贸易日趋 兴旺，而且遥远的欧洲国家如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国以及它们在亚洲、美洲的殖民地都卷入与中国的远程贸易之中，使以生丝与丝织品为主的中国商品遍及全球，作为支付手段的货币是占世界产量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甚至更多的白银，它源源不断地流人中国。这种现象足以让每一个中国人为之震惊，然而却似乎早已被当代中国人忘却或者全然忽略了。”① 同时这些新观点也遭到一些学者的强烈质疑。如王家范评论说：弗兰克“欲以‘中国中心，的‘世界体系’取代‘欧洲中心’的‘世界体系，如此强烈，用‘狂热’一词来形容亦不为过”。“他几乎像是有意地忽视许多众所周知的重要历史论著，只选择对他有利的论据，而置不利的历史证据于度外。过于强烈的主观逻辑偏执使他变得十分任性，非理性地拒绝承认有悖主观逻辑的任何历史和现实的经验事实，像是活在自己所罗织的虚幻概念世界里，不愿感应外在世界的真实"。针对彭慕兰的观点，美籍华裔学者黄宗智也提出尖锐的批评：“彭书没有认真对待近20年来西方研究18世纪英国的主要学术成就，即对农业革命、原始工业化、城镇发展、人口行为转型以及消费变迁等‘五大变化’的证实，把这些革命性的变化尽量写成是内卷型(即劳动边际报酬递减)的演变，同时又把长江三角洲经历的人口对土地的压力描述成发展型(即劳动边际报酬剧增)的变化，结果抹杀了两者之间的差异。”李宪堂则批评弗兰克与彭慕兰描述的全球经济情景是编造的“新神话"。② 尽管受到相当尖锐的批评，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新观点的影响力正在增强。过去普遍认为中国从明朝开始落后于世界，沦为世界体系的边缘地区。然而当摘掉“西方中心论”的旧眼镜、换上“中国中心观”的新眼镜之后，蓦然发现当时以及此后相当一段时间内中国仍然是世界体系的中心。当然这副新眼镜是否导致新的“屈光不正”尚待研究和评估。 总体看来，通过重新认识和反思，明朝历史正脱去那件穿了很久的灰黑长袍，换上一袭色彩斑斓的亮丽外衣。这件新衣是否完全合身，肯定会见仁见智，这将是一个值得长期思考的问题，希望能有更多学者关注这些问题，通过更加深入的理论思考、更加扎实的实证研究，把被扭曲的历史纠正过来，当然也要注意不能矫枉过正，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 ①李伯重：《“最低生活水准”与“人口压力”质疑》，《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l期；《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理论、方法、发展趋势：中国经济史研究新探》，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樊树志：《“全球化”视野下的晚明》，《复旦学报》2003年第l期。 ②王家范：《解读历史的沉重——评弗兰克〈白银资本〉》，《史林》2000年第4期；黄宗智：《发展还是内卷？十八世纪英国与中国——评彭慕兰<大分岔：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历史研究》2002年第4期；李宪堂：《白银在明清社会经济中生发的双重效应——兼评弗兰克与彭慕兰的“全球经济观”编造出的新神话》，《河北学刊》2005年第2期。 二 政治史与制度史研究的繁荣与变化 政治史和制度史是中国传统史学关注的中心课题。20世纪初开始兴起的“新史学”以及后来成为主流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虽然对其构成一定程度的挑战，但未能动摇其中心地位。在20世纪的西方史学界，传统政治史曾被新兴的社会史挤到非常边缘的境地，后来经过积极吸纳社会史乃至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才以“新政治史”的面貌得到复兴。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史的兴起，对政治史和制度史也造成一定冲击，但程度不很严重，从明史研究状况看，政治史和制度史仍是最为活跃的学术领域。可以说，相对于其他方面，政治史和制度史的变化较为缓慢，但绝非一成不变，问题意识和研究取向都出现了值得注意的新趋向。 1．政治史研究的热点变换 政治史的范围包罗甚广，目前综合性著作只有毛佩琦和张自成《中国明代政治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张显清和林金树主编的《明代政治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等数种，其他都是就某个方面、某个专题或某个人物展开的研究。尽管“精英政治史”颇受诟病，但皇帝及其他政坛“明星”依然最容易吸引史家的目光，相关论著多不胜数，尤以皇帝传记最多，成系列的就有辽宁教育出版社“明代帝王系列传记”(1993"----1997年版)和吉林文史出版社“明帝列传丛书"(1996年版)。通过对政治史研究成果的粗略梳理，笔者感觉学者们兴趣各异，选题极其分散。但也形成了若干热点，有的是从以前延续下来的，有的则是此期新出现的；有的灿烂至极很快归于平淡，有的热度稍低而持续时间较长。这 些热点的起落转换，反映了不同时期明史研究的观念转变和兴趣转移。 由于开国史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很早就成为学者们关注的重点，并出现了吴晗《朱元璋传》那样的高水平著作。改革开放以来，朱元璋及明初政治史仍然是学者研究的热门课题，陈梧柯、吕景琳、孙文良、万明、黄冕堂等皆出版过朱元璋传记，此外还有罗东阳《明太祖礼法之治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等专著，但关注的具体内容，前后却有明显变化。上世纪80年代前期，学者们承续50年代的问题意识，围绕朱元璋政权的“蜕变”、明初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强化等问题展开讨论。此后，关于专制集权问题仍陆续有论著发表，而“蜕变”问题则很快淡出学界视野。学者们不再热衷于用阶级分析方法给朱元璋政权定性，而是更加重视对明初史事和朱元璋各个方面施政举措的探讨，并在一些问题上出现了分歧和讨论。如关于蓝玉案件，吕景琳认为纯属假案，是朱元璋政局设计与应变中的一个步骤；谈家胜、刘长江等也认为蓝玉并未谋反，此案乃是燕王朱棣利用朱元璋的猜忌心理挑唆发动的；陈梧桐则认为胡惟庸、蓝玉谋反是实，两案并非假案，只是牵连过广。① 与明初政治史不同，“大礼议”及嘉靖前期政治史是近年出现的一个新热点。除大量论文外，还有田澍《嘉靖革新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赵克生《明朝嘉靖时期国家祭礼改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胡吉勋《“大礼议”与明廷人事变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等专著，林延清、卜健、林乾、胡凡等撰写的嘉靖皇帝传记也对有关问题进行了探讨。围绕“大礼议”出现了严重分歧，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予以积极评价，认为杨廷和等人属于政治和思想比较保守的旧势力，张璁、桂萼等人则是富有改革思想的新势力，明世宗以议礼为契机，通过对前者的支持，组成一个新的政治中心，并大力推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改革，造成“嘉靖革新”的新局面；另一类则予以消极评价，认为两派争论的基本内容是封建礼制而不是 ———————— ①吕景琳：《蓝玉党案考》，《东岳论丛》1994年第5期；谈家胜：《朱棣与蓝玉党案》，《池州师专学报》1995年第2期；刘长江：《从朱元璋建储看蓝玉党案》，《辽宁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6期；陈梧桐：《洪武大帝朱元璋传》，贵州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十一章第三节。 治国方略，其实质是强化与限制皇权的斗争，甚至可以说是“道”对“势”的抗争，“大礼议"不仅冲淡和扼杀了改革的进程，还造成君主集权加强、君臣关系畸变、谄谀风气盛行、阁臣争斗不已等恶果。 张居正及其改革，是另一个从以前传承下来的热点问题。上世纪40年代出版的朱东润《张居正大传》，至今仍脍炙人口。“文革”期间因将张居正归入“法家”，亦有一些文章发表。30年来，因与改革的时代精神相契合，此种研究持久不衰，单是专著就有多种，如肖少秋《张居正改革》(求实出版社1987年版)、张海瀛《张居正改革与山西万历清丈研究》(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韦庆远《张居正和明代中后期政局》(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刘志琴《张居正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樊树志《张居正与万历皇帝》(中华书局2008年版)等。有关张居正的各个方面，如其家世、生平、思想、性格，张居正与皇帝、太后、阁僚、宦官、科道官以及其他官员的关系，他实行的各项改革措施及其成败得失等等，都得到了比较细致的探讨。不过，在积累了如此众多的成果后，如何进一步深化和突破却成为学者们面临的困难问题。 作为明代后期政治主调的党争及党社运动，也很早就受到关注，谢国桢写于上世纪30年代的《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已成为经典著作。改革开放后，东林党与晚明党争再次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相关论文为数甚多，著作则有李尚英《明末东林党》(中华书局l983年版)、朱文杰《东林党史话》(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王天有《晚明东林党议》(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冷东《叶向高与明末政坛》(汕头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等。早期的研究比较关注东林党的社会基础、政治主张和道德操守等问题，近年来则围绕东林是否为“党”发生了争议。对于将东林党视为一个党派的传统看法，牛建强较早含蓄地提出怀疑，认为“东林人士未必是党，而是异己者强行给扣上的一顶厌恶的帽子”。樊树志则把这一问题推向极致，明确提出“东林非党论”，认为东林书院是讲学而非议政之地，书院中人并不承认自己结党，顾宪成、高攀龙等人根本就不过问政治。对于樊氏的观点，李庆、张宪博、商传等从不同角度提出不同意见，金奋飞、张秉国等则完全或部分地表示赞同。① 农民起义是新中国史学研究的一大核心问题，明末农民大起义尤受重视。改革开放以前，这方面的研究就十分兴盛，到上世纪80年代达到鼎盛状态，出版专著不下数十种，如袁庭栋《张献忠传论》(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柳义南《李白成纪年附考》(中华书局l983年版)、王兴亚《李白成起义史事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顾诚《明末农民战争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方福仁《李白成史事新证》(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李登弟《李自成年谱》(三秦出版社1986年版)、谢承仁《李自成新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袁良义《明末农民战争》(中华书局l987年版)等。其中顾诚的著作考证精审，袁良义的著作叙事详明，代表了当时的研究水平。但“大起”之后，很快就出现了“大落”，从80年代末开始，这类研究急剧减少，虽续有论著发表，只能算是不绝如缕而已。对农民起义的看法也有所转变，80年代前中期是基本肯定，此后负面评价有所增加。 政治人物研究种类繁杂，不易形成热点，但有两种取向值得一提：一是对一些似乎早就盖棺论定的人物重新评价。如廖心一对屡遭史家挞伐的专权宦官刘瑾的事迹进行了重新考察，认为“刘瑾专权有一定的积极内容，无论他的社会经济政策，还是他的用人政策，都不是简单的破坏性的”。②再如对于编入《明史·奸臣传》的严嵩，曹国庆《严嵩评传》(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力破旧说，描述了一个“纳贤结友"、“锐意求治”的政治家形象。③需要提醒的是， ———————— ①牛建强：《明后期政界之纷争——兼论东林学派政争之非直接介入》，《东北师大学报》1995年第l期。樊树志：《东林书院的实态分析——“东林党”论质疑》，《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2期；《东林非党论》，《复旦学报》2001年第l期。李庆：《“东林非党论”质疑》，《中国典籍与文化》2004年第3期。张宪博：《东林党、复社与晚明政治》，万明主编：《晚明社会变迁：问题与研究》。商传：《从朋党到党社——明代党争之浅见》，《历史教学(高校版》)2007年第7期。金奋飞：《读书·静坐·会友——明末东林书院日常生活暨讲学教育活动述略》，《东林书院重修400周年全国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时代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张秉国：《“东林非党论”质疑的质疑》，《聊城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 ②廖心一：《刘瑾“变乱旧制”考略》，《明史研究论丛》第三辑，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③当然，此种新说是否成立尚待考究，如张显清《严嵩传》(黄山书社l992年版)就更加系统、更加深入地论证了传统的严嵩形象的可信性。 “翻案”一定要以事实为根据，避免出于地方、家族情感而任意高下抑扬。二是有些学者采用传统的考证方法，试图廓清笼罩在某些人物身上的迷雾。如王春瑜、陈学霖等对明初所谓死于“文字狱”的人物进行了考证，发现相关记载多出自野史稗乘，无中生有，漏洞百出，实不足据；顾诚对广为人知的沈万三进行了考证，证实他早在明朝建立以前就已去世，史籍中有关沈万三在明初的一切“事迹”都是讹传；杨讷对刘基的事迹进行了考证，认为人们对刘基的了解和评价大多远离事实。①这些论著的结论或许还有商榷的余地，但却有很大的启发意义。 2．政治制度研究：从体制到机制 政治制度包括各级各类政府机构的设置、不同机构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由此形成的决策和执行机制、权力结构及其运作实态等多方面内容。改革开放前，虽然陆续发表了一些有关论著，但数量很少，总体水平不是太高。改革开放后，明代政治制度研究郁然勃兴，成果数量之丰富、涉及方面之多样，令人不免有杂花生树、目不暇接之感。 首先应当指出的是陆续出版了一批全面论述明代政治制度的著作。这些著作大致可以分为两类，其侧重点存在着由“体制”到“机制”的变化，反映了制度史研究不断向纵深推进的轨迹。一类大都出版于上世纪90年代，包括梁希哲和孟昭信《明清政治制度述论》(吉林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王天有《明代国家机构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关文发和颜广文《明代政治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张德信《明朝典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2001年重版改名《明朝典章制度》)、王兴亚《明代行政管理制度》(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杜婉言和方志远《中国政治制度通史》第九卷(明代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等。当时政治制度研究的基础还十分薄弱，首先需要弄清基本的制度框架，因此这些著作大都侧重于制度的构成层面，对机构设置、沿革和职掌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考察和分析。另一类著作基本上都出版于21世纪，包括李渡《明代皇权政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唐克军《不平衡的治理——明代政府运行研究》(武汉出版社2004年版)、王剑《明代密疏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方志远《明代国家权力结 构及运行机制》(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等。在基本制度研究已取得丰硕成果的基础上，这些著作的研究重点转移到制度的运行和过程层面，比较关注国家权力的结构、表现和动态演变过程。 以政治制度的某个方面或环节为对象的研究更为兴旺，不要说论文数量难以计数，单是专著就已琳琅满目。比如，关于内阁，有王其榘《明代内阁制度史》(中华书局l989年版)、谭天星《明代内阁政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等。关于官吏管理，有张薇《明代的监控体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刘双舟《明代监察法制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年版)、潘星辉《明代文官铨选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张金梁《明代书学铨选制度研究》(上海书画出版社2008年版)等。关于行政区划与地方行政，有郭红和靳润成《中国行政区划通史(明代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柏桦《明代州县政治体制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和《明清州县官群体》(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何朝晖《明代县政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等。法制方面，有杨一凡《明初重典考》(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和《洪武法律典籍考证》(法律出版社1992年版)、尤韶华《明代司法初考》(厦门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童光政《明代民事判牍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l999年版)、吴艳红《明代充军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龚汝富《明代讼学研究》(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等。军制方面，有肖立军《明代中后期九边兵制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彭勇《明代班军制度研究——以京操班军为中心》(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张金奎《明代卫所军户研究》(线装书局2007年版)等。交通方面，有杨正泰《明代驿站考》(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张艳芳《明代交通设施管理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等。 ———————— ①王春瑜：《明初二高僧史迹考析》，《史林》1988年第3期。陈学霖：《明太祖文字狱案考疑》，《明史研究论丛》第五辑，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徐一夔刑死辨诬兼论洪武文字狱》，《史林漫识》，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0年版。顾诚：《沈万三及其家族事迹考》，《历史研究》1999年第l期。杨讷：《刘基事迹考述》，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版。 其中关于学校和科举的成果尤其丰富，有尹选波《中国明代教育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赵子富《明代学校与科举制度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l995年版)、黄明光《明代科举制度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吴宣德《中国教育制度通史》第四卷(明代)(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和《明代进士的地理分布》(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钱茂伟《国家、科举与社会——以明代为中心的考察》(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版)、多洛肯《明代福建进士研究》(上海辞书出版社2004年版)和《明代浙江进士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王凯旋《明代科举制度考论》(沈阳出版社2005年版)、陈宝良《明代儒学生员与地方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郭培贵《明史选举志考论》(中华书局2006年版)和《明代科举史事编年考证》(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陈长文《明代科举文献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汪维真《明代乡试解额制度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等。这些成果显示，在学校和科举研究方面，视野日益开阔，分析日益深入，除制度和资料的梳理考订外，越来越注重从社会史、人文地理学等角度予以考察和分析。 政治制度史研究选题分散，能够引起较多关注的热点不多，但在一些重要问题上也出现了分歧和讨论。明代政治中枢的构成和决策模式，或许是其中争议最大的问题之一。如关于内阁的地位和作用，王其榘、李天佑、田澍、郭厚安、张宪博等认为，内阁只有秘书、顾问等功能，并非制度化、法律化的决策机构，与前代宰相大不相侔；①聂崇岐、林绍明、怀效锋等则认为，明代内阁虽无宰相之名，但有宰相之实，实质上就是中枢政务机构。②关于内阁与司礼监的关系，李洵认为内阁不过是皇帝的“办公厅"，并提出内阁与司礼监共同构成“监阁一体”的特殊政治体制结构；刘晓东认为明代仍存在着相权，但相权的拥有者并不是内阁一个机构，而是内阁与司礼监共有；方志远则认为明代中央权力结构是“以内制外”，对于国家政务，内阁只是“共理"，司礼监则是“掌行”，两者地位并不对等。③虽然异见纷呈，但也不乏共同之处，绝大多数学者都认为，明代政治中枢的构成和决策模式是动态变化的，不同时期差别很大。 3．社会史取向的政治史研究 在政治史研究中，很早就有学者在阐明事件本身的演进脉络之外，还尽力挖掘出潜藏在事件背后的社会结构及其变迁。郑克晟《明代政争探源》(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就是这方面的一个例证。该书试图为明代近300年间的政治斗争史找到一以贯之的社会经济根源，认为明代政争的实质在于北方地主集团和江南地主集团之间的利益冲突。两大地主集团之间的对立长期延续下来，并在政治舞台上表现为尖锐的政见和权力之争。 上世纪80年代以来，社会史蔚然勃兴，其研究范围不断扩展，逐渐出现了一些以社会史视角研究政治史的论著，向传统政治史领域吹人一股新风。在这方面较早自觉地作出努力的是赵世瑜。其所著《吏与中国传统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虽属贯通历代的专题通史，但论述的重点是明清时期。作者认为，“传统政治史通常只注意典章制度沿革、重大政治事件和人物的一般叙述，不考虑功能问题、角色问题、结构问题等等，因此也只有考据意义上的创新和突破，而无新的解释”。他力图突破这种局限，将研究重点“放在对吏集团在社会政治结构中地位的考察上，并且加强理论性的解释”，因而被称为“社会政治史研究的新尝试"。再如宦官问题，以前的研究集中于宦官机构以及宦官在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的职能④，赵世瑜则从社会史视角触及明清时期北京的宦官问题。他考察了被宦官奉为祖师爷的刚铁其人其事的构建过程以及作为宦官祭祀组织的黑山会的形成过程，发现明代为 ———————— ①王其榘：《明代内阁制度史·序言》；李天佑：《明代的内阁》，《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田澍：《明代内阁新论》，《北方论丛>>1990年第5期；郭厚安：《略论仁宣时期中枢权力结构的变化》，《明史研究》第二辑，黄山书社1992年版；张宪博：《明代的内阁》，张显清、林金树主编：《明代政治史》，第399～409页。 ②聂崇岐：《中国历代职宫概述》，《宋史丛考》，中华书局1980年版；林绍明：《略论明代的内阁》，《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2年第3期；张晋藩：《中国官制通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l992年版，第498～508页。 ③李洵：《明代内阁与司礼监的结构关系》，《下学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l995年版；刘晓东：《明代丞相制度新论》，《明史研究》第七辑，黄山书社2001年版；方志远：《明代国家权力结构及运行机制》，第80～83页。 ④如王春瑜、杜婉言：《明代宦官与经济史料初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明朝宦官》，紫禁城出版社1989年版。卫建林：《明代宦官政治》，花山文艺出版社l998年版。 刚铁祠庙尽了大力的多是史传中较有好评的宦官，说明这些宦官渴望通过对刚铁的颂扬来证明自己对皇帝和国家的确是忠诚和立有功勋的。① 对于一些重要的政治事件，有些学者也从区域社会史角度作出新的解读。如曹永年重新审视了“俺答封贡”这一重要政治事件，认为嘉靖四十五年至隆庆四年板升地区连年灾荒，致使当地汉人思乡南归，加剧了汉人大头目与蒙古牧民、蒙古贵族间的矛盾，从而为“俺答封贡"准备了条件。科大卫、刘志伟注意到，由宋儒倡导的礼仪改革，到嘉靖年问获得最终成功，其标志就是国家允许民间建筑祠堂并祭祀始祖，而这与“大礼议”有很大关系，当时站在前台支持嘉靖皇帝的官僚，如霍韬、方献夫等人，好几位都是广东的士大夫，他们就是在乡村中积极推行教化、支持毁灭“淫祠”的人。限于篇幅，该文对“大礼议”事件本身并未多着笔墨，但提出的问题和看法却很有新意，将发生在中央层面的政治事件与地方社会的变迁紧密联系起来。又如，对于明代东南沿海的“倭寇”和清朝的“迁海”这样重大的政治军事事件，陈春声把视角从朝廷的军事措施转移到地方社会具体的历史场景，揭示了社会转型过程中王朝体制与地域社会之间的复杂的互动关系② 在传统的制度史方面，也开始出现社会史取向的研究成果。如卫所制度长期受到学界关注，但大多数研究都集中在基本制度层面，包括卫所编制、武职袭替、军户军役、清军、粮饷、屯田等；也有一些学者突破军制研究的窠臼，从行政区划和地理单位的角度重新认识卫所制度。近年来，有些学者打破军事史、制度史和社会史之间的樊篱，将卫所制度转化为区域社会史研究的一种分析视角。③如萧凤霞、刘志伟在研究明代以来珠江三角洲的族群与社会时发现，明初征服广东的时候，把许多蛋户登记为军户并编入卫所，造成了这一地区族群的再划分。陈春声通过梳理明初潮州海防系统建立的缘由、过程和制度变迁，探讨了沿海卫所布局所反映的潮州地方社会情形。邓庆平以河北蔚县为例，通过对乡村堡寨的细致研究，展现了伴随着明清边镇战和局势、卫所制度、地方社会的变迁，乡村堡寨的修建、类型、功能、组织管理以及象征意义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并考察了乡绅力量的介入以及乡民观念的转变。④ 从社会史视角对传统政治史和制度史领域的一些问题进行重新研究和思考，目前起步未久，具体成果尚不是很多，但这些研究展示出来的活力和魅力却是令人鼓舞的，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这些问题，使之成为明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的生长点。 ———————— ①赵世瑜：《黑山会的故事：明清宦官政治与民间社会》，《狂欢与日常——明清以来的庙会与民间社会》，三联书店2002年版。 ②曹永年：《嘉靖隆庆间板升自然灾害及其与“俺答封贡”的关系》，《内蒙古社会科学》l986年第l期；科大卫、刘志伟：《宗族与地方社会的国家认同——明清华南地区宗族发展的意识形态基础》，《历史研究》2000年第3期；陈春声：《从“倭乱”到“迁海”——明末清初潮州地方动乱与农村社会变迁》，《明清论丛》第二辑，紫禁城出版社2001年版。 ③参看邓庆平：《明清卫所制度研究述评》，《中国史研究动态》2008年第4期。 ④萧凤霞、刘志伟：《宗族、市场、盗寇与蛋民——明以后珠江三角洲的族群与社会》，《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3期；陈春声：《明代前期潮州海防及其历史影响》，《中山大学学报》2007年第2、3期；邓庆平：《华北乡村的堡寨与明清边镇的社会变迁——以河北蔚县为中心的考察》，《清史研究》2009年第3期。 三 从“社会经济史"到“经济-社会史” “社会经济史"和“经济一社会史”两个概念，大约在上世纪30年代同时传人中国。当时两个概念的含义基本相同，可以互换使用。但两个概念的命运却大不相侔，前者很快就得到广泛采用，而后者却逐渐销声匿迹。直到世纪之交，后一概念又重新传人，并被称为‘‘历史研究的新方向”。从表面上看，两者都提倡经济史与社会史的结合，似乎无多大区别，其实其研究取向颇有差异：“社会经济史”研究的重点是以经济史为核心的社会性质和生产关系问题，而“经济一社会史”则提倡经济史与社会史的互动，强调“整体研究”，关注长时段普通人的生活。①大体说来，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史”的学术理路仍占有支配性的地位，但随着社会史的兴起，“经济一社会史”的取向日益增强并呈现出主流化的趋势。 ———————— ①参看侯建新主编：《经济社会史：历史研究的新方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 1．经济史研究的延续与变化 明代经济史研究原本就有比较厚实的基础，改革开放以来仍是明史研究中最活跃的领域，呈现出全方位推进的势头，并出版了一些综合性著作，如李龙潜《明清经济史》(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姜守鹏《明清社会经济结构》(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l992年版)、林金树等《中国明代经济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王毓铨主编《中国经济通史·明代经济卷》(经济日报出版社2000年版)、吴量恺等《中国经济通史》第七卷(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等。在上世纪50年代关于经济史研究对象的讨论中，有些学者认为应将生产力排除在经济史的对象之外，或将其当做影响生产关系变化的条件放在次要地位。①尽管这种观点未必得到普遍认同，但也产生了很大影响，自那时延续到80年代的经济史研究，确实比较偏重于生产关系方面。②近些年来，经济史研究的范围不断扩展，原来重视不够的一些问题，如农业地理、生态环境变化、商业与宗族的关系等，正逐渐成为新的研究热点。 土地制度与土地关系是“社会经济史”模式关注的核心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仍然很受重视并取得卓越成绩，先后出版有杨国桢《明清土地契约文书研究》(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修订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王毓铨与刘重El等《中国屯垦史》下册(农业出版社1991年版)、傅衣凌《明清封建土地所有制论纲》(上海人民出版社l992年版)、李文治《明清时代封建土地关系的松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等著作，深入论述了明清时期的土地所有形式、土地契约关系、地主经济和农民经济、地租形态和地租剥削、农业资本主义萌芽等问题。这些著作都是多年研究的结晶，达到了很高的学术水平。刘淼《明清沿海荡地开发研究》(汕头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探讨了沿海荡地这一特殊种类的官田的开发过程、土地关系、课赋与地租形态等问题。此外，高寿仙《明代农业经济与农村社会》(黄山书社2006年版)论述了耕地面积与人口数额、农业发展与环境变迁、土地形态与生产关系、地方精英与乡村控制等问题。 农业地理问题过去较受忽视，90年代中期以来渐成热点，已出版数部区域性研究著作，如陈国生《明代云贵川农业地理研究》(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l997年版)、马雪芹《明清河南农业地理》(台北，洪叶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7年版)、李心纯《黄河流域与绿色文明：明代山西河北的农业生态环境》(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王社教《苏皖浙赣地区明代农业地理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l999年版)、李令福《明清山东农业地理》(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版)、王双怀《明代华南农业地理研究》(中华书局2002年版)等。此外，张含英《明清治河概论》(水利电力出版社1986年版)、彭雨新和张建民《明清长江流域农业水利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张芳《明清农田水利研究》(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l998年版)等论述了水利发展与水利技术问题。尹玲玲《明清长江中下游渔业经济研究》(齐鲁书社2004年版)，考察了过去较少注意的渔业经济问题。 以前十分薄弱的人口史，近年得到迅速发展。曹树基《中国人口史》第四卷(明时期)(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全面论述了明代人口的数量、分布、迁移、结构等，对洪武时期分府人El的复原尤见功力。李德甫《明代人口与经济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也分析了明代人口的数量、构成、分布等，但其认为从明初到明代后期人口数量几无增长，恐难凭信。其他研究主要集中在人口流动和迁移方面，整体性的如曹树基《中国移民史》第五卷(明时期)(福建人民出版社l997年版)论述了明代的移民、流民、客民和民族人口迁徙等；牛建强《明代人口流动与社会变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论述了明朝初期的政府移民、明代前期的流民运动、明代中后期的工商人口流动。区域性的如张国雄《明清时期的两湖移民》(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探讨了两湖地区移民的过程、地理特征、动因及类型、迁徙路线等；杨国桢等《明清中国沿海社会与海外移民》(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和曾少聪《东洋航路移民：明清海洋移民台湾与菲律宾的比较研究》(江西高校出版社1998年版)探讨了东南沿海人口的外移问题；陆韧《变迁与交融：明代云南汉族移民研究》(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考察了汉族移民进入云南及其土著化等问题。 ———————— ①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一卷《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总序”，第l3～14页。 ②吴承明：《生产力经济史和区域研究——序<发展与制约：明清江南生产力经济史研究)》，《中国的现代化：市场与社会》；李伯重：《理论、方法、发展趋势：中国经济史研究新探》，第39页。 手工业研究相对比较冷清，但也出版了一些重要成果。如李绍强《明清工商业形态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论述了盐、矿、茶、丝织、制瓷、造船等部门的禁榷专卖制度的沿革和演变。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是一部引起广泛关注的著作，提出“早期工业化”作为统领全书的基本概念，对明清江南各个手工业部门的生产规模、生产技术、分工与专业化以及早期工业化中的能源与材料、原料输入与产品输出、人力资源、发展特点与发展前景等问题进行了细致考察和深入分析。此外还有一些行业性研究著作，如张学君和冉光荣《明清四川井盐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l985年版)、黄启臣《十四一十七世纪中国钢铁生产史》(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范金民和金文《江南丝绸史研究》(农业出版社1993年版)、刘淼《明代盐业经济研究》和《明代茶业经济研究》(汕头大学出版社1996、1997年版)等。 在“资本主义萌芽"研究中备受重视的商品经济研究，依然是最繁荣的学术领域之一。郑昌淦《明清农村商品经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对农业经营者必须购买的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以及各类农副产品的商品化进行了全面考察。姜守鹏《明清北方市场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996年版)论述了北方商品市场网络的形成、北方地区生产要素市场的出现、北方市场的主体与客体以及明清政府的市场政策等问题。许檀《明清时期山东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考察了山东农业、渔业、各种手工业和商业城镇的发展情况，对各类商品的流通状况着墨尤多。江南地区商品经济最为发达，因而成为热点中的热点，近年有多部著作出版，如范金民《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陈学文《明清时期太湖流域的商品经济与市场网络》(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张海英《明清江南商品流通与市场体系》(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龙登高《江南市场史：十一至十九世纪的变迁》(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等。 商人研究日益兴盛，成果繁多。张忠民《前近代中国社会的商人资本与社会再生产》(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l996年版)论述了明清商人资本的兴起、种类与职能、地缘构成及地域分布等。陈学文《明清时期商业书及商人书之研究》(台北，洪叶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7年版)分析了一些有代表性的商业书及商人书。张明富《明清商人文化研究》(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考察了明清商人的商业观、经营之道、伦理心态、文化素质、生活方式等。刘秋根《明清高利贷资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探讨了明清高利贷资本的形成、活动方式、利率以及各种情况的借贷等。郭蕴静等《明清商人社会》(山西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论述了明清时期的市场发展、商人的经营活动以及生活与文化等。唐力行等《江南儒商与江南社会》(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论述了洞庭、徽州、宁波儒商以及外地商人在江南的活动。陈支平《民间文书与明清东南族商研究》(中华书局2009年版)提出了“族商”的概念，利用民间文书对东南沿海族商的基本特征进行了考察，具有一定的方法论意义。从这些成果看，30年来研究范围不断扩大，从商业经营逐渐延伸到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 地域性商帮研究蔚为大观。黄山书社l993年出版了张海鹏、张海瀛主编的《中国十大商帮》，2005年以来又推出了“中国商帮丛书”。徽州商人和山西商人势力最为雄厚，相关研究也最多。前者有张海鹏和王廷元主编的《徽商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王世华《富甲一方的徽商》(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陈学文《徽商与徽学》(方志出版社2003年版)、王廷元和王世华《徽商》(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等，后者有张正明《晋商兴衰史》(山西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和《明清晋商及民风》(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黄鉴晖《明清山西商人研究》(山西经济出版社2002年版)、刘建生和刘鹏生等《明清晋商制度变迁研究》(山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等。其他还有陈学文《龙游商帮研究》(杭州出版社2004年版)、李刚《陕西商人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张民服和戴庞海主编的《豫商发展史》(河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等。上述著作对各商帮的形成条件、发展概况、经营方式、经营项目、经营观念等做了比较系统的论述。还有学者尝试从区域社会史的角度研究商帮。如王振忠《明清徽商与淮扬社会变迁》(三联书店l996年版)探讨了徽商的土著化，徽商与城市发展、社区文化、文化变迁的关系等问题。 关于工商业市镇的研究也十分兴盛。台湾学者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在内地出版，对这方面研究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樊树志在江南市镇研究方面用力甚勤，先后出版有《明清江南市镇探微》(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和《江南市镇：传统的变革》(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从宏观和微观方面展现了明清时期苏、松、杭、嘉、湖五府市镇的发展情况。陈学文《明清时期杭嘉湖市镇史研究》(群言出版社1993年版)也是采用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方法，论述了杭嘉湖地区专业市镇的结构及经济特色。江南之外其他地区的市镇也逐渐引起注意，如王兴亚《明清河南集市庙会会馆》(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论述了明清时期河南集市、庙会和会馆的建立、发展、分布、类别、组织管理等，任放《明清长江中游市镇经济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对明清时期长江中游的市镇网络、墟场及集期、专业市镇、市镇功能、市镇与民间仓储、市镇管理机制进行了系统探讨。总的看来，早期发表的市镇研究成果，主要探讨市镇的数量和类别、专业市场、商品经济、牙人牙行、资本主义萌芽等问题；近些年来逐渐拓展到民间信仰、社会风尚、管理机制等方面，整体性探讨的倾向越来越明显。 赋役制度也是一向受到重视的领域，近年研究取向有明显变化。90年代中期以前的成果，大都侧重于对赋役制度本身的考察。如伍丹戈《明代土地制度和赋役制度的发展》(福建人民出版社]982年版)论述了明代官田和民田、均田和均粮运动。唐文基《明代赋役制度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系统研究了明初赋役制度的重建、明中期赋役制度的改革、明末赋役制度的败坏，迄今仍是国内唯一全面阐述明代赋役制度的专著。90年代后期以来，则更加紧密地将赋役史和社会史结合起来。如刘志伟《在国家与社会之问——明清广东里甲赋役制度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一书，通过里甲赋役制度在广东地区的实施及演变，考察王朝制度与现实的社会变迁、经济发展、文化演变过程相互影响和互相制约的关系，是一项“社会史视角的户籍赋税制度研究”。栾成显《明代黄册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2007年出版增订本)以现存黄册文书为基本史料，除对黄册制度的基本问题进行探讨外，还对土地买卖、田土占有分布形态、族产结构、大户经济形态、农村经济结构等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是一部十分厚重的著作。陈支平《民间文书与明清赋役史研究》(黄山书社2004年版)也是以民间文书为基本资料，论述了明代前期福建户籍的民间重构、明代福建赋役制度的特点等问题。 2．社会史研究的若干热点 社会史研究的勃兴，是改革开放以来最引人注目的学术现象之一。明史研究不可避免地受到这种潮流的驱动，越来越多的学者把目光投向社会史领域，甚至还对传统的政治史、制度史和经济史产生了深刻影响。由于“社会”概念包罗万象，社会史研究的选题也比较分散，但也有几个方面相对较热，如社会生活、士人群体、宗族组织等。据赵世瑜观察，社会史研究曾发生从“眼光向下"到“自下而上”的立场转换。①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多数学者将社会史视为历史学的一门分支学科，强调要将目光从精英和政治事件转向民众、基层社会和日常生活，毛佩琦主编的《中国社会通史·明代卷》(山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就是在此思潮影响下产生的一部综合性著作。9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将社会史视为一种新的史学范式，以区域为框架、以基层社会为切人点，力图把握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当然，这是就总体趋势而言的，实际上后一立场迄今也并未完全替换前一立场。 社会生活和风俗习惯是“眼光向下”后最容易注意到的领域，相关成果比较丰富，有王熹《中国明代习俗史》(人民出版社]994年版)、陈宝良《明代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陈宝良和王熹《中国风俗通史·明代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等。对于明代社会风尚的变化，特别是奢靡风气的形成和蔓延，学者们用力尤多。如前揭牛建强《明代中后期社会变迁研究：社会风尚理论拟构及其运用》根据社会风尚变化的起始时间，将江南、江南周围和其他地区区分为三类，体现出有意识的方法论建构。台湾学者巫仁恕《品味奢华：晚明的消费社会与士大夫》(中华书局2008年版)运用文化人类学与社会学理论阐释晚明士大夫的消费文化，说明晚明已经由一个社会流动停滞、消费上有许多限制、保障少数人身份地位的社会转变成愈来愈多人有能力模仿上层社会的消费、政府的禁奢令愈来愈频繁、消费品创新与品味更新速度愈来 ———————— ①参看赵世瑜、邓庆平：《20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回顾与思考》，《历史研究》2001年第6期。 愈快的社会。吴存存《明清社会性爱风气》(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论述了明清时期正统性爱观与节烈风气、晚明的纵欲主义思潮、明清社会男性同性恋风气、女子缠足的流行与金莲崇拜、明清社会的异装癖风气等，是一部视角独特的作品。 城市既是政治、经济中心，也是变化最为频繁的文化、娱乐中心，引起不少学者的兴趣。韩大成《明代城市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全面论述了明代各类城市的发展及其经济状况、城市的特点及其管理、城市的阶级结构、城市发展的障碍等问题。陈宝良《飘摇的传统：明代城市生活长卷》(湖南出版社1996年版)以通俗生动的语言展示了明代城市生活的鲜活面相。刘风云《明清城市空间的文化探析》(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论述了坊巷与社区、官衙与民居、市廛与寺观、茶馆与会馆以及私家园林等。除了综合性著作外，还有学者对某一城市进行专题研究，如梁淼泰《明清景德镇城市经济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罗一星《明清佛山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王卫平《明清时期江南城市史研究——以苏州为中心》(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等。通过这些著作，可以看出新老学者的学术旨趣和问题意识存在很大区别，老一辈学者比较关注城市的经济状态、阶级结构以及官府对城市的控制、对城市居民的经济剥削等问题，新一代学者则比较关注城市的社会管理、社会组织、市民生活、社会风习、思想观念等问题，呈现出由经济史向社会史转变的明显趋势。 社会群体研究也比较兴盛，其中士绅群体尤受关注。事实上，这一群体很早就受到学界的重视，但过去的研究大多从政治史角度切人，侧重于士大夫与皇权政治、缙绅地主与土地兼并等问题。近些年来，研究取向出现转变，重点转移到士绅群体的生存状态、生活方式和心态变化等问题上。相关专著有周明初《晚明士人心态与文学个案》(东方出版社1997年版)、赵园《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和《制度·言论·心态——(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续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2006年版)、左东岭《王学与中晚明士人心态》(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夏咸淳《情与理的碰撞：明代士林心史》(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史小军《复古与新变：明代文人心态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刘晓东《明代士人生存状态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赵毅与刘晓东《晚明基层士人社会生活谫论》(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徐林《明代中晚期江南士人社会交往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等。晚明文人学者喜欢结社和讲学，一些学者对这些现象做了专门研究，如何宗美《明末清初文人结社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和《公安派结社考论》(重庆出版社2005年版)、吴震《明代知识界讲学活动系年：1522-----1602》(学林出版社2003年版)、陈时龙《明代中晚期讲学运动(1522——1626)》(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等。 其他社会群体中，以商人研究最为繁盛，相关成果上文已有介绍，兹不赘。关于贱民，经君健《清代社会的贱民等级》(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系统论述了清代各种贱民，并简要追述了明朝的情况。叶显恩《明清徽州农村社会与佃仆制》(安徽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黄淑娉和龚佩华《广东世仆制研究》(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项阳《山西乐户研究》(文物出版社2001年版)则以某一区域某一类别的贱民为研究对象。妇女研究方面，孔繁华《金瓶梅的女性世界》(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陶慕宁《金瓶梅中的青楼与妓女》(文化艺术出版社1993年版)皆以《金瓶梅》为素材，探讨当时不同女性的生活状态。沈海梅《明清云南妇女生活研究》(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考察了明清时期云南各族妇女的社会生活，并对《新纂云南通志·列女传》所载11000多名妇女进行了计量分析。阿风《明清时代妇女的地位与权利——以明清契约文书、诉讼档案为中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利用徽州文书、淡新档案等资料，探讨妇女在家族内部的地位与财产权利以及妇女代表家族办理对外事务时的身份与地位。 基层组织与民间社会秩序问题近年颇受关注，发表了一批很有新意的成果。如王13根《明清民间社会的秩序》(岳麓书社2003年版)从义田、会馆、会社、家族、商业等方面入手，对民间社会秩序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考察。同氏《乡土之链：明清会馆与社会变迁》(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系统论述了会馆这一新兴社会组织的发展过程、内部运作、社会功能、文化内涵。杨国安《明清两湖地区基层组织与乡村社会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对明清时期两湖地区基层组织的设置、职能与演变进行了细致考察，探讨了乡村社会基层权力结构及其变迁。范金民等《明清商事纠纷与商业诉讼》(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深入考察和分析了明清时期商业经营纠纷与诉讼、商帮与商帮的商业竞争与纠纷、商帮与社会各阶层的矛盾纠葛等问题，提出很多新的见解。卞利《国家与社会的冲突和整合——论明清民事法律规范的调整与农村基层社会的稳定》(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将明清时期中央和地方政府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形势、不断调整民事法律规范的行为与农村基层社会变迁联系起来进行考察，探讨了国家政权与乡村基层社会的互动关系。董建辉《明清乡约：理论演进与实践发展》(厦门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通过宏观探讨和个案考察，系统梳理了明清乡约的发展历程。 明代基层社会组织包括里甲、保甲、乡约、宗族等，其中以宗族研究成果最为丰富。老一辈学者，如徐扬杰《宋明家族制度史论》(中华书局1995年版)、李文治和江太新《中国宗法宗族制和族田义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等，把宗族视为维护封建统治和阶级压迫的工具，强调其对经济发展的阻碍作用。新一代学者的研究取向和趣味明显转变，更关注士大夫的宗法观念与实践、国家与宗族的互动关系、宗族与基层社会的自治等问题。其中常建华《明代宗族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以丰富翔实的资料为基础，论述了宗族祠庙祭祖形态的演变、宗族制度与乡约推行的关系、士大夫重建宗族的理论探讨与具体实践等问题。区域性研究著作，有陈支平《近500年来福建的家族社会与文化》(三联书店上海分店l991年版)、郑振满《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林济《长江中游宗族社会及其变迁：黄州个案研究(明清一1949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赵华富《徽州宗族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刘道胜《明清徽j,a、I宗族文书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等。还有学者对地区性世家大族进行了专门研究，如吴仁安《明清时期上海的著姓望族》和《明清江南望族与社会经济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2001年版)、江庆柏《明清苏南望族文化研究》(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李建军《明代云南沐氏家族研究》(辽宁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朱亚非等《明清山东仕宦家族与家族文化》(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等。 关于社会救济与慈善事业，王卫平、黄鸿山《中国古代传统社会保障与慈善事业——以明清时期为重点的考察》(群言出版社2004年版)论述了国家的社会保障政策和民间的慈善事业。周致元《明代荒政文献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全面考察了明代荒政文献及其所反映的救荒思想和制度建设。此外台湾梁其姿《施善与教化——明清的慈善组织》(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和香港游子安《善与人同：明清以来的慈善与教化》(中华书局2005年版)对明清时期善书的流传、慈善组织的兴起和制度化等进行了深入研究。 3．区域研究：从经济史到整体史 区域研究是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的优良传统。在“资本主义萌芽"研究中，鉴于中国各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很不平衡，许多学者就采取了区域研究的路径。改革开放以来，区域研究更加繁荣，并且发生了一些明显变化：一是以前的区域研究大多是在把中国作为一个同质性整体的背景下进行的，研究目的也是为了探究作为整体的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特征和趋向，而近年的研究越来越关注区域的特殊性；二是以前的研究侧重于对经济发展状况的考察，而近年的研究越来越强调“整体的历史”，力图通过对国家权力、经济发展与社会变动的交互作用的考察，把握区域社会的结构与变迁。 江南是中国社会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也是学界最为关注的地区，相关论著为数甚多。上面概述商业、市镇、宗族研究时已提到部分成果，其他还有范金民和夏维中《苏州地区社会经济史(明清卷)》(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蒋兆成《明清杭嘉湖社会经济史研究》(杭州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钱杭和承载《十七世纪江南社会生活》(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冯贤亮《明清江南地区的环境变动与社会控制》和《太湖平原的环境刻画与城乡变迁(1368～1912)》(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2008年版)、徐茂明《江南士绅与江南社会：1368,----1911年》(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李伏明《制度、伦理与经济发展：明清上海地区社会经济研究(1500～1840)》(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版)、洪璞《明代以来太湖南岸乡村的经济与社会变迁：以吴江县为中心》(中华书局2005年版)、吴建华《明清江南人口社会史研究》(群言出版社2005年版)、陈江《明代中后期的江南社会与社会生活》(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等。从这些著作可以看出，新老学者、新旧著作的问题意识有明显差异。以前研究的重点是农工商业和城镇、土地制度、赋税制度、资本主义萌芽等问题，近来则关注人IEl变动、乡绅兴起、宗族发展、社会控制、风尚变迁等问题，研究取向明显从“社会经济史”转移到“经济一社会史"。 徽州因其称雄数百年的商人集团和遗存下来的大量文书档案，也早就受到学界注意，改革开放以来形成“徽学”这一新学科。除上举徽商研究著作外，还出版了一批徽州区域史研究著作，如前揭叶显恩《明清徽州农村社会与佃仆制》、章有义《明清徽州土地关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唐力行《明清以来徽州区域社会经济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王振忠《徽州社会文化史探微——新发现的16——20世纪民间档案文书研究》(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李琳琦《徽商与明清徽州教育》(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卞利《明清徽州社会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韩秀桃《明清徽州的民间纠纷及其解决》(安徽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周晓光《徽州传统学术文化地理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以及上揭赵华富、刘道胜关于徽州宗族研究的著作等。2005年，安徽人民出版社推出一套20卷本的“徽州文化全书”，分别论述了文书档案、徽商、土地制度、宗族社会、村落、教育、建筑、科技、民俗、方言、徽菜、篆刻、版画、理学、朴学、刻书、戏曲、工艺、新安画派、医学等方面。从这些著作可以看出，徽州研究的视角日益广阔，由经济史扩展到社会史，再扩展到法制史、文化史、思想史、日常生活史等各个领域。 其他区域的研究远不及江南和徽州繁盛，但也陆续出版了一些值得关注的著作。如杨呖主编的《中国的东北社会(十四一十七世纪)》(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论述了明代东北的社会经济形态、观念形态和风俗习惯等。田培栋《明清时代陕西社会经济史》(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分别探讨了陕北、关中、陕南的社会经济状况以及陕西商帮的发展情况。方志远《明清湘鄂赣地区的人口流动与城乡商品经济》(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考察了湘鄂赣地区的人口流动、社会变化、商品化生产、商人与商品、城乡市场及其分布、商人组织与市场管理等。施由明《明清江西社会经济》(江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论述了农村社会经济结构、赋税与徭役、气候变化与灾害、工商业和市镇、文教、社会风俗等。李龙潜《明清广东社会经济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汇集了相关研究论文，涉及经济作物种植、农田水利事业、墟市、对外贸易等。王云《明清山东运河区域社会变迁》(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论述了运河的贯通和鲁西区位优势的形成、商业的繁荣与产业结构的新变化、南北文化交流与社会风俗变迁等。陈业新《明至民国时期皖北地区灾害环境与社会应对研究》和尹玲玲《明清两湖平原的环境变迁与社会应对》(两书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分别探讨了皖北地区和两湖平原生态环境的恶化与社会应对措施。 最能体现“自下而上”的新社会史观的成果，或许是以中山大学为中心的历史人类学研究。刘志伟除前揭专著《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明清广东里甲赋役制度研究》外，还发表了《地域空间中的国家秩序——珠江三角洲“沙田-民田"格局的形成》(《清史研究》1999年第2期)、《地域社会与文化的结构过程——珠江三角洲研究的历史学与人类学对话》(《历史研究》2003年第l期)、《宗法、户籍与宗族——以大埔茶阳(饶氏族谱)为中心的讨论》(《中山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从乡豪历史到士人记忆——由黄佐(自叙先世行状)看明代地方势力的转变》(《历史研究》2006年第6期)等论文，将土地垦殖、宗族发展、神明崇拜和户籍制度加以综合考察，探究地域社会文化结构的动态过程。陈春声也发表一系列论文，如《信仰空间与社区历史的演变——以樟林的神庙系统为例》(《清史研究》l999年第2期)、《乡村的故事与社区历史的建构——以东凤村陈氏为例兼论传统乡村社会研究历史记忆问题》(《历史研究》2003年第5期)、《乡村的故事与国家的历史——以樟林为例兼论传统乡村社会研究的方法问题》(《中国农村研究》第二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等，描述了一个相互重叠的、动态的信仰空间的演变过程以及这种信仰空间所蕴涵的权力支配关系和“超地域”的社会心理内容。此外，黄志繁《“贼”“民”之间：l2～l8世纪赣南地域社会》(三联书店2006年版)，重构了包括明朝在内的赣南山区600年间地方动乱与社会变迁的历史。郑振满《乡族与国家：多元视野中的闽台传统社会》(三联书店2009年版)论述了明清时期福建和台湾的乡族组织与共有经济、家庭结构与宗族组织、民间信仰与仪式传统、地方行政与社会转型等。 四 双向视角：边疆民族史与中外关系史 1949年以前，关于明代边疆民族史研究主要集中于东北地区和满族先世史，其他方面研究不多。新中国成立后，非常重视民族问题，组织了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大调查，推动了相关研究的开展。改革开放以来，边疆民族史研究蔚为大观，呈现出全方位展开的趋势。中外关系史方面，l949年以前在郑和下西洋、倭寇和中西交往等方面已发表一批成果。新中国成立后，对与亚非各地的友好交往史比较重视，中西关系史则比较强调欧洲入侵的一面。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对外交往的日益扩大，中外关系史研究日益繁荣，并出现了值得注意的新的研究取向。 1．边疆民族史研究：从治理史到地方史 长期以来，边疆民族史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中央政府对边疆民族地区的管辖和治理问题，主要包括中央政府的民族政策、与各少数民族的关系(如朝贡、册封、茶马交易)、边疆地区军事行政机构的设置(如都司卫所、土司制度)等；二是少数民族史研究，主要包括各少数民族的社会形态、政治体制、社会经济发展、重要人物、与中央王朝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等。这些研究成果大多是从大一统中央王朝的角度看待边疆民族地区，所用史料以官方记载和汉人官员、文人们的记述为主，在一定程度上带有“王朝中心观”与“汉族中心观”的色彩。 民族政策研究方面，刘祥学《明朝民族政策演变史》(民族出版社2006年版)分阶段论述了明朝民族政策的发展变化，并概述了明朝的民族观与民族事务管理机构。边疆民族地区的军政管理和机构设置方面，以东北地区的研究较为充分，杨旸先后出版有《明代奴儿干都司及其卫所研究》(中州书画社1982年版)、《明代辽东都司》(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和《明代东北疆域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详细论述了明代东北的辖治体制、卫所建置等，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民族等多方面问题。陈庆江《明代云南政区治所研究》(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论述了明代云南政区治所的地域分布、地理特征、废衰和迁徙、政治功能、治所城池等。顾祖成《明清治藏史要》(西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梳理了明清两朝对西藏地方治理的历史。邓锐龄《元明两代中央与西藏地方的关系》和《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研究》(中国藏学出版社1989、2005年版)根据中央政府有关西藏及藏区事务的大量原始档案史料，论述了700多年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关于土司制度，有龚荫《明清云南土司通纂》(云南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和《明史云南土司传笺》(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翟玉前和孙俊《明史·贵州土司列传考证》(贵州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等，此外各种通论性或区域性的土司研究著作均有关于明代的内容。 关于少数民族历史的研究，仅以《中国民族史》为题的著作就有多种，均有关于明代各少数民族的概述。杨绍猷、莫俊卿《明代民族史》(四川民族出版社l996年版)全面论述了明朝境内的各个少数民族的情况。关于单个民族，以女真(满族)研究成果最多，有周远廉《清朝开国史研究》(辽宁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和《清朝兴起史》(吉林文史出版社]986年版)、张晋藩和郭成康《清人关前国家法律制度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赵铎《清开国经济发展史》(辽宁人民出版社l992年版)、刘小萌《满族的部落与国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版)、李鸿彬《清朝开国史略》(齐鲁书社l997年版)、栾凡《一种文化边缘地带的特有经济类型剖析——明代女真族的多元经济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韩世明《明代女真家庭形态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王冬芳和季明明《女真一满族建国研究》(学苑出版社2009年版)等。关于蒙古族的研究水平也较高，有白翠琴《瓦刺史》(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达力扎布《明代漠南蒙古历史研究》(内蒙古文化出版社l997年版)、薄音湖《明代蒙古史论》(台北“蒙藏委员会”l998年版)、曹永年《蒙古民族通史》第三卷(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等。其他民族的研究有胡庆钧《明清彝族社会史论丛》(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尹伟先《明代藏族史研究》(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苏建灵《明清时期壮族》(海洋出版社2004年版)则对明清时期中国与琉球之间的贸易关系做了系统全面的论述。上述著作基本上都以东南沿海地区的海外贸易为中心，而杨呖主编的《明清东北亚水陆丝绸之路与虾夷锦研究》(辽海出版社2001年版)则考察了明代“海西东水陆城站”丝绸古道、“海西西陆路"草原古丝道等。 郑和下西洋是明代中外关系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也是一个持久不衰的热门课题，改革开放以来在前此研究的基础上又发表了大量论著，如范中义和王振华《郑和下西洋》(海洋出版社1982年版)、刘如仲《郑和下西洋》(中华书局1983年版)、刘志鹗《郑和》(江苏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郑一钧《郑和全传》(中国青年出版社2005年版)、李士厚《郑和新传》(晨光出版社2005年版)、韩胜宝《郑和之路》(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杨桶《郑和下西洋史探》(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陈存仁《被误读的远行：郑和下西洋与马哥孛罗来华考》(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陈达生《郑和与东南亚伊斯兰》(海洋出版社2008年版)等，此外还先后出版了不少论文集。总起来看，改革开放以来的郑和研究，在深度和广度上都大大超过了以往，发掘了一批新的资料，围绕郑和生平及其下西洋史事进行了更加细致的讨论和考证，并把郑和下西洋放在中西航海史的广阔背景下加以观照和分析。顺带提及，英国退休海军军官孟席斯《1421：中国发现世界》(京华出版社2005年版)提出郑和船队发现了美洲、澳洲和南极洲等惊人论断，受到国内部分媒体热捧，但相关学者大多认为其结论缺乏证据，不可置信。 与他国关系方面，毗邻的朝鲜、日本最受重视，相关著作有杨昭全和孙玉梅《中朝边界史》(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姜龙范和刘子敏《明代中朝关系史》(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1999年版)、刁书仁《明清中朝日关系史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2001年版)、白新良《中朝关系史：明清时期》(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魏志江《中韩关系史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等。其中“倭寇"是一个重点研究的问题，出现了针锋相对的两种看法。长期以来国内通行的意见，是将倭寇视为骚扰中国沿海的日本海盗。上世纪80年代初，陈抗生、林仁川、戴裔煊等重新提出50年代曾出现过的一种观点，认为 “倭寇”首领及基本成员大部分是中国人，即海上走私贸易商人，因此所谓“倭寇”之祸实际上主要是东南沿海私人海上贸易商民反对明朝海禁政策的武装斗争。①其后王守稼、樊树志、陈小法等也发表了相似的看法②。这种“新论”受到一些学者的质疑和批评。如张显清认为，嘉靖年间的倭寇乃是以日本海盗、西方殖民主义者及中国海盗首领为核心，以沿海通倭豪门势家为靠山，有逃往海上谋生的下层民众参加的“内奸外寇”相结合的特殊的海上武装侵掠集团。范中义、仝晰纲认为，“那种把嘉靖年间倭寇的入侵归结为中国内部的观点，实际是有意无意为侵略者开脱，应予屏弃”。张声振认为：“日本海盗是明代倭寇劫掠的主体，先有倭寇之来华，后有华人之加入。而华人之加入，却造成倭患地区之扩大，这是倭寇问题的两个方面，但矛盾的主导方面却在倭寇。”③ ———————— ①陈抗生：《嘉靖“倭患”探实》，《江海论坛》l980年第3期；林仁川：《明代私人海上贸易商人与“倭寇”》，《中国史研究》1980年第4期；戴裔煊：《明代嘉隆间的倭寇海盗与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 ②王守稼：《封建末世的积淀和萌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樊树志：《“倭寇”新论——以“嘉靖大倭寇”为中心》，《复旦学报》2000年第l期；陈小法：《嘉隆倭寇刍议》，《中日关系史研究》2002年第2期。 ③张显清：《严嵩传》，第l7章；范中义、仝晰纲：《明代倭寇史略》，中华书局2004年版；张声振：《再论嘉靖中期的倭寇性质——兼与(嘉隆倭寇刍议)一文商榷》，《社会科学战线》2008年第l期。 中西关系史也是长期受到学界关注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这方面的研究极其繁盛，仅专著就有很多种，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四类：一是对中国与西方各国交往史的研究，如张维华《明清之际中西关系简史》(齐鲁书社l987年版)简略介绍了与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国的往来和文化交流。葡萄牙因东来较早并入居澳门，最受学界关注，澳门回归前后还形成一个研究热潮，出版了万明《中葡早期关系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黄庆华《中葡关系史：1513～1999》(黄山书社2006年版)等著作。二是对来华传教士和中国信教人士的研究，前者如江文汉《明清间在华的天主教耶稣会士》(知识出版社1987年版)、林金水《利玛窦与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张铠《庞迪我与中国》(大象出版社2009年版)等，后者如施宣圆《徐光启》(江苏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初晓波《从华夷到万国的先声：徐光启对外观念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台湾黄一农《两头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等。三是关于西方如何看待中国、中国如何看待西方的研究，前者如吴孟雪《明清时期：欧洲人眼中的中国》(中华书局2000年版)、吴孟雪和曾丽雅《明代欧洲汉学史》(东方出版社2000年版)、张国刚等《明清传教士与欧洲汉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等，后者如庞乃明《明代中国人的欧洲观》(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等。成果最为丰富的当属第四类，即对中西文化交流的研究。相关著作有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孙江《十字架与龙》(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孙尚扬《明末天主教与儒学的交流和冲突》(台北，文津出版社1992年版)和《基督教与明末儒学》(东方出版社1994年版)、陈卫平《第一页与胚胎——明清之际的中西文化比较》(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李亚宁《明清之际的科学、文化与社会：十七、十八世纪中西文化关系引论》(四川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何俊《西学与晚明思想的裂变》(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林仁川和徐晓望《明末清初中西文化冲突》(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周宁《中西最初的遭遇与冲突》(学苑出版社2000年版)、沈定平《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史一明代：调适与会通》(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张西平《中国与欧洲早期宗教和哲学交流史》(东方出版社2001年版)、张国刚《从中西初识到礼仪之争：明清传教士与中西文化交流》(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林中泽《晚明中西性伦理的相遇：以利玛窦(天主实义)和庞迪我(七克)为中心》(广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李志军《西学东渐与明清实学》(巴蜀书社2004年版)、刘耘华《诠释的圆环：明末清初传教士对儒家经典的解释及其本土回应》(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等。 3．由外看内：周边关系史研究的新视角 长期以来，研究明代与周边国家关系的主要视角，或可概括为“由内看外”，即以中国为中心，主要依据中国的官方记载，讨论中国与这些国家的交往关系。这种视角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东亚国际关系的真实状况，因为明朝中国确实构筑了一个以自己为中心的朝贡体系和贸易圈。但仅从这一视角出发，并不能全面认识当时的中外关系，至少无法了解其他国家是如何看待当时的中国、如何理解自己与中国之关系的。近些年来，一些学者有意识地发掘和利用域外的历史资料，梳理和分析这些国家对当时中国的评价和看法，这种“由外看内"的新视角，无疑丰富和深化了对当时中外关系和国际秩序的认识。 因为有《朝天录》、《燕行录》等系统资料，再加上不存在阅读障碍，目前以研究朝鲜之中国观的成果最为丰富。如陈尚胜等《朝鲜王朝(1392～1910)对华观的演变：(朝天录>和(燕行录>初探》(山东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详细介绍了《朝天录》和《燕行录》的内容和价值，并以之为基础对朝鲜王朝所派遣的使节的在华活动及其对明清社会所进行的观察予以梳理，藉以探究朝鲜王朝关于明清两朝思想观念的演变轨迹。孙卫国《大明旗号与小中华意识——朝鲜尊周思明问题研究(1637～1800)》(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广泛征引中、韩以及日文资料，完全从朝鲜人的文化心理角度出发，考察和分析了清朝与朝鲜之间的政治关系，揭示了清朝与朝鲜之间宗藩关系的内在特性，阐明自号“小中华”的朝鲜王朝对中华文化的倾慕，并利用之以建立其政权正统性的过程。此书所论虽以清朝与朝鲜关系为对象，但也涉及到明朝与朝鲜的关系问题。 葛兆光也很关注明清时期朝鲜、日本对中国的看法，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其《从“朝天”到“燕行”——l7世纪中叶后东亚文化共同体的解体》(《中华文史论丛》2006年第l期)也是通过对《朝天录》和《燕行录》等资料的解读，认为在明朝以中华为中心的文化认同暂时还可以维持“东亚共同体”的存在，但17世纪特别是明清易代以后，日本、朝鲜不再认同中国，他们认为中华文化在中国已经沦亡，自己才是中华文化的真正体现者。他在《揽镜自鉴——关于朝鲜、日本文献中的近世中国史料及其他》(《复旦学报》2008年第2期)中指出：“多年来，朝鲜和日本文献中大量关于中国的史料，除了少量朝鲜汉文史料之外，很少被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学者关注。可是，这些史料不仅能够给我们提供新资料、新文献，而且可以给我们反观中国提供新视角，只有关注到那些时代日本和朝鲜对中国的观察和记录，才可以真正地从‘异域之眼’来观看中国。”这种提示值得重视。 曾玲主编的《东南亚的“郑和记忆”与文化诠释》(黄山书社2008年版)也值得一提。该书借鉴“历史记忆"的理论架构，以东南亚的“郑和记忆”和文化诠释为题，从郑和下西洋600年来东南亚社会发展与历史变迁的脉络研究文化范畴中的“郑和”，为郑和研究提供了新的视野。书中收入李炯才《印尼历史记忆中的郑和及其随从的神话》、段立生《郑和与暹罗》、安焕然《从开拓先驱到友好使者：马来西亚华社的郑和叙述》、苏庆华《马来西亚的“郑和记忆”及其在当代的意义：从郑和庙和郑和“遗迹”切入的讨论》等论文，其作者都是东南亚国家的华裔学者。对于中国内地学者来说，他们的阐释明显属于“异域之眼”，是一种东南亚的“地方性知识”，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可以说，这些东南亚学者的研究成果由中国学者编辑出版，本身就是中外关系史研究视角出现变化的反映。 五 观念更新：文化史与思想史 关于明代文化和思想的研究，改革开放以前比较薄弱，而且受到唯物唯心、儒家法家等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视野比较狭隘，认识不无偏颇。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思想解放的日益深入，明代文化史和思想史研究也日趋繁荣昌盛，不仅研究范围空前扩大，对思想家和思想流派的评价也摆脱了教条主义的束缚，提出了不少新的看法。 1．文化史研究的全面繁荣 改革开放以来的明代文化史研究，呈现出全面繁荣、多头并进的态势。首先需要指出的是，出现了一些反映明代丰富多彩、变化多端的文化全貌的综合性著作。如陈梧桐主编的《中国文化通史·明代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年版)概述了少数民族文化与各族文化的交流、中外文化交流、哲学、宗教、宗法与等级制度、教育与科举、史学、文学、艺术、科技、社会风俗等。商传《明代文化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论述了明代文化专制，多层文化特征，教育与考试制度，学术流派与宗教，文学艺术，修书、刻书与藏书等。南炳文、何孝荣《明代文化研究》(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系统论述了明代的科学技术、学术研究、文学艺术、哲学、宗教、社会风俗、图书事业、少数民族文化和中外文化交流等。此外，陈宝良《悄悄散去的幕纱——明代文化历程新说》(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分“程朱理学一统与明初文化的保守”、“王学崛起与市民文化”、“晚明‘实学’思潮的形成与地主阶级的文化反思”三章，勾勒了明代文化精神的演变历程。 对于明代的史学，以前虽有涉及，但不够系统深入，本期出版有李小林《万历官修本朝正史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钱茂伟《明代史学编年考》(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版)和《明代史学的历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谢贵安《明实录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向燕南《中国史学思想通史·明代卷》(黄山书社2002年版)、傅玉璋和傅正《明清史学史》(安徽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吴德义《建文史学编年考》(天津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等，成绩灿然可观。在过去甚少关注的新闻、出版、方志等方面，也发表了一批重要成果，如尹韵公《中国明代新闻传播史》(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杜信孚《明代版刻综录》(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3年版)、缪咏禾《明代出版史稿》(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程国赋《明代书坊与小说研究》(中华书局2008年版)、骆兆平《天一阁藏明代地方志考录》(书目文献出版社1982年版)、林平和张纪亮《明代方志考》(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张英聘《明代南直隶方志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等。 文学研究盛况空前，成果浩若繁星。如在诗文及文学思潮变迁方面，有廖可斌《明代文学复古运动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陈书录《明代前后七子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和《明代诗文的演变》(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饶龙隼《明代隆庆、万历间文学思想转变研究(诗文部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黄卓越《佛教与晚明文学思潮》(东方出版社l997年版)和《明永乐至嘉靖初诗文观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吴建国《雅俗之间的徘徊——l6至18世纪文化思潮与通俗文学创作》(岳麓书社l999年版)、周群《儒释道与晚明文学思潮》(上海书店2000年版)、冯小禄《明代诗文论争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等。文学批评方面，有袁震宇和刘明今《明代文学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等。小说方面，有方正耀《明清人情小说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孙一珍《明代小说简史》(辽宁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和《明代小说的艺术流变》(四川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陈大康《明代小说史》(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黄霖和杨红彬《明代小说》(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陈国军《明代志怪传奇小说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乔光辉《明代剪灯系列小说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等。戏曲方面，有郭英德《明清文人传奇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金宁芬《明代戏曲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等。 值得一提的是，不少学者将文学研究与社会史研究结合起来，通过文学作品特别是小说观察社会经济、思想观念的变迁，窥视市井百态、风俗人情和日常生活。综合性著作有王增斌和廉钢生《明清小说考论：脂粉神侠中的百态人生》(山西高校出版社l995年版)、郑利华《明代中期文学演进与城市生活形态》(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王日根《明清小说中的社会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年版)、方志远《明代城市与市民文学》(中华书局2004年版)、李明军《禁忌与放纵：明清艳情小说文化研究》(齐鲁书社2005年版)等。《金瓶梅》以其素材丰富最受学者青睐，相关著作有张国风《金瓶梅描绘的世俗人间》(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跃进《金瓶梅中的商人形象透视》(文化艺术出版社1993年版)、南矩容《金瓶梅与晚明社会经济》(宁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蔡国梁《金瓶梅社会风俗》(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等。以其他小说为素材的，有傅惠生《宋明之际的社会心理与小说：(三国)(水浒)社会心理研究》(东方出版社1997年版)、张振钧和毛德富《禁锢与超越：从三言二拍看中国市民心态》(国际文化出版公司l988年版)、汪玢玲和陶路《俚韵惊尘：“三言”与民俗文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等。 关于科学技术的研究成果也比较丰富。汪前进《中国明代科技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系统介绍了明代的科技成就。专题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明清之际西方科学技术的传人，如樊洪业《耶稣会士与中国科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曹增友《传教士与中国科学》(宗教文化出版社1999年版)、尚智丛《明末清初(1582～1687)的格物穷理之学：中国科学发展的前近代形态》(四川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黄时鉴和龚缨晏《利玛窦世界地图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等。二是重要的科技人物和著作，如关于宋应星，有杨维增《天工开物新注研究》(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87年版)、潘吉星《天工开物校注及研究》(巴蜀书社l989年版)和《宋应星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等；关于李时珍，有齐苔《李时珍和(本草纲目)》(中华书局l982年版)、钱远铭《李时珍研究》(广东科技出版社1984年版)、唐明邦《李时珍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等；关于徐霞客，有王兆彤《徐霞客和他的游记》(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唐锡仁和杨文衡《徐霞客及其游记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周宁霞《徐霞客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等；关于其他人物，有戴念祖《朱载堉：明代的科学与艺术巨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徐建春《王士性论稿》(杭州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贾征《潘季训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等。 宗教方面，何其敏《中国明代宗教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对明代佛教、道教、天主教、伊斯兰教及民间宗教做了简要而系统的介绍。南炳文主编《佛道秘密宗教与明代社会》(天津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梳理了明代宗教的演变过程，介绍了佛教、道教和民间秘密宗教的基本状况，并论述了宗教对政治、社会经济、民间生活、外交事务、思想和文学艺术的影响。赵轶峰《明代国家宗教管理制度与政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论述了明代宗教管理机构和对各种宗教的政策。任宜敏《中国佛教史·明代》(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介绍了明代的佛教政策、各个宗门、高僧和居士、以佛教文化为纽带的国际交往等。何孝荣《明代南京寺院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和《明代北京佛教寺院修建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分别对南、北两京的佛教寺院做了系统考察。林国平《林兆恩与三一教》(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唐大潮《明清之际道教“三教合一”思想论》(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年版)分别论述了林兆恩及其创立的三一教和明末清初的三教合一思想。喻松青《明清白莲教研究》(四Jl『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谭松林《中国秘密社会·元明教门》(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论述了明代各种秘密宗教。王景琳和徐匐《金瓶梅的佛踪道影》(文化艺术出版社l991年版)、余岢和解庆兰《<金瓶梅>与佛道》(北京燕山出版社1998年版)、宋珂君《明代宗教小说中的佛教“修行”观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等则以小说为素材探讨当时的宗教活动与观念。 2．思想史：精英思想与“一般的思想” 长期以来，中国思想史关注的焦点是精英和经典，明代思想史研究自难例外，主要成果都属于“精英思想史”的范畴。综合性著作有蒙培元《理学的流变——从朱熹至王夫之戴震》(福建人民出版社l984年版)、侯外庐和邱汉生等主编《宋明理学史(下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王健《中国明代思想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李书增等《中国明代哲学》(河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吴怀祺主编《中古思想通史·明代卷》(黄山书社2002年版)等，都是以人物为中心对明代各派思想进行评述。 心学的兴起和流传，是明代思想史上最重要的现象，理所当然成为研究的热点。研究明代心学开启者陈白沙的著作，有章沛《陈白沙哲学思想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刘兴邦《陈白沙心学价值审视》(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曹太乙《明代大儒陈白沙》(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苟小泉《陈白沙哲学研究》(中华书局2009年版)等。研究心学集大成者王阳明及其思想的著作，有沈善洪和王凤贤《王阳明哲学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张锡勤和霍方雷《阳明心学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方尔加《王阳明心学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l989年版)、邓艾民《朱熹王守仁哲学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陈来《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方国根《王阳明评传：心学巨擘》(广西教育出版社l996年版)、张祥浩《王守仁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杨国荣《心学之思——王阳明哲学的阐释》(三联书店l997年版)、吴光《阳明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等。 对于阳明后学的研究，以泰州学派最盛，有杨天石《泰州学派》(中华书局l980年版)、林子秋《王艮与泰州学派》(四川辞书出版社2000年版)、胡维定《泰州学派的主体精神》(南京出版社2001年版)、季芳桐《泰州学派新论》(巴蜀书社2005年版)、蔡文锦和杨呈胜《泰州学派通论》(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蔡桂如等《泰州学派》(江苏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等。其次为江右王学，有吴宣德《江右王学与明中后期江西教育发展》(江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蔡仁厚《王学流衍——江右王门思想研究》(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等。此外邓志峰《王学与晚明的师道复兴运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以君道与师道的相关度为主线，论述了晚明王学的演变兴衰。 李贽亦属王学之流裔，但又不为王学所牢笼，是一位个性鲜明、见解独特的思想家。“文革”期间，李贽曾被作为法家备受捧誉。改革开放以来，李贽研究热度未减，不断有著作发表，如张建业《李贽评传》(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许苏民《李贽的真与奇》(南京出版社1998年版)和《李贽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左东岭《李贽与晚明文学思想》(天津人民出版社l997年版)、林海权《李贽年谱考略》(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许建平《李贽思想演变史》(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傅小凡《李贽哲学思想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王均江《冲突与和谐——李贽思想研究》(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秦学智《李贽大学明德精神论》(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等。本期研究摆脱了意识形态的束缚，不仅关注李贽的思想内涵和变化，也关注李贽的心路历程和生存方式，达到了较高的学术水平。 晚明以及明清之际的学术思潮，是明代思想史研究的另一热点。如何概括明清之际的学术思潮，学者们的看法并不一致，主要有早期启蒙思想、反理学思潮、个性解放和人文主义思潮、经世致用思潮、实学思潮等提法。目前以实学思潮的说法影响较大、流传较广。国内最早用“实学”二字概括明清思潮的学者是张显清，他于上世纪80年代初发表长文《晚明心学的没落与实学思潮的兴起》(《明史研究论丛》第一辑，江苏人民出版社l982年版)，将实学思潮的基本内容概括为六个方面：反虚务实，以救世为己任，注重生产、鼓励工商，为“私欲”辩护，自然科学的复兴，考据学的出现。这一概念提出后，受到学界关注，不少学者撰文讨论。到80年代末，出版了陈鼓应、辛冠洁、葛荣晋主编的三卷本《明清实学思潮史》(齐鲁书社l989年版)，以人物为纲，系统梳理、阐述了自明中叶到鸦片战争之间的实学思潮，入选此书的明代以及由明人清的人物多达30多位，几乎将当时不同方面、不同派别的著名人物一网打尽。葛荣晋主编的《中国实学思想史》(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l994年版)梳理了北宋至晚清800余年的实学思想史，认为从北宋至明前期为产生和发展阶段，从明中叶至清乾嘉时期为鼎盛时期，从清道咸至同光年间为高涨时期。尽管已发表大量论著，但围绕实学思潮的起始时间、实学概念的包容范围、实学概念能否整合启蒙思想等问题，学界仍未达成共识，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和讨论。 除实学思潮外，也有学者依循其他思路研究明清之际的思想变化，如萧萐父和许苏民《明清启蒙学术流变》(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朱义禄《逝去的启蒙：明清之际启蒙学者的文化心态》(河南人民出版社l995年版)、马涛《走出中世纪的曙光：晚明清初救世启蒙思潮》(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冯天瑜和谢贵安《解构专制：明末清初“新民本"思想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鱼宏亮《知识与救世：明清之际经世之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等。其中冯天瑜和谢贵安提出“新民本”概念，认为明清之际的进步思想家是在对两千余年的君主专制这一庞大物加以“解构”，以探寻新的政治文化组建之径，很值得重视。 对于以精英和经典为核心的思想史研究，一些学者提出批评。如葛兆光提出，思想史应当是“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的历史”，因为思想精英和经典文本构成的思想未必一定有一个非常清晰、延续的必然脉络，也未必真的在生活世界中起着最重要的作用，倒是那种实际存在于普遍生活中的知识与思想却在缓缓地接续和演进着，让人看清它的理路。按照这种理念，他撰写了引起广泛关注的《中国思想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其中以下几节与明代有关：“从元到明：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的一般状况"、“再起波澜：王学的崛起及其意义"、“从‘天下’到‘万国’：重建理解明清思想史的背景”、“天崩地裂(上)：当中国古代宇宙秩序遭遇西洋天学”、“天崩地裂(下)：古代中国所绘世界地图中的‘天下’、‘中国’、‘四夷”’。从这些内容可以看出，葛著确实使用了新史料，展示了新视角，提供了新认识，不过与他自己设定的“理想模式”尚有距离，有学者评论说：葛著“绝大部分材料仍是来自于经典，书中的‘一般的知识、思想与信仰’给人的影响似乎仍是传统士人的思想，一些非经典史料的诠释也似乎只是给我们提供了更多的理解士大夫精英思想的背景”，因而“未能真正给读者清晰地提供一幅‘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的历史’地图”。① 赵世瑜也从社会史角度切人民众的观念世界，所著《狂欢与日常——明清以来的庙会与民间社会》(三联书店2002年版)研究了寺庙与民间文化、庙会中的狂欢精神、江南庙会与华北庙会的比较、华北的社与社火、国家正祀与民间信仰的互动等问题。在这部著作中，赵世瑜“赋予了以往被忽视的纯粹的民间信仰以及活动(即所谓‘淫祀’)超出了传统社会思想史范畴的意义，而将其升华为‘一种集体的心理活动和外在的行为表现，也是人们日常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把其放在了与长期作为传统社会史研究对象的‘正祀’同等重要的位置”，因而使人“看到了一种与精英们的理想图景完全不同、属于另外一个思想和文化的世界，一个在文献资料中表现得因支离破碎而朦胧、真实存在并自成体系，支撑着为人所见的精英文化的隐形世界”。②在稍后发表的《一般的思想及其背后：庙会中的行善积功》③一文中，赵世瑜以明清京师泰山信仰的碑刻资料为中心，分析了“行善积功”这种为不同身份、不同性别、不同族群所共享的“一般的知识或思想”以及不同群体对这种思想的具体态度。此外，刘天振《明代通俗类书研究》(齐鲁书社2006年版)虽无葛兆光、赵世瑜那样自觉的方法论意识，但通过对作为通俗文化之忠实记录的通俗类书的考察和分析，也提供了一幅与精英文化不同的民间文化图景，打开了一扇窥探民众思想观念的窗户。 ———————— ①王锟：《寻求“精英思想”与“民众观念”的统一——对中国思想史的一些思考》，《南京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 ②张殷铭：《零散的真实》，《二十一世纪》2002年9月号。 ③《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后以《一般的思想史：明清庙会中的行善积功》为题，收入氏著《小历史与大历史：区域社会史的理念、方法与实践》，三联书店2006年版。 六 结语：几点感想与建议 纵观改革开放以来的明史研究成果，令人既感到由衷的高兴，又感到些许的遗憾。高兴的是，改革开放以来，明史研究迅速恢复了活力，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大繁荣的新局面，论著数量空前增加，选题范围空前拓展，研究方法日益丰富，分析视角日益多样，史学观念和思维模式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外学术交流与对话越来越活跃和深入；遗憾的是，明史研究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存在明显的不足和缺陷，比较突出的是一些论著选题重复，论述粗浅，对国内外研究状况不甚了解，甚至在基本史实方面出现不应有的错误。在这里，笔者提出几点很不成熟的看法和建议，以与明史学界的同仁们共勉。 第一，充分高效地发掘和利用史料。明史研究资料之丰富，是此前历朝无法比拟的，其种类有史书、政书、奏议、文集、笔记、档案、文书、碑刻、地方志、家谱等。这些资料分散保存于各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甚至私人手中，以前很不便于阅读。改革开放以来，“四库全书”系列、《中国明朝档案总汇》、《徽州千年契约文书》、《徽州文书》、“天一阁藏明代地方志选刊”正续编、《稀见中国地方志汇刊》、《北京图书馆藏历代碑刻拓片汇编》、《北京图书馆藏家谱丛刊》以及韩国《燕行录全集》等大型文献汇编陆续刊行，有些文献还推出电子检索版本，给资料搜集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明史学者应当深入了解各种文献的特点，熟练掌握各种检索手段，坚持“板凳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的原则，发扬考据学的优良传统，花大力气、下苦功夫，尽可能充分地、精细地、高水准地搜集和利用资料，力争将所研究的课题做实、做深、做透，把明史研究推进到一个新水平。 第二，弘扬“咬定青山不放松”的精神。改革开放以来，明史研究队伍日益扩大，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明史专家。笔者在浏览明史论著目录时，发现不少学者的研究课题比较分散，甚至政治、经济、社会、思想等方面都有涉猎。这样做固然有利于拓宽视界、融会贯通，但也容易浮光掠影、浅尝辄止。另外，迄今出版的明史专著数量虽多，但系统性的专门史著作尚不多见。仅以财政史为例，唐、宋时期均有数部颇有分量的专著问世，而明代除翻译过来的黄仁宇撰写于上世纪70年代初的《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三联书店2001年版)外，似乎仅有陈光焱《中国财政通史·明代卷》(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6年版)一种，论述还比较简略。明史学者应当树立长期作战、敢打硬仗的意识，选定一个课题展开长期的、系统的、递进的研究，推出一批有深度、有创见、有分量的优秀研究成果。 第三，增强精品意识和学术使命感。改革开放以来，明史研究论著如雨后春笋般大量出现，但繁荣背后也潜伏着危机，最大问题是有相当数量的论著粗制滥造、东拼西凑，不要说新方法、新思路、新观点，就连资料也都是别人用过的。要避免这种情况，应加强以下方面：一是全面掌握国内外研究状况，及时了解最新的学术信息与动态，避免有意识的“炒冷饭”和无意识的“撞车”现象。二是深人了解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开阔学术视野，增强问题意识，丰富研究视角，提高分析能力，避免泛泛而谈或资料堆积。三是本着敬重他人、尊重学术的原则，大力加强学术交流与对话。西方学术刊物中，书评占有很大篇幅，而我国的学术评论很不发达，所发书评大多类同广告，这对学术的健康发展是很不利的。明史学者应当进一步增强学术使命感，积极开展学术争鸣，既勇于接受批评，也勇于提出批评，这样有利于把学术研究不断推向深人。 第四，培养“长时段”的通贯眼光。目前中国史研究“断代”意识较强，优点是术业有专攻，可以把研究做得很专很深；缺点则是视野比较狭窄，难以与其他朝代史形成良性的对话和互动。实际上，明史领域的许多问题，仅仅局限于明朝是难以解决的。比如，明太祖常以缵承唐宋自诩，其实不少制度沿袭元代，但究竟哪些取自唐宋，哪些承自元朝，这些不同渊源的制度元素如何相互融合，不了解唐宋以来的制度沿革是难以说清的。再如，明史学者提出晚明是中国近代化的起点，但所列因素与“唐宋变革”论颇有相似处，是否同意“唐宋变革”说，如何将“近代启始"与“唐宋变革"衔接起来，也是必须考虑的问题。再如，明朝出现的一些新因素，在清代是延续还是天亡，或者哪些延续哪些天亡，也只有对明清两朝进行扎实、深入的研究和对比才能说清楚。希望明史学者努力培养自己的通贯眼光，在立足“本位”的同时，也尽量“瞻前顾后”，把明史放在中国历史长河中加以研究和评价。 收稿日期 2009—10一20 作者高寿仙，北京行政学院《新视野》编辑部研究员。 【责任编辑惟正】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