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这世上，死得最为平静而细致的人，我以为要算苏格拉底和傅雷。 史载，当苏格拉底面对古雅典不公平的法律审判时，舆论以及司法都为他打开了一道越狱之门，他却选择了法律所错判的死刑。为此，他的学生克里托大声疾呼：对抗不公平的审判是你一生追求的正义，你为何不选择越狱的正义?!苏格拉底说，此时越狱确是一种正义，但遵守即使是不公正的法律，同样是一种正义的要求，否则人人都会以自己认为的“正义”为借口破坏社会秩序。但最终，苏格拉底的英勇赴死，还是使雅典的民主法庭因“错判哲人而蒙受了几千年的诅咒”。 值得注意的一个细节(据柏拉图回忆)是，当苏格拉底接过盛有毒鸩的酒杯时，脸上竟没有丝毫慌乱和忧惧。不仅如此，就在毒药发作到腰部时，苏格拉底还镇静地掀开脸上的白布，嘱咐他的学生克里托：“我们应该还给阿斯克勒皮俄斯一只公鸡，记住这件事，千万别忘了。” 翻译巨匠傅雷在死前也有近似于苏格拉底的平静与细致，这可从傅雷夫妇的遗书中得到验证。1966年9月2日，傅雷夫妇因再也忍受不了红卫兵和造反派的查抄、罚跪、辱骂和殴打，双双自杀。自杀前，傅雷、朱梅馥夫妇留下一份细致入微的遗嘱。从这份遗嘱上，你根本看不出那是行将绝命的人写下的文字，那么平静、周密、温馨而又稳妥!这份委托朱梅馥之胞兄的十三项身后事，其中有这么五项： 一、代付九月份房租五十五元二角九分(付现款)。 二、武康大楼606室沈仲章托代修奥米加自动男表一只，请交还。 五、六百元存单一纸给周菊娣(傅家保姆——引者注)，做过渡时期生活费。她……一生孤苦，我们不愿她无辜受累。 八、姑母傅仪寄存我们家之饰物，与我们自有的同时被红卫兵取去没收，只能以存单三纸(共三百七十元)又小额储蓄三张，作为赔偿。 十一、现钞五十三元三角，作为我们火葬费。 苏格拉底死前没忘了嘱咐他的学生还人家一只公鸡，傅雷夫妇“了结”得就更细致了，他们甚至还想到了为自己准备五十三元三角的现钞火葬费。借用狄马先生的一句评论，苏格拉底和傅雷的遗嘱“是人类历史上只有为数不多的杰出心灵才能作出的超常反应”。但我的视角不在这里，而在“雅典的民主法庭因为错判哲人而蒙受了几千年的诅咒”这一点上。一个法庭，因何错判一个哲人，竟要蒙受几千年的诅咒呢?我们的法家巨子公孙鞅(与苏格拉底同时代的人)被当局处以五马分尸之酷刑，谁可曾记在心间?谁可曾诅咒过秦国当局?司马迁被当局处以宫刑，摧残人性至为酷烈，谁又曾诅咒过汉王朝?没有，有的只是对那些历史的平铺直叙!希腊的苏格拉底冤案就不同了，它可以使一个法庭因错判哲人而蒙受几千年的诅咒，因此，苏格拉底以来的几千年，你就很难再看到类似冤案在西方的发生。我们之所以有从公孙鞅到傅雷的续接(其间的冤案举不胜举)，是因为我们无论发生了怎样的冤案，要么使始作俑者“一贯正确”地脱逃一切干系，要么使另一些人在通向“青天”的路上“一贯正确”起来。 所以，从根本上说，苏格拉底与傅雷的死是不同的，前者的死给整个西方留下了充满勃勃生机的法律文化，后者的死给中国留下的是一个“沉痛的教训”的文章。 凡高与魏忠贤 之所以把凡高与宦官魏忠贤扯在一起，是因二人存在某些“共性”，即他们在面对不同的欲求时，都有一种异常的勇气：凡高为解决性欲问题而割下了自己的耳朵；魏忠贤为解决物欲问题而割下了自己的尘根。 凡高的家境与魏忠贤的家境也基本相似，均属赤贫阶级(史载，凡高一生从事艺术创作的时间为十年。在这十年中，他的生活费完全由他弟弟提奥负担)。就说凡高割下自己的耳朵那一回吧。他去逛妓院，因连五法郎都掏不出，而被拒之门外。一名叫拉舍尔的妓女看到窘迫中的凡高，就走过来对他说：“你没有钱，何不拿一只耳朵来顶替呢?”凡高回家果真把自己的右耳卸下来，然后用布包好送给那位妓女。凡高有一幅自画像，头上缠着绷带，就是“纪念”那次割耳的。这就是凡高，无论你从哪个角度解读他这次割耳行为，都不过分。假如当初那个妓女不是戏谑他割一只耳朵，而是剁一只手，我想凡高也一定会照办的。那个时期，凡高穷困潦倒，艺术道路又毫无前景可言，所以他觉得自己是个无用之人，生命对他来说已没多大意义，因而身体的任何一部分，也就显得无足轻重了。 魏忠贤的家境一点也不比凡高好，就说净身用的手术费吧，那时，骟个男丁约需二十两银子。这个数，对贫困的魏忠贤一家来说，就是个天文数字。尽管如此，魏忠贤的哥哥还是咬牙卖了家里的一头驴，先把手术做了。然后全家扒房子卖屋凑了点钱，到吴公公处走动。吴公公嫌少，魏忠贤的哥哥再咬咬牙，又卖了三亩薄田，魏忠贤这才在宫中谋得一个倒马桶的职位。对于穷人来说，魏忠贤也算是跳了龙门了。三十年后，魏忠贤的发迹乃至他的走向“九千九百岁爷”(合着只比万岁爷少一百岁)之权力巅峰(他执掌国家权力达八年之久)，完全是历史的机遇与巧合(此人缺乏心机不说，还缺心眼，五十二岁前，他一直是太监们耍弄的对象)，这里不另赘述。 无论凡高和魏忠贤存在多少共性，其结局却是大相径庭的。拿凡高来说，他去世一百年后，其出生地荷兰和安息地法国，都争相把他认做自己的国民(没听说有谁来争秦桧、魏忠贤之流的)，争相为他建造精美的美术馆，而且在巴黎的奥塞博物馆、伦敦的国家美术馆、荷兰的凡高美术馆，凡高的作品都被摆放在最显著的位置。在他的作品跟前，永远是人头攒动，永远是啧啧赞叹。一句话，凡高的大名及其《向日葵》，在世界上将永放光芒。 魏忠贤可就不同了，他成了中国史——缩小点说是明史上的一个巨大污点。中国的史学家、文学家，向来给帝国时期的宦官和“外戚”这两股政治势力以极大的蔑视。插句题外话，这其实是“本位主义”在作祟；好像只有男的(最好是本家)，而且是有尘根的才是权力正宗，换了妇女当政就叫“外戚”，换了宦官当政就叫“乱政”。从历史的角度看，这种思想未免也太狭隘了。当然我也不说魏忠贤就是什么好鸟——无论何种专制主义社会的当权者，我认为一律没有好鸟。所以魏忠贤一死，他的大名(其实是恶名)只能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荡悠了。 凡高与魏忠贤的不同结局还有一个：倘若你要问一般人，凡高是谁，他也许说不上太多，但他会说“向日葵向日葵”。你再问魏忠贤是谁，回答一定多为不知；倘问到懂得一点历史知识的人，他会说“一个奸臣吧?”或“一个大宦官吧?”问到史学家或文学家，很可能就是“明朝的一个阉党头目”。阉而党，这是史学界和文学界对魏忠贤之流的最大蔑视。的确，史书上的阉货就没个好东西，也就不值得大写的人给予尊敬。然而人们却忽略了另一个问题——那些把自己的个性思想阉割得一干二净的男人，他们的裤裆里倒是坠着二两阳物，你又能说他是真正的男人吗? 康熙与聂明宇 康熙的大名就不用说了，而聂明宇只是电视剧《黑洞》中虚拟的一个人物(虽为虚拟，但此种人比比皆是)，而且是个腐败分子，他怎么在这里和康熙“与”上了呢?一想到这是陈道明先后演过的两个反差极大的人物，你会马上“哦哦”一阵：是陈道明的缘故吧!有点，但主要还是靠康熙和聂明宇本身的内在“因素”。 陈道明在本文中的作用，就好比一部小说中的灰线，虽无关紧要，但不可或缺。2001年，有许多地方电视台在同时播放他主演的《康熙王朝》和《黑洞》。观众在转换电视频道的时候，总会在“千古一帝”和“腐败分子”之间跳来跳去。虽说这只是一种巧合性的“蒙太奇”，但从实质上来说，康熙与聂明宇并无区别。你也许会说，皇帝英明伟大，腐败分子十恶不赦——康熙与聂明宇是“贤明君主”对“乱臣贼子”，是针尖对麦芒，怎么说他们之间没啥区别呢?你只有冷静下来想才会发现，这“贤明君主”和“乱臣贼子”，实际是一条线上的人。皇帝手下的官员在没给皇帝出丑添乱的时候，皇帝是臣子的“吾皇”，臣子是皇帝的奴才；某个官员东窗事发，只有惊动了圣上的朱笔(批示)，皇帝才开始英明伟大起来，臣子这时就不再是臣子，而是乱臣贼子了。一道朱批，就能立马把皇帝变得英明伟大起来，也能立马把臣子变成乱臣贼子；一道朱批，皇帝不但一下子和他曾经情同手足的腐败官员划清了界限，还立时捞得一个“英明伟大”的桂冠，多妙呀! 谁都知道，那些“乱臣贼子”(腐败分子)在东窗事发之前，个个都是他那一亩三分地上的土皇帝。从政权的角度来讲，康熙是大皇帝，聂明宇是土皇帝；从犯罪的角度来讲，康熙是特大号腐败分子——他所贪所污的是一屁股江山和死后才交的权力；聂明宇则是小号的腐败分子——他的所贪所污顶多有一个地级市的“半壁江山”那么大，其害远没康熙大。这就是说，康熙和聂明宇是一丘之貉，跳看他们的故事，是没有什么“奇”可“蒙太”的。 杨志发与克林顿 1974年3月，陕西临潼县农民杨志发等人，为抗旱挖井，挖出一堆兵马俑俑头和俑身陶片。县里为奖励杨志发的这个发现，发给他三十多元钱。杨志发觉悟高，主动把这笔钱交给了生产队。在以绝对平均主义为价值取向的时代，生产队又把这笔钱奖励给了每个村民，人均四个工分，每工分折合人民币一角八分钱。改写世界考古史的杨志发，因此得到七角二分钱的奖励。 2001年6月20日，为表彰克林顿在结束科索沃战争中所做的贡献，授予他代顿和平奖，奖金为二万五千美元。克林顿虽然在莱温斯基案上拉了一屁股的债，可他还是没忘“觉悟”二字——他一次性就把代顿和平奖奖金全部捐献给了波黑的一个慈善机构。对于五十多岁就成了退休总统的克林顿来说，二万五千美元只能算是小钱，因为他精力旺盛，又魅力四射，可以继续“赚钱”。如克林顿退休后，拟出一本在白宫八年的自传，出版商一口气给到一千万美元稿酬的许诺。这且不说了，克林顿出去应酬一下都是钱：他到爱尔兰与百万富翁们打一场高尔夫球，就能得到高达美金六位数的酬劳；威尔斯文艺演出邀请克林顿到场，一次付给他出席费十五万美元；2001年6月，克林顿应邀在上海财富论坛演讲，演讲费高达三十八万美元；澳洲一个省的省政府邀请克林顿在一次科技论坛中演讲，对方的付费是二十六万四千美元。克林顿的身价百倍，这就叫名人效应。 1998年，作为在职总统的克林顿来华访问，他首先在西安落脚，并参观了兵马俑。此前，有很多国际、国内的要人前来参观，但没有一个提出要见一见兵马俑的发现人的。那是下河村一个一文不名的老农，他发现兵马俑也不过出于偶然，有什么好见的。然而克林顿却把杨志发当成了名星来追，说一定要见一见这位了不起的兵马俑的发现者。陕西省有关方面火速请来杨志发，让他穿上新衣服去见克林顿。别说，克林顿真具有追星一族的“素养”，他一见老农杨志发，就请他为自己签名。杨志发大字不识，平生更没见过这么庞大的官方场面，在工作人员的劝说下，只好哆哆嗦嗦地在本子上给克林顿画了三个小圆圈，令克林顿赞叹不已。 从此，杨志发的命运自他发现兵马俑的二十四年后，终于有了重大转折：上头指示安排当地最有名的书法家教杨志发练了几个月的书法，以后专门在兵马俑博物馆给人签名；接着，杨志发被任命为兵马俑博物馆名誉馆长，月薪高达八千元人民币。据说，年逾七十的杨志发如果每月在馆内坐馆十天，为中外游客签名，还可另得五千元津贴……名人效应，使老农杨志发也身价百倍了。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杨志发改写了世界考古史，却一度没能改写自己的命运。经过了漫长的二十四年，“等”到大洋彼岸的克林顿到此一游，才改变了他的一切。杨志发和克林顿就这样联系在了一起，这其中蕴含的东西太多太多，不说也罢。 李敖与王敬羲 余光中常跟人说，王敬羲(香港一出版社的头儿)的性格与李敖最近。此说源自梁实秋讲述的一个笑话。说王敬羲每次离开梁府的时候，总要偷偷在其门口留下一泡小便才去。对此早有洞察的梁实秋一直装作不知。有一天，倒是王敬羲自己憋不住了，他自我曝短，但又不乏得意之情地问梁实秋：“每次我都撒泡尿才走，梁先生知道吗?”要说姜还是老的辣，梁先生微笑着说：“我早知道，因为你不撒尿，下次就找不到我家啦！” 如此看来，这王敬羲与李敖倒有几分“神像”。因为总有人说他们俩性情相近，虽未曾谋面，彼此也早已成为没见过面的“知音”了。后来，王敬羲到台湾去，王、李得以谋面，彼此那个亲热劲儿，完全到了相见恨晚的地步。 李敖：“喂，他妈的王敬羲！” 王敬羲：“喂，王八蛋李敖!” 好家伙，这哥儿俩简直是绝配呀! 张爱玲与张勋 看过张爱玲的一些照片，最不敬的一个印象是，在那些照片上面，统统笼罩着一股幽灵气。说白了吧，那些照片中人就像是从坟墓里走出来的一样。尽管张爱玲的不少照片属于她那个时代背景下的艳照，也不失其风骚和独特的一面，但就是有挣脱不掉的死气，以致让人感到阴森恐怖! 张爱玲的旧照之所以给我如此印象，我想全是让她那特立独行的怪模怪样的奇装异服闹的。许多读者都知道，张爱玲素以奇装异服、标新立异著称，也就是酷毙。但张爱玲的“酷”，完全不是现代语境上的，她的那种“喜欢悲壮、更喜欢苍凉”的情怀，注定她的服饰之异——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异”到什么程度呢?说个小故事你就知道了。张爱玲为出版小说《传奇》，到印刷所去校稿样。她那天穿的奇装异服，使整个印刷所的工人停了产。百分之百的回头率，让张爱玲深感满意，于得意之中，她对和她攀谈的一位女工说：“要想让人家在那么多人里只注意你一个，就得去找你祖母的衣服来穿。”那女工吓了一跳：“穿祖母的衣服，不是穿寿衣一样了吗?”张爱玲说：“那有什么关系，别致就行。” 张爱玲这句话，不知让当今那些天天招呼着酷毙了帅呆了的哥们妹们逊色多少！所以说，张爱玲创造的和留下的，没人拾得起。这也正是张爱玲身上(生前)总缠着一股阴森气的缘故。她才不管这些，别致就行。只要别致，她就不管背景如何。有一次，张爱玲去参加一位朋友的婚礼，她竟然穿了一套前清留下来的绣花袄裤去，立时把四座带回到尸骨已寒的清朝去，使人久久回不过神来。张爱玲演绎的“别致”，可谓淋漓尽致。 如此“别致”，且能与张爱玲“媲美”的就算是张勋了。此人是北洋人物中典型的一个封建余孽。清室退位后，他和他的军队一直保留着效忠清室的发辫。1917年张勋搞复辟的时候，他的“辫子军”由天津开往北京，当时的《中华新报》 (1917.6.14)的一位记者，用充满腐臭味的笔调，记述了张勋部队的别致：“……予睹此军容，不禁叹曰：如今文质国民，举凡文事武备，无不皮学欧美，而张大帅之军，毅然独步，保存我国古来之精华，此不啻吾国军队中之至宝也……火车至丰台站，又见到一列载步队六百余名，就而观之，军装不一。有军帽，或洋鞋，或布鞋，无奇不有。但辫发长拖，整然不乱，此为他军所不及者。”(《北洋政府简史》，天津古籍出版社) 更“别致”的，当在1917年7月1日清室复辟的“那天早晨，几年没有见过的清朝的袍褂在街上出现了，一个一个好像是从棺材里跑出来的人物……”(《溥仪回忆录》)据说，“就连用来装殓死人、价值仅仅二十元一套的寿衣，也被新贵们当作朝服的代用品，用一百二十元的高价抢购一空”。 仅就服饰上的“别致”而言，张爱玲与张勋有异曲同工之“妙”。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