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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印度自独立以来，关于妇女与性别的研究，可以说远远地走在中国的前面。在这五十多年当中，对于女性书写的历史资源的挖掘与整理和重新思考和阐释的工作，就一直没有停止过；在妇女研究的知识话语中，社会性别的概念取代了生物性别的概念；妇女研究从六十年代走入课堂，取得了学科的合法性，动摇了传统的学科概念，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特别是历史研究，相互借鉴话语资源。跨学科研究极大地推动了妇女研究。 关键词：历史书写 妇女研究 再度阐释 主体建构 在中国的整个学术焦点向西转的大语境下，谈论东方国家的妇女研究，似乎显得有些不合事宜。但是我们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东方国家，特别是印度，与中国有着相似的历史遭遇；中国妇女与印度妇女，有着相同的心酸的命运。不错，引进西方的妇女研究的学术话语，可以丰富中国本土妇女研究学术的话语资源。但是，从现实指向的角度考虑，我觉得我们同时也不能故忽略东方的妇女研究的研究以及它给我们的学术研究带来的新的可能性。 有趣的是，印度妇女研究作为一个研究领域的出现，和殖民时期的一部印度历史著作有着密切的关系，这本书就是詹姆斯·米尔的著作《英印历史》（History of British India）（1826）。米尔衡量文明的尺度非常简单：“在野蛮的民族中，妇女总是受到羞辱，而在文明的民族当中，他们总是高贵的。”通过研究印度社会，米尔认为印度是最野蛮的人类社会，因为“再也没有什么能够超越印度人对于他们的女人额习惯性蔑视了，……她们受到了无以复加的羞辱” [1](P309-310.)。印度第一部妇女史著作，艾· 斯·阿尔特卡的《印度文明中妇女的地位》（The Position of Women in Hindu Civilization）（1938）[2]的最初的动机就是为了通过追溯印度妇女的历史来纠正这种偏见。 在阿尔特卡看来，公元前1000年前是印度妇女的黄金时期，当时的男女在许多方面享有平等的机会，而后2000年，印度妇女的社会定位急剧下降，其中的直接原因，就是雅利安人的入侵。到了18世纪，印度妇女的地位到当谷底。细读阿尔特卡的作品，我们可以看到，在他的意识当中，女性，他所谓的一个美丽的性别，是自然地低于男性的。女性的所谓黄金时代，是由于男性给她们提供保护，且能够理性地控制与限制自己的权力，并邀请女性来分享的结果。 阿尔特卡在他的著作当中顽固地坚持“生理即命运”的观点。他替父权制辩解说，紧张的学习会伤害女性的身体，从而不利于整个种族的繁衍；早婚有利于小女孩有更多时间适应夫家的生活，从而使得成年后的婚姻生活更加美满。妇女从属于男人，但是他们依然受到了保护和尊重。这些观点在现在看来显然是过时的，但是毕竟对妇女历史的书写进行了尝试，它对于妇女历史的阐述也成为后来者争论的焦点之一。 为了让中国学界对印度的妇女研究有一个清晰的了解和叙述的方便，我将印度后殖民时期的妇女研究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1947年－1970年，是一个继往开来的时期；第二个阶段，1970年－1986年，重点研究当前的妇女问题，挖掘妇女过去的历史；第三个阶段，1986年－现在，挑战既有的范畴，重新思考和评估殖民主义，第三世界妇女。在这篇论文的各个阶段，我将选取一些代表性的著作来分析作者所关心和思考的问题，他们如何定义女性，如何开拓该学科的研究。在结论中，我将在南亚研究的语境中来评论妇女研究的发展。 一、 重拾妇女失落的历史 独立之后的二十多年中，出现了大量书写妇女在印度独立解放斗争中所扮演的政治角色的著作。其中影响比较大的，是尼拉·德赛（Neera Desai）的《现代印度妇女》（Woman in Modern India）（1957），匹·托马斯（P. Thomas）的《各时代的印度妇女》（Indian Women Through the Ages）（1964）以及曼摩汉·考尔（Manmohan Kaur）的《自由运动中妇女的角色1857－1947》（Role of Women in the Freedom Movement 1857-1947）（1968），阿尔特卡的著作也在这个时期由作者本人修订后再版。这个时期，曾经与国大党和甘地共同奋斗的妇女在国家权力机构中担任着重要职位，一些后来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妇女组织也在这个时期建立起来。思考印度妇女的历史，这时似乎是一个最佳的时机，因为以后的半个世纪里，类似中国毛时代妇女撑起半边天的黄金时代，似乎再也没有了。 与阿尔特卡不同的是，德赛和托马斯的作品，更加注重本土妇女的经验，而不是试图去说服西方国家的学者，印度社会对于妇女是多么文明。德赛遵循传统的研究模式，在印度的线性历史发展的语境中去思考妇女的历史。在她看来，“印度妇女在历史的发展中，从来都没有所谓的黄金时代，即便是古代杰出的妇女，都没有办法逃脱父权制的幽灵。在婆罗门时代，婆罗门（brahmin）被认为是最高等级，妇女被排除在等级之外；穆斯林统治时期，厚厚的面纱让妇女与世隔绝，一夫多妻制使得妇女沦落为一件随时可能被丈夫冷落，抛弃的物件，自由和权利更是无从谈起；这期间唯一的亮点是巴克梯（bhakti）运动，该运动带有民主的倾向，提升本土的语言，接受妇女为平等的存在。但是这也不是什么黄金时代，因为这里的所谓平等，也只是精神上的。英国殖民主义者将新的观点和新的技术带入了印度，但是客观地来说，这既有好的方面，也有不利的影响” [3] (P23)。就好的方面来说，它潜移默化地改变了部分本土的男性思考两性关系的方式，并试图去改变印度社会，这显然可以推动妇女的解放。同时，西方殖民主义的思维模式的引入，使得印度社会内部特权阶层对于处在边缘的人群，特别是妇女经济上的剥削和政治上的压迫具有了更多的合法性。 德赛肯定了二十世纪早期妇女建立起自己的社会和政治组织为女性解放所作出的贡献，同时也批评了早期女性运动的精英主义倾向。在结论当中，她认为宪法宣布性别平等确实很重要，但“阻碍妇女享受平等与自由的最大的障碍，则是旧的文化、制度与意识形态的遗产” [3] (P xi.) 。 德赛反对将女性本质化，但是在书中她依然提出了“印度妇女”（Indian Women）这样一个概念。她的理由是，虽然阶级、种姓、宗教的差异造成了妇女不同的身体与心理的经验。但是面对根深蒂固的父权制文化，她们的许多经验是共同的：她们在家族中的经济地位都是脆弱的；她们在自己的阶级与种姓内部的政治地位与受教育的机会都是处于劣势的；她们都是被社会期待着去做一个理想的妻子。德赛运用了历史学研究的学科架构，方法和已有的史料来进行她的研究。但是，她从性别的角度对这些传统的史料进行了重新的解读，她想从过去的资料当中寻找这样一个问题的答案，那就是：当时印度的妇女积极参与民族独立运动，运动的领导人也承诺运动会给女性带来自由与解放，然而，为什么独立后印度的妇女总体上并没有多大的改变呢？ 在写作《各个时代的印度妇女》[4]时候，托马斯按照既定的印度文明的分期，按时间线索从印度河谷文明一直写到印度独立之后。他在对印度文明的妇女历史的研究中，如德赛一样，也发现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妇女的黄金时代。在古代的婆罗门教时期，妇女处于从属的地位，被排除在等级之外，一直到十九世纪，妇女的地位都一直处于下降的趋势。到了十九世纪中期之后，殖民政府的宪法和法律规定了女性的平等地位，情况才稍微有了好转。托马斯认为，十九世纪妇女地位的改善的外部因素主要有三个：英国殖民政府的努力；二十世纪亚洲民族意识的觉醒；印度的自由运动。在十九世纪的后期，印度妇女开始控制妇女运动并且逐步掌握自己的命运。但是托马斯认为，独立之后的变化确实是积极的，鼓舞人心的，但是从这一时期解放运动中获得好处的，只是上层阶级的妇女。 托马斯对“妇女”这个概念并没有自主的批判意识，而且他也没有意识到性别是通过文化，文学及其叙事等方式建构起来的。男和女在他看来是固定的范畴－男性治人，女性治于人。托马斯分析印度教（Hindus）, 锡克教（Sikhs）, 拜火教（Parsees）, 和基督教（Christians）社区的妇女的历史的时候运用了丰富的史料，同时他也对所谓的干净种姓（clean castes）与所谓不可接触者（untouchables）群体内部妇女地位的差异进行了评述，其中也包括对前雅利安时期各民族妇女历史的研究。可以这样说，托马斯的这部妇女历史通史的研究可以说在史料的占有上大大地超过了以往的研究者，而且他对这些史料从性别的意识形态进行了重新的解读。他的这部妇女通史研究的目标是找到妇女在社会中处于从属地位原因，从而为独立后的社会改革提供现实的指导，他认为以婆罗门教为基础的种姓制度，是实现印度社会性别平等，自由以及印度社会多元化的原因。 德赛和托马斯的著作推崇民主与多元，第一次将妇女和性别放到了学术分析的核心地位，标志着印度妇女研究的开始，并逐步取得合法性，作为一门课程进入到印度的学术研究结构。 二、 关注妇女的现实生存状态 这个时期妇女研究的影响最大的著作，是《走向平等：印度妇女地位的报告》（Toward Equality: the 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n the Status of Women in India）（1974），它是由国家教育与社会福利局1971年专门指定的一个委员会的研究成果。该委员会的任务是“审视那些保障妇女社会地位，教育与就业权利的宪法，法律和普通行政条款，评估这些条款的现实影响及作用” [5] (P xii.)。这份报告的出版极大地影响了印度的妇女与性别研究。 该项研究是已知的当时第三世界最大的关于妇女生存状况的调查，这份报告的研究者在每个邦采访了500多名来自各个阶层的妇女。这是第一次系统深入地探讨机构对平等和公正的强调对于妇女的生活所产生的影响。在对于历史和传统文化的研究中，研究者发现古代文本对于女性的再现，是被歪曲的；而印度传统文化对于“好女人”、“好行为”的期待，无形之中就带着威压的性质。在赞扬19世纪印度妇女解放运动的改革家的同时，研究者也批评运动对于妇女地位的改善，只是局限在家庭内部。他们认为，“妇女解放运动，应该和种姓争取平等的运动一起，放到印度社会变革这样的一个大的语境中去考虑” [5] (P 54)。研究者同时也提醒我们，独立25年后，由于印度传统手工业的逐步消亡，妇女不得不面临着日益萎缩的劳动力需求市场，逐渐又退入到传统的私领域，这样她们在经济上就“完全没有了能见度” [6] (P x x x)。 《走向平等》这本书对于制定妇女政策、开展妇女项目、以及妇女与性别研究、解读妇女的历史的影响力无疑是巨大的。这份研究报告出版之后，印度社会科学委员会（the Indian Council of Social Science Research，简称为ICSSR）专门成立了由维纳·马赞达尔（Vina Mazumdar）博士牵头的顾问委员会来从事现代妇女生活现状的研究，特别是对于劳工阶级妇女以及他们生活状况的研究。研究者感到比较为难的，是如何避免对妇女这个范畴做过于泛化的概括和归纳。他们选择在研究中比较容易操作的分类方式，那就是从经济的角度来区分妇女的差异：无法维持生计的妇女，在温饱线上挣扎的妇女以及经济有保障的妇女[6] (P 8)。 这份研究报告开了跨学科研究的先河，以后的十年间，是印度妇女研究跨学科研究的黄金时期，这个时期阿尔福勒德·德·骚扎（Alfred de Souza）、戴维卡·让（Devika Jain）以及比·阿·南达（B. R. Nanda）[7]都出版了各自的专著，挑战了对于妇女以及妇女历史传统的种种想象和预设。同时也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问题：妇女政治上的成功；民族独立运动的宣传对于妇女的再现；妇女生活的特点等。这个时期的研究也出现了一些以前所没有的新气象，比如若米拉·萨帕尔(Romila Thapar)就谴责了历史文档对于妇女范畴的本质化[7]( Jain, P10-12)；尹夏兹·阿赫迈德（Imtiaz Ahmed）将妇女政治上的成功和家庭的纽带联系起来[7]( Jain, P301-312)；阿希斯·南狄（Ashis Nandy）表明了重新思考有关于妇女与女性气质的精神现象的重要性[7]( Nanda, P146-160)。 同时，一群历史学家也致力于寻找和重新恢复妇女的历史档案。尼赫鲁博物与图书馆的“口述历史计划”采访了自由独立运动中的活动分子，并积极保存她们提供的私人收藏。这个领域的历史学家在箱子里、货舱里，有时候甚至是垃圾桶里面去搜寻相关的史料。纽约州立大学知名教授杰拉尔丁· 福布斯（Geraldine Forbes）在1970年收到了一个名为淑拉· 马赞达尔（Shudha Mazumdar）的女人的一份手稿，不过要说服人们这个无名的妇女的生活值得关注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马德拉斯，隋·斯·拉克希米（C. S. Lakshmi）采访了来自社会各个层面的泰米尔妇女，并特别将注意的焦点放在女性作家，歌手，舞蹈家，音乐家的身上，来寻找被湮没的女性档案以及私人的收藏。在北部印度，盖尔·米罗尔特(Gail Minault)在研究女性历史档案的基础上写成了《被遮蔽的学者》（Secluded Scholars）[8]，而盖尔·佩尔森（Gail Pearson）通过研究孟卖的警局档案，来研究在国大党领导的示威和游行活动中妇女的参与情况[9]；而另外的一些女性主义的学者，比如拉玛·梅塔（Rama Mehta）、巴拉提·雷（Bharati Ray）、阿帕玛·巴素（Aparna Basu）,以及维纳·马赞达尔（Vina Mazumdar）等妇女研究者，研究她们所在社区的妇女包括自己的母亲和祖母来了解妇女的历史。 研究者对于社会正义的狂热以及将学术活动和社会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是这个时期妇女研究的一个突出的特点。这个时期大量的妇女研究机构相继建立起来，如孟卖SNDT女子大学的妇女研究中心1974年在尼拉·德赛（Neera Desai）博士的领导下展开妇女研究；1980年妇女发展研究中心在维纳·马赞达尔（Vina Mazumdar）博士的领导下在德里落成。全国妇女研究学会、一系列集中于某个议题的全国性，区域性甚至地方性的会议，在80年代早期也是你方唱罢我登场。印度女性主义的主要出版物《玛鲁石》（Manushi）在1978年在玛葫·克西瓦尔（Madhu Kishwar）、茹斯· 瓦尼塔（Ruth Vanita）的领导下创刊，整合了印度各邦妇女研究的力量。1984年，丽图·梅农(Ritu Menon)和乌瓦西·卜塔里亚( Urvashi Bhutalia)创立了独立非营利的卡立妇女出版公司，为妇女与性别研究提供一个发言的平台。1986年，《经济与政治周刊》开始了双年刊的妇女研究评论，也为妇女与性别研究成果的出版提供了渠道。 这个时期重要的研究领域是妇女的社会与经济状况。对家庭工业分工中的妇女的状况以及家族经济微观结构的研究，为以后的综合研究提供了材料，打下了基础。从这个时期开始，研究开始比较关注种姓、阶级、宗教以及区域的差异。研究者在对旧的记录的研究情况下，提出新的问题。这个时期的妇女研究学者采访了那些经历过，积极参与过独立斗争的妇女，竭力保存她们的历史档案。在寻找复杂问题的答案的时候跨越学科的疆界。虽然妇女历史从古代到十九世纪的改革家到甘地的社会改革运动都受到了学者不同程度的注意，但是关注现实显然是这个时期妇女与性别研究学者们的共识，特别是1947年至70年代中期这二十多年的妇女历史，是这个时期学者们关注的焦点。而对于一些重大妇女运动议题的研究，是在印度现代历史上政治最困难的时期展开的：1975年，英吉拉·甘地宣布印度进入紧急状态，刚刚出版的《走向平等》从市面上消失了；妇女组织的许多活跃分子，许多因为批评甘地夫人而入狱；而另外有些人在出版地下刊物，或者干脆藏起来，三缄其口，等待新的机会。1977年紧急状态结束之后，印度再次迎来了女性主义的春天。这个时期的著作大量出版，比较由代表性的是盖尔·昂维特（Gail Omvedt）的《我们将打破牢笼：斗争中的印度妇女》（We Will Smash This Prison: Indian Women in Struggle） (1980), 芭芭拉·狄·米勒（Barbara D. Miller）的《濒危的性别：被忽视的北部农村女婴》（The Endangered Sex: Neglect of Female Children in Rural North India） (1981), 以及玛都·克西瓦尔与茹斯·瓦尼塔（Madhu Kishwar ，Ruth Vanita）共同编篡的《寻找答案：来自于玛鲁石的印度妇女的声音》（In Search of Answers: Indian Women's Voices from Manushi）(1984)。 这是集体的呐喊，她们的作品直指重男亲女的陋习以及对于妇女系统、机构化的暴力。同时，这些作品本身也表明，印度的妇女正在被组织起来，为自己的权利而斗争，反抗社会不公。 三、 挑战与重新思考既有范畴 最后一个时期（1986年－至今）是一个挑战性别范畴，重新评估殖民主义，思考第三世界妇女的时期，也是关于南亚妇女和性别研究成果大量出现的时期。 在涉及到性别研究的学科中，历史研究无疑是最有成效的，由杰·克里希纳穆尔西（J. Krishnamurthy）[10]主编的《殖民时期的印度妇女》（Women in Colonial India）(1989)和坎康·散贾丽（Kumkum Sangari）与苏德西·韦德（Sudesh Vaid）[11]共同编篡的《重铸妇女》（Recasting Women）(1989)标志着印度妇女与性别研究新的方向。这两部著作里面都包含了以前已经出版的著作或刊出的文章，但是它们作为整体出现，为未来的学术定下了基调。 克里希纳穆尔西认为研究妇女作为女权运动参与者的角色以及她们与男性的关系非常重要。他关注的是女性在历史中的再现问题，以及她们如何看自己，外部任何看待她们等问题。他批评官方对于妇女经济问题的记载不够翔实，而“妇女运动的意识形态”[10]（P viii）提供了从边缘阅读这些史料的视角。一些学者对历史的分期和现代社会对于妇女的传统想象提出了挑战。比如，露西·卡罗尔（Lucy Carroll）[12]和格丽高利·廓兹劳斯克（Gregory Kozlowski）[13]讨论了改革派的法律如何影响了妇女，挑战了阿尔特卡关于印度女性的解放开始于英国殖民统治的假设。塔里卡·撒卡尔（Tanika Sarkar）回顾了妇女在甘地的不抵抗运动当中的作用[14]，集中反映了妇女所保持的传统因素在改革运动中的作用。 在《重铸妇女》的序言中，散贾丽和韦德将学术活动与社会活动结合起来。他们关注英国殖民政府的统治如何重构了印度的父权制以及后殖民时期印度依然存在的针对妇女的暴力，比如因为嫁妆的纠纷对女性施加的暴力甚至是谋杀；寡妇的自焚；社区的暴力；妇女在生产中的被边缘化。这一卷的多数文章是关于印度北部印地族中产阶级的，由父权制的重构这一主题贯穿起来。这些文章汇聚成为一股力量，对所谓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社会中母性(maternity)的定义以及妇女运动与民族运动的关系等提出了挑战，提出用女性主义的历史学来重新思考历史与历史书写，其目标是重铸妇女、重铸性别、最后达到重铸历史。各位作者在进行自己研究的时候，都打破了原来历史研究的学科界限，来探究父权制的机构与话语在殖民时期是如何被重构的，它又是如何运作，将妇女置于从属地位的。 寻找妇女的声音是这个时期的另一个重要任务。由苏西·塔鲁（Susie Taru）和克·拉立塔（K. Lalita）合编的《印度的女性书写》（Women Writing in India）是这个时期的一部大部头作品，也是最有价值的集子。第一卷(1991)包括了从公元前16世纪到二十世纪早期女性书写的译本。第二卷(1993)收录了二十世纪女性作家的作品，涵盖了印度具有代表性的十一种方言，也包括一些杰出妇女的传记，比较受到关注的是曼摩赫利·祖西（Manmohini Zutshi Sahgal）与杰拉尔丁·福布斯（Geraldine Forbes）合著的《印度自由战士的生平》（Indian Freedom Fighter Recalls Her Life） (1994)，拉克希米·萨迦尔（Lakshmi Sahgal）的《革命的一生：政治活动家备忘录》（A Revolutionary Life: Memoirs of a Political Activist）(1997)以及苏米特拉·贝福（Sumitra Bhave）的传记合集《火上的油锅》（Pan on Fire）(1988)，在这部作品中，达立特妇女的斗争生活跃然纸上，发出了自己的声音。而斯特利·夏克惕桑贾塔纳（Stree Shakti Sanghatana）的《我们在打造历史：特兰加拉妇女的斗争生活》（We Were Making History：Life Stories of Women in the Telangana People's Struggle） (1989)。这些研究追溯了女性书写的历史、发掘女性的声音，激发了广泛的思考。 重铸历史，寻找过去的努力对于我们看待女性的历史有着重大的影响。但有趣的是，贱民研究学派，一直以来挑战精英主义，民族主义，殖民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但却很长时间忽略了妇女和性别问题[15](P902-920)。《贱民研究》第五卷(1987) 斯皮瓦克（Gayatri Spivak）和古哈(Guha)撰文第一次讨论了妇女与性别问题。斯皮瓦克研究了马哈思维塔·德维(Mahasweta Devi)的小说中贱民妇女的再现问题，在更大的历史叙事与第三世界文学的架构中讨论了德维的作品的多种解读，并引入了她的两篇短篇小说的译本。而在《单德拉之死》（Chandra's Death）这篇论文中，古哈运用历史文献，在历史的碎片中，挑战传统的历史研究。通过仔细阅读十九世纪中期的历史文献，古哈集中研究了妇女如何在获得和使用避孕药品上获得能动性，以及怀孕，堕胎以及单德拉的死亡如何挑战了父权制[16](P165)。 在《贱民研究选集》的序言中，斯皮瓦克认为在贱民历史的书写中，“妇女不是缺席，就是被剥夺了主体性”。[17](P31)在《贱民可以说话吗？》这篇论文当中，斯皮瓦克提倡书写殖民地妇女的历史。她发现在殖民主义和贱民的历史学中，性别的意识形态建构使得男性占据着主导地位。在女性被书写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个危险，那就是过于专注“被压迫者具体的经验”而没有认识到女性遭受殖民主义与父权制的双重压迫以及进一步被西方学界话语压迫的危险[18](P271-313)。 到第九卷(1996)出版的时候，贱民研究学派的学者开始大量把妇女与性别视角纳入到自己的研究和分析架构中。这一期，卡玛拉·维斯韦沃兰（Kamala Visweswaran）在文章《微小话语与贱民性别：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和历史学》（Small Speeches, Subaltern Gender: Nationalist Ideology and Historiography）中深入研究了“建构作为贱民的性别化主体（Gendered Subject）”的问题[19](P 84)，将注意力放到贱民性、妇女问题、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等交织起来的一个有机的语境中来思考妇女的主体性，并将女性描述为受到父权制压迫的行动主体。 最近一个时期，综合性研究专著大量出现，总结了已有的学术研究。这里面关键的一部作品，就是拉达·库马尔（Radha Kumar）的《行动的历史：1800年－1900年印度妇女权利运动的阐释》（A History of Doing: An Illustrated Account of Movements for Women's Rights and Feminism in India, 1800-1990）(1993)，研究了印度的妇女运动。杰拉尔丁·福布斯的《现代印度妇女》（Women in Modern India） (1996)将注意力放在妇女如何看待她们自己所处的世界以及在其中如何表达自我。福布斯通过研究女性的书写，组织机构的档案、杂志、期刊并结合口述历史、私人文件与信函，将中上层妇女再现为有思想的参与者。1994年两本重要的理解“社会中的妇女”的著作出版，它们是宾娜·阿加沃尔（Bina Agarwal）的《自己的领域》（A Field of One's Own）以及苏珊·斯·韦德利（Susan S. Wadley）的《在嘉林普尔和命运抗争》（Struggling with Destiny in Karimpur, 1925-1984）。阿加沃尔对性别与土地权利做了百科全书式的解释，而韦德利纵向研究印度北部的农村，让北部的劳工阶级，特别是妇女自己讲述自己的故事。 结论：五十年历史一小步，妇女研究一大步 我们应该如何总结独立50年来印度妇女的历史的书写呢？很明显，女性范畴已经被解构，跨学科研究已经成为了一种常态。此外，随着时代的变迁，关注的问题也一直在发生变化。女性历史的书写有历史研究思潮的影响，也受到新发现的资源、以及不断变化的政治气候的影响。比如在本土化运动中，年轻一代的知识分子赞成维护萨提制度，赞扬蒙面沙丽，而没有理解这些习俗在多大的程度上压迫了女性。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妇女研究取得了重大的进展，但是还有许多工作要做。许多的研究机构，比如1987年建立的妇女音像档案研究所（Sound and Picture Archives for Research on Women，简称SPARROW）一直致力于保存妇女的图片，记录，整理口述历史。许多其他的妇女组织，图书馆，档案馆也都致力于收集，整理，保存有关女性或者女性书写的材料。妇女历史的研究对妇女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历史学家的著作对印度的妇女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印度的妇女研究丰硕的成果推动了妇女与性别研究进入到了研究机构的课堂，甚至进入到了西方女性主义的研究与教学。当然，印度的学术进入第一世界的学术的中心，如何避免东方主义的建构，使得其能够与第一世界的学术平等对话，显然还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鸣谢：本文特别感谢印度德里大学Sreemati Chakrabarty教授、尼赫鲁大学Sabaree Mitra教授以及纽约州立大学的Geraldine Forbes提供相关资料。 参考书目 【Notes】 [1] James Mill, The History of British India, v. I & II, (New York: Chelsea House, 1968), [2] A.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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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Gail Minault, Secluded Scholars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9] Gail O. Pearson, Women in Public Life in Bombay City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Civil Disobedience Movement, Ph.D. Thesis, Jawaharlal Nehru University, (1979). [10] J. Krishnamurthy, ed. Women in Colonial India: Essays on Survival, Work and the State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11] Kumkum Sangari and Sudesh Vaid, ed., Recasting Women, Essays in Colonial History (New Delhi: Kali for Women, 1989). [12] Lucy Carroll, "Law, custom and statutory social reform: the Hindu Widow's Remarriage Act of 1856," Women in Colonial India. [13] Gregory Kozlowski, "Muslim women and the control of property in North India," Women in Colonial India. [14] Tanika Sarkar, "Politics and women in Bengal–the conditions and meaning of participation,," Women in Colonial India. [15] Himani Banerji, "Projects of hegemony: Subaltern Studies' resolution of the women's Question," 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 v. 35, No. 11, March 11-17, 2000. [16] Ranajit Guha, " Chandra's Death," Subaltern Studies V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17]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Subaltern Studies: Deconstructing Historiography," Selected Subaltern Studies, ed. Ranajit Guha and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18]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Can the Subaltern Speak?" Marxism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 ed. Cary Nelson and Lawrence Grossberg,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88). [19] Kamala Visweswaran, "Small Speeches, Subaltern Gender: Nationalist Ideology and Historiography, " Subaltern Studies IX, ed. Shahid Amin and Dipesh Chakraborty, (Delhi: OUP, 1996),. 作者简介：陈义华，男(1973-),中山大学人文科学学院比较文学博士研究生，武汉理工大学外语学院讲师，现为印度德里大学访问学者，尼赫鲁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客座教员，电子邮箱：cyh1207@sina.com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