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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思想(下)(20040621)

http://www.newdu.com 2017-12-29 中国世界古代史研究网 周剑铭 参加讨论
二、人与仁
    中国文化的动力学就是中国思想,这是因为中国思想是企图通过人道与心灵去驱动社会。社
    会和历史就是真实的存在,孔子述而不作,他最先从历史与现实中深切感悟到社会与人性的统
    一,是他把中国思想引导进了基于人性的社会政治领域,产生了中国独特的文化模式。广义地
    说,文化就是人类的社会生存模式,中国传统社会生活重心性,重伦理道德的特色正是中国思
    想在人性文化中驱动的结果。中国文化中的人性不是个性,而是基于社会性的心性。在世界上
    各种文化发展潮流中,从心灵上重视个人的社会生存关系是儒家文化最基本的特点。与希腊罗
    马尚武崇誉的文化精神不同,儒家文化不重视人的体质与自然个性,这正是由于把个人的生存
    、社会生存与自然生存统一起来的思想努力。这自然导致伦礼教化文化的产生。作为个性的自
    觉,儒家文化追求的是个性在心灵上与社会自觉地统一,人在思想上保持警觉,行为上持中不
    发,社会保持着对人的关心,这就是仁的人性本质。儒家的人是人的天道,儒家的仁是心灵的
    天道。仁就是道的思想在社会和人生中的再现。
    在儒家文化思想中,人就是努力统一于社会的人,它的目标就是内圣外王,即通过人性的修养
    来实现社会秩序。孔子轻小人,重教化,企图通过从求仁的思想道路来实现和平稳定的社会秩
    序。因此仁意味着人性与社会精神自觉地趋向和谐的努力,这种和谐是道在心灵中共呜,在人
    性中的再现。所以仁是基于人心的人道,它表现为一种关怀的爱,宽厚的爱,包容的爱,这与
    西方文化中的基于平等的互爱是有别的,仁爱是爱的超越。仁是从个性的心灵出发投向社会的
    和谐,道德和修养就成为实现仁的方法和道路。所以仁只是一条实现仁的思想道路,一个社会
    方向,一种心灵的修养方法,仁不是某种规范,也没有仁人的标准,它的最终方向是成为圣人
    。孔子讲了大量的关于仁的话题,但都是种种人和事的例子,实际上他是从人与社会以及人与
    人的关系中指导人的人性与心性的修养。由于仁是人与人、人与社会在冲突关系中的和谐,因
    此忍让、宽恕、克制、谦和就是仁的美德,而对人的普遍关心成了仁的社会背景,这也同时造
    成了对个性的压抑而且成为必然的现象,这是社会化的形式化是仁的本质的不幸,它在伦理上
    盖上了权力的大印,在道德中种下了虚伪的祸根。
    社会与人性冲突中的和谐就是现实生活中的道,它追求变动中的完满,浑然天成,执而无执
    ,无为而无不为,这就是集儒家思想、理论、行为为一体的大智慧--中庸。孔子之为圣人,正
    是这种思想自觉的完美典范,论语中有许多表达孔子作为一个常人所具有的真率本性的例子,
    比如与他的学生曾点的一次对话中,特别感人地流露了深深隐藏于内心的向自然自由回归的自
    性,但这一切都完全消融在他不自觉的自我克制之中,孔子是因人而圣而非神圣,从心所欲而
    不逾矩是他晚年所达到的最高人境。社会冲突是不可避免的,法制固然是调整社会关系的有效
    手段,但这只有在社会相对稳定的情况下才是凑效的,在春秋战国的社会剧烈动乱时代,以暴
    制暴带来的无休止的杀戮、战争和流亡的痛苦导致了的对和平和稳定的渴望,仁成为了一种政
    治上的深切关怀。孔子倡导以礼制来代替混乱的政治秩序,是他的仁的思想在政治上的理想的
    表现,是道的政治化. 但是社会政治有它更直接的来自于人的自然本性与物质利益的驱动,而
    且它也是思想赖以附身的社会躯体,这也正是造成儒家自身社会生存尴尬的本质原因,因此儒
    家在政治上总显得幼稚迂阔和无能为力,但作为政治理想,在指向上是伟大的,儒家的这种愿
    望只能停留思想阶段,无论寄希望于国君,还是劝教于臣民,他即未能许诺一个脱离现实的国
    家理想,也无法重现质朴的过去时代,只能给他的后人留下一个希望的方向,他的思想超越了
    他的时代,也超越了迄今为止的一切时代。
    三、 合与易
    变易的思想一直深深地植根于中国古人的意识之中。和西方传统文化不同,对自然的直面思
    索使中国古人没有产生纯粹的数和几何的知识和逻辑形式,强烈的冲突意识和企图顽强调和矛
    盾的精神转化成易的思想和太极、阴阳、八卦的达表方式,它们不是纯粹的知识形式,只是思
    维定势下的思想方法和思想工具,即思想范式。思想的眼光透过它们,使中国古人获得了与自
    然与历史的勾通,而世界也因这种方式获得了人性,这就是合的精髓。在人与自然的冲突中,
    中国古人借助自己的思想获得了在人与自然的共有世界中的相对平等的地位。在中国的古文化
    中,没有产生绝对超越世界的上帝之神,天不是超越之神,而是对话之神,它只是人必须依赖
    的大自然的力量的在思想中的化身,所以在中国文化中没有对命运的绝对服从或归宿,希腊神
    话中的普罗米修斯是神的逆叛,圣经中的大洪水是上帝的绝对安排,而中国传说中的大禹是因
    治水而成为与天抗争的人杰,既使是在后世的民间文化中,对命运的预测和趋避也具有一种抗
    争色彩。人与天之间不是绝对的对立或统一,而是互相超越的易与合,易因合死,合为易生,
    这既是思想过程,也是思维模式,也即道表现为中国思想的本义。
    天人之合正是这种人与自然统一的超越追求,天人之合其实是人道,是人对自然的屈服与抗
    争的选择,这是一种大智慧。天人之合既不是决定的,也不是竞争平等的,它是对超越自然的
    渴望和指向的思想。但实际上人与天之间的全面交合只能以思想方式实现,只有在这个意义上
    ,中国思想才表达为思想范式。从西方的学术观念看来,易是一种神秘的思想,因为它不是从
    具体的对象中抽象出来的概念,它不是思维的逻辑形式,理性思维是指思维的推理方法,它可
    以遵循逻辑形式而有具合理性;理性的思想则是指智慧,是对自然、社会和人的现实的把握和
    决择,是历史与现实的统一,它永远是唯一的,因此不存在可以遵守模式。作为思想的经历它
    是可以借助形式而表达的,它积累而成为思想的经验,周易就是以占卜的记录而成书,因此它
    是思想方法的史书。莱不尼兹把八卦图式看作二进制数学,是因为他的眼光聚焦在纯粹形式关
    系上,但是中国古人的眼光却透过八卦图式看到了人、自然,和社会的共存关系,它并不能预
    期未来的事件,但可以指导人的思想在总体环境下的决择,提供自然、社会、人共生中的哲学
    理解。合和易是演化中的和谐,是宇宙和思想的本质,在这个意义上它是真正哲学的。用易做
    占卜是古人的知识上的幼稚,因为易的本质不是对具体事物的形式表达,它只是思想的眼光,
    人是作为世界的参与者进行思想的,中国古人就是通过易与合的思想过程实现人与世界对话。
    在西方文化中,世界是分裂的,在神的世界中,人是被创造者,神是绝对的统治者;在物质世
    界中,人是事物的主人,借助于形式方法,人可以呼风唤雨,而在社会中,人是平等的竞争者
    ,西方文化中产生了灿烂的物质文明和民主政治制度,但这是神、人、社会三者之间的这种分
    裂的却是很难过渡的,这种分裂最终是也是人自身的分裂,社会和人总是面临着这三者之间的
    冲突和危机,这种危机主宰着西方历史的变迁,因此西方文化总是一次次地重刷历史,希腊文
    明、基督教文明、政教冲突与宗教变迁、文艺复兴、等等,每一次都几乎都是这三者关系的推
    倒重来,这和中国文明和历史的连续性形成鲜明的对照。西方文化的冲突是自身本质性的,至
    在科学基本理论中,人们都察觉到了这种危险,比如在量子力学中,物理学家就发现无法摆脱
    人作为参与者的困境,作为数学基本工具的形式系统方法也宣告了确定性的终结,它对知识界
    带来的影响被喻为基本理论的危机。从这些方面看,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有自身本质性的区别
    ,这种区别并不是对立的,而是不同层次意义的,它们给我们带来对世界的不同理解,但世界
    却是唯一的,中国思想对现代人的启发是意义深远的,从中国思想的视野出发可以给我们带来
    一个全新的视界。
    四、 一与超越
    中国思想的结果是归化万有的和谐统一,作为思想目标它只是一个虚幻图景。任何将这种目
    标的固化就是思想的死亡。一与无的学说正是对这种状况的写照,老子关于无的学说是思想的
    极致,合一即是最终的统一,也是统一的开始,作为最终的统一,所有的差别、个性、分裂和
    冲突将消失,但这不是终极死亡,道的终极统一不是此岸世界的末日,易是自性的重生,一即
    是易,因此一也是万化之源的浑沌,为天地母,无中生有,这就是一的超越之道。但是道家深
    刻地领悟了道的显化的命运,敏锐地看到了社会与精神的僵化过程,于是拒绝现实,逃向自然
    和原始,道家文化是一种对自然的完全的归化,在行为上它是消极的,在思想上却是一种回归
    ,自然毕竟是人类的母亲,虽然反动,但不失赤子之真。道家以逃脱的方式避免了在形式化中
    的死亡,但是中国思想是植根于历史与现实的,历史使命和现实的责任是儒家文化自觉的生命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思想实现了自己的主体,"舍我其谁"不是个性的荣誉,而是一种献
    身,是儒家个性的化归,它在双重意义上都是实现走向死亡,是易与合湮灭的壮烈,儒家文化
    是沉重的,总抹着一种淡淡的悲剧颜色。中国思想逃脱不了自己的形式化的命运,因而无法逃
    脱和社会一起僵化,它在追求统一的形式化过程中即成就了自己,也束缚了自己,它的最终结
    果是天下一统的政治理想演变为专制主义与权术,道德礼教演变成吃人的罪恶渊薮,白首穷经
    成为了思想的桎梏,自洽的满足变成了自大的愚昧,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为现代人所痛斥的原因
    。但是中国思想的终极本质是自由的,它的自身的本质就是超越。因此作为中国思想承载者,
    真正的儒家能不自觉地超越自身,所以他们总是与社会的主体若即若离,正是这种天生的存在
    状态,保全了儒家的传承一次又一次与历代封建王朝一起死亡,也保持了自己对历史的冷静的
    超脱。比如对中国文化落后状态的觉醒与反省正是来自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现代知识份子, 但
    是这种自觉总是软弱、希罕、艰难的,变法、改革在沉重的历史朝代中不过总是转瞬即逝的一
    线曙光,中国思想的本质既不能自身形式化,也就得不到对现实世界的最终控制权,它是终极
    自由的,也是终极无奈的。
    中国近代以来的思想解放始于西方的入侵和对这种入侵的觉醒,西方文化本于物质生命的强
    大血肉之躯,它的思想服从个性和利益,遵循高度形式化的知积与逻辑,它的社会形式植根于
    科学与民主,在它的冲击面前,中国思想赖以寄身的中国文化形态脆弱而不知所措,经过无力
    拒绝、无可奈何地被入侵和接收,中国文化突然发现自己正处在一个两难处境,一方面已失去
    或正在失去固有的根源,另一方面,思想自我桎梏的魅影却始终挥之不去,这是一种痛苦的尴
    尬:要么没有自我,全盘西化,要么呆在自我的牢笼中而枯竭。对于传统文化,我们现代人像
    古董仓库的看守人,在里面中翻来倒去,虽然肯定知道这其中有什么无价之宝,但不知道它是
    什么,既不能离弃,又不能发扬,忍看它们被逐渐侵淫,继承人成为了传统宝藏的失职的奴隶
    。
    这种命运正也是中国思想自身的困境,中国思想需要自己的肌体,但又不能在其中固化,正
    如易的形式,它只有在易中才是合的,在合中才是易的。自由思想可以产生一种新的政治制度
    以保证实质上的自由,但如果这个制度自身一旦不由自由的思想驱动,它就必然走向僵化,成
    为思想的桎梏。学术上亦如此辙,中国思想的本质无法自身形式化,所以除了最初的易的表达
    形式以外,中国历史上再没有出现专门关于中国思想的新学说,同时易的发展也由于止于形式
    演习而陷于停滞。中国思想自身的发展没有成为独立的学问,它寄身于历史,统一于历史,所
    谓五经皆史,只有在中国历史自身的进程和经学化过程中,才能寻觅到它的学术踪迹。正是在
    历史的进程和经典化中,中国思想发挥了自己,表现了自己,但也葬送自己。当然,中国思想
    没有死亡,绝对完美的形式是不存在的,对和谐完美的追求永远是动力之源,这正是中国思想
    永不死灭的生命。中国思想的本质就是不断地超越自身的形式,历史只是他的骨灰。形式固化
    已经葬送过了它,中国思想的僵死的陈迹在现代文化文明的火焰中烧毁得几乎无存,但这正好
    是它的从已
    死的躯壳的解脱,它终将因超越而重生。
    (原刊于“人文月刊”2003-9期http://humanum.arts.cuhk.edu.hk/~hkshp/humanities/ph117-02.txt
    ,本文有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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