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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时间,领域,方法 漫长的秦汉历史是由秦(公元前221- 207年),汉(公元前202-公元8年,公元25- 220年)和新(公元9- 23年)三个朝代构成的,还包括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即公元前206年秦朝的灭亡到公元前202年汉朝的兴起.一般来说,我们把公元前221年至公元220年作为秦汉时期①.东周(公元前770- 221年)之后的秦汉,是中国封建帝国历史(公元前221-公元1911年)的第一个阶段.东周是一个巨大的历史变革时期,从政治经济制度到军事文化领域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通过这些变化,中国由分封制状态转变为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帝国,这标志着古典中国,或者说上古中国的结束,封建帝国的崛起②. 本文拟对1970年以来西方学术界的秦汉史研究作一概述,着重谈三个方面:研究现状,主要成就和最新动态.限于篇幅,仅就主要观点略作述评,而不拘泥于具体细节③. 二,西方秦汉史研究概览 自1970年以来,西方学术界对中国秦汉史的研究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都有长足的发展,本文仅就这些成就做一概览.为叙述方便,我们将其分为七个方面,每一方面列举一些代表性成果,以便后文评述之用. 1,秦汉帝国的起源 马克 爱德华刘易斯:《早期中国的暴力制裁》 奥伯尼,纽约, 1990年. 2,政治和法律结构 毕汉斯:《汉代的官僚制度》剑桥和纽约, 1980年. 3,社会和经济状况 瞿同祖:《汉代的社会结构》西雅图, 1972年. 许焯云:《汉代农业:早期中国(公元前206-公元220年)农业经济的形成》西雅图,1980年. 4,思想和宗教 卜德:《古代中国的节日》普林斯顿, 1977年. 鲁惟一:《中国人的生死观:汉代(前202-公元220)的信仰,神话和理性》伦敦, 1982年. 5,考古,艺术和区域文明 毕梅雪:《汉代中国》瑞士, 1982年. 斯蒂文 P 塞奇:《古代四川和中国的统一》奥伯尼,纽约, 1992年. 洪武(音):《武梁祠:早期中国石刻画像的艺术观》斯坦福, 1989年. 6,疆土的拓展与帝国的扩张 雷夫 德克雷斯皮尼:《北部边疆:后汉帝国的政策和策略》堪培拉,澳大利亚1984年. 张春树:《中国汉朝的边疆及其拓展》安阿伯, 1994年. 7,秦汉史籍的翻译 约翰 梅杰译:《汉初思想界的天地观念:〈淮南子〉的第三,四,五章》奥伯尼,纽约, 1993年. 蒂莫特斯 波科拉译:《〈新论〉及桓谭的其它作品》安阿伯, 1975年. 戴维 克内克特格斯译:《〈文选〉卷一:〈两都赋〉》普林斯顿, 1982年. 肯尼思 J D 沃斯基译:《古代中国的医,巫和术士:方士传》 纽约, 1983年. 何四维:《秦法律残简: 1975年湖北省云梦县发现的公元前3世纪的秦法律和行政规定的译注》 雷登, 1985年. 何四维:《中国在中亚:公元前125-公元23年的早期阶段》雷登, 1979年. 李学勤著,张光直译:《东周和秦代文明》纽黑文, 1982年. 新近发现的资料和考古材料为研究秦汉帝国的起源和建立提供了新的启示,同时,传统的史料经过用新的分析比较法也得到了重新解释(李学勤和张光直, 1985)④.就政治和法律结构而言,对秦王朝体制的自然和历史根源的重新解释可以对有关这方面的一些经典著作如卜德和王毓铨的著述有所补充⑤.战国时期大多数国家在政治,法律和社会领域的变革可以看作是向君主专制的过渡,作为上帝在人间的偶像,君主拥有单一的,无可置疑的绝对权威.公共秩序的重建是围绕着君主进行的,它突出地表现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重新组合以及全体社会成员都可加入军队(刘易斯, 1990)⑥.通过对1975年湖北云梦发现的秦代法律文书的翻译和分析,何四维对秦的法律和行政体系做了重要阐述⑦.另外,这些新发掘的秦律也使汉代法律体系中许多有争议的观点和技术性细节得到了确认⑧.1980年,毕汉斯对汉代的行政组织也做了系统的研究.这一阶段看来是一个建立在新材料和新的突破性研究基础之上对整个秦汉时期政法结构做更深入研究的准备时期⑨. 东周时期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而且这种变化的特点在秦汉时期也得到了反映.因此,深入研究秦汉的社会和经济就成为理解中华帝国最根本的社会经济结构的起源和构成的首要问题.瞿同祖于1972年出版的专著可以说是第一部从血亲关系,婚姻,妇女地位,社会阶层和豪门势家诸方面系统分析秦汉社会结构的著作bk.许焯云在1980年出版的著作里对秦汉农业经济的发展及其结构模式进行了综合的,精细的研究,着重阐述了中华帝国社会发展和国家权力的经济基础.这些开创性的研究借鉴了现代社会科学的许多概念和分析技术,因而在研究方法方面极具特点bl. 近年来新发现的资料,艺术品及考古材料为我们研究秦汉时期中国人的思想和宗教提供了极大的方便.通过这些新材料,我们对古代中国的宗教,如教义,礼拜仪式和信仰等方面都有了新的认识bm.同时,经过对原有史料的审核,我们对有关中国宗教和哲学的一些传统主题也有了新的看法bn.部分新看法已经体现在对那些重要的历史,文学,哲学著作的译本所做的学术水平很高的注释之中bo.根据这些新的资料和考古发现,学者们对汉代早期(公元前202- 90年)中国人的思想体系也做了新的探索bp. 近几十年来丰富的考古发现为研究秦汉的区域文明,艺术,科学和技术等问题开辟了新的领域,大量的中文专著和新成果的翻译向西方学者展示了一个令人激动的秦汉史研究的新天地bq.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考查了大量的区域文化及秦汉时期"中心——周边"的政治经济关系(塞奇, 1992)br.另一个具有创新意义的方面是用量化分析的方法研究了文化,思想,艺术和社会政治领域(毕梅雪,洪武, 1989年)bs. 秦汉史研究最重要的课题之一是中华帝国的军事拓展,扩张,以及这种扩张如何导致帝国的领土边疆,文化边界和世界秩序观念的形成.近来学术界已在研究汉人扩张的历史渊源,思想基础和军事进程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bt.一些最早和最重要的中文史籍已被译成英文,并用新的理论进行了分析ck. 我们简略回顾了西方学术界在秦汉史研究领域的最新研究动态,已取得的成果,以及未来的趋势.从某种意义上讲,由于条件所限,我们在此的回顾是不全面的,但从大的范围来看,我们所列举的著述无论在方法,翻译,理解,还是对新材料的大胆而灵巧的运用方面都极具创见,对学术发展作出了贡献,尽管这些成就仍不能与中文和日文的研究成果相媲美. 但是,二十年来西方学术界关于中国秦汉史的研究仍取得了一系列开创性的成果,并拓宽了研究方法和手段.这些成果的取得得益于中国新发现的文献资料和考古资料.已经取得的重要成果为进一步的研究指明了方向.我们期待着在未来的20年,西方学术界对秦汉史的研究将会有更多突破性的进展. 注释： ①漫长的汉代还可分为两个时期:前汉:(或西汉)公元前202至公元8年;后汉:(或东汉)公元25至220年,有关这一时期的历史背景和重要性,请参见张春树发表于《美国历史评论》V o l. 94,N o. 2的文章第501页. ②详细论述请参见张春树著:《中国的成长:中国前现代史的几个主要论题》(英格利伍德,克利夫斯,新泽西, 1975)第3- 12页:《中国历史的分期》. ③有关中国和日本学者对秦汉史研究的概述请参见张春树《八十年来汉简的发展与研究》,载于《中央研究院第二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台北, 1989)第417- 440页.《秦汉史与秦汉简牍研究中的一些问题》,载于《民国以来国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研讨会论文集》(台北, 1992)第173- 177页.有关1971年前秦汉史研究的西文书目参见张春树的《前现代的中国:文献介绍》(安阿伯, 1971)第91- 98页.也请参见许焯云的《早期中国研究的文献注释》(台北, 1982)第52- 57页,杨联皗的《汉学研究及评论》(台北, 1982).所有概述性的著作都没有包括在本文的范围内,我们不想在如此短的一篇文章中列举或涵盖秦汉史研究的所有主要论著,读者可参阅约翰 K 费尔本克的《中国:新的历史》(坎布里奇,麻省, 1992)第446- 447页. ④张春树已对李学勤的书作过评论,见《美国历史评论》V o l. 94,N o. 2,第500- 501页. ⑤参见卜德:《中国的第一个统一者:从李斯的一生研究秦朝》(雷登, 1938;香港, 1967年再版),王毓铨:《前汉中央政府略述》,载于《哈佛亚洲研究杂志》V o l.ˇ(1949)第132- 187页. ⑥对刘易斯该书的评论,参见张春树发表于《亚洲研究杂志》V o l. 49,N o. 4(1990. 11)的文章,第905- 906页. ⑦另参见罗比 D S 杰特斯的《对秦律的一些注释:何四维译秦律残简的略述》,载于《早期中国》11- 12(1985-1987)第243- 275页;卡瑞那 C D 米克罗德和杰斯特的《秦律的形式:〈封诊式〉译注》,载于《哈佛亚洲研究杂志》V o1.41,N o. 1(1981. 6)第111- 168页;J K 克罗的《对秦汉法律的注释》,载于W.L.埃德马和E 泽克所编的《秦汉中国的思想和法律:题献给何四维先生八十华诞的文集》(雷登, 1990)第63- 78页. ⑧有关汉代法律请参见何四维翻译的《汉律残简》(雷登, 1955).J K 克罗的《汉律注释》,载于《通报》V o l.L I,N o. 2 3(1964)第125- 139页. ⑨有关后汉时期参见B J 曼斯维尔特 贝克的《汉代的灭亡》,载于《剑桥中国史》第一卷:《秦汉帝国(公元前221-公元220) (剑桥,伦敦, 1986)第317- 376页;雷夫 德克雷斯皮尼的《东汉抗议的预兆:襄楷呈给桓帝的奏议》(堪培拉,澳大利亚, 1976),有关专制的政治思想方面请参见胡平悌(音)的《中国的国家政权:独裁主义的根源的探讨》,提交欧文"社会历史和理论研讨会"的论文, 1988. 4.第16- 44页;本杰明 E 沃拉克的《早期中华帝国的废黜及随后的处理》,载于《亚洲历史杂志》V o l. 21,N o. 2(1987)第48- 67页;凯瑞 T 格斯昌的《中国专制主义的再认识:秦及早期汉帝国的君主制和对它的批评》,(博士论文,密歇根大学,安阿伯, 1983). bk对瞿同祖该书的评述,请见张春树《汉代的中国家庭》载于《早期中国》V o l. 2(1975)第65- 70页. bl有关秦汉的经济和社会,请参见张春树的《汉代中国的边疆与帝国》(安阿伯, 1994,第一章). bm除了以上所列"思想与宗教"部分的著作,还可参见安尼拜瑞欧的《中国的神话简介》(巴尔的摩, 1993);戴密微的《汉至隋的哲学与宗教》(《剑桥中国史第一卷第808- 845页).杜敬轲的《汉代谶语讳书的历史概论》(博士论文,华盛顿大学,西雅图, 1966);E 泽克的《汉代的佛教与西方宗教》载于《秦汉中国的思想与法律》第158- 182页;以及博尔茨对该文的评述,见《远东》杂志35:1 2(1992)第212- 215页. bn卜德, 1977;罗伯特 克雷默《儒家各派的发展》(《剑桥中国史》第一卷第747- 765页);保尔 J 林的《老子的〈道德经〉和王弼注释的翻译》(安阿伯, 1977);米歇尔 K 巴尼特《汉代哲学家扬雄:纷乱年代对统一的呼吁》(博士论文,乔治城大学, 1983);安尼 E 本克的《无名者的论说》(博士论文,密歇根大学,安阿伯, 1986). bo参见约翰 S 梅杰,蒂莫特斯 波科拉,戴维 克内克特格斯和肯尼思 沃斯基的有关译著.毫无疑问,他们的译文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使得研究中国问题的汉语不太精通的学生以及其它领域的学者有可能了解中国最伟大的著作.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所提及的译作只是所有重要译作中极少的一部分. bp见张春树《汉代的边疆与帝国》第一章. bq特别请参见李学勤和张光直1985年的著述,王仲殊和张光直1982年的著述.巴瑞 B 贝克利的《楚史研究的最近进展》载于《早期中国》11- 12(1985- 1987)第371- 379页. br斯蒂文 塞奇的书可参阅张春树发表在《亚洲研究杂志》V o l. 53,N o. 3(1994. 8)上的评述. bs另请参见肯尼思沃斯基的《对一或二的赞歌:早期中国的音乐及艺术观》(安阿伯, 1982);马丁 J 鲍尔斯《早期中国的艺术及其在政治方面的表达》(纽黑文, 1991);鲁惟一《通向天堂之路》(伦敦, 1973);埃德蒙 卡彭和威廉 麦克奎蒂的《疲惫的王子》(伦敦, 1973);普拉兹蒂 塞斯蒂文1982年著述的英译请见杰妮特 西里格曼的译本《汉朝》(纽约, 1992);张春树发表于《美国历史评论》V o l. 98,N o. 3(1993. 6)上的文章评论了鲍尔斯的书,并对西方学术界近年来在中国艺术史研究方面几个重要的方法问题做了评价. bt请见张春树1994年的著述,雷夫德克雷斯皮尔1984年的著述,以及潘特里斯 E 蒂罗斯的《班固,匈奴与〈汉书〉94》(博士论文,密歇根大学,安阿伯, 1988);更广泛的内容请参见阿瑟 威尔德伦的《中国的长城:从历史到神话》(剑桥,英国, 1990);托马斯 J 巴菲尔德的《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坎布里奇,麻省, 1989);小弗兰克 A 凯尔曼和约翰K 费尔巴克编辑的《中国人的战争方式》(坎布里奇,麻省, 1974). ck见何四维1979年的论著及张春树的《汉代前期与匈奴间的战争与和平》(安阿伯, 1979);E 蒂罗斯的《对一个时代的确切指南:班固和〈汉书〉第94卷中的羌族》.《早期中国》9- 16(1983- 1985)第184- 203页. 李俊清 解亚红节译自《中国史学》(日本中国史学会编)第4卷 中国史研究动态 1997年第4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