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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史学月刊》2008年第7期 [关键词]新时期史学；历史认识论；历史认识主体；历史认识客体；历史事实；历史哲学；后现代主义史学 [摘要]中国史学的历史认识论研究，是改革开放以来兴起的新的史学理论研究领域。将近30年来，在历史认识主体、历史认识客体、历史认识的相对性、历史事实概念以及如何对待西方史学方面，都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今后的历史认识论研究，应该着力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要努力建立一个完整的以认识主体为核心的历史认识论体系；二是要大力开展历史认识机制的深入研究；三是在引进西方历史哲学方面，应该多一份辩证理性的分析态度。 [中图分类号]K092＝74／7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08)07-0005-15 历史认识论研究的兴起，是30年来中国史学发展中的最大亮点。在此之前几十年的中国史学界，人们已经十分习惯于一个“认识就是反映”的概念式解读。有了这样一个普遍而强大的哲学认识论原理的理论预设，历史认识的问题就被扼杀在了强大的集体无意识之中，人们似乎根本没有必要再提出一个历史认识论的问题。所以，自从有了“认识就是反映”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历史认识论就再也没有被人提起了。但是，改革开放的春风，无可避免地也吹拂到古老而沉闷的史学领域；早在百年之前就已经开始发生了历史哲学转向的西方史学，也无例外地传导到神圣而略带陈腐的中国史学殿堂。于是人们惊讶地看到，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到20世纪，西方历史哲学经历了一场重大变革，即从思辨的历史哲学发展到分析的、批判的历史哲学。历史思想家们越来越多地把智慧和精力，从对历史本身的思考转移到对历史知识性质的分析，一系列与史学研究实践中主体认识能力相关的问题，都严肃地提到了历史思想家面前。西方历史哲学话语的这一根本性转向，对历史学家的判断力、进而历史知识的可靠性，不啻是一场颠覆性的批判。西方历史哲学的转向，理所当然地引起了中国学人的深思，一个被称作“历史认识论”的研究领域，也就在上世纪的80年代中期，随着西方史学的引入和传播而蓬勃兴起。① ________________ ①本文是一种以综述为基础的评论性文章，谈到的每个问题，不可能把有关的研究全部征引或反映，仅侧重于最早提出的观点；最具代表性的观点；最有深度的观点等几个方面。由于笔者也是上世纪80年代较早研究历史认识论的学人之一，本着客观性原则，也对自己的研究给予一定的反映，而绝不敢借综述之便以自我炫耀。凡是谈到自己观点的地方，仅做客观介绍，不附加任何评论性语言。 一 关于历史认识主体研究 揆之于改革开放以前的史学界，当着人们都全力贯注于研究历史的客体而不去探讨主体的认识能力及其力量范围的时候，我们遵奉的“从客观历史实际出发”这个正确的唯物主义原则，实际上是在发挥着一个哲学偏见的作用：它似乎在说，只要我们在主观上坚持从客观历史实际出发，就可以在研究实践中排除主观因素的渗透，达到完全客观的、符合历史实际的结论；而认识主体的主观条件在历史认识过程中的发挥，则只可能扭曲历史的原貌。所以，以往的史学界，历史学家的主体性存在失去了合法性地位，排斥主体、淹没主体，构成了那个时代历史研究的顽固特征。可以说，这种状况，是一定时期内我国史学沉闷、迟滞、缺乏活力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历史认识论研究一开始，就自然而然地指向了认识主体问题。 1．关于主体意识结构 历史认识主体研究，首当其冲的是要解决历史认识的机制问题。中国历来的历史学家，似乎都还没有认真考虑过历史认识是如何发生、如何形成的问题，没有对自己的认识机制进行过自我追问，自我考量。而这的确是个比较严重的问题。柯林伍德在他的《历史的观念》一书中说：“人希望认识一切，也希望认识他自己……没有关于他自己的某种知识，他关于其他事物的知识就是不完备的；因为要认识某种事物而并不认识自己在认识，就仅仅是一半认识，而要认识自己在认识也就是要认识自己。自我认识对于人类是可愿望的而又是重要的。这不仅仅是为了他自己的缘故，而且是作为一种条件，没有这个条件就没有其他的知识能批判地被证明是正确的，并且牢固地被建立起来。”[1](p233)一个清醒的历史学家，一个希望摆脱认识盲目性的历史学家，必须要反思自己认识的生成过程和生成机制问题。 主体的历史认识不是从白板开始的，而是有一个认识开始之前的大脑准备状态，有一个主体赖以展开认识活动的先验①的结构或图式，每个人的认识，都无例外地是从这个已有的结构或图式出发的。率先探讨主体认识结构的是刘泽华、张国刚先生。他们认为，史家的认知结构，大致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历史观；第二，认知环境；第三，史家的知识构成与思维能力；第四，史家的情感与性格等个性因素。历史观是史家从事认识的指导思想。认知环境形成历史认识的情境条件；史家个人的知识构成与思维能力对历史认识的影响也十分明显。情感、性格等个性因素在历史认识活动中的作用更为微妙，是造成史家认识千差万别的极为微妙的原因之一。史家的认知结构不是一成不变的，它除了随着本身每一个构成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外，史家本人历史认识的深化和发展也会产生反馈作用。史家认知结构的改善与调整是一个相互作用的循环往复的发展过程。[2] 此后，笔者也撰文讨论主体意识结构问题，认为史家主体意识结构，主要有哲学观点、政治立场、知识基础、生活经验、情感、性格气质等六个基本的要素所构成。哲学观点包括认识主体的世界观、人生观、伦理观、价值观等，是认识主体对整个世界、社会、人生的全部看法的总和，是主体意识的灵魂。政治立场或政治态度，是历史学家的社会属性，历史学家对现实政治的理解，对现实政治所持的立场和态度，是其认识历史的一种重要的中介条件。知识基础是史学家以往接受全部文化教育所获得的知识的总和。它包括知识水平、知识结构以及以此为基础所获得的思维方式、认识能力等。哲学观点、政治立场两种因素，主要是规定着主体认识活动的方向；而知识基础的作用，则决定着主体的认识活动所可能达到的真理性程度。生活经验是史学家特殊的生活阅历的积淀，它使认识主体在看待、理解历史事物时，具有一种特有的体验色彩。情感，是主体意识结构中非理性因素的一个方面。性格气质是主体意识结构中最能显示主体个性差异的心理素质，因而也是造成不同主体意识结构个性特征的最顽强的因素。[3] __________________ ①这里所谓“先验”，是指在具体的认识活动展开之前就已经具备的大脑准备状态，而并非是说主体先天具有的意思。主体认识结构，是主体在以往长期的社会活动实践、生活阅历以及接受学校或社会教育过程中形成的思维结构。它本身有一个复杂的形成过程，而对于每一次具体的认识活动来说，它又是已经具备的，具有“先验”的性质。 其后，姜义华先生、宁可先生等，也都在他们的史学理论著作中，提出了对主体意识结构问题的基本看法。姜义华先生认为，主体意识结构大体包括社会地位、价值取向、知识结构、思维方法、行为环境、工作方法等几个方面。社会地位和价值取向，经常决定认识主体的认识目的要求、需求方向与强烈程度、价值评判的标准及追求科学结论的基本态度；知识结构和思维方法，是人们接受前代与同时代知识成果的结晶，不同的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将为人们提供不同的参照系统、理论构架、规范程式、观念体系，将为人们提供不同的工作和认识能力；行为环境和工作方法，是历史认识者实际认识历史的操作系统，直接关系历史认识能力能否顺利得到施展和历史认识活动能否健康进行。历史认识者的所有这些主观因素是客观历史发展的结果，一旦形成便不可避免地要对整个历史认识活动产生积极影响。[4](p93～94)宁可先生把主体意识结构称为历史认识的精神性中介系统，他揭示的主体意识结构包括四个方面：属于自然科学性质的部分，如某些概念、符号系统、数理逻辑结构、自然科学知识、理论等等；属于社会科学范畴的中介系统，如语言文字系统、形式逻辑、辩证逻辑系统，社会科学知识、理论等；属于个人社会存在方面的部分，如人的民族观念、国家观念、阶级意识、宗教信仰、伦理道德观念、政治倾向等；属于个人的个性、生理、心理范畴的中介系统，如意志、情感、直觉、潜意识等。[5](p79～81) 近年，青年学人王贵仁对主体意识结构问题有新的探索。他说，史家的主体心理是一个复杂的结构系统，是非理性因素与理性因素的有机结合。它既包括史家的历史直觉、历史视野、历史情感、历史态度以及思维的个性品质等非理性因素，也包括史家的知识结构、世界观、道德观、审美观和科学观等理性因素。如果按史家历史思维的各种心理因素的存在形态和思维功能划分，可以将其分成三大层次：内隐动力层、理性智慧层和信息概念层。[6]王贵仁讲的史家历史心理结构，亦即前边学者所讲的史家主体意识结构。 这些关于主体意识结构的讨论，初步揭示了历史认识发生的基本机制。它说明，历史认识的发生，绝不仅仅是“认识就是反映”这么一个简单的问题。历史学家，对材料反映不反映，怎么去反映，反映到什么程度，都是由他的主体意识结构来决定的。反映不是被动的，千篇一律的，而是主动的，因人而异的。每个史学家的主体意识结构，都是由多种认识因素相互联系、相互浸透、相互作用形成的有机整体。由于每个史学家不同的知识基础，独特的生活经历，情感意志、性格气质等心理因素方面的特殊素质，以及由这诸多特殊的个人因素所渗透其中的哲学观点、政治立场，就使得每个史学家的主体意识结构都显示出鲜明的个性特征。于是，独特的主体意识结构，就是史家个人用以衡量历史的固有尺度。尺度不同，测度历史的结果就必然不同。因此，在具体历史研究实践中所呈现的，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特殊的眼光，特殊的角度，特殊的思维方式，特殊的判断尺度，并因而做出了五花八门、千差万别的历史判断。关于历史认识主体的认识结构的研究，使我们第一次看到了史学研究百花齐放的主体性根源。 2．主体意识渗透的不可避免性与加强主体意识问题 既然主体意识结构是在具体的认识活动开始之前就已经存在的，并且正是由于它的存在，历史认识才成为可能；那么，主体意识在历史研究中的渗透就成为不可避免的，并因而是正当的，合理的，无可厚非的。以往那种把主体意识看作是扭曲历史认识客观性的因素，并竭力在历史研究中排斥主体性的做法，自然受到了批判性唾弃；一种以张扬主体性为特征的认识论研究，就自然得到了学理层面的合法性论证。于是，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展开的历史认识论研究中，对于主体的主体性、能动性问题，给予了特别关注，研究者似乎都意识到了主体问题的极端重要性；张扬历史学家的主体意识，成为该时期历史认识论研究的中心话题。 关于史家主体意识在历史研究中的能动而积极的作用，论述最多。刘泽华说，正是由于有史家主体意识的发挥，主体意识的增强，历史认识才可能更接近于历史的真实。他认为，史家主体意识的作用表现在四个方面：首先，历史本身是一个整体，但文献资料只反映零散的个体和某个方面，只有经过史家主体意识的选择和架构，才能再现或接近历史的整体；其次，历史是一个有机过程，但史料多半是已凝结的遗迹或只反映过程的一个片断或侧面，只有经过史家的加工、排列、组合、活化，才能使历史过程有声有色；第三，历史现象背后隐藏着本质和必然等方面的内在关系，史料一般只反映现象，只有经过史家的主体意识才能发掘现象背后的本质、必然等关系；第四，历史科学具有人文性，“察古而知今”，只有经过史家的主体意识才能启迪现实人的思想。[7] 笔者也特别强调史家主体意识在史学研究中渗透的不可避免性，认为历史学家对历史事物的认识，是一个主体意识结构同化外问刺激的过程，是史家主体意识重建历史过程的运动。当一个历史学家接触一段历史材料后，他就开始调动起主体意识结构中的各种因素对它进行消化和融解。可能是他的政治态度使历史材料显现出某种突出的社会性价值，激起他进一步探讨的兴趣，并因而奠定了他理解历史的一个特定角度；也可能是他的生活阅历沟通了他对历史的会意性理解，为进一步地深入研究铺平了道路；还可能因某种情感上的体验引发了他对历史现象的崇尚与鄙视，同情或反感，并由此影响了他更深邃的理性分析的方向或深度；又可能因为性格气质方面的原因，影响他作出是否对这一历史现象进行深入探讨的裁决。不同的历史认识成果，是不同的主体意识结构的产物。主体意识在历史研究中的渗透是无可奈何的事实。那种排斥主体意识、追求纯客观性历史认识的认识理想化倾向，是一个顽固的思想偏见，它排斥主体意识的发挥，遏制了史学的繁荣和发展。[3] 王也扬说，人们正确地认为，历史认识是主体对客休的符合一致的反映，但却往往把这种认识的结果看作是对历史本来面目的绝对恢复，而这个“本来面目”又是客观历史所固有的、未经主体活动改变的自在状态。这实际上是一种误解。客观历史已经一去不复返，今天的历史是今天的人经过主体性活动再现的。历史的内容是主体根据自己的认识结构，从客观历史中选择、截取和加工过的。历史的规律和特点，也是主体通过实践，借助一定的手段，从大量客观历史现象中透析、提取和抽象出来的。如果忘记了这些东西只是主体一定认识阶段的产物，那么势必会被它们所捉弄。[8] 林壁属指出，历史认识是历史认识主体通过运用历史认识工具、历史认知图式和史料、历史遗存物去实现客观历史实在的重构，是主体对客体的重构。历史学家的责任就是把纯粹客观的历史实在转化为具有意义的历史知识，其中也包含历史学家对于历史实在的理解与解释。历史认识主体对认识客体的重构，已经脱离了“纯粹客观”的自然状态，渗入了史家的主观意识和价值评判，成为史家笔下写出的历史。这是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9] 于沛先生把主体意识在历史研究的渗透特别强调为是一种创造性作用。他说，历史认识的过程，是历史认识主体依据一定的史学理论方法论进行积极的“创造”的过程，其创造性表现在历史认识的全部过程中。首先，认识社会历史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从“过去”认识“现在”和“未来”，并不是自发完成的，但作为科学的历史研究这又是不可缺少的，这样，历史认识主体的创造性问题便不可避免地凸现出来。其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史坛出现了历史研究的理论化趋势，即重视历史过程的理论性描述，不再仅仅是历史过程编年式的排列和史料的堆砌；此外，更重视分析历史文献资料中所蕴含的深刻的历史内涵，分析史料所传达的历史信息背后的复杂的历史内容。最后，对历史研究的结论也不再是就事论事，满足于对某一个或某几个问题的孤立的结论，而是将其放在社会历史进程广泛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之中，从历史的因果关系以及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的联系中，进行理论的概括，而要真正地做到这一点，没有历史认识主体的创造性，是无论如何也难以实现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历史认识主体的创造性，就没有现代意义的历史科学。[10] 在认识主体意识渗透的不可避免性之后，人们很自然地就提出了加强或改善主体意识的问题。这就和传统史学思想形成了更为鲜明的对照。笔者在前引文章中就特别呼吁要加强主体意识问题。其基本途径是：首先，我们的历史学家应该从教条主义、本本主义、学理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其次，要提出进一步强化自觉的主体意识问题。最后，加强史学研究中的主体意识，还需要提出重视主体修养的问题，这是加强自觉的主体意识的基础。加强主体修养，首要的是加强理论修养，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改造我们的主观方法，从而获得真正的主体性解放。其次，要改变我们知识结构单一、贫乏，研究手段原始、落后的状况，广泛吸收自然科学和其他科学的知识素养和方法论手段。再次，应该从旧的史学观念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拓宽视野，开阔思路，培养开拓性研究的兴趣和能力。最后，要培养高度自觉的责任感、使命感，关心当代社会的发展，增强从时代需要出发去认识历史的自觉意识。[3] 于沛先生也强调了加强主体意识问题。他说，加强主体意识，首先应该全面、系统地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其次要有强烈的史学理论创新的欲望和行动。缺少历史学家的主体意识，没有历史认识主体积极主动精神的发挥，是不可能有史学理论创新的。历史科学的进步以史学理论的创新为前提，史学理论的创新则以主体意识的不断加强为基础。[10] 3．历史认识主体的社会性问题 历史认识主体的社会性，也是80年代以来历史认识论研究中关注较多的一个问题。不研究主体的社会性，关于主体的认识就是不完整的，也无法解释史家主体意识结构如何形成的问题。 笔者曾经较早地论述过这个问题：研究主体的社会性，主要是探讨社会时代条件对主体的影响。任何历史学家，都是他的时代的产儿。他的知识水平是当代的水平，思维方式具有当代人共同的思维特征，研究课题出自于当代的社会需要，因而得出的结论也打上了当代社会的特有印记。主体意识中社会性的渗透，使一定时期的历史学家在研究实践上具有共同的指向，而且社会性(时代条件)又在客观上规定了史家的认识所能达到的广度和深度，于是，在个体史家的认识活动中就必然有共性的东西存在，使人们的认识在客观上具有可比性、可判断性、可检验性。社会历史性是主体属性的规定，史学认识主体认识历史的广度和深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对自身所处的时代的认识和把握。社会历史性和主体意识的独特性，构成一个历史学家自身属性的两个并行不悖的规定性。[11](p173～180) 王贵仁曾集中论述史家历史思维的外在制约机制，其实就是谈的史家主体的社会历史性问题。他说，每一位历史学家都不是抽象的个体，而是生活在一个确定的时代中，受时代独特的社会需要、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等因素的影响，个人的历史观念，历史思维的内容、方式等都表现出时代性、社会性。史家作为特殊的历史思维主体，其历史思维形成于史家生活的现实世界，并反映现实的要求。史家历史思维的心理结构层次、历史思维方式和思维能力，是史家在社会实践(包括学习活动)、社会交往中逐渐获得和形成的。在史家历史思维背后，存在着一个左右历史思维方向的力量，即社会现实的需要。[6] 4．关于群体史家主体的研究 以上关于历史认识主体的讨论，都是以个体史家主体为对象的研究。关于群体史家的研究，也有一些重要的成果需要重视。李林针对西方相对主义史学过分强调史学主体认识的差异性的倾向，着重探讨了史学主体认识的一致性问题。他认为，决定史家群体认识一致性的因素，有以下几个方面：(一)客观历史的发展决定着历史认识的连续性和继承性；(二)历史学的自律性规定着史学主体认识之间的经验认同；(三)历史美学的基本原则规定着史学主体认识的目的趋近性；(四)科学研究方法的普及和成熟，以及史料信息的开发和沟通，决定着史家认识趋于一致的可能。[12] 何晓明也集中讨论过史家群体的主体意识问题。他说：主体的存在形态大致可分为三种：1．主体的个体形态，或称个人主体；2．主体的集团形态，或称集团主体，即由一定数量个人构成的具有共同意识和共同实践目标的社会群体；3．主体的类形态，或称人类主体，即以全部自然界为认识、改造对象的人类全体。因为史学社会功能的发挥有赖于史家集体的创造活动，他选择以主体的集团形态为定义域。“史家主体”是区别于其他社会群体，有着共同职业分工、知识结构、社会使命、文化功能的集团主体，其“史家主体意识”，也专指特定社会群体意义上的史家，对于自身社会角色体验的理论升华；对于自身特殊职业道德、职业素质的自我规范；对于自身群体在人类认识、改造世界总体活动中所处地位、所起作用的自我把握。[13] 个体史家主体意识的研究使我们在历史研究实践中重视历史学家的主体性问题，在历史认识研究中重视历史认识的相对性问题；而关于群体史家的主体意识问题研究，则可以使我们在历史研究实践中重视史家群体的学术规范问题，在历史认识论研究中重视历史认识的社会性问题。因此，关于史家群体主体意识问题的研究，也同样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不过，这方面的研究，不是关于认识主体研究的主要方面，因为，中国史学界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个体史家的主体性解放和史家个性的培养问题，关于个体史家的研究自然也就吸引了更多学者的注意力。 关于历史认识主体的研究，还有许多值得评述的方面。譬如，关于主体与客体的关系问题、主体性与主观性的区别问题、主体间性问题、甚至主体的定义问题等等，都有不少研究成果，也都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提出的新问题。但在主体研究方面，最主要的核心的问题，还是如何看待主体在历史认识中的作用和地位问题，如何发挥主体的主动性和创造性的问题，所以，我们仅就以上几个方面进行了介绍和评述，这些方面表示着认识论研究方面的根本性突破；并且正是这方面的研究，更有助于推进史家的观念更新和思想解放，更有助于推动史学的发展和繁荣。 二 历史认识客体研究 历史认识主体研究在历史认识论研究中具有核心地位，而历史认识的特殊性在很大程度上则是由历史认识客体的特殊性所造成，因此，在新时期的历史认识论研究中，学者们对历史认识客体问题也给予了较多关注。 1．关于“双重客体”说的讨论 曹伯言率先提出问题。他指出，历史认识的客体，是指那些在主体活动中．同主体一起构成活动结构的两极、并发生相互作用关系的客观历史。从和主体的关系上说，历史认识的客体可分为“潜在”与“现实”的两个部分。潜在的客体是指那些客观上虽然已经发生过，但尚未进入主体认识范围的客观历史，现实的客体是指那些已被纳入主体活动结构、并为主体活动所指向的那些客观历史。历史认识的客体又可分为“原型”与“遗存”的两个部分。原型客体是指那些在客观上已经发生过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和历史过程等。遗存客体是指原型客体的残骸、遗迹、遗物和各种记载，这些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史料，它们同主体直接构成认识活动的两极，是主体认识活动的直接对象。[14]这大概是双重客体说的第一次提出。 紧接着，笔者也发表了有关历史认识客体的专题论文。本人认为，历史客体是历史认识论中的范畴，应该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它是主体所认识到的历史存在，作为历史存在的一部分，它具有不以主体的意识为转移的客观性；作为主体的研究对象、和主体构成对象性认识活动结构的两极的一极，它不能脱离主体而成立，和主体处在相互依赖、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之中。在承认历史客体的客观性的前提下，我们应强调历史客体是被主体所设定、所选择的产物，它是主体本质力量的表现和确证。历史认识的对象是历史客体，但和主体建立直接的对象性关系的，却只能是史料而不是它所反映的历史本身。历史学家要认识历史，就必须首先把史料纳入自己对象性认识活动的结构之中，这便使史料具备了客体的意义。于是，历史认识的客体就是双重的，即为历史客体和史料客体。[15] 戈春源的双重客体提法是“历史原象”和“中介客体”。他说，历史原象与它的表现存在固有的内在矛盾，决定了史学认识对象的双重性。第一重是历史原象(也称原本客体或第一客体)，它存在于主观认识之外的、内容丰富而具体的客观过程中。原本客体是业已消失的存在，它隐藏在史料之中，是历史认识的深层对象，也是历史认识的极限。我们只能通过一定的中介客体，才能相对地了解它。所谓中介客体(也称第二客体)，也就是包括精神形态的文献、口碑和物质形态的文物等史料。[16] 张耕华接受了曹伯言的观点，赞成历史认识的双重客体说，也将历史研究的客体区分为原型客体和遗存客体，并特别强调了遗存客体的重要性。他说史料既然是原型历史的遗存物，它必然留存着一定的历史信息，是有关原型历史的存在及其形式、状态、结构、特征等确定性的标志和表证。原型的历史只能通过史料向我们研究主体证实它的存在、显示它的状况和属性，研究主体也只能借助史料去探索那已经消逝的、无法直接接触的原型历史。这样，史料作为历史信息的载体，充当了历史研究活动中主体和客体问的中介，没有它的中间环节的联结，主体对原型历史的认识关系便无法建立，死的历史永远也无法转变为活的历史，潜在的客体永远也无法转化为现实的客体。[17] 赵吉惠不赞成二重客体的观点。他说，“二重历史客体”显然是一个历史假设命题。史料，一般充当由主体到达客体的中介作用。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史料并非历史，只是表现历史的材料，我们可以将这种材料称为“中介质”，通过它可以认识历史，表现历史，但是它本身并不是历史学家要认识的对象，历史学家要认识的对象是通过“中介质”所反映出来的历史过程、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所以，准确地说，史料并不是史学客体。历史认识的对象并不是二重的。提倡“二重客体”说，如果从他们重视史学主体，为了有意纠正过去一段时期里忽视史学主体地位的目的来看，是有可取之处的。但是，从科学观点来看，这种理论有导致史学客体二元论的危险。[18] 赵吉惠对“二重客体”说的批评，并没有得到学术界的响应，所谓导致“史学客体二元论的危险”对时下的学术界，似乎也没有了太大的威胁。学术界此后发表的关于历史认识客体问题的文章，大多仍是坚持客体的二重说或多重说。肖建新提出的历史认识客体系统分为三个层次：原本客体、中介客体和新中介客体。原本客体和中介客体很容易理解，新中介客体是指前代历史学家利用史料写出的史学著作，它本来是历史学家根据中介客体达到的对原本客体的认识，而它对于后代历史学家来说，它同时又具备了一种认识中介的性质，是后代历史学家认识原本客体的参考资料之一，所以称为新中介客体。[19] 2．历史认识客体属性及其对主体的影响 笔者在前引《论历史认识中的客体范畴》中，较详细地分析了历史客体和史料客体的属性。历史客体一方面有它自身的社会历史属性，另一方面，由于它被历史认识主体选择的结果，则又加上了一层与主体相关联的社会历史属性，即主体把自己的社会历史性规定，投射到历史客体身上。这样，历史客体就具有了双重社会历史性。其次，历史客体处在一种动态的发展过程中。一方面，由于新的历史资料的不断发现，越来越扩大着主体的历史视野；另一方面，更主要的，是由于时代的变换、社会的发展、主体认识能力的不断提高，推动着主体不断从新的角度去选择历史客体，开辟新的研究领域。此外，作为历史存在的一部分，历史客体自身还有许多重要属性，如客观性、历史性、过去性、复杂性等。这些属性对主体都产生深刻的影响，并规定着主体认识活动的形式、特点和方向，成为历史认识特殊性的客观性根源。史料客体，则具有主观性、简约性和模糊性等特点，这些特点也在很大程度上局限着主体的认识活动。[15] 肖建新的文章，集中讨论了于中介客体的性质和特质。他说，一是从本质内容上讲，文献史料是一种人类认识社会及自然的精神产品，被历史认识主体赋予了精神性的成分；二是文献史料在历史认识过程中，被不断解构与建构，形成新的整合，也即产生新的史料；随着文献史料形态的变化，文献史料所反映的历史本体的内容也被重构。重构是文献史料在精神性内容基础上的又一特质；三是在历史认识的过程中，文献史料扮演着历史本体和认识主体以外的第三者的角色，也是中介客体。[19] 苏民着重探讨了历史客体对认识主体的影响：第一、人类社会历史的客观性是历史认识主体自我表现和确证的前提。离开人类社会历史这个客体，人们自身的主体地位也不可能建立。第二、人类社会历史运动内容和结果的历史存在具有自在性，这在客观上就要求历史认识主体必须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采取一种能动的、主动的、积极的、支配的态势去认识和把握历史认识客体。第三、人类社会运动过程的无限性决定了历史认识主体必须具有选择性。第四、人类社会历史运动的不可逆性决定了主体的历史认识过程必定是一个“溯越”的过程，即历史认识主体通过回溯或追溯的方法使自己的思想观念超越时空的阻隔去认识和把握特定时空中的社会历史。[20] 确立二重客体说，并从主体的角度去界定客体的含义，是历史认识论研究的重大进步。以往人们根本不去考虑这个问题，把客体等同于客观存在，完全抹杀客体选择方面的主体性，严重影响史家主体意识的发挥，使历史学家在所谓的客观历史存在面前显得无能为力。从主体的角度定义客体，就极大地凸显了主体的能动性和创造性。另一方面，当我们把历史客体等同于历史存在，不承认或者不认识历史认识客体的二重性的时候，历史认识客体的特殊性就被严重的忽视了，于是历史认识的特殊性就无法得到解释和说明，并由此导致把历史认识混同于一般认识的错误，造成对历史认识成果的盲目性。事实上，历史认识的特殊性，就来自于这种认识客体的二重性。正是这种认识客体的特殊性为历史认识带来了无穷无尽的麻烦，使得历史认识相对于其他认识来说，具有特别突出的模糊性，相对性，不确定性。就已有的研究成果看，在历史认识客体研究方面，我们已经取得了重要的进展，但相对于主体问题的研究来说，还显得较为薄弱。历史认识客体研究，是今后历史认识论研究中一个仍然需要深入开掘的领域。 三 “历史事实”概念研究 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中国史学界，历史事实是个非常明晰但又缺乏质疑的概念。人们似乎根本不需要思考“什么是历史事实”的问题，历史事实就是已经过去的存在，是完全和认识主体没有关系的存在，这个问题没有任何可以思考或者讨论的余地。历史研究的崇高目的，就是经过艰苦的努力，去发现这种确定不移的事实性存在。所以，当人们高喊从历史事实出发的时候，其信念是那样地坚信不疑，并且相信，历史研究只要坚持从历史事实出发的唯物主义认识路线，就可以得到确信无疑的历史结论。这是一个人们对历史认识盲目乐观的时代。 20世纪80年代以后，西方近代分析的批判的历史哲学传来，历史认识的可靠性受到质疑，甚至连“什么是历史事实”也成了问题。人们开始思考，历史已经过去而不可再现，我们的确有从历史事实出发的坚定信念，但如何保证我们赖以出发的那个所谓“事实”就真的是“历史事实”呢?的确，我们手中持有大量的历史资料，但又怎么保证所持有的资料真的就反映了历史之真呢?资料本身的可靠性需要不需要得到批判性的甄别呢?我们想从历史事实出发，或者我们所持有的资料也确实具有无可质疑的可信度，但我们的主体因素能保证我们有认识历史分析历史的充分条件吗?我们的主观因素有没有改铸历史的可能呢?这样以来，过去那个丝毫没有问题的问题，倒真的成了一个问题，它动摇了我们乐观的历史信念，使我们不得不对过去的历史事实观念，做一番新的检讨。 传统的历史事实观念一经粉碎，关于历史事实的研究就迅速活跃起来，相继发表了不少论文，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看法。国内史学界正式提出讨论历史事实问题的，是陈启能先生。他发表《论历史事实》一文，从介绍苏联学者的历史事实概念入手，探讨“科学的历史事实”概念。他介绍苏联历史学家的说法，完整的历史事实，包括三个环节：(一)客观存在的历史过程；(二)反映这一过程的史料；(三)根据史料再现既往的客观历史过程的科学映像。历史事实就是历史认识过程统一链条中三个环节的辩证统一。陈先生表达自己的看法说，历史科学所运用的历史事实，是这个范畴的完成阶段(即第三环节)，也就是“科学的历史事实”或“史学事实”。换句话说，成为历史知识的只是第三环节的“科学的历史事实”，只有它们才构成历史知识体系。因此，我们一般所说的，历史研究必须“依靠历史事实”，必须“掌握更多的历史事实”等，指的正是这种“科学的历史事实”或“史学事实”。[21] 陈启能先生既赞成苏联历史学家关于历史事实的三个层次的划分，又特别强调了科学的历史事实，强调在史学研究中谈到的历史事实，一般是指的认识论范畴中的历史事实。陈启能之后，大多数学者都把历史事实分为三个层次，但对三个层次的解释或阐述又有所不同。张耕华提出，历史事实的第一种含义，是指一系列曾经发生或存在过的历史事实；第二种含义是指作为认识客体的历史事实；第三种含义是指专科信息中的历史事实，即有关事实的信息。[22]两年后，张耕华又发表文章提出两种含义的历史事实概念。他说，将历史事实区分为“科学的历史事实”与“客观的历史事实”，符合实际历史研究的需要，而且也是客观的存在。我们在历史研究中，需要使用“客观的历史事实”和“观念的历史事实”两个概念范畴，才能说明或描述历史认识活动中的“事物的概念与它的现实”的差别。[23]陈光前认为，从历史认识过程来考察历史事实，可以分为三种形态：客观存在的事实，史料记载的事实，史学著述中重建的事实。[24]万斌认为，在历史认识过程中，历史事实被看作为一个“历史认识的逻辑——认识论范畴”，包含着三个环节和层次：(一)作为本体论意义上的历史事实，表征着客观实在的历史过程和事件；(二)作为认识论意义上的历史事实，乃是反映客观存在的历史事件及过程的文献、资料和传说，构成历史认识的直接对象；(三)知识形态意义上的历史事实，是依据文献、资料、传说重构历史实在的科学映像或科学体系，作为认识对象的或客体的历史事实在历史主体的认知过程中转化为知识形态或历史学的客观内容。[25] 与历史事实概念的三分法或两分法不同，有的学者坚持只能有一种历史事实概念的观点。赵吉惠说，把历史事实区分为“科学的事实”或“史学的事实”，就等于世界上存在两种事实，一个是客观的事实，一个是主观的事实，而且二者是对立的，这是不科学的。实际上，只存在一种事实，我们所能接触到的历史事实，虽然包含科学重构的性质，但其真实内容都是客观历史事实的部分或片段，是客观实际历史事实的陈述或表现形态。我们所能看到的也只能是这样一种历史事实，所谓“科学的历史事实”或“史学的事实”不过是从“实际存在的客观历史上”整理、概括的结果罢了。[26] 以上是一些有代表性的看法。这些看法，虽不尽相同，却也有大体相似之处，多数学者赞成将历史事实分为三个层次，并多是从客观历史本身、记录历史的资料信息、史家主体的建构等三个方面来立论。笔者以为，历史资料，特别是文献资料，虽说只是对客观历史的记录，但毕竟包含着记录者的主观因素，它对客观历史事件的表述，与当代历史学家的认识无法从基本属性上作出区分，所以，以上所论三个层次的二三层意义，是可以合成为一个问题来谈的。坚持一种历史事实说，并将其限定在历史认识论的范畴，或仅仅限定在历史本体论的范畴，也都有片面之处。如果仅限定在认识论的范畴来谈历史事实概念，似乎不符合一般人的思维常识，一旦离开历史学理论的研究范围，就不可能得到人们的广泛认同；如果仅限定在本体论的范畴，就容易将历史认识事实当作历史存在事实本身，忽略了历史认识中的主体性因素。基于以上考虑，笔者以为，将历史事实概念区别为两种意义上的学术术语，而不看作是三层含义，也不采纳单一历史事实概念的说法，即从本体论范畴的历史事实和认识论范畴的历史事实两个认识层面上讨论历史事实概念问题可能更好一些。 历史本体论范畴的历史事实，即客观历史过程中的历史事实，可以叫做“历史存在事实”。历史存在事实，是客观历史过程本身，或历史过程中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历史现象等等。这是历史的客观存在，是在历史学家头脑之外、不以历史学家的主观认识为转移的存在。历史存在事实是不会变化的，它一经在历史上发生过，一旦变成了既成的事实，就以凝固不变的形态存在于历史中。历史存在事实是历史学家的认识对象，客观性是历史存在事实的基本属性。 历史认识论范畴中的历史事实，是史家认识活动中的历史事实，可以叫做历史认识事实。历史认识事实是历史学家对历史存在事实能动性认识的结果，是主体性的产物。它和历史存在事实的根本区别，在于它的主体性，它不等于历史存在事实本身，是史家主体意识结构通过对历史资料的分析、概括、抽象、阐释，对历史进行重新建构的结果。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历史存在事实，而又不尽符合历史存在事实，它已经舍去了历史存在事实本身的许多信息，仅仅从认识主体的角度对历史存在事实的部分信息做出了解读和反映。对于历史存在事实来说，历史认识事实是不完全的不准确的反映，是历史认识主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从对主体有意义有价值的角度，对历史存在事实的解读和认知。它本身包含有客观性的成分，但却是主体认识的成果，它会因认识主体的不同而面貌迥异。在史学理论研究中谈到的历史事实概念，如果没有特别的说明，实际上指的就是历史认识事实。 四 历史认识相对性研究 在对史家主体意识和历史认识客体的特殊性有了集中探讨之后，历史认识的相对性问题就被明显地突出出来，因为这些研究，极大地冲击了自兰克以来，人们对获得客观性历史认识的乐观期待。那种只要我们坚持从历史事实出发的唯物主义路线，就一定能够获致纯客观性历史认识的盲目自信，遭到了毁灭性打击，面对这种无可怀疑的认识论现实，人们不得不冷静下来，用一种冷峻的思辨去看待历史认识的相对性问题。过去，对这个问题，我们只是学习哲学认识论的时候在理性上知道它，而没有把它转化到史学领域，对于拿着事实说话的历史学家来说，似乎相对性不是问题。现在不行了，历史认识不仅不能逃遁一般认识的相对性，而且似乎比起其他认识，更需要得到特别的关注，它要表现得更突出，更强烈。 赵轶峰对历史认识相对性的问题，做了专题探讨。他指出，历史认识相对性的基本含义是：1．历史认识就本质而言是相对的。相对性的含义在于：A、认识对象比较其他科学认识对象具有更突出的自主选择性、非重复性和非直观性； B、历史认识主体处于历史普遍联系的总过程中，对历史客体的认识活动不能纯客观地超出自己具体的、时代的思想水平、倾向和价值观念的制约；C、认识结果具有非终极性和非直接实践性。2．历史认识的相对性是现实的实际历史认识活动的基本性质之一，历史认识的绝对性则只存在于两种情况下：A、作为人类历史认识无限发展的承继系列的只能逐步接近的方向；B、某些关于具体史实的单称判断。3．历史认识的相对性与人类历史的具体的客观性是一致的。4．历史认识的相对性的命题基于历史认识特异性的角度，在懂得历史认识相对性的基础上才可能深入探讨历史认识与其他科学认识的共性，客观地谋求各门科学的借鉴与结合。[27] 臧世俊说，史学工作者的思想、情感、学识等无不受社会因素的影响。而过去发生的历史事实，又是无法再现的，我们只能通过遗留下来的史料去认识它，现存史料的多少和真伪直接关系到历史研究的水平和深度。历史研究的方法和工具更明显地受到人类的认识高度和科学技术发展状况的制约。因此，历史研究不可能纯客观地进行，它必然受到许多因素的限制和干扰。历史学家的研究工作，只能比较客观地逼近历史的真实，而不可能完全真实地再现历史，它表现出某种程度的相对性。[28] 张耕华批评以上学者关于历史认识相对性的解释存在有逻辑上的问题。其一，以相对性的原因的分析来代替对相对性的含义的阐述。其二，以外延的列举来代替内涵的揭示。其三，忽视了在与绝对性的对应关系中来阐述相对性的含义。说历史认识具有绝对性，是从肯定的方面来确定历史认识，肯定它与对象的符合和一致；说历史认识具有相对性，是从否定的方面限定历史认识，指出两者还有不符合、不一致的地方，指出两者的符合、一致的不完满性、条件性。他还考察了历史认识相对性在不同认识形式中的表现。他说，通常将历史认识分为考实性认识、抽象性认识和评价性认识三类。在这三类历史认识中，认识的相对性程度表现出不同的特点。考实性认识的结果是形成一个个有关具体史事的单称判断，这类认识的相对性最不明显，各种有关具体史事的单称判断一旦确立，就具有明显的稳定性和有效性。抽象性认识的目的，是发现历史的内在联系，揭示历史的本质和规律等，其结果是形成了由一系列概念、范畴组成的理论体系。相比之下，这类认识的相对性就较为明显、较为突出。评价性认识既涉及历史方面的内容，又涉及主体方面的价值需要，历史本身具有多方面的属性、关系和规定，可以从多方面满足人们的需要；主体的需要又是多样性的。因此，评价性认识的相对性最为明显和突出。[29] 关于历史认识相对性的讨论中，大部分学者关注的都是历史认识相对性的成因问题。吴士存说，历史认识相对性是由认识主体、认识客体的特性以及主客体关系所决定的。历史认识对象比较其他认识对象更具有突出的自主选择性、非重复性和非直观性；历史认识的主体则又受制于其价值观和一定的史学规范，受制于自己所依凭的条件和认知能力。因而历史认识的结果具有相对性。[30]郭文佳说，第一，历史学家对历史事件重要性的判断力是造成历史客体性及历史理解不稳定的因素；第二，历史客观性的逻辑性，需由一定的方法形式来表现，而方法本身又是人为的；第三，历史的不可复原性，造成历史与历史学家之间的时空距离，使历史语言同时具有现在性和过去性，从而造成模糊；第四，解释历史最终在解释和理解人，历史是人的过去，却又与今天的人不同。这四个方面使得历史真理只能是为理性所不能完全澄清的相对真理。历史客体的存在形式，史料自身的存在状况，也决定历史认识只能达到一种相对真理的程度，主体是不可能求得绝对的历史真理的。[31] 关于历史认识相对性的讨论，一般都是以主体意识的渗透和史料客体的特殊性为根据，这些的确是在历史认识的估价上需要特别注意的问题。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曾直接谈到历史认识的缺陷问题：“(一切认识)就其本性而言，或者对漫长的世代系列来说是相对的而且必然是逐步趋于完善的，或者就像在天体演化学、地质学和人类历史中一样，由于历史材料不足，甚至永远是有缺陷的、不完善的。”[32](p130)这还只是谈到了“历史材料的不足”，再加上历史材料的性质问题，认识主体的主体条件问题等等，历史认识的缺陷和不完善性，就更显得突出而不可忽视。因此，关于历史认识相对性的讨论具有重要的深远意义，它将启发史学工作者谨慎地对待自己的研究成果，对历史认识保持一种科学而冷静的批判态度。 五 西方相对主义史学思潮与后现代主义的引入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西方史学的影响；而对于历史认识论研究来说，给予我们影响最大的，主要是分析的历史哲学和后现代主义的史学思想，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学人的史学观念。 1．关于分析的历史哲学 关于分析派历史哲学的介绍和引入，何兆武先生1986年发表的《从思辨的到分析的历史哲学》一文，具有开拓之功。何先生首先对分析的历史哲学的思想内涵给予了准确界定，他说，分析派的出发点是：要理解历史事实，首先就要分析和理解历史知识的性质。历史哲学的任务应该就是对历史的假设、前提、思想方法和性质进行反思。这样，分析派的历史哲学就把研究的重点从解释历史事实的性质转移到解释历史知识的性质上面来，即把重点从对历史的形而上学的研究转移到对历史的知识论的研究上面来。总的说来，分析派的办法是从历史规律转而研究历史认识的性质和可能性，把它隶属于科学哲学的认识论之下而重新考察思辨历史哲学的前提和假设。何兆武先生准确地说明了分析的历史哲学的思想方向和学说属性，肯定了它在历史哲学思想史上实现了由本体论到认识论的意义转向，这一转向将哲学思考引向了人们的思考本身，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同时，何先生也准确地指出了分析派历史哲学的致命缺陷，即它用知识论语境取消或代替了历史哲学本身固有的问题思考，回避了历史哲学最基本最重要的对象和前提，而历史哲学终究是有其不可否定和不可离弃的客观对象及其问题的。[33]这一时期，何兆武先生集中写作了一系列关于分析派历史哲学的论文，除了上文外，还有为柯林伍德的《历史的观念》一书中译本写的长篇序言《译序——评柯林伍德的史学理论》[1]、《沃尔什和历史哲学》[34]、《沃尔什和历史哲学补论》[35]等。何兆武先生对分析派历史哲学的介绍和分析，奠定了此后中国史学界理解和接受西方分析派历史哲学的思想取向。 何先生的论文引起了中国学术界对分析派历史哲学的广泛兴趣，分析哲学的代表性著作纷至沓来，从文德尔班、李凯尔特到克罗齐、柯林伍德，一连串分析派历史哲学家的名字也逐渐为人们所熟知，并由此催生了中国史学家关于历史认识论的研究。从某种程度上说，上世纪80年代，中国史学界的历史认识论研究，是由于受到分析派历史哲学的启发而兴起的。因此可以说，对于中国的历史认识论研究来说，何兆武先生其功甚伟! 对分析派历史哲学，人们也有不同评价。王晴佳的《历史哲学的反思——历史哲学在20世纪的演变》[36]、张文杰的《20世纪西方分析或批判的历史哲学》[37]，无论在对西方历史哲学由思辨的到分析的发展趋势上，还是在对分析派历史哲学的评价上，和何兆武先生保持了基本一致的看法。田晓文不同意何兆武关于西方历史哲学这种发展趋势的观点，认为当代西方批判的历史哲学家试图以对历史知识的分析来取代乃至取消对历史进程的思辨，而实际上并没有也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因而，把思辨的历史哲学转向批判的历史哲学作为对当代西方历史哲学发展趋势的描述，“过于武断和片面”。[38] 由于分析派历史哲学的主要代表作克罗齐的《历史研究的理论与实际》和柯林伍德的《历史的观念》有广泛的影响，因此，史学界对二者的评论也最多。除了对其在认识论方面给予肯定性评价外，也有不少批评，如刘修明的《非“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兼评一种现代史学思潮的形成与前途》[39]、张文杰的《现代西方历史哲学中有关历史客观性问题的认识》[40]、张志刚的《柯林伍德的历史哲学及其内在矛盾》[41]等，都对克罗齐的“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和柯林伍德的“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的命题，提出了批评。不过，这些批评，在基本观点和思想深度上，大都没有超越何兆武先生。 2．关于后现代主义史学 分析的历史哲学对中国史学的积极影响，是它催生了中国史学中历史认识论学科的建立；相比之下，后现代主义史学观念的引入，对中国史学则更多的是一种冲击。 后现代主义史学，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国内期刊上就曾有所介绍，但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1997年《史学理论研究》第2、3期连载的邓元忠《后现代西洋史学发展的反省》一文，是第一次关于后现代主义史学系统而全面的介绍，从此，这个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兴起的史学思潮，在于它的本土渐趋冷落、逐渐失去其影响力的时候，波及到了中国史学研究领域，成为十多年来中国史坛上一个最时髦的学术概念。 2004年《史学理论研究》第2期，开设“后现代主义与历史学”圆桌会议，发表了一组文章，对后现代主义史学给予基本肯定的评价。刘北成说，后现代主义历史观给史学留下的并非是一片破坏的废墟，而是别样的视野，从而为史学实践开拓了更大的可能性。近年来，西方史学扩展到种族、性别、性征、疾病等领域；从宏大叙事转向“地方性知识”；从中心视角转向多元理解。这种转变表明，后现代主义已成为西方历史学的一个建构因素。彭刚认为，以叙事为研究焦点的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给传统的史学理论带来了不少冲击，也带来了新的气象，有不少问题值得我们密切关注。一是对历史叙事功能的强调，在很大程度上想要促使历史学回到“文史不分家”的传统。这进一步使我们认识到，叙事和情节化的重要意义，不仅限于人物史、事件史，而且同样适用于社会史和经济史。另外，我们不能不注意到，要在后现代思潮的挑战下，重建历史知识的客观性。不可能再回到实证主义的立场，而只有在历史叙事和历史实在之间重建有效的关联，才是唯一可能的渠道。赵立行说，长期以来，我们研究历史基于一种进步的发展的历史观，相信历史的发展有着一个预设的终极目标，认为人类历史的发展最终会达到一个理想状态。运用这种观念，我们从纷杂的历史丛林中寻找出一条清晰的路径，区分出了进步的力量和落后状态，把不同国家和民族的历史纳入一个统一的发展轨道。在沉浸于我们所取得的成果的同时，我们无法也不愿自觉地对我们认识和研究历史的前提进行审视，而正是在这一点上遇到了后现代的挑战。在后现代主义的解构下，我们认识历史的基础似乎不存在，在此基础上建造起来的大厦也是虚幻的。我们无法认同后现代主义对我们所认知的基础的解构，但是我们应该承认它找到了解构我们基础的角度，而这些角度也许正是我们的基础所存在的缺陷，正是值得我们反思之处。后现代主义没有给历史研究提供成体系的框架，但是它提供了一种批评的眼光、质疑的态度、开阔的视野以及多角度审视问题的可能性，这也许是我们应当积极关注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原因所在。 张耕华还从另外的角度对后现代主义做出肯定。他说，后现代主义并不是简单地宣告历史无真实，或者说，他们的意思是历史学不等于真，历史学也不能垄断“真”。与相对主义的史学思想一样，后现代主义对历史认识的复杂性、局限性、对历史之真的相对性、以及历史学家自身处境的体认，都要比传统的史学观念更为深刻、更为清醒。在后现代主义看来，任何一种意见或观点，都不可轻易忽视、随意排斥，它们都有同样的地位和价值，都应该受到同样的尊重和重视。从消极的方面看，相对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史学观念很容易导致历史的虚无主义。从积极的方面看，强调差异，提倡多元，建立“和而不同”的学术氛围，从而在客观上，对统治阶级因垄断历史解释权而滥用、误用历史起到一些遏制的作用。[42] 关于后现代主义的负面影响，杨共乐曾指出：首先，从政治上讲，这种理论由于否定历史真相的存在，否定人们能够具有认识历史真相的能力，所以，它在客观上为世界上形形色色的政治野心家或军国主义者否认甚至篡改自己的历史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其次，对于史学界而言，由于后现代主义者强调一切都是相对的，史学根本不可能达到求真的目的。所以历史学家为求真而付出的所有劳动都是徒劳的，没有任何价值。其结果必然是走向历史相对主义，从而造成史学界的思想混乱。[43]在另一个地方，杨共乐又强调：后现代主义对史学的颠覆，主要表现在：首先，否认历史学的客观性和真实性；其次，从否定历史著述的形式入手来动摇现代史学研究的基础；第三，将史学与文学相提并论；第四，突出和夸大语言学的局限性；第五，反对文本的确定意义，突出读者的重要作用。此外，后现代主义还否定历史发展的逻辑关系，否定历史的时间观念和历史事实、历史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其目的都是为了颠覆西方的现代历史编纂学以及由此建立起来的历史观念，从而否定历史学的客观性和科学性。[44]董立河说，后现代主义培育了解构主义的历史学。在它看来，没有哪个事实、哪个事件或哪个历史方面具有某种固定的意义或内容，没有什么真相不可以重新讲述，没有什么事实不可以重新改写，没有什么终极的历史实在。这就为极右历史学家打开了方便之门。在相对主义盛行的美国，一些人公然宣称，从来就没有发生过600万犹太人被屠杀这样的事件，奥斯威辛集中营只不过是战后那些反德国、亲犹太分子的伪造。否认大屠杀活动的日益猖獗与后现代主义泛滥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我们应该对后现代主义的负面影响保持高度的警醒。[45] 六 加强历史认识论研究的几点建议 1．建立以认识主体为核心的历史认识论体系 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认识论研究，从无到有，并初步弄清了一些基本问题，的确是史学理论研究的一个重大进展。但是，无论从学科建设的需要说，还是从历史认识论观念的普及或者说它对一般历史研究工作者的影响方面看，历史认识论研究都还需要有新的拓展。一个最大的问题是，二十几年过去了，我们还没有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历史认识论体系，甚至还没有一本完整的历史认识论著作问世。中国史学的健康发展，呼吁一个完整的历史认识论学科体系的建立。 我们应该建立一套什么样的历史认识论体系?笔者对目前中国史学状况的估计是，我们面临的基本问题，仍然是史学家的主体性解放和独立的主体意识的确立问题。过去几十年，我们对历史客观性问题的过分推崇，使历史学家的主体性问题被淹没在对唯物主义认识路线的片面理解之中，我们在历史客观性面前失去了认识历史的主动性，对原本十分正常的主体性自觉问题变得过于麻木，史学研究存在严重的主体缺位现象。改革开放30年来，历史学家的思想解放有了一定成效，主体性问题有了某种程度的加强，但是，一种自觉的主动的张扬主体意识的观念并没有确立起来，柯林伍德讲的“要认识某种事物而并不认识自己在认识”的状况并没有得到解决，而这个问题的解决，关系着历史科学的发展和繁荣，前途和未来。 我们研究的历史已经成为过去，它不会自动呈现出来，历史的价值也不会自动凸显，对历史价值的挖掘，是靠历史学家来实现的。即使有多么丰富的历史资料摆在我们面前，资料也不会说话，历史要靠历史学家来复活，历史需要由史学家的笔来揭示，来描述，来死而复生。没有历史学家主体性的发挥和张扬，历史本身就不会有任何意义和价值显现出来。历史的价值依赖于历史学家，这是必须确立的一个认识论观念。基于此，笔者主张，历史认识论研究最关键的是要建立起完整的以认识主体为核心的历史认识论体系，并以此来武装我们的历史学家，以求得史家主体思想观念的空前解放。 以主体为核心的历史认识论体系，核心问题当然是历史认识主体研究。虽然以往关于主体的研究成果最为丰富，但也还是有许多问题没有展开。以往的主体研究，主要是个体认识主体方面的研究，而历史认识主体是个有着多层次内涵的概念。主体包括个体主体、群体主体(史家群体)和社会主体(前引何晓明所谓人类主体)三个层次，第二第三层次的主体问题，实际上都还没有展开性的研究，所以在历史认识主体问题研究方面，也还是有可拓展的空间的。其次，以主体为核心的历史认识论体系，也不能只有关于主体的研究来构成，它应该是一个完整的研究体系。特别是我们前边提到的历史认识客体的研究，目前还十分薄弱。但客体研究，实际上也是要围绕主体去进行的。认识论中的客体，已经不是自在的东西，它是主体的建构，是主体认识能力、主体的本质力量的表现和确证。客体主体化，只要不把它理解成一个绝对的东西，就是一个在历史认识论研究中需要得到肯定性重视的问题。历史认识论研究中的价值性问题，也是以前研究较为薄弱的领域。价值性认识，作为一种认识形式已经被人们注意到了，也发表过一些文章，但历史价值，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还需要有更为展开的深入的研究和探讨。而价值研究，实际上也是一个主体性很强的问题。甚至历史认识的检验，这个历史认识论中十分棘手的问题，也与主体性问题有着密切的关系。如何建立起完整的以认识主体为核心的历史认识论体系，是一个宏大的课题，我们这里的聊聊数语不可能解决，但提出这个历史认识论研究的目标，则是有益的，必要的，它应该成为我们今后历史认识论研究的一个方向或旗帜。 2．开展历史认识机制的深入研究 历史认识是如何进行的，如何实现的，这是历史认识论研究中一个很基础性的问题。以前所讨论的史家主体意识结构，属于这个问题的范畴，但只是对认识结构的平面研究，并不是认识发生学性质的研究。历史认识如何发生，如何形成，它的背景依托，知识依托，心理依托等等方面，是需要有一个成体系地探讨的。在这方面，现当代心理学方面的研究，可为借鉴。 譬如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就很可以给我们以启发。皮亚杰发现了人们以往对思维形式的普遍有效性的理解和探究，存在着两个明显的缺陷。第一个缺陷是哲学家们只从既成或预成的观点，去考察思维的逻辑形式及其普遍有效性，忽略了对早期较具体的逻辑思维形式的形成和发展的研究。第二个缺陷是人们对认识领域中主体活动、认识内容和认识形式三大要素相互关系的研讨，通常只注意到主体活动和认识内容、认识内容和形式之间的关系，却忽视了主体活动对认识思维形式的决定作用，因此无法说明逻辑思维形式普遍有效性的来源。[46]克服这两个缺陷的努力，使他创造了发生认识论的原理，沿着人类思维的逻辑形式只发端于主体的活动结构这样的思维方向，揭示了人类认识的生成机制。皮亚杰所发现的以往思维形式的遍有效性研究的两个缺陷，也在我们的历史认识论研究中存在着，我们也是把已经形成的主体意识结构当成了既成的或预成的存在，并认可而不质疑它的普遍有效性，既不考虑这种主体意识结构的形成问题，也不研究结构的认识功能如何实现的问题。皮亚杰提出的问题也同样值得我们思考。当然，历史认识论研究也不必要将历史认识的发生追溯到像发生认识论那样本源的地步，但是，它的发生机制，也还是需要有所追问的，不是一般的平面的认识结构研究所可以完成的。一方面，史家主体意识结构不是静止的平面，而是动态的，发展的，不是一成不变的，其结构的培育也不是一劳永逸的；另一方面，主体意识结构的认识功能是如何实现的，历史认识是在什么样的环境系统中进行的等等方面，都很值得发掘和研究。历史认识论的发生学研究，可以不进行认识个体的生理心理研究，却不能不进行认识赖以进行的社会群体心理的研究，不能不进行认识的社会历史环境的研究，不能不进行认识的广义知识背景的研究。历史认识不是一个单纯个体的问题，认识的发生和进行是个很复杂的社会问题。所以，关于历史认识的发生机制研究，笔者想提出一个历史认识场论(意即历史认识赖以进行的背景系统)的概念，以此为指导进行历史认识的社会发生学探讨。我们今后一个时期的历史认识论研究，能否在更广阔的思维背景中展开呢? 3．引进西方历史哲学要有分析批判的科学态度 从大的方面说，改革开放以来西方分析派历史哲学和后现代主义史学的引入，对我国史学理论研究有很大的推进作用，整个历史认识论研究的兴起，实际上是与这些思想的启发有关的。但是，在引入西方史学思想的过程中，我们也发现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主要的是在以分析的批判的眼光看待西方史学方面，还缺乏必要的理性自觉。 譬如分析派历史哲学，他们看到了历史认识中现代观念或主观性因素的渗透问题，这是一个天才的发现；虽然这是一个司空见惯的每日每时都在重演着的认识论事实，但以往的人们却没有发现它，而只是分析派历史哲学家们看到了，揭示了历史认识的现代性和主体性这些顽强的特征。这一发现，有助于人们清醒地看待自己的研究成果，把我们从认识的盲目性中解脱出来，能够以批判的眼光看待自己的历史认识活动。分析派历史哲学的这一贡献，无论如何评价都不过分。但是，人类认识的任何进步都不意味着科学认识的终结，并且也都不具有完美的特征，而必然也有自己的缺陷。正像前引何兆武先生所指出的，这种分析哲学用知识论语境取消或代替了历史哲学本身固有的问题思考，回避了历史哲学最基本最重要的对象和前提，而历史哲学终究是有其不可否定和不可离弃的客观对象及其问题的。除了这个最致命的问题，仅就知识论语境的范围来说，它也不是最完整的解释。不论是克罗齐的“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还是柯林伍德的“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难道还不都是陷入了绝对化的泥潭?既然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都是思想史，人们完全可以从现代或者现实的思想中提取今人所需要的一切，为什么还要求助于历史呢?历史学这种形式的学科的存在还有什么必要性呢?其实，我们既需要正视历史知识中的现代性和主观性，还离不开历史中的客观性因素，还需要从客观的历史中提取必要的有益的借鉴，这才是历史学的价值之所在。任何思想和理论，即便是它有巨大的认识论价值，也绝不就是一切!抓住一点，就以为抓住了全部真理，是不可能不犯片面性错误的。 就认识论的价值上说，后现代主义史学，比起分析派的历史哲学，就又逊一筹，它除了提醒人们重视语言分析问题，还提供了什么新的东西呢?而语言分析，永远也代替不了历史分析，不管语言的问题如何搅浑不清，它永远无法彻底遮蔽历史资料所透露的历史信息。就以现实生活中的语言交流来说，尽管语言无法绝对准确地传达人们所要表达的意思，尽管接受者也无例外地是用自己独特的角度或方式来理解他人传递的语言信息，但却无人能够否定语言是人们进行信息交流的最便捷最有力的工具，是任何人都没有想过要抛弃的东西。语言交流的明晰性，要远远大于它的模糊性；语言意义的稳定性，要远远大于它的变动不拘。后现代主义所提出的语言问题，如何就能实现对历史学的解构呢? 分析派的历史哲学也好，后现代主义也好，他们都是抓住了问题的一个方面，并都多少有些走极端的倾向。这些史学思想是走极端的，也可能正因为其走极端，才在它的这个极端的方面达到了深刻，吸引了人们的眼球；但是，也正是由于极端，除了它的闪光之处略有些迷人之外，就其整体说，其科学性也就大为逊色。西方的许多学术思想都有这样的特征。他们是真正个性化的人，思想和学说都打上了个性特征，也就都有它的偏颇之处。而我们在引入西方思想的时候，是不是应该多一份分析、一份思考呢?对待西方史学，只要我们能够以辩证理性的态度去对待，就可以做到既汲取其思想的精华，又避免其负面的冲击，真正将其作为我们史学理论建设的他山之玉。 参考文献： [1]柯林伍德．历史的观念[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 [2]刘泽华，张国刚．历史认识论纲[J]．文史哲，1986(5)． [3]李振宏．论史家主体意识[J]．历史研究，1988(3)． [4]姜义华，瞿林东，赵吉惠．史学导论[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 [5]宁可，汪征鲁．史学理论与方法[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91． [6]王贵仁．史家历史思维结构解析[J]．山东社会科学，2007(8)． [7]刘泽华．增强历史研究的主体意识——刘泽华关于历史认识论的谈话[J]．史学情报，1987(1)． [8]王也扬．略论历史认识的主体性问题[J]．社会科学，1988(12)． [9]林壁属．历史认识的主体性与客观真理性[J]．史学理论研究，1997(3)． [10]于沛．历史认识：主体意识和主体的创造性[J]．历史研究，20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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