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郑和与哥仑布 康熙与彼得大帝 明年（2005年）是世界上第一个远洋航海家郑和首次下西洋的600周年，国内外都有一批人现在就在宣扬郑和的丰功伟绩，估计调子是会越唱越高的。 至于宣扬和美化清朝皇帝、太后的清宫影视剧和历史小说经久不衰，尤其是对康熙皇帝推崇备至，把他和唐太宗看作中国历史上最英明的皇帝。 带领世界上第一个最强大的船队七次远航的郑和，当然值得我们给以高度的崇敬。对中国的发展起过积极作用的康熙皇帝也值得我们尊重。但是，把郑和与同他从事同一事业的哥仑布加以比较，把康熙皇帝和与他同时代的俄国彼得大帝加以比较，我们在崇敬和尊重的同时，就不能不表示极大的惋惜！ 先说郑和与哥仑布。郑和当年拥有的条件和实力远比哥仑布优越十倍，可是，他取得的成果却远不如哥仑布。 第一，郑和早于哥仑布。 郑和第一次下西洋在1405年，哥仑布第一次西航在1492年，郑和早87年；郑和第七次下西洋在1433年，哥仑布第四次西航在1502年，郑和早64年。 第二，郑和所处的明成祖朱棣执政时期，中国人口约有七八千万，统一了现代中国除新疆、西藏以外的全部版图，还是朝鲜、安南、缅甸等国的宗主国。而西班牙、葡萄牙都是人口不过百万左右的小国。 第三，郑和所率领的船队，在船只数量、质量和船员人数方面，都远远超过哥仑布的船队。 郑和第一次、第六次和第七次远航的规模相当。船只少则100艘，多则200艘。每艘船，最大者长44丈，宽18丈；中型船长37丈，宽15丈；小船长13丈，宽15丈；桅杆，大者九桅，小者二三桅。舰队共有将士27500到27800余人，郑和为正使，挂元师印，副使挂副元帅印，其下属有水监、火监、内监，都指挥、指挥、千户、百户、舍人、户部郎中、鸿胪寺户班、阴阳官、医官、医士、旅校、勇士、力士、军力、买办、通译、书手等等。郑和等人在南京绘制的《郑和航海图》，标明了航线所经过亚非各国的方位、航道里程，以及航道方向的牵牛星高度与礁石浅滩，途中对船队经过之地都给以命名，其中外国名300多个，最远的在东非曼八撒湾，就是现在的肯尼亚的蒙巴达萨。显然，这在15世纪是全世界最强大、最先进的舰队。 再看哥仑布，他第一次西航，只有三条帆船和1000多名船员。第二次西航，才有17艘帆船。第四次西航，遭遇部下叛乱和暴风雨的袭击，处于缺衣少食的困难境地。 可是，哥仑布第一次西航就发现了新世界的土地瓜拉哈尼岛；第二次西航就在多米厄加北部海岸建立了新大陆第一个欧洲人的城市伊萨贝拉，并发现了牙买加；第三次西航，发现了特立尼达，并登上南美大陆；第四次西航，发现了提尼克岛。这些发现创造了世界历史的新纪元。而郑和七次下西洋的收获仅限于：把中国的政治势力扩展到东南亚和南亚，使旧港和马六甲成为藩属，孟加拉成为盟邦；锡兰岛在中国遥控之下；印度洋上诸海港和东非的忽鲁谟斯、木骨刺遣使朝贡。这些都是明朝在政治上的收获。在经济上却是得不偿失，得的只是可供皇室享乐的珍宝和特产，失的是“费钱粮数千万，军民死且万计。” 为什么郑和下西洋不能获得哥仑布开辟新大陆的巨大成果呢？恐怕是不同的文化传统在起作用。地中海沿岸的欧洲国家，在文艺复兴以后，继承了希腊、罗马开拓、进取、冒险的精神和商业文明、海洋文明。西欧国家连续派遣达•伽马、麦哲伦、哥仑布远航，是为了从海上开拓殖民地和寻找新的通商地区。中国自秦朝以后，就实行重农抑商、重大陆轻海洋的政策，五代十国以后，又丧失了汉唐盛世开拓、进取精神，明成祖朱棣派遣郑和七次下西洋，一不是为了开疆拓土，二不是为了和海外通商，而是为了宣扬大明朝的声威，扩大称臣纳贡的范围，同时搜寻奇珍异宝，供皇家享受。我认为，历史上中西对外关系的根本区别在于：西方政府是求实利，中国政府是争虚荣，也就是争“面子”。所谓争“面子”，就是只要外国国王、酋长称臣纳贡，承认我是天朝上国，我是王中之王就行了。至于开拓新大陆，我们天朝够大了，不感兴趣；说到通商贸易，我们天朝万物皆备，只需要一些奇珍异宝；只要外国、外地称臣纳贡，我们可以“赏”给外国人远远高于贡品价值的金银、丝绸、瓷器、茶叶。这也是一种精神胜利法。在这样一种文化传统和对外政策的支配下，即使西方有的学者考证出郑和的船队到过美洲，也不可能完成发现和开发新大陆的伟大历史任务。 再说，清朝的康熙皇帝玄烨和俄罗斯的彼得大帝。 康熙皇帝爱新觉罗•玄烨（1651——1722）是中国历史上极少数符合儒家“内圣外王”标准的明君。中国历代君主得到“圣祖”庙号者，恐怕只此一人。中国史学会所编的《中国通史》对玄烨有一段结论式的评价：“康熙帝在位61年，殚精竭虑，勤于政事；用兵临敌，无所畏惧，定三藩，统一台湾，亲临噶尔丹，进军西藏，业绩可嘉。平日力戒骄奢，节用爱民，不尚虚文，力行实政。在位期间，社会经济相对发展，文化政策以怀柔为主，提倡程朱理学，兼容西方科技，整理文化遗产，对清代文化影响卓著。” 彼得大帝一世（1372——1725）是俄国沙皇。他比康熙皇帝迟生21年，迟死3年，大体上是同时代人。他和康熙都是才智超群大有作为的君主。但是，他们的价值取向和治国之道却大异其趣。康熙是儒化，彼得是欧化。1697年，彼得化名为米海伊洛夫下士，随同“大使团”到西欧，他用4个月时间在萨尔丹荷兰东印度公司的造船厂学习造船技术；又到英国德特福德皇家海军船场作工，并参观工厂、学校、博物院，到英国国会旁听。回国以后，彼得把迅速赶上西欧发达国家作为奋斗目标，进行了涉及行政、商业、工业、文化和科学方面的一系列改革。他创建了各种学校，提倡翻译西欧各国书籍，创立了俄罗斯科学院，创办了俄国第一家报纸，改造了陆军，建立了海军。他还取消了国家机构中按门第升迁的旧规，代之以按照官员实际表现晋升的制度。他为俄罗斯近代工业、教育、科学和海军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康熙皇帝自己懂7种“夷语”，精通西方的数学和天文学、物理学。可是，他却不能像彼得大帝那样，发展近代工业，发展科学和教育事业，发展航海事业。这就不能不从文化传统方面去找原因了。中国以儒学为主体，融合佛、道、法思想的文化传统太强大了。康熙只能认识到，人口不过100万的满人要统治百倍于满人的汉人，只能“运用绵延2000多年的孔孟儒学。俄罗斯就不同，他们没有中国这一套压大严整，根深蒂固的文化传统，容易接受西欧的先进文化。所以，康熙皇帝和同时期的彼得大帝根本不能相比。康熙同创造盛唐文明的唐太宗和唐玄宗也不能相比。唐太宗和前期的唐玄宗并不是一个只会以儒求治天下的儒君，他们有世界眼光和大国胸怀，兼容国内和国外的各种文化，各种宗教，实行“华夷一体”、对外开放的政策，创造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和最先进的文明。 六、乾隆非盛世 近十余年，一些历史小说家和影视剧作者把清朝的帝王将相炒作到狂热的程度，美化到颠倒历史是非的程度，流毒全国，贻祸子孙后代，急需历史学家和文艺评论家们出来拨乱返正，正本清源。影视和小说炒作得最多、最厉害的是乾隆皇帝。 炒作乾隆的人，无非由于他有“十大武功”，而且在乾隆中期经济发展、国库充盈，这都是从国家主义立场出发的，如果从人权和人民的利益出发，在他的“十大武功”中，两讨金川是对国内少数民族小题大做的残酷镇压，征缅甸、征安南是对弱小国家的武装侵略，只有讨平准噶尔和回疆，使新疆正式纳入中国版图，从国家主义、大民族主义的立场来说，对中华民族的发展是有利的，从人权的角度也难说是好是坏。大兴文字狱，绝对是反人权、反文明的罪恶。据统计：清朝从康熙到乾隆三朝共制造“文字狱”160余起，仅乾隆一朝就制造了130余起。还有六次下江南，为了个人游乐，大肆劳民伤财，正像《红楼梦》中说的“银子花的淌水似的，甚么罪过也说不得了。” 在乾隆晚年，据户部奏报，全国各州县的府库已经空虚，国家财政入不敷出，吏治也越来越坏，乾隆宠幸最隆用事最久的的古今第一大贪官和珅私人财产的一部分就值银二亿二千万两，相当于当时国家三年的财政收入；全部财产估计有八亿两，相当于国家十余年的收入。白莲教教的大起义和海盗的猖獗，就发生在乾隆末世，到嘉庆时期酿成大乱。 由此可见，乾隆皇帝在他执政初期，一度纠正雍正的暴政，实行了一段“以仁德治天下”的治国方略。乾隆后期，暴政很多，弊政也很多，算不上什么“乾隆盛世”。 七、诸葛不足法 自唐宋以来，中国的文人学士把诸葛亮美化为智慧和道德的化身，士丈夫的完美典型。其实，按照人文主义的标准，诸葛亮的智慧和才能是可取的，道德和事功是不可取的。 当时，在魏、蜀、吴三国中，蜀汉的国土相当于曹魏的1/3，孙吴的1/2。蜀汉的人口，在刘备称帝时只有90万人，相当于曹魏的1/5，孙吴的2/5。而且，蜀汉大部分地区开发的程度远不如魏和吴。诸葛亮治理蜀汉的主要任务应是发展生产，增殖人口并改善其生活和素质，也就是孔夫子说的“庶之”、“富之”、“教之”，可是，诸葛亮却把主要力量放在战争上面。公元222年，刘备以倾国之兵在夷陵大败。诸葛亮在大败以后三年225年就出兵南中，七擒孟获。226年又率领10万大军进驻汉中，伺机出击。228年3月12日，一年之内两次北伐。229年三次北伐。231年和234年四次、五次北伐。10年之内打了6次大战，而蜀军实力薄弱，而又山高路险，千里运粮，打不起消耗战，或以无功退兵，或以粮尽退兵。 诸葛亮为什么要不自量力地频繁北伐呢？他在《后出师表》中说：“先帝虑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故让臣以讨贼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固知臣伐贼才弱敌强也。然不伐贼王业亦亡量，惟坐而待亡，塾与伐之。” 从诸葛亮的后出师表中可以看出：他所以连年兴师北伐，是为了维护刘汉政权的正统。他明知刘汉大势已去，是否北伐都无法挽回由偏安到败亡的残局。但是，为了作刘汉政权的大忠臣，他不惜大量牺牲人民的生命财产，也要“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诸葛亮的这种精神，按照正统的君权至上国家至上的道德标准来看，是伟大而崇高的，按照人权至上的人文主义道德标准来看，是愚昧的甚至是有罪的。 诸葛亮虽然是1800年以前的人，可是，他在现代中国仍然是受到崇拜的。从对诸葛亮的评价中，容易看到旧的历史观的荒谬和可悲。所以，我想起了这个人。 八、中国经济的4次高增长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25年高速增长，这当然值得肯定和欢迎，但也不应该自满。其实，在近代史上，中国经济已有4次高速增长的时期，但都没有走上整个社会全面现代化的道路。 第一次，是1901年到1910年，经过八国联军进攻中国的“庚事国难”，慈禧太后被迫实行“新政”。在这十年中，中国的民族工商业平均以每年15%的速度成长。财政收入由7000万——8000万两增长到1910年的2亿余两，增加了2倍。与此同时，废除了科举制度，开始建立现代教育制度；进行了法律改革，制订和颁布了现代性的民法、刑法、公司法、破产法和《著作权章程》。 第二次，是中华民国建立以后袁世凯及其部属北洋军阀掌握全国政权的时期。袁世凯政府制订了一系列推动自由市场经济发展的法规。同时实行银本位制，由中央政府铸造银币，初步统一了币制，银行进入新的发展时期，证券交易开始在各地出现。袁世凯死后，继起的北洋政府，继续支持自由资本主义的发展。据陈旭麓先生主编的《近代中国八十年》记载：1912—1919年，中国新建工矿企业投资加上原有企业扩建，新增资本一亿三四千万元，超过辛亥革命前50年投资的总和。以纺织业和面粉业为主的轻工业增长最快。1913年至1912年，纱锭总数增加了2倍多，面粉产量增加了3倍多。在教育方面，大学和专科毕业学生由1912年的490 人1926年增加到2300人；小学在校学生则由280万人增加到1922年的660万人。在思想文化方面，北洋政府尊重言论自由和学术自由的程度，是以前的清朝政府和以后的政府都不能比拟的。新文化运动发生在1915年至1918年，“五四”政治运动取得了胜利。这在以前和以后80余年都是办不到的。 第三次，是国民党掌握全国政权的最初十年（1927—1937）。在这个时期，收回了关税和海关自治权；实现了币制统一；废除了厘金。国民经济的年平均增长率达到8%—9%。在1929年开始的世界经济大危机和随之而来的经济萧条时期，实现这样高的成长速度，是难得的。 以上这三次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都没有改革专制主义的政治体制，以致整个社会不能实现代化转型，而且晚清、北洋军阀、国民党三个政权自取败亡。 由此可见，单靠经济发展，不能带动整个社会政治、文化的全面发展和转型，也不能保持政治稳定和社会稳定。 九、毛泽东的“窑洞对” 2003年后几个月，国内有几家知名报刊重新发表1945年7月黄炎培在延安窑洞同毛泽东的一席谈话。黄炎培提问：历史上一些新兴政权，一开始“其兴也勃”；到后来“其亡也忽”。怎样才能跳出这个周期率？毛泽东回答：“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监督政府，政府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毛泽东的“窑洞对”早已脍炙人口，国内报刊旧事重提，无非是想敦促执政党实现毛泽东没有兑现的承诺。可是，人们似乎没有考究过黄炎培提问的原意。黄炎培提问的出处在《左传纪事本来》记载的春秋中期鲁国大夫臧文仲对鲁国国君的警示，原话是：“汤武罪已，其兴也勃；桀纣罪人，其亡也忽。”黄炎培大概是深恶蒋介石只责备别人不责备自己的专制独裁；也看到毛泽东标傍自己一贯正确的迹象，才引用臧文仲的话来提出问题的。 “罪己”还是“罪人”，对于一个政治领袖来说，是关系到他的政权兴衰存亡的大问题。一个政治领袖责人宽责己严，才能保证自己少犯错误和犯了错误能够知错改错，才能感召和团结他的臣民跟着自己防止和改正错误，以取信于广大人民。如果只知责人不知责己，不仅会屡犯错误，一错到底，而且会使无力纠正他的错误的臣民，越来越害怕他、仇恨他，同他离心离德。 中国上古的君主是有“罪己”传统的，至少在理论上、道德规范上是这样。翻开中国现存最古老的典籍《尚书》来看，尧、舜、禹、汤、周武王、周成王的诏诰或誓辞中都有“罪己”的内容。还有一种专门颁发的“罪己诏”。说什么“万方有罪，罪在朕躬，朕躬有罪，罪在一身。”这至少说明：那些君主对自己的罪过以至整个政权的罪过，是负责任的。 毛泽东对于防止和惩治他的干部队伍的腐败，是很重视、很下功夫的。他不断发动政治运动来整顿干部队伍，例如：“三反运动”、“反五风运动”、“四清运动”以至“文化大革命”等等。可是， 他始终是以反腐败来加强专制，始终是“罪己”而不“罪人”。对干部整得很残酷，他自己却是“老和尚打伞”，不受任何法律、道德和他自己发动的运动的约束，而且干部执行他的错误决策造成的恶果要由干部队伍去承担，他自己却老是“一贯正确”，从不自以为非。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