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近20年前，我有一次去外文局宿舍拜访杨宪益和戴乃迭两先生的时候，刚好赶上他们从牛津返京，拿出在牛津照的一些照片给我看，其中有一张是杨先生立在一幢古色古香的房屋窗前的留影。戴先生指点着告诉我，那是当年杨先生求学时住过的房间。我不由脱口问道：“那么您一定对这个房间很熟悉了？”杨先生和戴先生都无声地笑了。
    我之所以这么问，是因为我知道，他们是在牛津相识、相爱的，那里有他们美好的青春时光。记得当时杨先生曾对我感慨地说，他们在牛津也算老资格了，回去已见不到几个熟悉面孔。也难怪，屈指一算，自从1940年他们二位离开牛津，半个世纪已悠然逝去。
    也是从那时起，两先生开始在翻译园地中并肩耕耘。多少年背负沉重的犁头，换来的是沉甸甸的果实。从屈原到鲁迅，从戏曲到传奇，灿烂的中华文化经两先生的介绍，得以为西人所知。煌煌巨著《红楼梦》，倩谁译去作奇文？个中滋味，当然惟译者能解。更何况他们不仅是犁过去，还要犁回来——向国人介绍西方文化，这“翻译家”的桂冠，它是那么好戴的？
    杨先生曾给我看过他手写的一份自述，语气平淡，却有人生的波澜尽在笔底。少时在天津租界读中学，青年时到英国攻读古典文学，抗战中回国任教，解放后由南京而北京从事翻译工作。文革中因与外国人交游较多，夫妻双双被北京军管会逮捕，罪名是特务，儿子患精神分裂症自杀。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杨先生才算能够踏实从事自己喜爱的翻译工作，孰料关键时刻的名士精神又令他饱受折磨。
    杨先生说，他这一生治学荒疏，堪称没有搞过什么像样的东西，只是做了几十年的“翻译匠”而已。这番话也许不能仅仅看作是自谦，记得董乐山先生也讲过类似的意思：一生笔耕，从笔尖下泻出的字数何止千万，但都是为人作嫁。难道他们都在后悔当初的选择，如俗话所说，“好牛不拉犁”吗？
    那个时代的翻译家都有诗人的才情（杨先生晚年写过很多旧体诗），也有能力成为学贯中西的大学教授，然而像杨先生这样的人却把毕生的时间和精力都献给了翻译。他自己也说，“在翻译方面，我不能说毫无贡献，但翻译究竟不是学术研究”。然而，在杨先生去世的时候，我们可以公正地说，他通过翻译实现的成就，并不亚于撰述性的大师。刘小枫纪念罗念生先生时曾言，翻译可以让我们接触文明中最为高古的伟大心灵，而人类的教育，如果不是向高贵的心灵看齐，必然是向低俗的品性看齐。杨先生（还有戴先生）倾其毕生之力，让中外人士从伟大的古典作品中感受何为“美好的东西”，他们这一辈子，活得值了。
    我们这个社会，更看重那些高头讲章（不管里面有没有真学问），而往往忽视翻译家的作用。例如，教育部门有个可笑的规定，翻译文学名著或学术专著不能算“科研成果”。而且，但凡从事过翻译的人都知道，为这样的工作所付出的心血与可以得到的报酬完全不成比例。然而，没有翻译就没有文化交流，缺少了这个中介，中国文化走入不了异域，异域文化也无法与中国人结缘。它是文化交流中最基础、最重要的事情，如果我们不能够给翻译家以应有的位置，结果就是，劣质翻译充斥于市，人的精神和人的教养得不到好的滋养，更加糟糕的是，对异域文化的误读大量出现。后果如此严重，现状却是，很少有人愿意做一点实际的事情来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