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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共和国与现代民主国家相比，有一个重大的缺陷，就是国家不办社会福利，把办社会福利的事交给了贵族豪门。这个重大缺陷是导致罗马共和国灭亡的重要因素。由于国家不办社会福利，有野心的贵族豪门就出来办这个事了。在古罗马，军队士兵的生计要靠贵族豪门提供，穷人每天要到贵族豪门家里去领食物。有野心的贵族豪门则利用这一形势：他们给百姓分发食物、举办娱乐活动、修建公共浴室，以取悦百姓。于是，罗马百姓的效忠从国家转向了贵族豪门。这是罗马的贵族野心家最后能够推翻民主政体，攫取独裁权力的重要原因。 现代国家，无论是民主还是专制的，只要是能够有效运行的，则绝不会把办社会福利这个事交给贵族豪门私人去办。推究起来，古罗马实行现代西方民主国家的这套社会福利制度，第一没有资源和技术上的困难（她攫取全世界的财富供养其公民），第二也没有制度上的障碍，可就是没有政客提出这样的政纲，她的百姓也不知道如何充分利用自己手中的民主权力来争取自己的经济福利，而是随意浪费这种民主权力。古代人的政治智慧比起现代人还是有相当的差距的。否则，罗马共和国很可能永世长存，而其他的民族永远为奴。 六. 历史上的空白是中、上阶层没有雄心的时代 我看罗马史和人类历史的其他篇章，有这么一点感受：底层的问题，如贫富差距悬殊等，经常是大的政治变革的重要因素，无论是从民主转向专制，还是从专制转向民主，抑或仅仅是改朝换代。然而，单纯的底层问题往往掀不起那么大的风浪，只有当中、上阶层的某些人想利用，或者是顺势参与进来的时候，才会引发较大的政治变革。如果没有中、上阶层的利用或参与，单纯的底层反抗往往只能流于黑社会或异端教派。黑社会和异端教派最终也有可能对于政治变革产生大的影响，如基督教就是最明显的例子，但这个过程很可能十分漫长——即使是基督教这个例子，最终的崛起过程中也是有君士坦丁这个罗马皇帝的大力参与的。 20世纪的共产主义革命，是底层色彩最为浓重的政治变革。但即使如此，20世纪的共产主义革命也不纯粹是底层革命。譬如中国革命，它是一场底层革命，但另一方面，它离不开中国当时救国图存的民族主义大背景，而救国图存就不完全是底层的事情了。今后的政治变革，其底层色彩恐怕还会及不上20世纪。 历史事件显然不是在时间轴上平均分布的。当我们看历史的时候，我们会看到有些时间段里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发生，历史的纪录是一段空白。我常常想，在这些历史的空白中，人们都是怎样生活的，在干些什么。我想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那一段空白的的确确是太平盛世，大家都在懒懒散散的过好日子，因此也就没有什么好记录的，但这确实是比历史事件迭出的时代更幸福的日子。另一种可能是大家的日子实际上并不好过，但中、上阶层没有什么雄心或没有什么野心，因而底层的挣扎也就掀不起什么大浪，故此也不会有什么大事发生，也没有什么好记录的。第二种情况算不算一种将就的太平盛世，则各人会有不同的看法。 七. 古代中国之所以没有发展出民主制，多半是个概率问题 首先声明，我对于自己在此第七节的文字是没有把握的：我觉得我是在做一件自己智力有所不逮的事情，我认为任何人做这类思考时智力都是有所不逮的。而且我在这一段的文字比较容易引起误解，所以在写作过程中，几次想停笔，并删去已写好的内容。但考虑再三，觉得写出来坦诚与朋友们做一种智力的交流也许更好些。如果朋友们批判我的这些观点，并且批判得有道理，我会从善如流。 关于中国为什么在古代没有发展出民主制，近代也没有率先走上民主与科学的道路，这个问题，自五四以来，由于中国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一直成为中国几代知识分子的热门讨论话题。对于这样的大问题，要理出像自然科学中那样令人信服、条理清楚的因果关系是不可能的。所有的说法都是一种猜想，但我们每一个人也都可以在猜想和猜想之间作一番比较，看看那个更有道理。 非常有趣的一件事，就是无论是那些认为中国人是劣等民族的“逆向种族主义者”，还是他们的反面，至今仍事事处处主张坚持中国的传统道路比西方更为优越的国粹牌，都强调中国人在人性方面的特殊性。然而，我认为，在人性方面，中国人根本就没有不同于西方人的特殊性。对于那些说中国人“奴性强”、“窝里斗”、“东方式嫉妒”、“热衷酷刑”、“吃人”等等的“逆向种族主义者”，我只想说，请稍微读一点西方历史，你们说的那些东西西方一点都不比中国少。对于那些认为中国人“天性崇文不尚武”、“不适于西方民主制”、“中国文明是和、西方文明是争”的国粹派，我只想说，如果中国人真的像你们说的那样，那中国人还真是太惨了，早就亡国灭种了。 那么，为什么古代中国没有发展出民主制呢（关于中国为什么在近代落后、甚至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的问题，当然不仅仅限于民主制，但我们在这里先把问题局限一下）？我认为这其实纯粹是一个概率问题。 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纵观整个世界历史，在近、现代欧洲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之前，在西方世界，民主政体也远少于专制政体。实际上，从罗马共和国覆亡之后，直至近代，西方的民主政体也绝了迹。其次，古代西方世界这个舞台确实比古代中国还要大。纵观整个人类文明史，新大陆因文明的发展阶段在欧洲人入侵之前确实处于比较原始的阶段，并且与旧大陆完全隔绝，故此可以先不去讨论，这样我们就先把目光聚焦到旧大陆。旧大陆这里，欧洲、西亚、南亚、北非等诸文明是连成一片的，诸文明之间征战不断、交流不断。但中国人的祖先这一支就不同了，他们在几万年前从西边一个狭长的走廊走过来之后（我在这里采用人类非洲起源说），发现了一片与西边诸文明相当隔绝的天地，在这里定居下来，并在两千多年前建立了一个基本上撑满了这片隔绝的天地中适于农耕的土地的单一的文明、单一的政治实体，这个政治实体其间被游牧民族征服过，但基本上仍旧保持为一个单一的文明、一个单一的政治实体，一直延续至今。中国历史上当然也有不少分裂、纷争的时代，但相对于西边那个更大的天地，那个诸多文明征战、交流的地方，中国的文明比较单一，政治实体也较少。这种情况在某种意义上是件好事：在有文字记载的历史的大部分阶段，中国社会相对于西边更太平，人民生活得更好。然而，文明单一、政治实体少、变化少，自然也就意味着率先发展出民主政体的概率也低。虽然概率低的事也不意味着一定不能出现，但概率更高的事情出现是更顺理成章的事。 人们会问，我现在的这种说法是不是陷入了我自己过去常常批判的“超稳定结构论”、“分裂比统一好论”？我认为并没有。首先，从文明的大尺度看，我在前面已经说了，在有文字记载的历史的大部分阶段，文明相对单一，政治上相对统一的中国人过得比西边更好，而没有率先发展出民主政体并不意味着我们中国人今后就不能后来居上，毕竟人类历史还长着呢。其次，从当下的小尺度看，中国在近代落后已经是一个既成事实，我们不可能、也无必要现在再去分裂成多个政治实体，然后随自然过程发展出民主政体来。要是现在还要再来付这种代价来建立民主制，那我们中国人真是太不幸了。就现在而言，统一的、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虽然根据现有的生存空间，我们的人口过多了些）中国，是祖先给我们留下来的巨大的政治遗产，这个遗产使得我们有希望再次走到世界的前列。真理和谬误只有一步之遥，“超稳定结构论”、“分裂比统一好论”等说法都有一定道理，否则也不会在80、90年代如此风行一时，现在还有很多追随者，但从总体上说，它们是谬误。 我的这个说法与“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一样，考虑了地理因素的问题，但除了这一点之外，就是根本不同的了。 八. 结语：从世界历史看，民主制度确实有各个方面持久的优越性 我在前面说过，近代以前，民主政体出现的概率很小。但就是那么偶然出现的民主政体，已经表现出它在效能方面——也就是说在民族生存竞争方面——持久的、突出的优越性。这一点集中体现在罗马身上。民主政体的这种效能上的优越性来源于它能够比专制政体更好的解决民族内部的分歧，凝聚人心，使每一个公民都产生自豪感和主人翁感，对于民族内部的上层、中层和下层都有好处。 专制政体在短期内有可能比民主政体有更高的效能，但从长期看，民主政体的效能更高。 那么，为什么在近代以前的人类历史上专制政体所占据的地盘更大呢？我认为，一是即使是像罗马这样最为完善的前现代民主政体，也有着一些致命的缺陷；二是从专制向民主的转型所要跨越的障碍很高。然而，我们不要忘记，就是这么一个偶然出现的罗马，她一旦出现了，就获得了如此之大的政治成就，这一政治成就一直到近代无人能够超越，现代算不算有人超越了，都还很难说；罗马共和国的寿命并不短，而她的文化、政治和军事遗产则一直到今日都是巨大的存在。 现代西方的民主政体，已经消除了古罗马民主政体的一些致命缺陷，因而有可能比罗马共和国更为持久。中国和西方国家有着民族利益上的冲突之处，惟其如此，我们更不应随意低估西方国家的效能，更应该学习西方国家的长处。 在我发出征求意见稿（但已经被贴上网了）之后，一位朋友来信说：“一个国家的政治能量，对一个国家的发展至关重要。要实现民族发展的目标，没有内部的民主，就没有内部的竞争和精英的选择，就释放不出民族内在的政治能量，就不能以和平的方式解决内部的矛盾，就不能为民族的经济和文化发展创造出良好的政治空间。”这位朋友补充了我在前文忘记说的一点：民主制对于精英选择的有效和低成本。而专制政体的精英选择，要么非常低效，要么成本极高。 我不相信中国人学不会西方的民主制度。退一万步说，学不会也得学会，因为当今之世，如果我们中国人学不会西方的民主制度，就不能最终摆脱亡国灭种的命运。我们不但要学会，还要以最小的代价完成向民主的转型，只有这样，我们中华民族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所有说中国人不适于民主制度的说法都禁不起推敲，都是把中华民族永远钉在衰亡道路上的理论。 世界上既存的民主制度是有缺陷的，也许我们中国人可以走出一条更好的道路来，但我们必须先从既存的有缺陷的民主制度开始。不能借口既存的民主制度有缺陷，我们要搞有中国特色的、更好的，就永远不起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