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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古人有诗云：“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下士时，倘若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说的是知人之难。古人又说，盖棺定论，一个人死了，就可以给他下结论了。但是也不尽然。 例如，对陈其美的评价，解放后，曾因批判蒋介石而批判陈其美，把他说成流氓头子。80年代，大家为陈其美抱不平。因为陈其美是1916年被袁世凯的特务们暗杀的，他应该是革命烈士。他早已去世了，怎么能对10年以后蒋介石的所作所为负责？近年来，我又作了一些研究，发现蒋介石集团的运作方式，和辛亥革命有极大的联系性。所谓水有源，树有本，不仅陈其美，就是孙中山，对后来的事情也负有责任。例如，党魁独裁制，就是由孙中山提出，陈其美坚决鼓吹的。又例如，和平土改的方案，就是孙中山的一贯主张，但又流于空谈，找不到贯彻的办法。在这一点上，孙中山和蒋介石没有根本区别。毛泽东本人就在土改问题上批评过孙中山。台湾的李敖就因批国民党而批孙中山。因为他们在政治路线和政治作风上确实有继承性，我们可以根据历史的演变，来分析前人遗留下来的问题。 历史很难研究，人物的评价也很难。抓住某一事实，下一个简单的结论是容易的，无非是一篇大字报式的文章。但真正明白一个历史人物的思想和存在方式，即使经历几代人的研究，还是会有不明白的地方。后现代主义者甚至认为，我们只能研究文本，谁见了真实的历史？此说当然过分。我们实证研究的历史学家很清楚，许多事实是可以证明的，历史并不是一个百依百顺的女孩子。当然，历史也总会留下许多谜团。问题在于，总是没有定论。今天是一个评价，明天又是一个评价，张三是一个评价，李四又是一个评价。对秦始皇的评价已经进行了两千多年了，近年来又生出了很多的枝节。 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历来是历史学界和社会上争论不断的问题。有人曾责问历史学家，你们今天这样说，明天那样说，我们该信谁的？历史学家如果说应该听我的，未免太狂妄了。一般人总希望有一个正确的结论，但事实上根本不可能。令人麻木的分歧和波动，时时存在，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反复，也无法避免。因为，涉及人物评价的根本问题，不仅仅是历史事实问题，关键是价值观问题。而价值观是在发展的，也是多元的。我们现代的价值观同古人是不同的，我们也因此对历史人物有了不同的理解。社会的变迁，对价值观的变迁，必然发生重大影响。例如，对于古代所谓的盗寇，马克思主义史学定性为农民起义领袖而加以肯定和歌颂。现代历史学的其他派别，也都摆脱了古人成王败寇的评价模式。同时，现代历史学对他们的评价也不是一致的，而是有重大分歧的，并不是所有的历史学家都承认农民起义的理论分析。即使同一位马克思主义派学者，在文革前和文革后，因为对社会变化有不同的认识，对所谓农民起义领袖，也不再采取绝对肯定的态度，不再从意识形态的教条出发，而是更尊重事实。在革命的年代，曾国藩被定位为刽子手。而现在是改革开放的年代，就存在对曾国藩的重新评价问题。我们发现，曾国藩其实是对近代中国发生重大影响的人物。蒋介石、毛泽东的个人修养，都曾受到曾国藩的重大影响。洪秀全在革命年代，被评价为农民革命的伟大领袖，他的缺点被历史局限性一笔带过。而现在发现，洪秀全的个人修养、政治作风和政治路线，问题成堆，也必须重新评价。曾国藩向正面转，洪秀全向反面转。我们可以肯定，一百年后，人们的价值评价还会发生变化。历史还在发展，人们在进步，社会的价值观也在发生变化，总是会有不同的价值视角来重新审视历史，重新评价历史。而且，在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体系之下，会有不同价值观念。例如，过去一直为西方推崇的哥伦布，近年来，不同文化观念的人们开始从殖民罪恶的角度，来重新审视他，遂成一家之言。对历史人物的价值评价，不可能存在一锥定音的、绝对正确的、万古不变的结论。 历史学是一门人文学科，因此，在历史学领域总是加入了历史学家个人的主观因素，具有非实证性的内涵。历史学家作为社会一分子，有选择价值观的权利，根据他所选择的价值观，对历史人物作出评价，只是他以及他一派的价值取向，他不可能也不应该强迫别人接受他的价值观。社会是多元的，任何一种价值观，都会遭到另一种价值观的批评。因此，历史学界作为社会的微小的一部分，也不可能为整个社会对历史人物作出一个统一的评价。历史学家有时很骄傲，企图以其专业特长，来垄断对历史人物的评价。这其实是非常错误的态度，也缺乏自知之明。历史学家的特长在其历史知识和对历史发展的理解，但是，在价值观的创造上，历史学家充其量最多只是社会集团中的一个角色。以范文澜为例，他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写作中国通史，评价历史人物。他对新中国初期历史人物的评价，起着定位的作用。他通过历史著作，传播着一种价值观。但是，在社会上（我说的社会上，是包括了全世界的社会），一直有着不同的价值观的批评。而且，不幸的是，范文澜还遭到毛泽东本人的批评，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学家还要遭到毛泽东本人的批评。这一点说明了什么呢？第一，在价值观的领域，有更强大的社会集团和力量在决定价值取向，制约着历史学家对历史人物的评价，第二，永远不要期望社会上会出现统一的价值观。也就是说，永远不要期望社会上对历史人物有一个统一的评价尺度。我们需要的是百家争鸣，而不是建立一个学术霸权。 历史学家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似乎应该具有权威性，似乎是专业的专利。这其实是一种误解。在价值观问题上，历史学家和其他人并没有多大的区别，彼此之间是处于平等的地位。一位历史剧的编剧，可以对历史人物作出自己的评价，一位乡间的农民，也可以对历史人物作出自己的评价。这是他们的权利。也许他们的历史知识是错误的，甚至是可笑的。他们或许是社会的强者，或许是社会的弱者。这一点并不重要。我曾参加过一次会议，编剧和导演，在发言中，对于他们所演义的人物历史背景，缺乏基本的常识。但是，他们抒发了他们的感情，抒发了他们的价值观，他们所关心的是观众的感情和爱好，而不是历史学家的感情和爱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观，历史学家可以出面纠正他们的历史知识方面的错误，但是，你不可能剥夺他们依附于历史人物外衣上的价值观念。这是更根本的东西。以曹操为例，《三国演义》里的曹操，作为小说，尽管已经包含了相当多的真实的历史，但是，小说毕竟是小说。它所反映的是作者的价值观，具有特定的时代性。相当长时间内，《三国演义》对曹操的评价在社会上成为主流的价值评价。但是，历史真实依然是历史的真实。文人们根据历史真实仍然有不同的评价。《三国演义》对曹操的价值评价，无论是古代的历史学家还是现代的历史学家，都知道那不是对真实的曹操应有的评价。但是，《三国演义》的价值取向，即忠奸之辨，并不因为对曹操个人有所不公而削弱了影响力。因为故事曹操不过是个道具，而价值取向是个社会选择。所以，只有当社会的前进运动，从根本上更新了价值观时，对曹操作出了完全新的评价。郭沫若为曹操写了翻案文章，否定了《三国演义》的价值观。但是，对曹操的评价在价值定位上发生了新的困惑，即如何既要肯定曹操，又要肯定农民起义？这里在价值观方面产生了逻辑矛盾。郭老关于曹操完成了农民革命的历史使命的论断，显然难以为人理解。尽管如此，历史学家笔下的曹操，并不一定为社会所接受，社会上的各种流派，仍然会根据自己正确的历史事实或不正确的历史事实，去评价历史人物。历史人物在他们那里仍然只是一个道具，抒发自己感情的道具。历史学家尽管有丰富的历史知识，但在价值观的领域，历史也只是一个道具，或许这个道具比较漂亮而已。尽管历史事实是恒定的，但在价值观面前，历史就成了一个百依百顺的女孩子，任由具有不同价值观的人去摆布。历史知识也就成为支持某种价值观的工具。这样的历史，是非实证性的，带有人们主观解读的历史。在这方面，当前的人物评价，受“革命主线”和“告别革命”两种基本价值观的制约，即使在历史事实上没有分歧，也不会消除价值评价上的分歧，不可能以历史学的专业知识，来解决价值观的分歧。因为，价值评价的根源在于对现实社会生活的理解和社会利益。 当然，剧作家和观众的价值观，也许符合主流社会，也许不符合主流社会，也许对现存社会是有利的，也许对现存社会是不利的，但多元价值观的存在，是客观的事实，在现实社会中，构成了一个生态相对平衡的体系。人民在生活中，自己会形成符合社会前进方向的主流价值观，但是，不存在绝对正确的价值观。主流社会的价值观，并不等于绝对正确。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事物，任何价值观都存在着严重的缺陷。至于在评价历史人物时，价值观的新陈代谢，谁具有前卫性，并不取决于他是否是历史学家，而取决于谁能抓住时代的脉搏。 二 当下，历史剧以前所未有的势头横空出世。人们常常喜欢挑剔历史剧中的硬伤，也有人喜欢给历史剧从历史学的意义上进行定位，对历史剧中历史知识的正确性提出要求。这种要求，虽然满足着人们求真的善良愿望，但对剧作家来说，是个难以就范的紧箍咒。历史剧的任务是在抒发一种感情，传扬一种价值观，解读一种人性，展示一种审美情趣。历史人物只是一个载体，一个道具，文史本已分家，很难合一，不能一般地要求历史剧去担任历史学的任务。我们应该接受剧作家的自由创作。真实的历史，自有自己的领域。一部历史剧，百分之七十的真实，还是百分之三十的真实，这不是决定这部历史剧命运的主要因素。我们不能说历史真实性比较高的《三国演义》比《水浒传》要好，也不能因为《西游记》属于戏说一类，而否定它的成就。艺术的标准和历史学的标准不是一回事。对于古典的历史剧是如此，对于现代的历史剧也是如此。所以，完全没有必要对历史剧提出历史真实性的具体要求。不过，我们也希望历史剧作者，不要把自己的戏剧，粉饰成真实的历史，强不知以为知。这样是会误导观众的。不管历史剧包含了多少真实的历史事实，对于观众来说，是无法区分真伪的，即使对于专业历史学家来说，对于不属于他专业范围的历史，他也很难区别。剧作家不熟悉历史，并不是一种罪过，这是专业的不同，就是历史学家也不能知道许多历史的细节和生活。我们的社会功能是不同的。有些历史剧作家喜欢炫耀自己的历史知识，那是他不知道历史学家工作的甘苦。专业历史学家研究一个小小的专题，就要化去数年的时间，也不能保证把每个事实都研究清楚了。一个重要的历史人物，如孙中山，甚至有几十、上百位学者，从不同视角，穷年累月地进行研究。尽管他们的工作条件，远远比不上剧作家，他们的研究手段非常落后，他们的成就也不是剧作家的短平快所能超越的。 最近，《走向共和》引起了很大的争议，有人认为扭曲了历史，美化了李鸿章、慈禧。但作者们以为自己是尊重历史事实的。其实，剧作家们根本不可能象历史学家那样去严格地研判历史真实，区区一二年时间，是无法胜任研判如此重大历史的任务的。有人指责其为《河殇》第二。这就是说，问题主要在于它的价值观出现了问题。他偏离了以革命为主线的主流价值观。对于《走向共和》的剧作家来说，他是否真正掌握了历史的真实，这一点并不是剧本成败的关键。 我们再看《新四军》。项英、叶挺都是作为革命英雄来呕歌的，宏扬了主旋律。但我们不能够以它在历史事实上的失败，来否定它的价值取向，这是另外一回事。你们看，项英在敌情面前总是不冷静，警卫们总是忙着把他拉开。他的指挥位置在哪里？他如何组织部队，指挥战斗？他是草包？叶挺是一位名将，但你们看，他在一群士兵中间，向敌人打手枪，没有队形。显然，他不会组织火力，在战斗中只会去送死的人是位名将？这支部队的指挥系统被描写得如此混乱，很少看到有严格的军令，这样的部队真不知道怎么能发展壮大起来。而且，竟然在阵地战斗中有击败两个日本师团的战斗力，这不符合历史事实。剧作家们忙着抒发激情，你很难用历史学家的严谨学风去要求他。但也似乎没有人说它扭曲了历史，说它的价值观出现了什么问题。 再看《大唐情史》。在古代宫廷，权力、奉承和占有，是两性关系的基调。古诗曰：“马前挂人头，马后载妇女。”占有前朝杨氏女，与杀兄娶嫂，不过是胜利者的权利。“女为悦己者容”，是妇女的伦理。《大唐情史》在李世民和高阳身上，附上了太多的现代伦理观念，拔高了他们的思辨水平。唐代宫廷的伦理观和后来汉族的伦理观也不一样。唐高宗李治继承了父亲的侍妾。唐玄宗李隆基把自己的儿媳抢来作爱妃。骆宾王谴责武则天：“昔充太宗下陈，曾以更衣入侍。洎乎晚节，秽乱春宫。潜隐先帝之私，阴图后房之嬖。……践元后于翚翟，陷吾君于聚麀。”并不能动摇武则天的地位。性丑闻，对于唐朝帝王家，并没有“人言可畏”的不良后果。等级门第制度，妇人大故，九死一生的生育难题，制约着婚姻制度和两性关系。电视剧，不过是借用古人作道具，解读现代两性观念而已。解读历史人物的性观念，是历史学家的工作。 三 对于专业历史学家来说，当他忙于价值观的宣传的时候，会陷入巨大的困惑之中。以吴晗为例，1943年他写的《明太祖》，在缺乏政治敏感性的情况下，评价朱元璋是“历史上伟大的民族英雄之一，有史以来权力最大、地位最高的皇帝”。未经他的同意，这本书被列入了潘公展主编的“中国历代名贤故事集”，有吹捧蒋介石的嫌疑。吴晗因为痛恨国民党，也痛恨自己的书。在胡绳的鼓励下，于1949年重写了《朱元璋传》，他在书中以痛骂朱元璋，来痛骂蒋介石。吴晗到解放区时，将这本书呈献给毛泽东，却遭到毛泽东的严格批评。他陷入了进退失据的可怜地位。解放后，吴晗力求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于1965年改写出版了《朱元璋传》。然而，他终于没有得到毛泽东的谅解，蒙冤而死。那么，正确的评价到底是什么，谁能告诉他？ 当然，历史学家也不免陷入价值评价的旋涡中，因为他们也是有血有肉有感情的。但是，从社会的专业分工来说，历史学家的工作，主要是实证性的任务。因此，严格地说，历史学家应该理性地坚持价值中立的原则，也就是科学的原则。他应该抛开主观价值评价体系对他的思维的束缚，集中在以多视角的眼界，考证并叙述客观的历史。现代历史学家不仅要叙述具体的历史，还要理解历史，认识历史的运动，历史人物在一个什么样的历史平台上运动，在历史人物的一生中，历史平台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历史人物据于什么样的地位，发生了什么样的影响。等等。这是历史学家对历史人物真正的科学定位的工作。历史学家尽自己的努力，向社会叙述一个真实的历史，而把价值评价问题，交由社会不同的集团，自己去得出不同的结论。越是客观真实的历史，越是能提高社会的整体智慧，而不必拘泥于社会上不同价值观念的存在。 以李鸿章为例，他是爱国者还是卖国贼？他是不是仅仅是一个反革命，一个屠夫？还是一个忧国忧民的改革派？不同的价值评价，都可以找到历史事实的支持，因为这是一个复杂的历史人物。从实证的视角来说，他是一个镇压太平天国的屠夫。但是，他也是一个改革派。要知道，鸦片战争后，在二十年的时间里，几乎没有人向外国学习。他排除了顽固派的阻力，推行洋务（自强）运动。我们必须明白，太平天国运动，它的素质，是不可能建设一个新秩序的。同时，我们也要知道，没有太平天国的冲击，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是不可能崛起，他们的改革路线也是不可能贯彻的。冲突的历史运动，实际上是互补的。李鸿章虽然没有达到现代化的目标，但是，当时中国谁懂得现代化？整个中国现代化的素质和人才到现在还严重短缺，何况一百年前。历史的运动，没有把清王朝冲垮，但也削弱了宫廷对政权的控制力，李鸿章拥有了很大的地方独断的权力。这不是那个人的愿望，而是历史运动的命运。李鸿章以北洋大臣的地位，训练并掌握了中国的精锐部队，但他不能作为全中国的统帅，去规划战守事宜。他明知宫中奢靡，想到将来的海防战争，深感危机，但也无能为力。他自己在腐败风气的旋涡之中，随波逐流。他是中国最能经营洋务的大臣，却只能经营地方。他为国家从无到有，建设了一个新的平台，但他暮气已深，志得意满，不可能有新的突破。和战之间，整个社会陷入了两难选择，不可能有一个明智的决策。王朝已到末世，社会需要新陈代谢，革命无法避免。近代中国的激烈变革，每一代人都只前进了一小步，然后需要新一代人来突破。我们现在也是这样。一个平台一个平台地提升，新的一代又代替了老一代。没有完人，没有完美，没有直线运动，只有互补和新陈代谢。 专业历史学家，应该努力去证明历史运动的经过和复杂的运动轨迹，如果有错误，就予以修正。因为这样的工作，除了少数业余历史爱好者之外，基本上只有专业历史学家在做。如果历史学家如吴晗那样深深地陷入价值观的困惑之中，就会以历史事实来迁就价值观，那么，就会使自己的历史判断陷入困境，历史学作为一门科学性的工作，就会受到很大的限制，历史学家也就不可能更好地以自己的专业为社会服务。 （原载《探索与争鸣》2003年第10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