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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典即不存在正式的民主宣言，也没有宪法。可以这么说，雅典的民主存在于人们的思想和制度的实践中，但并没有形成系统的民主理论。要系统全面地理解雅典的民主思想，我们可以从希腊精英们深刻的反民主思想中寻找思考的灵感，没有民主就没有希腊反民主的理论，有一位政治理论家曾这样说过：“几乎可以这样讲，政治理论的发明就是为了去展示那种人民自己统治自己的民主必定演变成一种暴民的统治。” 尽管不同时期的反民主思潮源于不同层面，但大多数古希腊思想家都认为那些有能力获取财富或者出身豪门的贵族阶层比其他人更有能力成为好的公民，也更可能做出明智的政治决定。对支持民主的人来说，政府权力是属于人民的，不管一个人是穷是富，也不管他出身卑贱或高贵。但对于民主的敌人而言，民主是穷人对富人的暴政，虽然富人更有能力制定国家政策。古希腊的反民主思想家们认为，这种民主的暴政并非是一种偶合，它是民主制度下以阶级为基础的政府形式的必然结果。有一篇匿名的评论雅典政治制度的文章这样写到： “在每一个国家，贵族和民主总是相对立的。贵族最有控制能力，最为公正，因而是最道德的，而人民总是无知、卑鄙和没有秩序的，贫穷和缺乏教育导致了他们低下的道德水平。”[8] 虽然修昔底德在他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没有直接说明民主是一个不好的东西，但他将雅典的失败归罪于伯里克理斯死后个人领导的无能和雅典民主统治所造成的错误政策。他认为正确的政策是由好的领袖制定的，而极容易被煽动起来的民众情绪只会将国家引向灾难。虽然修昔底德不一定反对民主制度，但他肯定是对雅典的民主政治所带来的灾难而感到失望和惊恐。 亚里斯多芬(Aristophane)和埃索克里特斯(Isocrates)认为伯罗奔尼撒战争后期的民主已经完全背离了梭伦和克利斯提尼时期真正的民主。埃索克里特斯认为雅典早期的民主珍视“部分平等”(the principle of propotional equality) 的原则，也就是说每一个人应该以他们各自的能力为标准来分配权力，遗憾的是，后期的雅典完全放弃了这一原则，使得穷人也拥有了同样多的政治权利。虽然这种理论在论证方式上不同于早期的反民主思想，但他们却都认为财富的多少决定了公民道德水平的高低，穷人参与政治只能导致政府的腐败。 自从亚历山大统一希腊，希腊诸城邦丧失自治权力以后，对于雅典及其民主制度的攻击日渐增长，这其中以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对雅典民主制度的谴责和批判最为系统也最为深刻。 这种哲学批判思想起码可以追溯到苏格拉底。由于苏格拉底没有留给我们任何文字，所以大多数学者都从柏拉图早期的对话录中寻觅苏格拉底的思想。虽然在这些对话录中苏格拉底对民主的态度非常复杂，很难简单地将它归纳为反对民主或是赞同民主，但是我们仍然不难从中找寻到苏格拉底对于民主的很多置疑和批判。 在“Crito”里面，苏格拉底力图说服Crito他逃离监狱的决定不应该受民意的左右，因为民众大多是无知的，他们的意见不值得采纳。在另一本对话集“Gorgias”里面，诡辩家Gorgias想证明修辞是讨论政治问题的一个重要工具，苏格拉底却反击说修辞只会对无知的人产生作用，有可能让他们改变主意，而对于那些真正的贤人，修辞根本起不了什么作用。苏格拉底接着说雅典民主制度的权力就集中在那些容易被别人轻易说服的无知的人手中，而并非是由贤人掌握的。从上面的两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到苏格拉底和反民主的柏拉图一样都认为大多数人是无知的，他们对善恶优劣很难做出正确的判断。 柏拉图对雅典和民主制度的批判集中体现在他后期的两本对话录---<<理想国>>和<<法律>>---里面。柏拉图在<<理想国>>的开篇就问什么是正义，但他当时并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在后面的章节里，他用人作比喻，并解释说如果人的灵魂的各个部分都和谐统一，那人就是正义的，接着他又将这个比喻推广到国家，说如果一个国家的所有组成部分都和谐统一，那这个国家就是正义的。他继续论述说这种和谐统一只能建立在各个组成部分必须按照它们各自的功能各行其事的基础之上。柏拉图坚信存在一个绝对的真理，也存在一个绝对理想的国家，这个国家应该是永恒不变的。 基于对正义的这种理解，柏拉图理所当然地推倒出这样一个完美的理想社会：如果不存在一个最完美的哲学王，那么一个理想的社会应当是由监护者(Guardians)、辅助军(Auxiliaries)和其他所有被统治者三部分所组成。监护者和辅助军共同组成统治者阶层，被统治者指的是农民和其他一切社会劳动者。监护者只能出生于统治者阶层内部，并从而受到最好的教育，因而他们是最聪明最有智慧的人，他们应当行使国家的最高权力，因为只有他们能做出最明智的，有利于国家的政治决定。辅助军掌握军队、警察并执行监护者的行政命令。柏拉图说这三个阶层是在土中分别搀入了金、银和铜铁三种物质而造成的： “在这个社会里，你们都是兄弟。但当上帝创造你们的时候，他在那些有资格成为统治者的人中加入了金；在有资格成为辅助军的人中加入了银；而在农民和其他社会劳动者中加入了铜铁。”[9] 这三个阶层如果各施其职，统治者统治国家，辅助军守卫国防，农民种田，鞋匠做鞋，各部分达成和谐的统一，那么这个社会就是正义的，就是最完美的了。 接下来，柏拉图在<<理想国>>的后半部分集中描述了四种不完美的社会，包括Timarchy, 寡头制(Oligarchy) ，民主制(Democracy) 和僭主制(Tyranny) 。他指出如果一个次完美的社会执政出现错误，那这个社会就会先演变成为Timarchy，再变成民主制，最后变成僭主制，这个演变过程通常也伴随着道德的沦丧。在此，柏拉图耗费大量笔墨对民主进行了猛烈地攻击。他认为寡头制用财富作为衡量优劣的唯一标准，这势必导致穷人和富人间的战争，当穷人取得胜利之后，柏拉图说： “穷人处死或流放他们的反对派，将同等的社会权利赋予其他所有人，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在政府中担任职务，从而开始实行由多数人统治的民主制。”[10] 在民主制度下，没有人再尊重权威，每一个人都为了自己，没有人再顾及别人的安危，任何人都可能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并做出重要的决定，这样一来，所有以前的规范都不复存在，整个社会陷入一种极端的无政府状态，“那么，这些都是民主的特征。这样的社会里五花八门，不管人和人有没有区别，每个人都得到同等对待，社会显然处于无政府状态。”[11] 这种极端的自由一定造成党派斗争，并最终产生极权暴政 。“正如我刚才讲到，不惜一切代价地追求过度的自由最后一定导致民主的崩溃。”[12] 《法律》是柏拉图所有对话录中最长的一篇，全文基本上都是在描述如何建立一种介于君主制和民主制之间的政治制度，其中的很多论点是建立在对于雅典的批判的基础之上的。比如在讨论那个崭新的城市(Magnesia)是否应该建在离海岸很近的地方的时候，柏拉图认为港口国家很容易带来奢华和腐败，很显然这是在影射雅典。 文中的那位雅典陌生人是这样说的： “如果城市建在靠近海的地方，我们会有好的港口，但也就不可能种植我们所需要的一切农作物。为了抵御港口城市受到各种复杂、不良的影响，我们需要一个上天赐予的救星。一个靠海的国家看起来会很好，但在贸易交往的过程中，人民的心灵将会受到外界的腐蚀，公民们不仅对自己的国人不再信任，而且对别人也充满了敌意。”[13] 又比如说柏拉图认为以强大的海军为基础的国家会导致严重的社会和政治危机，这当然又是在暗指雅典。他认为海军(不包括舵手、桨手和船长)都胆小如鼠，因为他们随时都准备撤退到船上并逃走。然而，这些人在国内却享有极高的荣誉，那些本应该受到尊重的人(比如陆军)却得不到应有的荣誉，这样一来，整个社会就失去了正当合理的尊重和爱，那这个国家也就不可能长久了。 亚里斯多德作为柏拉图的学生与柏拉图一样都鄙视从事商业活动和手工制造的劳动者，他认为农民是更好的公民，因为他们对从事政治生活一向冷淡，很少参加公民大会，亚里斯多德在他的名著<<政治学>>中这样写到： “农民是最好的公民--因为没有太多的财产，所以他们总是忙于生产，极少参加公民大会。同样也由于他们缺少生活的必需品而不得不整天在田间劳作，他们也不贪图别人的东西，他们在劳动中获得更多的满足，只要从参与政治生活中得不到更多的好处，他们就对参与公共事务和统治国家没什么兴趣。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只想赚钱而不是为了名和誉。”[14] 他认为一个由农民组成的国家要远远优于由城市居民组成的国家。与此同时，亚里斯多德又坚信幸福和智慧只能从思考中获得，而思考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因此理想社会的公民应该是有一定物质基础的。乍听起来，这两种看法似乎是矛盾的，但实际上前一种想法只是他迫于现实的妥协。他深知在雅典现存的民主制度里面，与其任由那些拥有一定财产的城市居民思考国家大事并积极参与政治生活，还不如寄希望他们和农民一样远离政治事务，只去关心他们各自的生计。国家只需要由少数聪明的贤人来管理就是最理想的了。 亚里斯多德认为寡头制和民主制的混合体是最佳的政治制度。他将希腊当时的政治制度归纳为三种：僭主制、寡头制和民主制。他认为民主制走向极端就和僭主制没什么区别，两者都是人治而非法治，寡头制和民主制的共同缺点是它们不可能产生出合格的人来执政。在民主制度下，每一个公民都参与政治，但显然缺乏政治智慧，而在寡头制下，执政者虽然有钱，但又缺乏高尚的道德。由此，亚里斯多德建议一种民主制和寡头制的混合政体。在这种制度下，一少部分贤人从事军事、政治和宗教事业，而其它人则去种田和进行别的生产性活动，理想的状态是这些人有公民投票权，但并不担当任何国家公职。实际上，亚里斯多德和柏拉图一样也是主张所谓的“部分平等”，两人拥有非常相似的正义观，认为个人的幸福只可能建立在正义的国家基础之上。 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的思想是以人天生的不平等为基石的。他们力图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人生来在智力、道德上是那么的不平等，却为什么要分配给他们相等的政治权利呢？生在民主制盛行的古希腊时代，两位伟大的思想家用他们原创的思想和大量流传至今的作品做出了一个对后世具有无法估量的启迪意义的回答：雅典的民主制度从根本上违背了人类社会内在的、自然的金字塔结构，因此它造成社会的不正义，并扭曲了个人和社会之间的关系，从而无法维持一个国家持久的稳定和秩序。 另外，他们认为雅典的民主制度是以阶级为基础的，是一种穷人对富人的暴政，它依靠的是人的热情和幻想，而不是冷静的法律和人的智慧。雅典民众在政治生活中的狂热使得他们很容易丧失理性，进而做出草率的、不合理的政治决策。处决苏格拉底就是一个著名的例子。 前面已经提到，从罗马开始，一直到二十世纪法西斯主义等极权思想的出现，源于古希腊的反民主思想在欧洲大陆和革命时期的美国始终占有主导地位。法国人所追求的恐怕更多地倾向于斯巴达和罗马，而不是雅典；美国的创建者们也同样将雅典当作一个反面的例子，麦迪逊(James Madison) 和亚当斯(John Adams) 都曾报怨民主制度所造成的社会动荡和对私有财产的侵犯。当然，现代代议民主制度的发展和实践毫无疑问地展示了民主的优越之出，尤其是美国和英国稳定的政治制度和繁荣的社会生活，更加增强了人们对于民主的信心。无论民主与反民主的思想如何嬗变，有一点我们恐怕很难否定，那就是，这种源于古希腊并贯穿整个西方文明史的反民主思想对推动人类思想的进步和政治制度的完善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 (作者是美国Providian Financial Corp 的风险分析师。) 注 释： [1] 顾准，<<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年，p.66. [2] 顾准，<<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年，p.106. [3] Brummett, Palmira et al., Civilization Past & Present, Addison-Wesley Educational Publishers Inc., 2000, p.64. [4] 同上, p.65. [5] 同上, p.66. [6] Thucydides, translated by Rex Warner, 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Penguin Group, 1972, p.49. [7] 同上, p.435-436. [8] 转引自Roberts, Jennifer T., Athens on Trial,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p.48. [9] Plato, translated by Desmond Lee, The Republic, Penguin Group, 1987, p.123. [10] 同上, p.313-314. [11] 同上, p.315. [12] 同上, p.321. [13] Plato, translated by Trevor J. Saunders, The Laws, Penguin Group, 1975, p.159. [14] Aristotle, translated by T. A. Sinclair, The Politics, Penguin Group, 1992, p.368.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