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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谢维扬：《中国早期国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9—76、121—235、265—275、427页。 (2) 谢维扬并未对自己所用“权力”一词加以界定。本文为了与他的用语保持一致，以便进行讨论，也在许多地方用了这个词。严格说来，在前国家时期，一般认为存在的是非强制性的影响和权威，而非制度化的合法的强制性权力。因此，本文许多地方的“权力”，应当理解为非强制性的权威的权力。有关前国家社会的影响与权威，参见赛维斯：《原始社会组织的演进》（Elman R．Service，Primitive Social Organization：An Evolutionry Perspective），纽约兰顿书屋1971年版，第46—169页；塞维斯：《国家与文明的起源》（Elman R．Service，Origins of the State and Civilization：The Process of Cultural Evolution），纽约诺吞1975年版，第10—12、15—16、47—102页；弗里德：《政治社会的演进》（Morton H．Fried，The Evolution of Political Society），纽约兰顿书屋1967年版，第11—20、51—226页。关于“权威”与“权力”的区别，参见阿伦德特：《在过去与未来之间》（Hannah Arendt，Between Past and Future），纽约瓦伊金1961年版，第92—93页。 (3) 谢维扬：《中国早期国家》，第69—73、121—134、265—275页。若无特别注明，本文以及作者另外一篇文章（《部落联盟模式、酋邦模式与对外战争问题》，《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4期）所指古代希腊罗马国家产生时期，是指摩尔根和恩格斯所讨论的时期，也是谢维扬所讨论的时期。 (4) 谢维扬：《中国早期国家》，第122页；彼尔希茨：《论军事民主主义》，《民族问题译丛》1956年第3期，第70—71页；周一良、吴于廑主编：《世界通史》上古部分，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31页；金景芳：《中国奴隶社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页；林耀华主编：《原始社会史》，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73—376、451—466页；杨堃：《原始社会发展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84、262—265页；И．Л．安德列耶夫：《马克思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中关于原始社会结构和发展规律的论述》，见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中央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编：《民族学译文集》（一），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第19—20页；童恩正：《摩尔根的模式与中国的原始社会史研究》，见童恩正：《人类与文化》，重庆出版社1998年版，第365页；克里斯廷森：《酋邦、国家与社会演进》（Kristian Kristiansen，″Chiefdoms，States，and Systems of Socical Evolution″），见厄尔主编：《酋邦：权力，经济与意识形态》（Timothy Earle，ed.，Chiefdoms：Power，Economy，and Ideology），剑桥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9页。需要说明的是，并非此注中提到的所有著述都谈到了上述全部观点。 (5) 谢维扬：《中国早期国家》，第125—126页；路易斯·亨利·摩尔根：《古代社会》，杨东莼、马雍、马巨译，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125—126页。 (6) 谢维扬：《中国早期国家》，第127—134页。 (7) 谢维扬：《中国早期国家》，第127、128、129、130页。 (8) 摩尔根：《古代社会》，第129—130、136页。 (9) 谢维扬：《中国早期国家》，第131页；摩尔根：《古代社会》，第130—131页。 (10) 谢维扬：《中国早期国家》，第131页；摩尔根：《古代社会》，第143页。 (11) 谢维扬：《中国早期国家》，第132—13页；摩尔根：《古代社会》，第116—117页。 (12) 谢维扬：《中国早期国家》，第132页。摩尔根的原话只是说：“最高军事统帅的职位就是最高行政长官、国王、皇帝和总统等职位的萌芽。”摩尔根：《古代社会》，第116页。 (13) 谢维扬：《中国早期国家》，第132页。这里所谓“部落联盟的军事统帅”，完全是谢维扬个人的理解，摩尔根并未说巴赛勒斯是“部落联盟”的统帅。参见摩尔根：《古代社会》，第250页。 (14) 谢维扬：《中国早期国家》，第133—134、134、152、152—156、165页。 (15) 谢维扬：《中国早期国家》，第35页；童恩正：《摩尔根的模式与中国的原始社会史研究》，见童恩正：《人类与文化》，第366页。 (16) 摩尔根：《古代社会》，第225页。其他可参见第225—226、242、292—293页。 (17)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9页。 (18) 摩尔根：《古代社会》，第120—148、219—220、258—259、277—278、301、306页。 (19) 谢维扬：《中国早期国家》，第123—234、265—275页。相似的作法参见谢维扬：《中国国家形成过程中的酋邦》，《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第5期，第41—45页。 (20) 摩尔根：《古代社会》，第116—117、131—132、217、243、279、301—319页；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08、164页。 (21) 关于摩尔根的这个错误，参见塞维斯：《民族学百年争论：1860—1960》（Elman R．Service，A Century of Controversy：Ethnological Issues from 1860 to 1960），奥兰多学术出版社1985年版，第9—10、37、129—130页。关于原始社会不同的发展阶段，参见塞维斯：《原始社会组织的演进》；弗里德：《政治社会的演进》；塞维斯：《国家与文明的起源》；约翰逊与厄尔：《人类社会的演进：从游团到农业国家》（Allen W．Johnson and Timothy Earle，The Evolution of Human Societies：From Foraging Group to Agrarian State），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22) 安德列耶夫：《马克思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中关于原始社会结构和发展规律的论述》，见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中央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编：《民族学译文集》（一），第8—11、21—23页。 (23) 摩尔根：《古代社会》，第141、225、226、222—226、226、247—248页。 (24)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Thucydides，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I.13.1，见洛布丛书（Loeb Classical Library），史密斯（Charles Forster Smith）英译，哈佛大学出版社1928年版。 (25) 摩尔根：《古代社会》，第250页。 (26)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Aristotle，Politics），1285b20—1286b40，见洛布丛书，拉克姆（H．Rackham）英译，哈佛大学出版社1944年版。 (27) 摩尔根：《古代社会》，第250—251、283—284、293—294、152—153页。 (28) 谢维扬：《中国早期国家》，第138—139页。 (29)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99、120—121、106、144、164—165页。 (30) 摩尔根：《古代社会》，第222、254、249—250页。 (31) 谢维扬：《中国早期国家》，第162—265页。 (32) 李维（Livy），I.8.7，见洛布丛书，福斯特（B．O．Foster）英译，哈佛大学出版社与伦敦威廉·海涅曼1919年版。 (33) 摩尔根：《古代社会》，第311、320页。李维原话可参见李维，I.35.6。 (34) 摩尔根：《古代社会》，第320—321页。西塞罗原话可参见西塞较：《共和国》（Cicero，Dere publica），II.20，见洛布丛书，凯斯（Chinton Walker Keyes）英译，哈佛大学出版社与伦敦威廉·海涅曼1928年版。 (35) 摩尔根：《古代社会》，第312—313页。 (36)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02—103、103、105页。 (37) 马克思：《路易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见《马克思古代社会史笔记》，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06页。 (38) 关于酋邦社会等，参见弗思：《我们蒂科皮亚人》（Raymond Firth，We，the Tikopia），伦敦艾伦与昂温1936年版；利奇：《缅甸高地的政治制度》（Edmund R．Leach，Political Systems of Highland Burma），波士顿比肯出版社1954年版；柯克霍夫：《人类社会的氏族原则》（Paul Kirchhoff，″The Principles of Clanship in Human Society″），见弗里德主编：《人类学读本》（Morton H．Fried，ed.，Readings in Anthropology）2，纽约托马斯Y．克罗韦尔！959年版，第259—270页；塞维斯：《原始社会组织的演进》，第133—169页；弗里德：《政治社会的演进》，第109—184页；塞维斯：《国家与文明的起源》，第71—102页；桑德斯：《从酋邦到国家：危地马拉卡米纳流玉的政治演进》（William T.Sanders，″Chiefdom to State：Political Evolution at Kaminaljuyu，Guatemala″），见穆尔主编：《重建复杂社会》（Charlotte B．Moore，ed.，Reconstructing Complex Societies：An Archaeological Colloquium），《美国东方研究院杂志增刊》（Supplement to the ulletin of the Americal Schools of Oriental Research），20（1974），第97—121页；约翰逊与厄尔：《人类社会的演进：从游团到农业国家》，第207—245页；斯坦与罗思曼主编：《近东的酋邦与早期国家：复杂社会的组织动力学》（Gil Stein and Mitchell S．Rothman，eds.，Chiefdoms and EＡrly States in the Near East：The Organizational Dynamics of Complexity），麦迪逊史前史出版社1994年版；阿诺德与吉布森主编：《凯尔特酋邦与国家：史前欧洲复杂社会制度的演进》（Bettina Arnold and D．Blair Gibson，eds.，Celtic Chiefdom，Celtic State：The Evolution of Complex Social Systems in Prehistoric Europe），剑桥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1—71、97—136页。 (39)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17页。 (40)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44、145—146页。 (41) 按照谢维扬的观点。参见谢维扬：《中国早期国家》，第72—73、162—165页。 (42) 摩尔根：《古代社会》，第120—225、277—321页；各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82—157页。 (43) 谢维扬：《中国早期国家》，第128—129页。 (44) 摩尔根：《古代社会》，第120—148、187—215页；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92—93页。 (45) 摩尔根：《古代社会》，第193页。 (46) 谢维扬：《中国早期国家》，第140D赠；霍奇：《阿兹特克城邦》（Mary G．Hodge，Aztec City—States），安·阿伯密歇根大学人类学博物馆1984年版；康拉德与德马雷斯特：《宗教与帝国：阿兹特克与印加扩张之动力研究》（eoffrey W．Corad and Arthur A．Demarest，Religion and Empire：The Dynamics of Aztec and Inca Expansionism），剑桥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1—83页；卡拉斯科：《阿兹特克帝国的领土结构》（Pedro Carrasco，″The Territorial Structure of the Aztec Empire″），见哈维主编：《墨西哥谷地的土地与政治》（H．R．Harvey，ed.，Land and Politics in the Valley of Mexico：A Two Thousand year Perspective），阿尔布开克新墨西哥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93—112页；霍奇与史密斯主编：《阿兹特克王国的经济与政治》（Mary G．Hodge and Michael E．Smith，eds.，Economies and Polities in the Aztec Realm），纽约州立大学奥尔巴尼分校中美洲研究所1994年版。 (47) 摩尔根：《古代社会》，第196页。 (48) 摩尔根：《古代社会》，第205页。当然，阿兹特克人是否从来没有过“联盟大会”，当代研究者是有着不同看法的。比如，可参见乔治·瓦伦特：《阿兹特克文明》，朱伦、徐世澄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22—123页。 (49) 摩尔根：《古代社会》，第254、220、229—230页。 (50) 关于锥形氏族，参见柯克霍夫：《人类社会的氏族原则》，见弗里德：《人类学读本》2，第259—270页；关于酋邦，参见塞维斯：《原始社会组织的演进》，第133—169页。 (51) 塞维斯：《民族学百年争论：1860—1960》，第9—10、37、129—130页。 (52) 摩尔根：《古代社会》，第323—324 。 (53) 摩尔根：《古代社会》，第219—220、258—259、277—278、301、306页。 (54) 谢维扬：《中国早期国家》，第131页。 (55) 弗格森：《从酋邦到城邦：希腊经验》（Yale Ferguson，″Chiefdoms to City—States：The Greek Experience″），见厄尔主编：《酋邦：权力、经济与意识形态》，第169—192页；塞维斯：《民族学百年争论：1860—1960》，第10、37、129—130页。 (56) 我们还讨论过谢维扬关于部落联盟模式与对外战争关系问题的观点（《部落联盟模式、酋邦模式与对外战争问题》）。谢维扬认为，在通过这种模式产生国家的过程中，“与外部政治实体的冲突以及对武力的使用都几乎不占任何地位”。参见谢维扬：《中国早期国家》，第158—165页。然而，我们的研究却表明，事实并非如此；在谢维扬举为部落联盟模式的例子中，其实际历史情况是，对外战争都具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