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对西欧近代资本主义早期市场的研究日趋重视。然而，西欧早近代市场与前近代的中世纪市场有直接的转承关系，故而对早近代市场的研究迟早要上溯到中古市场。实际上，在西方对中古市场的研究一直在商业史和经济史的范畴内进行。自19世纪末以来，西方学术界对中世纪商业和市场的研究大体上经历了一个从“长途贸易”论到“内部根源”论、再到“商业化”学说为主导的学术发展历程。这里我们主要以对英国的研究为主线作一简要评述。 一、“长途贸易”论与商业和城市研究 市场是商业交换的基础设施，对中世纪市场的研究是从商业史研究开始的。西方学者研究中世纪的商业起源和商业形态，目前主要存在两大学术流派。一派以资本主义起源问题上的“长途贸易”论为指导，主张中世纪商业复苏是地中海贸易区与波罗的海贸易区及北海贸易区之间打开了贯通西欧大陆的国际长途贸易的结果，城市兴起也主要出现在国际长途贸易集中的商业沿线。他们的观点长期以来代表西方经济史和商业史研究的主流派，也是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学派。另一派坚持资本主义起源问题上的“内部根源”论观点，认为封建社会自身的生产力进步和生产关系的变化才是商业和城市发展、同时也是资本主义起源的根本原因。这一派代表马克思主义的史学观，主要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奠立起来。 在西方商业史研究领域，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以长途贸易论和城市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学派长期占据主导地位。他们对中世纪商业的研究主要着眼于大型国际集市、中心港口城市和少数大宗产品以及奢侈品的国际长途贸易，很少去注意单个国家和地区在本土范围以内的地方市场和内地贸易。他们的学术思想在总体上显示“商品经济是外于封建的”，（注：马克垚：《说封建社会形态》，《历史研究》，2000年第2期，第9页。）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和封建制度本身都是在“外来”商业贸易的影响和侵蚀下趋向瓦解的。 这一派观点的理论倾向可以追溯到18世纪的亚当·斯密。亚当·斯密的历史经济学理论主要阐述了近代以来市场社会或商业社会的产生与运行。他主要不是从生产出发，而是从交换出发来分析社会历史的进步，认为交换和交换赖以存在的劳动分工、市场与城市的发展才是历史发展与进步的主线。从这样的思想理论出发，亚当·斯密分析西欧从中世纪农业社会向近代商业社会转变时，认为主要原因是中世纪后期和近代早期的西欧城市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注：亚当·斯密：《国富论》，第3卷；参见王渊明：《西欧现代化的曙光》，丁建弘主编：《发达国家的现代化道路》，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3页。）亚当·斯密的学说开启了欧美学者研究经济史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潮的先声。 进入20世纪以后，比利时历史学家亨利·皮朗(Henri Pirenne)和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等人又发展了亚当·斯密的古典自由主义理论。 亨利·皮朗是“长途贸易”论的主要奠基人。他研究中世纪欧洲经济史首先注意到11世纪时北欧地区的商业贸易发展起来，认为这是欧洲国际长途贸易恢复后的结果。他说：“最初的推动力来自外界，在南方是威尼斯，在北方是斯堪的纳维亚的航运。”（注：亨利·皮朗：《中世纪欧洲经济社会史》，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43页。）在此之前，他假定东西方贸易和欧洲内部的国际贸易在加洛林时代因阿拉伯帝国的扩张而断绝；（注：皮朗有一个著名的观点，即：“没有穆罕默德，就没有查理曼”。）10世纪以后，特别是随着“十字军”东征以后，阿拉伯人的阻隔又逐渐被打破，“整个地中海向西方开放，或者说重新开放了，”欧洲的海运商业由此兴起。“随着海运商业复兴而来的是海运商业向内地的迅速深入。不仅是农业因市场需要农产品而受刺激，及受交换经济的影响而变成交换经济的一部分，而且还产生了一种新的出口工业。”（注：亨利·皮朗：《中世纪欧洲经济社会史》，第31页。）海运商业向内地深入，刺激了农业社会的变化和商业经济兴起。所以，皮朗强调：“凝固于农业文明中的西欧，倘若没有外界的刺激和范例，是不能如此迅速地习惯于一种新的生活的。”（注：亨利·皮朗：《中世纪欧洲经济社会史》，第44页。）总之，在皮朗看来，长途贸易的恢复是改变欧洲的契机。 这种长途贸易理论在二次世界大战后，得到罗·斯威齐等人的继续发展。斯威齐与多布进行关于资本主义起源问题的争论时，从总体上赞同“贸易的发展是西欧封建主义没落的决定因素”。他认为，主要根源于国际长途贸易的商业活动是促成新的生产体系产生的主要动力；一种“为交换而生产”的新生产体系冲击着“为使用而生产”的旧生产体系，最终促使了封建制度的瓦解。 到了20世纪70年代，费尔南·布罗代尔又为长途贸易论思想做了重要的阐释。布罗代尔在其研究欧洲经济文明史的一系列著作中提出了“经济世界”的观点。他构架的“经济世界”主要由大城市联结的国际长途贸易组成。在论及中世纪的“经济世界”时，布罗代尔曾认为，中世纪的欧洲经济有两大“发展极”，即意大利和莱茵河下游的北欧地区。他说：“正是在这些年代（1130-1160年），尼德兰和意大利北部这两个电极真正接通了电路。电流大体上经由法兰西地峡从南到北地贯穿欧洲。”“在欧洲地域建立起来的新的经济世界以特鲁瓦、普罗万、奥布河上的巴尔和拉尼为中心。这一空间很早就具有经济世界的区域特征。”（注：费尔南·布罗代尔：《法兰西的特性》，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27页。）在布罗代尔看来，这个“经济世界”内部的长途贸易形成了商业性的城市网络。不过，他认为在地理大发现以前，经济变化已经“把城市网络的次要点拖得筋疲力尽，而主要点却从中得益。”（注：费尔南·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3卷，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602页。）所以，到了近代早期，主要是伦敦、巴黎、开罗、伊斯坦布尔和北京等这样几个大城市拉动着整个世界经济。 布罗代尔的经济文明史体系也从总体上强调市场在经济转型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他在研究前工业时代欧洲经济史的《文明和资本主义》一著中，对市场的作用做了结构性描绘。他说整个社会的经济结构好比一栋三层的楼房，可以分为三个部分，底层代表物质文明，由人口、物资、能源和货币这些资源组成，是日常生活的基础结构或环境；顶层代表资本主义，是一个全球范围内的比较复杂的经济活动；而处在中间层的就是以交换形式而存在的市场，它联结上、下层，使房子合在一起，所以对这座房子的整体结构取得关键性的作用。（注：费尔南·布罗代尔：《1400-1800年的资本主义与物质生活》(F.Braudel,Capitalism and Material Life 1400-1800,New York:Harper and Row,1975)；另见，科娃雷斯基：《中世纪艾克斯特的地方市场与地区贸易》(Maryanne Kowaleski,Local Markets and Regional Tradein Medieval Exeter,Cambridge;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介绍，第1页。）但是，布罗代尔所理解的市场主要是由长距离贸易所形成的所谓“高水平的商业”(an upper level of trade)，对于联结内地贸易的地方市场，他没有给予应有的注意；而且，他的大多数研究在时间上主要关心早近代的贸易，而不是中世纪贸易。（注：科娃雷斯基：《中世纪艾克斯特的地方市场与地区贸易》，介绍，第1页。） 20世纪后期与长途贸易论思想相联系的其它西方经济史理论还有“经济全球化”学说和“世界体系”理论。 “经济全球化”学说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末。当时国际经济史界出现了一种思潮，试图用一种“非欧中心论”的模式对前近代的世界历史做出解读。它的代表人物是珍妮·阿布－卢格霍德和贡德·弗兰克。1989年，阿布－卢格霍德在《在欧洲霸权之前：1250-1350年的世界体系》一书中提出了“13世纪非洲－欧亚世界体系”的概念。她认为有8个相互联系的以城市为中心的地区结合，组成了一个统一的13世纪的非洲－欧亚世界体系和分工；这8个相互联系的地区又被分成3个相互联系的内部紧密的亚体系：(1)欧洲亚体系，包括香槟集市、弗兰德尔的工业以及热那亚和威尼斯商业区；(2)中东心脏地带及其联结东西方的商路，这些商路经由巴格达和波斯湾、开罗和红海而延伸到蒙古人控制的亚洲；(3)包括印度、东南亚和中国在内的印度洋－东亚亚体系。历史上重大的机遇和灾难以及14世纪中期的危机和黑死病对于它们几乎是共同的。（注：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94页。）阿布－卢格霍德对古代史的全球化分析为弗克写作《白银资本》提供了灵感。在阿布－卢格霍德所研究的13世纪世界经济的基础上，弗兰克重新研究了从中世纪到近代早期（1400-1800年）东西方贸易的结构和性质。他提出从航海大发现直到18世纪末工业革命之前，世界经济（主要是世界贸易）实际上是“亚洲人的时代”。这个观点在近几年出台以后，几乎成为一时的绝响。 其实，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对中世纪经济世界的分析也有类似的见识。他曾经说：让我们看看在1450年之前的3个世纪中世界上发生了什么？在12世纪，东半球拥有众多的帝国和小世界，它们中有许多在边界上互相联结。当时，地中海是一个贸易中心，拜占廷、意大利城邦以及某种程度上北非的某些部分都在这里相遇。印度洋——红海混合区形成另一个这样的中心。中国地区是第三个。从蒙古到俄国的中亚大片陆地是第四个。波罗的海地区正在形成第五个。从经济意义上说，当时西北欧还是一个“非常边缘的”地区。（注：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卷，第14页。） 从世界体系理论和经济全球化理论对前工业化时代世界经济格局的分析中，我们看到，这两种理论在某种意义上实际是把皮朗所开创的国际长途贸易理论所包含的历史空间舞台扩大了。在这个扩大了的空间里，新的研究者在学术视野上比前辈学者更加开阔，学术观点也不再保守前辈学者的历史自负。他们从中古及近代早期的国际长途贸易格局中看到的不是商业刺激发展而显示的西方资本主义兴起的历史独特性，而是欧洲在这种不平等的前近代国际贸易中所处的劣势地位和后来的崛起。这样的研究结论无疑给鼓吹“欧洲中心论”的西方自由派正统史观提出了修正。这种新的认识观在西方近年来出版的某些中世纪史著作里已有反映。如认为，西欧在中期中世纪出现的盛世繁荣，是因为西欧当时处在一个十分有利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里。那就是，欧亚大陆政治地理的运动趋向——主要是中亚游牧民族的运动，在促成东西方的贸易关系中倾向于给西欧带来一种“优惠”。以英国而言，它处在欧亚大陆的西部尾端，一旦它与覆盖整个西欧北欧和地中海地区的商业网络接头以后，这个网络就从远至东方的印度、中国和东南亚输入商品，这样就带动了英国的商业贸易。英国成为欧亚国际贸易网络中的一分子，它在这个贸易网络中的当时地位可能还“相当谦卑”，主要是原材料的提供者和制成品及奢侈品的进口者；（注：尼格尔·苏：《牛津英国中世纪插图史》(Nigel Saul,The Oxford Illustrated History of Medieval England,Oxford;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第146页。）但是，“不能排除正是这种贸易在商人中间造就了拥有大量财产的人，又在领主阶层中间造成了豪阔消费的时尚。”（注：理查德·摩尔的莫：《安茹英国：1154-1258》(Richard Mortimer,Angevin England,1154-1258,Oxford,UK:Blackwell,1994.)，第193页。） (责任编辑：admin) |